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民族精神的两次现代转换及中国精神的深层基础

刘晨晔， 孙 擎

(辽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论中华民族精神的两次现代转换及中国精神的深层基础

刘晨晔， 孙 擎

(辽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9)

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不断丰富。古代农耕文明塑造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初始文化基因和传统形态。近代以来中西文化激荡碰撞，推动中华民族精神实现两次现代转换：一是西方工业文明影响下民主与科学精神的发展；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与法治精神的生长。这两次重大历史性转换均与20世纪社会主义兴衰及其引发的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和冲击密切相关：第一次转换是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启悟了中华优秀儿女；第二次转换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大厦轰然坍塌，中国共产党人直面严峻现实做出的艰难选择。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构成当代中国精神的四大深层基础。

中华民族精神；中国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契约精神；法治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历史悠久，积淀数千年，内涵博大精深，是孕育当代中国精神的深厚积淀和沃土基壤。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民族文化基因是中国梦的根与魂，他不仅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文化兴盛为支撑，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而且回溯改革开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建立，到辛亥革命、鸦片战争，乃至整个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来定位和发掘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值得学术界深入研究。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精神奠基于中国几千年来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下形成的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并在近现代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兴衰中实现了两次现代转换，铸就了当代中国精神的四大深层基础，这构成了理解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国精神之间关系演进的宏观历史脉络和观念基础。

一、农耕文明塑造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初始基因和传统形态

民族精神属于上层建筑，总是深深植根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中。在古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农耕经济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农耕经济直接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构成了中国独特的农耕文明。这种独特农耕文明的诸多特点深刻影响着生活在这一地域中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交往方式，使他们逐渐形成了稳定的道德准则，并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价值观念，进而孕育了一系列优秀的民族精神；在这种民族精神的影响下，出于将自己所处的社会建设得更好的强烈责任感等原因，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精神上的普遍社会认同，由此逐渐产生了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传统中国精神。

(一)中国农耕文明的初始基因及其影响下的中华民族精神

中国疆域辽阔，总体处于北温带和亚热带，地理位置比较优越，适宜农业发展。中华民族祖先的农业生产大约始于一万两千年前，几乎同时发祥于黄河、长江流域*彭世奖. 从中国农业发展史看未来的农业和环境[J]. 中国农史，2000(3)：86-87.。至夏商周“三代时期，农耕业已经成为中原华夏民族社会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华帝国’更是把‘重农固本’奉为治国的不易之道”*张岱年，方克立. 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6-27.。据著名史籍《国语》记载：“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左丘明. 国语 [M]. 北京:中华书局，2016:82.这种农耕经济特征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学术界通常把中华民族几千年优秀文化传统称为农耕文明。

1.中国农耕文明的初始基因

概括来说，中国农耕文明主要孕育以下初始基因。(1)亲自然性。传统农耕社会靠天吃饭，大自然的风调雨顺与人们的生活温饱密切相关，如何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就成为早期人类自觉程度及智慧水平的标志之一。换言之，越是发达的早期文明就越重视亲近自然。中国古代崇尚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文化精神就是发达农耕文明的生动写照。(2)重关系性。传统农耕社会是田园社会，大家都是乡里乡亲，抬头不见低头见，和谐邻里关系成为生产和生活的促进力量，并以小见大，扩展提升为利他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以及积极入世的人生哲学。(3)尚和合性。亲自然性和重关系性的双向互动作用，促使中华祖先形成崇尚和合的处事方式，遇事强调“和为贵”，主张走“中庸之道”，倾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实现和谐社会与大同理想。(4)尊男权性。传统农耕社会生产任务繁重、污浊又艰险，需要强大的体力支撑和胆识引领，加之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极其鲜明，容不得耽误延迟，这些恰恰更切合男性生理和心理特征，更适合由男性来肩负完成，从而形成男权社会，有了男女尊卑、等差级序，最终固化为纲常礼教。

2.中国农耕文明影响下形成的中华民族精神

张岱年先生等在《中国文化概论》中将中国传统自然经济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概括为“农耕经济的持续性与中国文化的延续力、农耕经济的多元结构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农耕经济的早熟与中国文化的凝重性”*张岱年，方克立. 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41.，这对于我们研究农耕文明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有着借鉴意义。高度发达的农耕经济孕育着中华文明的初始基因，型塑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精神。

首先是“刚健有为”精神主导下的优秀品质。人们在长期的农耕生产活动中，不断认识自然、适应自然、战胜各种自然灾害，由此形成了刚健有为的精神，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孕育出讲求实际、经世致用的务实精神，注重修养、讲求仁义的“重德”精神，以及勤俭克己、善于反思、注重理性等优秀精神。

其次是“利他”精神主导下的交往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中华文明特别注重伦理精神气质，形成了强调“忠义孝悌”“修己以安人”的利他精神。陈来先生在谈到中华文明的价值偏好时将国人这种自觉关爱、尊重他人的精神概括为“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陈来.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51-57.，这种强调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的利他精神，以及与之相应的“仁爱”精神、“尊礼”精神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是“中庸”及“和谐”精神主导下的天人关系。农耕文明的亲自然性基因，使中华民族祖先对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较为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宇宙间万物是相关联的，是不断变化、阴阳互补的，由此逐渐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以及“中庸之道”的为人处世方式。这种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既强调天和人相协调，反对把天和人割裂来看，强调“无以人灭天”，又肯定了人的价值，认为人应该“主动配合天地的生生变化，在与自然相协调的同时，协助并促进宇宙的和谐与发展”*陈来.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4.。这种强调万物关联性的和谐精神对人们的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为人处世方式。

(二)在中华民族精神基础上形成的传统中国精神

中国独特的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塑造出一系列优秀的民族精神。这些优秀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融入社会、改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符合所处时代发展要求的、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中国精神的传统形态。

1．“忠君爱国”的精神追求

中华民族精神“重关系性”“尚和合性”的初始基因，在现实生活中逐渐演化为注重伦理、强调孝悌亲和及社会责任感的精神品质，在家国一体的传统社会模式下，逐渐发展成忠君爱国的精神追求。

以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为基础，中国形成了最初的“血缘家庭”，“之后经过血缘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发展成社会，进而构成国家”*吴潜涛.中国精神教育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5.。由此，我国逐渐形成了家国一体的社会结构，治国成了治家的扩大，家庭内部的伦理也就逐渐发展为中国社会政治的伦理化倾向，人们对国家也就有着对待自己家庭般的强烈责任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心忧天下、矢志不渝的爱国精神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之中，是中国精神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2.“团结统一”的精神认同

由于农耕经济的艰苦性所塑造的“重关系性”“尚和合性”“尊男权性”等初始基因，使得中华民族祖先很早就在应对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挑战的过程中认识到稳定和团结合作的重要作用，从而逐渐形成了团结统一的国家精神。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分裂与统一的战争让人们清晰地认识到国家的安定团结带给他们农业生活的便利。在崇尚和谐的民族精神的引领下，大一统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即使是争鸣中的诸子百家学说，在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的思想观念上也有着明显的共识。在这种团结统一精神的引领下，各民族人民尽可能地以“化干戈为玉帛”的和平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矛盾，主张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民族认同。在这样的环境中，各民族人民形成了“具有高度一致的忠实于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吴潜涛.中国精神教育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5.。每当面对外敌入侵时，中华民族都能够万众一心、共御外侮。这种团结统一的精神对国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3.“协和万邦”的精神风貌

在中华民族精神“重关系性”“尚和合性”等初始基因的影响下，炎黄子孙形成了希望能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和平相处、共同进步的博大胸怀，由此形成了“协和万邦”的国家精神。

这种协和万邦的精神首先体现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上。中国善于从外域文化中汲取营养，为我所用，也乐于向外传播自己的优秀文化。中国文化“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先后受容了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中国文化系统或以外来文化作补充，或以外来文化作复壮剂，使整个机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张岱年，方克立. 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92.。除了文化上的多元融合，协和万邦的精神还表现在与外国和平交往的友好关系上。像丝绸之路的开辟、郑和的七下西洋，以及玄奘取经、鉴真东渡等人们耳熟能详的事迹都体现了中国与外国平等交流、和谐相处的真诚意愿。这种协和万邦的精神对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工业文明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的第一次现代转换

中国文明在农耕经济的影响下有着强大的延续力、包容性与凝重性，这使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得以稳定、持久、有序地延续下来，较少受到外来文明的影响。然而，随着西方的崛起，尤其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商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把自己的统治迅速扩大到全球的强大民族国家的崛起”*斯塔夫理阿诺斯. 全球通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363.，使得欧美国家率先步入现代社会。与此同时，中国文明由于长期形成的稳定性和内聚性使其发展相对缓慢，以致逐渐落后于西方，并在近代以来的反侵略战争中受到了来自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因此，中国开始兴起维新变法和社会革命，以回应外部的挑战，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产生了符合工业文明特征的、具有新的内涵的中华民族精神。这种中华民族精神既体现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努力中，尤其是学习苏联的努力中，也体现在中国独立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实践中。

(一)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丰富了中华文明基因并提升了民族精神

近代以来，中国经受了西方坚船利炮的猛烈冲击，遭遇了西方列强的疯狂欺凌和残酷掠夺，被迫走上了追求民族独立与国家解放的反帝反封建道路。在中西文明如此激烈碰撞的夹缝里，在学习西方先进文明与抵抗西方殖民侵略的矛盾心态下，中国尴尬地开启了自己的工业化进程，这种对现代化的积极探索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内在基因，并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

1.近代中国工业化进程丰富了中华文明内在基因

中国农耕文明较之于西方工业文明的滞后性，使其在近代以来的几次灾难性列强入侵战争中遭受了巨大打击，《南京条约》等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这些失败教训中，中国人民逐渐认识到自己的传统农耕文明与西方先进工业文明之间的差距，开始积极反思国家的发展道路，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艰难的改革和革命，开启了中国独特的工业化进程，中华民族传统农耕文明的基因获得了极大丰富，并实现了现代转换。

(1)尊崇理性，傲凌自然。伴随现代科学技术的传入及其在生产和生活领域的广泛应用，使人们直接感受到科技的力量，以及人类理性的巨大潜能，“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面临挑战，人类中心主义倾向兴起。(2)彰显个人权利，弱化性别与关系。与现代科技同时发展并逐渐普及的是现代工厂、现代城市和现代社会关系，千年文明古国开始逐步迈入工业社会，并挤压田园社会，大量乡村居民从四面八方涌入城市淘金，城市成为移民集散地，彼此陌生的人们开始重视权利边界，关系与性别因素弱化。(3)追逐物质利益，遗落和合伦理。现代工业生产使人类终于告别商品短缺时代，丰富多彩的商品堆积激活并放纵了人类的消费欲望。同时，现代工厂里的激烈竞争，加重了劳资双方的经济和心理压力，见利忘义的现象日益增多。(4)夹缝求生，团结抗敌。中国工业化与西方列强入侵的同步性，既强化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抗敌救亡斗志，又决定了中华民族不能完全效仿西方，而应该扬弃西方经验，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2.现代工业文明影响下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发展

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已成为大势所趋，然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使得民族工业发展缓慢。为了打破影响工业发展的诸多障碍，谋求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中华儿女奋发图强，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经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梁启超.梁启超文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262.的不断求索，努力探寻中华民族独立和富强之路，并为中华民族精神增加了新的内涵。

首先，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爱国主义精神发展到近代，在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逐渐演变为强烈的救亡图存精神。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革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其次，随着封建社会内部改革的陆续失败和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必须以暴力革命、武装斗争的方式彻底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一个新的、适合中国工业化发展道路的政权形式，与之相应地形成了勇于尝试、破旧立新的民族精神。这种破旧立新的精神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中有着了最为生动的体现。

最后，中国在面临外国侵略势力的严峻挑战时，形成了一种“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团结一心的民族精神。国难当头之际，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民紧密团结在一起，同仇敌忾，共御外侮，共同为祖国的生存与发展而努力。这种团结一心的精神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二)现代工业文明影响下中国精神的初步奠基

在西方工业文明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也在中国引起了极大反响。俄国革命胜利使中国人民看到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赢得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希望，而指导俄国革命的马列主义在中国也开始日益深广地传播与发展。在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传入、中华民族精神创新转换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共同影响下，中国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嬗变，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发展。

1.民主精神的发展

中国民主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受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西方近代人民主权观念和俄国十月革命带来的社会主义理论等多重影响，其兴起过程生动地反映了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足迹。

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宗法血缘、身份地位为基础的社会，君王是一方主人，居民是属地臣民，臣民命运掌握在君王官僚手中，人民只能企盼当官能为民做主。清明的官僚以天下社稷为重，重视百姓疾苦，以便维持自己的统治，形成中国古代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29.的民本思想。但这样的青天大老爷毕竟是少数，更多的还是庸官甚至是昏官，在他们的观念中，“民为邦本”只是装点门面、愚弄百姓的说教而已，人民最终沦落为“草民”。

现代民主的观念于19世纪中后期由西方传入中国。西式民主是资本所有者的民主，它以资本、市场和自由竞争为武器挑战封建专治统治，突破了传统宗法血缘关系对人们权利和自由的严酷束缚，为现代民主制度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但它同时开启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放纵了资本权力，导致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并形成了难以克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痼疾。虽然这种西式民主在近现代中国也经常被部分主张社会变革的人士看好，但由于这种西式民主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和掠夺活动而传入中国的，自然难以得到多数中国人的认同与接受，最终没能广泛地在中华大地上扎根，而仅仅成为中华文化圈部分狭小区域内的局部实践。

社会主义民主是现代民主的另一种实现形式，最早以俄式民主方式示人。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俄式民主很快传入中国，并取代西式民主，被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普遍看好和选择。这些有识之士中的一部分先进分子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组建了中国共产党，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这种俄式民主化为中国的制度实践，这是最广大劳动者的民主，它既超越了古代民本思想，又发展了现代民主观念，真正落实了人民民主，即人民当家做主。这种新式民主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诞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民主政权、中华全国苏维埃政权(瑞金)、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等。经过长期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得到了中国各族人民的普遍理解和拥护。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民主制度确立为中国的国家制度，人民民主精神也成为新中国的国家精神。

2.科学精神的发展

明末清初，利玛窦等传教士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著作引入中国，成为中国人最早接触的西方科学技术，但这些科学技术在当时被视为“奇淫异巧”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鸦片战争后，在外国坚船利炮的猛烈冲击下，国人深刻认识到西方国家技术的先进性以及中国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开始致力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进行了洋务运动、创办新式学校等探索，并掀起了科学救国的浪潮。

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科学的认识更加深刻，“民主”和“科学”两大口号的提出实际上将对科学的追求从之前的“器物”层面提升到了形而上的精神层面。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中国创办了一系列宣传科学的期刊，对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进行了普及和宣传。同时，中国还成立了各种综合性的科学团体，为科学的体制化提供了支撑。针对知识界部分人士对科学权威的质疑，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同与之对立的玄学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科玄论战”，这场论战阐明了可以将科学精神与人生观、信仰等结合起来的思想，拓宽了科学的领域，使得科学的探索进一步发展为一种尊重捍卫真理、勇于挑战权威的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这种科学精神的普及对中国人解放思想、破除阻碍社会进步的封建迷信、建立强大的现代文明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的第二次现代转换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中国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仍十分严峻，尤其是苏东剧变及随之凸现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困境，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了更好地解决社会矛盾，提升自己的综合国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未来发展道路进行了独立的探索，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展。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理论和实践勇气创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地回应了国内外各种挑战，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新塑造奠定了良好的经济体制基础。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涵养中华文明新基因和新精神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人为地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观念的内化，加之新中国学习借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严厉拒斥市场，一度市场经济在中国学术界成为理论禁区。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件划时代大事，它不仅带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还将重新塑造中华民族精神，使中华民族站在人类文明主航道上谋求复兴大业，为中华民族精神增添新内容。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涵养中华文明新基因

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发展过程。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缺少市场经济元素，人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并不深刻，加之特定条件下对苏联经济体制的效仿及其神圣化，官方一度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制度等量齐观，视为理论和实践禁区。然而，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计划与市场的矛盾一再凸显，单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局限性日益暴露。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及由此带来的世界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困境，更是令中国共产党人警醒，思考如何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重要作用，由此开启了中国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又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决定性作用”，即“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75.。这些认识上的转变成为涵养中华文明新基因的沃土，在这片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土地上，中华文明的基因更加多样化，主要表现为效率和效益并重、利益和道义并重、发展和民生并重、法治和德治并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之初，由于体制转换期的制度供给不足，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缺乏驾驭市场经济的经验，在一些领域和一些地区一度出现了重效率轻效益、重利益轻道义、重发展轻民生、重政策轻法治和道德的倾向，从而产生了环境恶化、资源匮乏、急功近利、见利忘义、贫富悬殊、两极分化、道德滑坡、腐败滋生等社会问题。直面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将上述中华文明新基因四对关系的两个方面均提到同等重要地位，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奠定了新的理念基础，更为民族精神的丰富发展提供了新的基因。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华民族精神的升华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面对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形势，落实科学发展的理念，中国逐渐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首先，爱国主义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在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心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献身于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本书编写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0.。正是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中国人民在新中国的建设中战胜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挑战，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精神风貌。

其次，在团结统一、爱好和平的民族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实行了有利于民族团结发展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落实了有利于国家统一的“一国两制”方针，在国际上则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外交政策，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团结与协作，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些方针政策为我国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最后，在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引领下，中国人民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克服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困难，应对各种挑战，对我国的发展道路进行了独立的艰难的探索，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在挫折中吸取教训，创造了许多发展奇迹，开创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些优秀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并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柱。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国精神深层基础的拓宽

在尖锐社会矛盾与严峻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下，中国改革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为了走出社会发展面临的诸多困境，就必须拥有一套科学的价值体系作为引领，塑造社会主义的价值共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运而生，丰富和提升了中华民族精神，为中国精神增添了契约精神与法治精神的新内涵，拓宽了中国精神的深层基础。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拓宽中国精神的深层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十分丰富，它以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与集体主义价值观为核心，既汲取了中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又吸收了中国在探索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精神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中的文化精神，是中国精神发展的重要成果。在党的十八大上，中国共产党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放性地表述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这些价值观既包含了传统中国精神中爱国、友善、和谐、诚信、平等等合理内核，又体现了近代以来对民主和科学精神不懈追求的丰富成果，充分表达了现阶段人们在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的精神追求，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引领中国人民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作用。而这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便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法治精神和契约精神。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视域下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的生长

中国正处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断思考和探索如何建立更加合理的社会秩序：政治上，人民希望自己能够真正享有法律赋予的各项政治权利，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经济上，人们期待利益的合理分配，渴望在一种自由、公平的环境中进行理性交易；社会生活中，人们想要更加妥善地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从而使大家的利益都能够得到保证，由此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契约精神。这种契约精神以自由、平等、公正、理性为基本内涵，在政治上能够理清个人权利边界，在经济上能够确定个人利益界限。就个人而言，契约精神需要人们严格坚守诚信、协作、负责等道德观念；就社会而方，契约精神则依靠法律、制度等来调节和保障不同法人的利益平衡。这种新兴的契约精神体现出公平协商的原则，强调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以及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感，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对社会的有序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

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它的广泛普及和深入践行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法治意识，有效约束公共权力，是化解社会矛盾、建立良好社会秩序、最大限度地维护人民权利的重要保障。邓小平在1992年的“视察南方讲话”中便提出要靠法制来解决权力监督和防止腐败等社会问题。随着人们对法治探索的不断深入，国家逐步实现了由“刀制”的法制向“水治”的法治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多次在重要官方文件中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如在《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指明必须坚持民主法治来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2014年，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确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经过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我国的法律制度不断完善，依法治国的观念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认同，较之“权力”“法律”和“权利”等概念，法治将在社会发展中取得更大的话语权。法治精神由此深入人心，成为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契约精神与法治精神的发展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此同时，引领我们取得今日成就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民主精神、科学精神、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精神的四大深层观念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明支撑。

四、结 语

中国古代农耕文明孕育了中华文明的初始基因和一系列优秀民族精神，在这些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形成了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中国精神的传统形态，包括“忠君爱国”的精神追求、团结统一的精神认同与“协和万邦”的精神风貌；在近代中国与西方文明的激烈碰撞中，中国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其中最核心的就是追求民主与科学的精神，这是西方社会的民主和科学价值与社会主义对民主和科学的内在本质需求之间融通创新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精神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集中表现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这是在总结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教训后大胆借鉴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有益经验所催生的探索成果。至此，在东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和教训的双向批判与借鉴基础上，铸就了中国精神的四大深层观念基石，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正当性和文化连续性。这也向世人昭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就是中国精神创新发展的过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离不开中国精神全民践行的支撑，中国精神扬名世界之日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时。

〔责任编辑：张秀红〕

OnthetwotransitionsofethnicspiritoftheChinesenationtowardsthemodernsocietiesandthedeepfoundationofChinesespirit

Liu Chenye， Sun Qing

(SchoolofMarxism,LiaoningNormalUniversity,Dalian116029,China)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is constantly enriched in the long evolution of history. Immersed in the ancient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the original cultural genes and traditional forms of the Chinese ethnic spirit were born. In the modern days,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collide with each other fiercely, pushing forward the two modern transitions of Chinese ethnic spirit. The first one is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and scientific spiri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estern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he other one is the growth of contract spirit and the spirit of rule by law under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 two important translations are both related closely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socialism in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changes and impact of the overall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curred. The first transition is t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Russia that enlightened the outstanding Chinese people with cannon balls; the second transition was the abrupt collapse of the socialist edific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Chinese communists were faced with cruel reality and made difficult choices. The four deep layers of democracy, scientific spirit, contract spirit and the spirit of rule by law construct the Chinese spirit, providing fertile soil that nurtures the Chinese spirit.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Chinese spirit;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the spirit of science; the spirit of contract; the spirit of rule by law

10.16216/j.cnki.lsxbwk.201706046

2017-03-08

辽宁省教育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专项课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础培育大学生中国精神研究”(ZS2014012)

刘晨晔(1963- )，男，辽宁凤城人，辽宁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现代社会发展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D64

A

1000-1751(2017)06-004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