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视域中的中国当代学院作家

余 艳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广东 广州 511483)

文化身份视域中的中国当代学院作家

余 艳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广东 广州 511483)

文化身份具有相似性与连续性。学院作家因其复合的职业身份总体上具有以下文化身份特征：精英立场的价值取向，非职业化写作，学者的理性与前瞻性，文学创作的探索创新意识、知识性与思想性。与作协的专职作家、主要面向社会大众或市场的社会型作家相区别，学院作家在创作立场、写作状态及艺术追求方面表现出了不同的姿态，在当代文坛中别具文化意义。

文化身份；学院作家；文化意义

有研究者指出，自1999年金庸和马原分别到浙江大学和同济大学任教以后，奔向学院的作家成为零年代以来中国文学领域的重要人口流动现象[1]。张悦然、阿来、二月河、刘震云、阎连科、梁晓声、王安忆、王蒙等相当数量的专职作家走向学院任职或任教。近年来，随着创意写作学科与驻校作家制度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网络类型作家、广告词撰稿人、报刊记者、影视剧创作者等也被纳入作家的范畴，越来越多的专业作家接受大学邀请担任驻校作家，成为形式上的学院作家。那么，作家进入学院，是否就成为学院作家？他们与当代长期任教学院又同时创作的作家，如郑敏、格非、曹文轩、金岱、何大草等，有何异同？

这要从他们的文化身份讲起。

一 文化身份

在文化理论中，身份用来描述存在于现代个体中的自我意识，即“我是谁？”“我属于哪个群体？”以及“我是怎样成为谁的？”。文化身份由身份延伸而来。马克斯·韦伯认为身份既指生活方式，又指社会尊重[2]，他强调了文化身份的社会阶层内涵；斯图亚特·霍尔研究多族裔散居，突出了文化身份的种族、意识形态内涵；贝尔·胡克斯、朱迪斯·巴特勒等研究同性恋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关注文化身份的性别、阶级等内涵。随着文化身份研究的深入，文化身份的内涵进一步丰富。我国学者阎嘉认为，文化身份的内涵大体有民族、族群、种族、阶级、性别、宗教、职业、语言等多重层面[3]。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至少有两种思维方式。其一，文化身份是一种共有的文化，共享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其二，除了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4]。也就是说，文化身份集相似性、连续性与差异性与断裂性于一体。他们的共同点在较长时期形成，在相似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拥有相似的经历、体验，因此，同一群体的文化身份特征具有相对的相似性与稳定性。

二 学院作家的文化身份

(一)作家及其文化身份

作家的文化身份，侧重从职业的角度解读其内涵。与普通人不同，作家是与文化共生、亘古至今的职业，其文化身份的内涵与作家这个职业息息相关。

首先，作家作为文化事业从业者，直接或间接参与时代文化的建构。但丁、托尔斯泰、萨特、鲁迅等优秀的作家被称为文化巨匠，他们大多又是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或革命家，对所在时代甚至未来时代的文化启蒙、传播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作家通过作品彰显文化身份。大而言之，从革命派作家作品中可以看到其意识形态倾向，从新生代作家作品中可以看到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从旅居海外的作家作品中可以看到种族文化的碰撞；小而言之，我们可以从张炜的小说中看到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色彩，可以从陈忠实的小说中看出当代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儒家文化的困惑，可以从刘庆邦的作品看到作者对底层人物的关注，从韩寒、郭敬明等80、90后作家作品中看出新一批年青作家对人生、艺术追求的不同尝试，等等。

其三，作家的文化身份通过作家作品表现，而作家作品的形成又与作家的时代环境、受教育背景、人生境遇关联。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生境遇的作家往往在作品中表现出有差异的文化观念。西方中世纪作品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中国建国后较长时期的作品有鲜明的政治导向；托尔斯泰出身贵族，作品内容多关涉上流社会、大场面、悲悯的宗教情怀；狄更斯青少年时期遭遇坎坷，作品多关注底层人物、小场景、对社会的批判。即使同一民族同一时期的作家，由于人生境遇的特殊性，其作品表现出的文化意义也不同。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王蒙，切身参与新中国建国初期数次政治运动，担任过团干部、中共中央委员、文化部部长，被划为右派进行劳动改造。特殊的政治经历使王蒙的作品尤其是早期作品突显鲜明的政治色彩；而与王蒙同时代的宗璞、马瑞芳等，因其不同的人生经历，作品对政治的感悟和体验有所区别。

其四，作家通过作品彰显或构建的文化身份影响其它文化身份的构建。作家通过作品传达对世界、社会、个体的看法，塑造某类人物或对某类人物进行价值评判，表达某种人生观、价值观，对读者的文化身份建构产生间接作用。以海明威、福克纳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作家群，其作品影响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青年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中国建国后较长时期以政治为主导的文学思维和文学创作，也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价值观。一般而言，经典作品在不同时代都具有普遍的文化影响，畅销的作品往往在当下展现其广泛的影响力。

(二)学院作家及其文化身份

学院作家指较长时期在大学或科研机构从事人文学科教学研究的同时，还进行文学创作的群体。世界各国的学院作家伴随高等教育出现，历史悠久，数量可观。罗曼·罗兰、博尔赫斯、米兰·昆德拉、纳博科夫、沃莱·索因卡、余光中、白先勇、徐志摩、朱自清、鲁迅、钱钟书等中外名家都是学院作家。

相同的身份具有相似的文化身份特征。学院作家的文化身份与作家有相同之处，也有来自“学院”的不同之处。

其一，职业的复合属性。学院作家首先是教师，然后是作家，是专职教师与兼职作家的统一体，身兼教师、学者、作家三重身份。与大多非学院作家仅创作文学作品不同，学院作家还从事教学和研究，教学、科研的成果及文学创作成果共同构成了学院作家的文化产品。雷蒙·威廉斯为名校教授，不仅以文学研究著作《文化和社会》、《漫长的革命》享誉学界，还以诗作闻名；长期在大学任教的米兰·昆德拉，既有闻名世界的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诗集《人，一座广阔的花园》等，也有学术论作《小说的艺术》、《帷幕》等；叶维廉不仅创作《东西比较文学模子的运用》、《比较诗学》等学术著作，还有《欧罗巴的芦笛》、《红叶的追寻》等文学作品；鲁迅、朱自清、钱钟书等也都是同时拥有较高水准的学术著作与文学作品的典型学院作家。

其二，社会属性。学院作家的受教育背景、创作理念大体相似，凭借教师、学者、作家的多重身份，向学生、学术界、大众传播专业知识、学术思想、文学艺术，产生一定社会影响力，担当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首先，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学院作家，大多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并在较长时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索尔·贝娄、戴维·洛奇、钱钟书、朱自清等几乎一生都任职学院。索尔·贝娄曾就读芝加哥大学、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并获得社会学、人类学学士学位及硕士学位，后任教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钱钟书曾就读清华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后任职上海光华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良好的教育背景、学识修养和社会地位，使他们具备担当公共知识分子的可能性。

其次，学院作家大多从事严肃高雅的文学创作，这使他们的作品能在更加广阔的时空中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力。罗曼·罗兰作品中“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主题，其“长河小说”对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有重大贡献，对之后的社会和文学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鲁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深刻剖析、沈从文对理想人性的呼唤也影响了众多的中国作家。

再次，部分学院作家通过社会活动、作品影响力积极介入社会现实、推动时代进程。威廉·戈尔丁曾参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五四时期的学院作家鲁迅、朱自清、闻一多等以作家或思想家或社会活动家的多种身份，为思想启蒙做出重要贡献。

其三，文化属性。学院作家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学者的理性探索、作家的创作于一身，具有丰富的文化意义。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深知作为知识分子应该坚守的使命：作独立的质疑者和批判者，成为人类基本价值的维护者与推动者。作为学者，他们大多拥有宽广的学界视野、丰富的专业知识、前沿的研究成果，因此看待世界、社会与个体时相对宏观、理性、深刻。作为作家，相较通俗文学作家与从事严肃文学创作的专业作家，学院作家具有“学院”色彩，或对知识分子自身有深厚的兴趣，或愿意对人类、存在等终级命题进行沉思，或对艺术创新有较高的热情。戴维·洛奇、杨绛、钱钟书多以大学和学术界为背景，擅长描写知识分子；威廉·戈尔丁以《蝇王》为代表的大部分作品致力于探讨人类天生的野蛮与文明的理性的斗争；鲁迅对中国现代小说，徐志摩对中国现代新诗都具有开创之功。

学院作家的文化意义是多维度的，总体上具有精英的立场、超越的价值追求、理性的诉求，开拓创新的能力与胆识，较高的艺术热情和艺术品味，等等。

三 学院作家与中国当代文坛

“身份是通过差异与区别而不是从外部建构的……只有通过与另一方的关系、与非它的关系、与它正好所欠缺的方面关系以及与被称为它的外界构成的关系，任何词条的‘肯定’意义——它的‘身份’因此——才能被建构起来。”[5]任何身份都不是预先的表演而是文化的建构，建构的过程就是与“另一方”有差异的过程。如何界定学院作家？它的外延包括哪些？这也并非本质性的预先设定，而是在当代文坛格局中突显其群体独特性。

综观当下文坛，隶属于各级作协的专职作家、大众文化的创作主体——社会型作家、学院作家活跃于文学界，各自凭借其独特性在文坛占据一席之地。

作协的专业作家，在各级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写作，在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保障下，数量众多，在当代文学领域占据主流位置。据统计，代表中国最权威的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其历届获奖作家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作协的专职作家。以茅盾文学奖为例，九届41位获奖者中，只有宗璞、阿来、格非、金宇澄等8位在获奖前不是中国作协的专职作家。此外，国家军队专业作家隶属于国家军队，也与作协专业作家归为一类。

随着当下大众文化的日趋繁荣，社会型作家名利双收，是通俗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他们来自社会各阶层各行业，面向市场、面向大众从事职业或非职业写作。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如记者、编辑、公务员、中小学教师等非职业化的以创作严肃文学为主的作家；一是大众文化或曰通俗文学写作的市场化的作家。后者是当下大众文学的主要创作力量，从事大众文学生产，迎合大众的精神需求，出众者时常登上畅销书排行榜，如部分80后作家、网络作家。

专业作家自建国后一直占据中国文坛的中心，总体上仍受国家体制保障和某些制约；社会型作家也可称之为自由创作者、大众文化作家，相较于作协的专业作家，他们拥有更多自由，但同时缺乏体制保障使他们大多数不得不适应市场经济法则，进行所谓“文化工业”生产。当然，自由创作者也有少部分纯文学创作者，比如退出作协仍从事严肃高雅文学创作的作家、热爱纯文学的自由创作者。

学院作家有其独特性。从创作立场来看，较高的受教育程度、高校(学院)教师的身份、学者的理性探索，使学院作家创作总体上呈现精英的价值取向，如人文性、超越性、前瞻性等，与通俗文学的大众性、娱乐性、瞬时性等大为不同；从创作的状态来看，学院作家的写作，是教学科研之余的文学尝试或休闲爱好或理想追求，相对自由、独立；从创作文本来看，人文学科教师、学者的职业身份，赋予学院作家丰富系统的知识、理性思索的习惯，在作品中表现为知识性、思想性突出；从创作的主题来看，知识分子的身份、学院的生活工作环境直接影响了大多数当代学院作家的选材，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关注、学院的背景成为大批学院作家创作独有的风景；从艺术追求来看，学院作家大部分为文学专业学者，在创作中一方面坚守文学性，在艺术上着意纯艺术的追求，一方面坚持文学的创新与实践，具有实验性、探索性、先锋性。

如前文所言，近十余年来众多的专业作家走向学院，但复合的职业身份赋予学院作家一些专业作家缺失的文化特质，专业作家与学院作家的文化身份内涵不尽相同。虽然专业作家转变身份成为学院的作家，但文化身份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专业作家转变成为名符其实的学院作家，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当然，从文化身份角度而言，创意写作学科视野下的作家，即商业文化背景下的新型作家，与传统意义上的作家也有所区别。

四 从文化身份角度看当代学院作家的价值意义

推进文化体制的改革，是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的重要内容。文化体制的改革势在必然，作协改革后数量庞大的作家何去何从？契约制是大部分国外作家的生存方式，中国也在逐步推行。2004年4月23日，广东省作家协会公布了第二届签约作家名单，标志着广东正式打破专业作家终身制，代之以全新的选题签约制，其后广西、上海、河北、陕西等地也相继实行。与此同时，学院向作家伸出橄榄枝，既为他们提供创作平台又使他们可以保持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因此，越来越多的专职作家走向高校成为学院教师。随着文化体制的深化改革，学院作家的数量势必增多。

中国正处于大众文化极速发展的时代，大众文化的日益繁荣是时代的必然趋势。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将大众文化生产称为文化工业，或许偏颇，却看到了商业时代文化的某些实质。从文化生产来看，利益驱动下产品批量生产快速而雷同，内容多煽情、娱乐、媚俗，缺乏创造性和想象力；从文化消费来看，即时享乐、简单重复而被动；从文化意义来看，“严肃”“神圣”“深刻“等不断被消解。

对此，一方面，当代学院作家金岱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提出作家的“非职业化写作”道路。他认为，在市场化的声景时代，“文学的生存之道就在于不与影视艺术拼市场，不将文学写作当饭吃，而是走上非职业化写作的路”。非职业化写作，一可以避免创作中过于功利的心态，二可能写得较为轻松[6]。学院作家的创作即是非职业写作的一种，以教学科研为主业，文学创作为副业。与一般的非职业写作相比，学院作家的非职业写作除了拥有相对自由的写作姿态，学院身份还赋予他们对严肃高雅文学的追求。

另一方面，如何引导大众文化向更理性、健康的方向发展？当代学院作家总体上的人文性、超越性、前瞻性，相对自由、独立的写作姿态，知识性、思想性、艺术性的创作特质，实验性、探索性、先锋性的艺术追求，正是大众文学缺失的特质。“越是在资本横行、大众狂欢的时代，越需要建立精英标准，而这正是学院派的义务，或者可以说，这是网络时代对当代文学研究从业者提出的新要求。”[7]当代学院作家凭借总体上的精英文化身份和精英品质追求引导大众文化，应是未来文学、文化领域的必然趋势。学院作家曹文轩谈到自己的创作动机时，曾多次提及自己对当下儿童文学、幻想文学的不满与忧虑。“我对当下幻想文学的犹疑与担忧，还不仅仅是因为幻想本身的质量，更重要的是因为我深刻感觉到了文学在这里的缺席与放逐。”[8]与此同时，曹文轩在创作中试图凭借突出的艺术性“对不尽如人意而又风风火火的幻想文学这么搅和一下。”[9]

当然，文化身份虽然具有相似性与连续性，但并非一成不变。事实上，它一直处于动态的建构过程中，持续不断地处于改变与转化的进程当中。学院作家的文化身份亦是如此，他们除了上述共同的特征，同时也因为时空的变化、内部的分化而呈现出差异性与断裂性。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学院作家的文化身份内涵会有细微的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同一民族不同历史时期的学院作家也有所区别。

[1]曾念长.中国文学场：商业统治时代的文化游戏[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

[2]阿雷恩·雷恩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M].陶东风，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3]阎嘉.文学研究中的文化身份与文化认同问题[J].江西社会科学，2006，(9).

[4]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A].罗钢，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5]斯图亚特·霍尔.文化身份问题研究[M].庞璃，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

[6]金岱.声景时代与非职业化写作[J].文学自由谈，2004，(1).

[7]邵燕君.面对网络文学:学院派的态度和方法[J].南方文坛，2011，(6).

[8][9]曹文轩.大王书[M].北京：接力出版社，2012.

(责任编校：余中华)

On Contemporary College Writers in China from the Viewpoint of Cultural Identity

YU Y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Guangzhou Panyu Polytechnic, Guangzhou Guangdong 511483, China)

Cultural identity includes similarity and continuity. College writers have similar common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intellectuals, non-vocational writing, rational and prospective features of scholars, and the innovation awareness, informative and ideological traits of literary creation. Moreover, college writers are different compared with professional writers in writers association and associational writers who are mainly oriented to the public or the market. The existence of college writers has a special cultural significance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world.

cultural identity; college writers; cultural significance

2017-02-10

日本亚洲研究会与中国四川大学国际合作项目“亚洲共同体和民族文化共生之作家的文化身份”，编号：00827005502R41。

余艳(1981— )，女，四川富顺人，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代文化与文学。

I206.7

A

1008-4681(2017)03-011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