中美媒体互文挪用现象对比研究
——以2015年12月8日北京雾霾新闻报道为例

2017-03-10 07:31赵梦媛刘金明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7年8期
关键词:光明日报互文情态

赵梦媛,刘金明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中美媒体互文挪用现象对比研究
——以2015年12月8日北京雾霾新闻报道为例

赵梦媛,刘金明

(湖南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根据Jef Verschueren对“互文挪用”的定义,相同的“事实”在跨越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区域后,不可避免地纳入特定解释框架。中美两国由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不同,对北京雾霾的新闻报道存在着差异。文章从词汇、句式选择、情态等方面对比分析中美媒体在北京雾霾新闻报道中的互文挪用现象,旨在揭示互文挪用的本质。

互文挪用;北京雾霾;中美媒体

在国际新闻报道中,当一个语篇跨越了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区域,不可避免地就被纳入特定的解释框架,赋予其不同的含义。这就是Jef Verschueren提出的互文挪用的新概念。[1]本文在此概念的基础上,选取了中国《光明日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对2015年12月8日北京雾霾红色预警的新闻报道,从词汇、句式选择、情态运用等方面对比分析其互文挪用现象,探讨其中互文挪用的作用和意义,揭示互文挪用所体现的意识形态的差异。

一、互文挪用的内涵及表现形式

挪用往往意味着一个符号系统和语篇与另一个符号系统和语篇之间的跨界互动和流通转换的过程,这必然会涉及语境的改变和转换。因此,挪用总是跨语境的,它通常把一个语篇整体或部分元素从原语境中抽离、提取出来,并将其置入一个全新的语境中,利用截然不同的语境和理解结构造成源语篇意义的改变或“语义转换”。[2]本文引介“互文挪用”这一术语,将其重新界定为,在国际新闻报道中事件的形成顺应特定的阐释模式或意识形态的过程。每个语篇都存在于与其他语篇的关系之中,每个语篇又为新语篇的产生提供上下文。也就是说,当前语篇以以前语篇作为语篇生成的语境因素之一,本身又将作为以后语篇生成的一种语境因素。[3]公共语篇中的互文挪用可以起到促进社会团结及社会政治融合的作用。作者假定其挪用的文化素材与读者共知,但有时话语识别者并不能识别源文本的共享信息。尤其是在当今国际新闻报道中,相同的“事实”会跨越不同的社会、文化、政治区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特定解释框架,在不同地区产生迥然不同的意义,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互文挪用”。[1]

互文挪用的表现形式很多,主要体现在词汇、句式选择、情态运用等方面。通过对这些方面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其中互文挪用的真正含义。中美媒体对北京雾霾的新闻报道,体现互文挪用的地方是两国媒体在雾霾新闻报道中的词汇、句式选择、情态运用等方面,从中表现出两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意识形态在互文挪用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和作用,也是互文挪用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互文挪用现象对比分析

(一)词汇和句式选择方面

1.词汇

从词汇方面来看,美国《华盛顿邮报》对2015年12月8日的中国雾霾的新闻报道标题为:“Beijing issues first red alert for air pollution—but there’s a silver lining in the smog”,对中国雾霾的严重性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描述,首先是一些形容词的描述,“unbridled”“deadliest”“chocking”“heavy”“highest”“terrible”“unhealthy”“hazardous”“horrendous”“worst”“unconvinced”,通过这些形容词的运用来渲染北京雾霾的可怕和严重程度。除此之外,还使用了一些动词来突出雾霾的危害性,如“urge”“restrict”“close down”“kill”“avoid”“dare”,这些动词从不同角度突显出雾霾的危害性和严重性。为了将北京雾霾的严重程度进一步扩大,《华盛顿邮报》还使用了一些名词,如“disregard”“20 times”“fools”“anger”。除了形容词、名词、动词的运用,美国媒体(以下简称美媒)还使用了一些表示程度的词,如“utter”“very”“worse than”“more than”“extreme”。通过对这些词语的分析可以看出,《华盛顿邮报》运用大量的词汇来表现和突出北京雾霾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达到了一种骇人听闻的效果。相比之下,中国的《光明日报》对此次雾霾的新闻报道标题为:“聚焦北京首个雾霾‘红警’”,在这篇报道中,采用一些简单的词汇对雾霾进行了描写,如名词“重污染”“重度雾霾”“爆表”,还有一个形容词“最严重的”。中国媒体(以下简称“中媒”)把报道的重点放在了政府的应急措施上,运用了大量的动词来体现北京政府积极应对的举动和态度,如“实施”“探索”“要求”“加大”“加强”“明察暗访”“当机立断”“督查”“检查”“通报”“带头”“处罚”。通过这些动词的使用突显了政府对雾霾事件的积极应对,从而树立了负责任政府的良好形象。

2.句式选择

美国《华盛顿邮报》通篇采取陈述句式。一般来说,陈述句的使用给人以客观的印象,符合新闻的表达形式。但《华盛顿邮报》通过大量的陈述句式来描述北京雾霾,貌似客观,实则夸大其词。而相比之下,中国《光明日报》则采取反问句和陈述句相结合的形式,通过四个反问句的使用,“启动时机:除了污染持续时间,还考虑别的因素吗?”“信息发布:13小时内,如何通知上千万市民?”“监管执法:不打招呼、明察暗访、直接曝光能做到吗?”“配套设施:从建议弹性工作到放假还有多远?”更能突出新闻内容的重点,更能抓住新闻的主要内容。每个反问句后面都通过陈述句给出了相应的具体回答,使得内容更具有条理性和逻辑性。反问句和陈述句的结合使得新闻报道更加全面客观,侧面表现出政府对此次雾霾的高度重视并且采取了很多切实可行的措施来应对。这些有针对性的问题的提出与回答有理有据,突出重点,吸引了读者的关注。

从词汇和句式层面的互文挪用现象可以看出,中美媒体对同一则新闻事件的报道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性。美国的《华盛顿邮报》运用大量的形容词、动词和名词以及一些表示程度的词来表现此次雾霾的严重程度,从侧面对中国政府的行为予以否定,存在一定程度的夸张色彩,在句式选择上通篇采取陈述句式来进行表述,貌似客观,实则夸大其词。相比之下,中国的《光明日报》使用大量的动词以及采取反问句和陈述句相结合的形式,突出了中国政府积极认真应对雾霾的负责任的良好形象。

(二)情态运用方面

莱昂斯认为情态表达了说话人对语句或语句描述情景的看法和态度。它不仅仅只局限于情态动词,也可以通过情态副词体现。[4]帕尔默也认为情态涉及了话语的主观性,甚至认为主观性是衡量情态的基本标准,所以他将情态定义为说话人主观态度和看法的语法化。[5]情态主要是由情态动词和情态副词或者通过两者相互的结合实现的。[6]情态本身具有评价意义,它表达说话人的积极或者消极评价,体现说话人的情感态度。[7]通过对情态词语的分析,我们可以从情态运用层面来理解中美媒体对同一则新闻事件报道的差异性,理解互文挪用的内涵和用法。

通过两大媒体对政府发布红色预警信号的描述可以看出,《华盛顿邮报》对这一行为的描述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推测。首先,通过其中的情态副词体现出来,如“perhaps”在文中出现了好几次,从侧面说明新闻报道的主观推测的色彩。[8]其次,运用了一些表示情态的短语,如“reluctant to”“believe it or not”这些词语的运用表明美国媒体对中国政府的形象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性描述和推测,并没有进行客观的评价,体现了意识形态上的主观色彩。再次,《华盛顿邮报》还运用了许多情态动词对北京雾霾和中国政府的行为进行表述,如“could”“would”“have to”“can”“dare”,这些情态动词的运用可以看出美媒新闻报道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性色彩。美媒认为中国现在的空气质量相比十年前可能已经算是最好的了,中国政府不愿意承担红色预警所带来的经济费用。美媒还重点介绍了一个对中国政府的行为持反对意见的人的观点。那位反对者说:“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傻子,明天你敢关闭所有的煤炭和化工企业吗?”从这些情态动词的使用上也可以看出,美媒这篇新闻报道存在意识形态上的臆断色彩。

而《光明日报》主要使用了一些情态动词对政府应对雾霾的态度和采取的措施进行描写,文中运用了“要”“应当”“要求”,从这些情态动词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在雾霾治理上负责任的态度和做法,严格按照规章制度的要求进行治理和控制。所以中国政府的行为完全是有理有据的,并不像美媒声称的那样,迫于外界的压力才发布的。此外,中国政府也出台了相应的应急策略和严格的防控措施,力求将雾霾的危害降到最小化。

除了词汇、句式选择、情态运用等方面的表现外,对于这一事件的整体描述,双方也存在着视角的差异。美媒认为,未能及时发布红色预警信号是由于中国政府或是不愿意承担红色预警所造成的经济代价,或是不愿意接受社会媒体的严厉指责,在公众压力之下被迫实行红色预警。而《光明日报》认为,中国政府启动红色预警是根据《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规定,当预测空气重污染将持续3天(72小时)以上才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此外,在红色雾霾预警措施中,中国政府采取强制性的措施,如加大应急措施的落实,加强督查督办,明察暗访,不打招呼,直奔现场,直接曝光。对于违法行为,当机立断采取措施。对于中国政府的这一行为,《华盛顿邮报》选取了一个反对者的观点进行说明。这位反对实行机动车单双号行驶的人言辞激烈,通过对这位机动车的车主进行描述,从侧面来指责中国政府实施这一行为的不合理性,美媒把侧重点放在了负面信息的报道上,并没有对中国政府的这一行为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综合性的评价,只是选取了一位持否定态度的人的观点,不具有代表性,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媒对中国政府的偏见。而《光明日报》对于政府的这一行为也作出了解释,北京市环保局应急处处长王斌表示,这次重污染虽然预测强度不如上次,但持续时间长,预报区域大、范围广,及时实施更强的应急措施,减排力度大,能缓解重污染程度,更有利于保护公众健康。中国媒体的新闻报道引用权威机构或者是有代表性的发言人的话语,使其报道更具有说服力,增加公信度。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华盛顿邮报》与《光明日报》的报道明显地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对于同一雾霾新闻的报道,双方的侧重点也各不相同,所要突出的主题也有区别。《华盛顿邮报》重点突出北京雾霾的严重性和一些负面报道,[9]一定程度上暗含了对中国政府行为的指责。同时美媒的报道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主观色彩,这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体现和反映。而《光明日报》重点反映了中国政府对雾霾事件积极主动应对的良好形象,从多方面采取多种手段来应对严重的雾霾天气,同时《光明日报》中引用的人物话语都是来自权威性、代表性的人物或者是一些权威相关机构的讲话,这样更加具有说服力和公信力。从《光明日报》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政府为应对雾霾的红色预警做了全方位的准备和应急措施,保证了市民的正常生活和日常活动,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职能和责任。

三、结论

互文挪用现象在国际新闻语篇中专指相同的“事实”会跨越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区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到特定的解释框架,赋予其不同的意义。信息的传递永远不可能达到中立的效果,不带有任何视角或者立场的交流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1]通过对比中美两大主要报纸上有关北京雾霾的新闻报道,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中美媒体在词汇、句式选择、情态运用等方面存在差异,同时也可以看出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的区别。美国长期以来的霸权主义政策,对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和阻碍,试图制造各种不利活动干涉其发展,在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中,不可避免地也会表现出霸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对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加入一些主观的色彩,这一点在《华盛顿邮报》中已经有所体现。[10]而光明日报则更加客观一些,它主要把重点放在了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全力以赴的采取各种措施来响应红色预警,以保障人民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体现为人民服务的良好形象。

从中美媒体对于北京雾霾新闻报道的研究中可以发现,互文挪用现象无处不在,通过对互文挪用现象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新闻的真正含义,把握意识形态在新闻语篇中至关重要的作用和影响,揭示互文挪用的本质。

[1]Verschueren,J.Intertextual Appropriation:Note on the Pragmatics of International Flows of Meaning[J].Foreign Language and Their Teaching,2014,(5).

[2]程军.论戏仿的挪用策略[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4,(3).

[3]刘金明.语篇语言学流派与语篇交际的构成原则[J].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3).

[4]Lyons,J.Semantic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5]Palmer,F.R.Mood and Modality[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6]梁晓波.情态的多维研究透视[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1).

[7]杨曙,常晨光.情态的评价功能[J].外语教学,2012,(4).

[8]莫运国.英汉情态(语气)副词的语用对比研究[J].哈尔滨学院学报,2010,(4).

[9]钟玉蓉.中美纸媒环境新闻对比研究——以《China Daily》与《Washington Post》对中国雾霾报道为例[J].西部广播电视,2015,(5).

[10]魏世传.浅析《纽约时报》中国雾霾报道的特点和启示[J].今传媒,2014,(9).

责任编辑:张 庆

The Contrastive Study of Inter-textual Appropri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Media——A News Reports of Beijing Smog of 8thDecember,2015

ZHAO Meng-yuan,LIU Jin-ming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Xiangtan 411201,China)

According to Jef Verschueren’s definition of inter-textual appropriation,the same “fact” may inevitably get into the specific explanation framework across various society,culture and political zones.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news reports of Beijing smog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media due to social difference,culture,ideology,etc. Inter-textual appropriation in the news reports of Beijing Smog is compared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media from the aspects of lexical choices,modality in order to reveal the essence of inter-textual appropriation.

inter-textual appropriation;Beijing Smog;Chinese and American media

2016-11-02

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2YBA139。

赵梦媛(1990-),女,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理论语言学研究;刘金明(1963-),男,湖南汨罗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语篇语言学、跨文化修辞学研究。

1004—5856(2017)08—0100—04

H315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8.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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