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

胡 颖

(云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
——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

胡 颖

(云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党的十八大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报告中首次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深化发展了“三个自信”，增加了“文化自信”，进而提出“四个自信”的要求，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十八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国内外发展全局，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任务，提出了很多新观点、新论断和新要求。其中，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和强调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在“七一”重要讲话中首次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对自身文化的价值和内涵的高度重视，是对我国文化生命力的充分肯定，同时，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保障。因此，在“四个自信”提出的背景下，对“四个自信”的提出历程和必然性、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的逻辑关系进行梳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四个自信”的提出历程

根据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内容可以梳理出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的提出过程，也可以从中看出党和国家对文化自信提法的变化历程。根据对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的不同论述，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三个自信”和文化自信分别论述阶段

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第二部分中首次提出：“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1]同时，十八大报告中也强调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报告在第六部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提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1]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都是党和国家所强调和重视的，只是在论述上没有合为一体，而是以“三个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形式分别加以论述。

(二)第二阶段：“三个自信”和文化自信集中论述阶段

2014年3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十二届人大二次会议贵州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中，首次将“三个自信”和文化自信集中进行论述。他提出：“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2014年10月15日，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2]2014年12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与澳门师生座谈时特别强调：“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基础。”2015年11月3日，第二届“读懂中国”国际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会见外方代表时强调：“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五千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3]2016年5月17日，他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4]这一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论述“三个自信”的同时也在强调文化自信的本质和价值，将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的重要性提到了相同高度，为文化自信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体系打下了基础。

(三)第三阶段：“四个自信”阶段

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固本培元，把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引导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5]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其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6]这一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将“三个自信”和文化自信合为一体，创造性地提出了“四个自信”，丰富和发展了“三个自信”的理论根基。

二、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的必然性

“四个自信”的提出绝非偶然，它是建立在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个视角的科学把握和认识基础上提出来的。可以说，从理论视角、历史视角、国外视角、现实视角和执政视角五个方面，都可以证明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具有必然性。

(一)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是更系统、更深刻、更全面地把握“中国自信”的要求

丘吉尔曾说过：“我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位莎士比亚。”可以看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重要支撑和基本内容，如果一个国家丧失了文化自信，自然也就失去了发展的活力。早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时就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7]因此，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基础上又添加了文化自信。“三个自信”中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偏重于外在层面，而文化自信更偏重于内在层面，我们的“中国自信”不能仅仅停留在所取得的财富和国际地位的物质层面上，更要体现在我们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制度和理论的认同层面上，而要实现认同，就必须依靠文化自信这一精神层面的动力。与“三个自信”相比，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将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融为一体，既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又极大地拓展了“三个自信”的广度和深度。因此，文化自信的提出是更系统、更深刻、更全面地体现了“中国自信”。

(二)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是对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独特优势的理性审视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阐述“文化自信”时提到，“文化”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形成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而这三种文化是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独特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自身的优越性。其生命力表现：一是中华文化延续五千年不衰，自秦朝以来两千多年保持统一，是世界主流文化之一；二是党和人民在战争年代形成的革命文化，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是在挨打之后总结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战斗经验；三是建国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当然，中华文化也具有自身的优越性，例如：与其他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排他性最小且包容性最强；世界上的四种原创文字，只有汉字传承下来，并且中国五千年以来流传下来的文献资料较为丰富，更利于文化的传承、接纳、创新和发展。这种生命力和优越性，是中华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独特优势，是中华文化区别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独特魅力。正是党和国家对中华文化的理性审视，为文化自信找到了历史依据，从而发现我们不仅要树立文化自信，而且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更有理由、更有能力树立这样的文化自信。

(三)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是应对西方文化产品输出和价值观渗透对我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的要求

当今时代，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文化全球化也在悄然进行。文化竞争成为继政治、经济、军事之外的一种国际较量，并逐渐形成文化贸易的全球市场。虽然国际上出现的“中华文化热”“孔子热”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着中华文化的价值和影响力，但和西方国家相比仍后劲不足。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媒体不遗余力地向发展中国家输出文化产品，以推行其价值观，实现文化霸权。以美国为例，利用全球化的优势，美国最大的出口产品不是农作物也不是工业产品，而是大批量生产的电影、电视、音乐、游戏等流行文化，这使得看美国大片、听美国音乐、穿美国名牌、吃美国食物成为了一种全球化的潮流趋势。而纵观文化产品输出的背后则是文化价值观的渗透。文化产品的渗透力要远远超过物质产品的渗透力，西方文化产品这种看似普通的输出，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本土文化和价值观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例如：某些人言必称西方，崇尚西方的生活方式，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和是非标准，甚至用西方的标准和观念来评判中国。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我们不能排外封闭，而应去粗取精，但这一切必须是建立在坚守和保持中国本土文化主流地位的基础上，并且应该不断提升本土文化的竞争力。而要做到这些，就需要树立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应对世界异质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心理支撑，文化自信是抵御西方强势文化渗透的精神航标。一个拥有文化自信的民族，不论经历怎样的文化冲击、怎样的时代浪潮都能始终昂首挺胸，以自己的文化和国家为骄傲，在世界民族之林屹立不倒。

(四)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是面对传统文化日趋淡薄，增强文化自觉、自信和自强的要求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沉淀、积累起来的，是一个民族智慧的结晶和历史的见证。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必然深深地刻上中华民族的烙印。随着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一是来自外来文化的入侵，但更多的是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淡忘甚至漠视。面对传统文化日趋淡薄的现状，党和国家提出了文化自信。这是因为：一方面，树立文化自信有利于巩固文化自觉，有利于更充分地把握我国的文化发展趋势和规律，更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文化的不足，从而实现自我反思、自我改善、自我超越，实现高度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树立文化自信可以充分体现我国发出建设文化强国声音的坚实底气，有助于实现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再到文化自强的文化强国的目标。

(五)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是推进治国理政，实现“中国梦”的要求

党和国家提出了文化自信，并把文化自信与“三个自信”融为一体，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一方面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趋成熟，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一资源宝库的深远价值和意义。中华优秀文化中蕴含的哲学思想、治国理念、道德观念等为党治国理政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例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多次引用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如“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治国理念，“尚贤者，政之本也”和“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的为政之道，“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的廉政理念，等等。此外，除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讲话中提到的诗词，还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仁者爱人”等很多思想资源都为更好地治国理政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只有将我国传统的优秀文化进行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发展，才能更好地推进治国理政，从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

三、“四个自信”的辩证关系

(一)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根基和保障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基础。其基础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1)党和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不仅是一种政治选择，更是一种文化选择。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个人、财富、金钱等理念不同，中国儒家文化宣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对民众的影响更加深远，而恰好社会主义的任务和目标与“大同理想”有异曲同工之处，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并反映着中国人民的意愿。(2)没有共同的文化认同，就没有对所选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认同，没有了这一认同，人们就会缺乏民族文化心理归属，就不可能对共同的发展道路、理论和制度进行深入地了解，也就无法谈自信问题。(3)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得以实现的保障。究其原因：一是文化自信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心理认同；在观念和行为上奉行社会主义，有利于凝聚共识、集结力量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二是文化自信可以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审视“三个自信”，使道路走得更理性，理论总结得更科学，制度实施得更有保障；三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体系可以夯实社会主义理论基础，提供思想资源，从而更好地指导社会主义事业。因此，文化认同的社会心理和共同的价值观支撑是“三个自信”的根基，文化的凝聚力量、理性审视和资源支撑是“三个自信”的保障。

(二)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结果和归宿

我们强调“三个自信”的原因是：对内，可让个人、集体、国家和民族对自身硬实力和所坚持的道路、理论、制度持坚信的精神状态，并施以持之以恒、不懈奋斗的实践；对外，在大国崛起的过程中，面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质疑，对自身所坚持和奋斗的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正确性和真理性表现出坚定不移的态度，并在国际社会上让中国故事讲得更好，传播得更远，得到更多认可。但仅仅依靠“三个自信”是远远不够的，如何将我们长期摸索和坚持的道路、长期实践得来的科学经验、长期调整并贯彻的制度甚至长期以来秉持的价值观、处世态度和原则说给老百姓听，讲给国际社会听，靠的不是站在田间地头或国际舞台上的口号标语，靠的是文化传播。一个国家的文化有没有魅力，有没有说服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价值观念、道路制度、理论体系是否能够得到世界的认可，甚至影响世界。因此，“三个自信”必将归结于文化自信的传播，即通过自身独特文化内在地、潜移默化地使民众全身心认同，使世界“心悦诚服”。之所以说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归宿和结果，是因为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有什么样的理论，持什么样的制度，最终必然以一种相应的文化表现出来。文化自信是“三个自信”的必然结果，如果“三个自信”最终没有沉淀为文化自信，最终没有表现为文化自信的话，那么“三个自信”也只能是装腔作势，根本没有落到实处。因此，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定自信只有转化并沉淀为文化自信，才能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持久的生命力和更广泛的影响力。

总之，从文化自信这一时代课题的提出，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的发展，是党和国家对“中国自信”更精准的把握，是发挥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要求，是应对西方强势文化输出，我国传统文化日趋淡薄，重树文化自觉自信的要求，是推进治国理政，实现“中国梦”的要求。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2).

[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15(2).

[3]陈振凯.习近平谈文化自信[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7-13(12).

[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12).

[5]李亚青.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为全面从严治党打下重要政治基础[N].人民日报，2016-06-30(1).

[6]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2).

[7]赵明仁，肖云.民族伟大复兴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N].光明日报，2013-12-04(1).

责任编辑：谷晓红

New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fter the 18thNational Congress of CCP——From “Three Confidences” to “Four Confidences”

HU Ying

(Yunnan University，Kunming 650000，China)

The 18thNational Congress of CCP is a sign that the care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into a new stage. In the report，three confidences——“the confidence of the road，theory，and system” are mentioned for the first tim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roposed “three confidences” in his speech for 95thAGM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irst and later “the confidence of culture” was added so there are “four confidences”. This is a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the victory of 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18thNational Congress of CCP；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confidence of culture

1004—5856(2017)09—0019—04

2016-11-25

胡 颖(1993-)，女，昆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D61

A

10.3969/j.issn.1004-5856.2017.09.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