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涵·误区·路径
——中国文化“走出去”再思考

焦鹏帅， 颜海峰

(1.西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41; 2.山东政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内涵·误区·路径
——中国文化“走出去”再思考

焦鹏帅1， 颜海峰2

(1.西南民族大学 外国语学院，成都 610041; 2.山东政法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文学是文化的载体。不同文化间交流与互动，是人类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而译介与传播，是一种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经之路。针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首先厘定了“走出去”的内涵，指出了实践中的一些误区。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指出：要想真正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宏观上，既须国人自己努力，更离不开借于他者的力量，在他者文化语境中寻找合适的“文化代理人”，利用他们的文化身份，借助他们的话语，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同时在微观策略上，利用国外已有的对我国文化阐释的译文，尽量减少认知成本，加大文化认同。最后指出只有宏观与微观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实现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升我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软实力与影响力。

中国文化走出去；反思；实现路径；文化代理

1.0 引言

当下全球化进程加快，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的背景下，英译中国文学作品成了文化交流重要而便捷的途径。自从“十六大”报告指出：“实施‘走出去’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到“十八大”报告中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战略、全民共识。那么，“走出去”的学术内涵是什么？“走出去”的终极目的是什么？“走出去”过程中的实践误区有哪些？“走出去”的战略实现路径是什么？“走出去”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这些即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2.0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涵厘定

“文化走出去战略, 是指通过发展文化贸易特别是文化服务贸易, 促使中国的文化产品,特别是内容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 在获取文化产品出口和投资收益的同时, 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文化交流和传播从来都是双向的, 单纯地把文化贸易理解成出口是不全面的”(齐勇峰、蒋多，2010：165)。“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是指在重要战略机遇期内,通过对外文化宣传,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对外文化贸易等途径,来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强文化产业竞争力,塑造中国的文化大国形象,营造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提升当代中国的文化软实力”(骆玉安，2007：153)。还有一些学者也对“文化走出去”进行了厘定，笔者不一一列举，只是想指出，这些定义虽然指出了“文化走出去”宏观层面的流程、方式和特点，但是定义主观意识稍强，缺乏对中国文化内涵、地位、“走出去”具体路径、方式、目的及结果的更深层次理解。

在笔者看来，首先中国文化“走出去”这种说法也值得商榷。远的不说，仅从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对我国典籍作品的英译，到了19世纪40年代时，西方传教士向西方译介的中国出版物就达四百多种(顾长声，2006：419)，到民国时期林语堂、辜鸿鸣等译介中国的典籍文学作品；再到上世纪70年代我国外文局组织的沙博理翻译《水浒传》《新儿女英雄传》《家》《春蚕》《李有才板话》《保卫延安》《创业史》《林海雪原》；杨宪益、戴乃迭夫妇《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选》以及全本《儒林外史》全本《红楼梦》等，再到许渊冲先生翻译《唐诗》、《宋词》、《元曲》等。……可以说，尽管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特定的历史阶段，我国的文化“走出去”确实出现过中断并且呈现规模小，专业性强的特点，但是，从较长的历史时期来看，中国文化一直与西方文化处于一种互动状态。

故此，笔者以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实质应是破除多年以来欧美文化一直处于强势的地位，改变西方文化话语垄断与西中文化交流中“入超”的现实，让中国文化也融入世界文化的大舞台，与西方文化进行平等对话。因此，笔者以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英译应该是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而不是expor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或者其它主观意识很强、且具有强权霸权的表达。只有这样，才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对外文化宣传战略方针相吻合。

不过，相对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的数量和质量上来说，我国的文化“走出去”处于劣势，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个概念的内涵应该是以国家意志为主要推力，通过翻译、出版、教育、(政治、经济)交流等各种媒介与方式，向西方世界全方位展示我们的文化形象，加速推动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互动，形成平等对话的氛围与机制，改变西方文化话语“一语独大”的现状，争取使我国更多、特有的民族文化和思想被西方大多数受众认同并接受，并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中得到体现，从而提升我国文化的软实力与影响力。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涵解析或定义与已有的定义不同之处有三：1)指出了推力和背景；2)指明了实现方式与路径；3)指出了“文化走出去”的真正目的。笔者认为相比较前述两个定义，这个新的内涵解读更具体、更具可操作性。下面将谈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的误区及其具体途径和方式。

3.0 中国文化“走出去”实践中的误区

“自2003年我国出版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来，版权贸易逆差从2003年的15:1缩小到2012年的1.91:1。与2002年相比，2012年我国对美、加、英、法、德五国输出图书版权总量增长近122倍，达到2213项。2012年出版物实物出口金额为9400万美元。这些成绩的取得，译介在其中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范军，2014：1)。单纯从我国的对外出版数量和价值上讲，应该是硕果累累，但是每项的平均数值仅约为4.5万美元。而仅以美国的电影《阿凡达》为例，其在中国大陆的票房收入就近5亿人民币(约合1亿美元)，这还不包括该片的副产品收入，以及对中国电影观众的潜在文化影响力。二者的单位价值差距不言自明。而我们自己的文化特产熊猫在经好莱坞包装后，《功夫熊猫2》一片就在内地夺得近六亿票房收入①。

为什么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投入巨大人力和资金，而收效甚微？当然，中西文化之间还存在势差，这也是事实。笔者以为，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具体的对外宣传方式或策略上存在一些问题。哈佛大学汉学家宇文所安教授的话也许有一定道理：

中国正在花钱把中文典籍翻译成英语，但这项工程绝不可能奏效。没有人会读这些英文译本。中国可以更明智地使用其各种资源。不管我的中文有多好，我都绝不可能把英文作品翻译成满意的中文。译者始终都应该把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绝不该把母语翻译成外语(陈橙，2012：201)。

宇文教授从我们“文化走出去”的译者选取上提出了他的个人看法：即应该顺译，而不是逆译，同时也指出了我们文化走出去的方向和路径——利用各种资源，顺势而为、借帆出海，而不是逆势而动、强力输出，因为对外传播我们的文化不仅仅是只求翻译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译作被译入语大多数读者所接受的实效。

在提倡“文化”走出去时，应尽量避免为了所谓“彰显我们的‘文化软实力’”而不顾既有的翻译事实与读者接受效果的极端“音译”做法。比如，某些大学的校名翻译，为了突出所谓“中国元素”，彰显自信，将其校名原有的一般词汇使用意译的方法，如将“人民”译成Renmin, 把“交通”译成Jiaotong，把“民族”译作“Minzu”等，决策者以为这样可以很“洋气”地输出自己的“文化”，彰显自己的“不同”，殊不知这样的译文只是增加了西方读者的认知难度，让西方人不知所云，因为这些音译在英文词典里根本不存在，也不存在于他们的文化生活里，完全是译者根据汉语拼音，杜撰出的所谓“术语”。这其实是一种“出口转内销”的做法，真正的受众应该是中国读者，而不是西方读者，这就产生了受众错位，达不到真正效果。同时，学校名称作为一个特定符号，既是一个学校办学理念和内涵的阐释，又是一个经营多年、富有历史积淀的品牌符号，里面饱含着几代人甚至更多人的努力却付出，含有较高的品牌价值，贸然改为只有中国人自己能懂的英汉拼音结合的品牌符号，重新让外国受众来认知，只会增加目标读者的认知成本。笔者以为，这样做与我们“文化走出去”的初衷正好背道而驰，达不到应有的效果。

其实，这里面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如何继承与创新我们传统的英译实践的问题。有些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专用名称(既包括机构名，也包括一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固有词汇)英译经过了多年的使用与习惯，在西方人眼里已经形成了一种认知定势，如果这个英译没有问题，我们大可不必另起炉灶，只需“拿来主义”即可，这时译者所做的就不是译，而是应该去查了。比如香港中文大学校训“博文约礼”如果不去查询，自己硬译为“Knowledgeable and Courteous”或是其它，虽然与原文意思不悖，但却有违中大 “Through learning and temperance to virtue” 的既有译法，“能指”与“所指”发生了错位，无法达到应有的宣传效果。这时我们应该秉持的原则是“名从主人”，“主人”使用的“名”要首先考虑，这样才能使“所指”达到统一，降低交流和“走出去”成本。

同时，“借助译介学的视角，我们重新来审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就不会简单地把它归结为一个仅仅关涉语言文字转换的翻译问题，而就会注意到它与文化的跨国、跨民族、跨语言传播的方式、途径、接受心态等相关的因素”(谢天振，2013)。因此，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并非是仅仅字词正确的翻译问题，而应以跨文化交际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我们的翻译行为和传播行为。比如，上世纪20年代，Coca Cola在进入中国市场时的译文“蝌蝌啃蜡”就很失败，而蒋彝的译文“可口可乐”却为美国这种饮料一下子打开了中国市场，挣走了数百亿美元的利润。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对原文文本意义的“忠实”应让位于是否能满足西方人的欣赏喜好与文化倾向，不能为求新求异，忽略受众的接受价值观和审美观。以翻译为手段，以接受为目的。

4.0 “走出去”的实现路径——“顺势而为，文化代理”

笔者以为，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时，应依据“顺势而为，借帆出海”的原则。所谓“顺势而为，借帆出海”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

“顺势”即顺应既有文化符号认知定势和接受事实，尽量沿用西方已有对我文化术语称谓的译法，如果想让西方读者了解相关术语背后的文化知识，可采用音译和添加注释的方法，一同呈现。这里笔者以为尤其要注意使用威妥玛拼写，尊重国际通用习惯，促使读者能够无障碍地获取术语、专名的所指，比如Confucius、Sun Yat-sen等专有名词，而不是一味追求彻底的“文化走出去”采用汉语拼音方法拼写，比如前文提到的Renmin，此外还有比如Kong Zi、Sun Zhongshan的译法，尽管早在1981年《韦氏第三版国际英语词典》(TheWebster'sThirdInternationalDictionaryoftheEnglishLanguage)和1987年的 《兰登书屋英语词典》(TheRandomHouseDictionaryoftheEnglish)已经收录此类专名拼音。但这种拼写多多少少都会给外国读者造成一定阅读障碍，对于不甚了解中国文化的读者来说甚至可以引起“因噎废食”的效应，因为一个专名、术语的不明其理而弱化理解，进而妨害文化的输出。通过数据库查询，我们也可以轻易获知威妥玛拼音的影响力。在JSTOR西文期刊全文数据库(http://www.jstor.org/)检索“Kong Zi”(检索日期：2016-07-09 10:19 AM)返回98个结果，检索“Kong Fuzi”返回155个结果，检索“Confucius”则返回22，000条结果。其他专名的检索结果可见一斑。当然，对于威妥玛拼音尚未标注的我国历史名人、事件等专名，仍然采取汉语拼音标注的方式进行翻译。

除了在专名术语方面要“顺势而为”之外，还应在秉持特定原则的基础上，在文化类别方面迎合西方世界。在图书出版方面，“如今被西方人认可的中国图书内容以烹饪、中医、武术、历史文化为主”(刘燕飞，2015:84)，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也曾说：“西方人对被禁的中国图书感兴趣”(康慨，2009)，因此我们应该顺“市场兴趣”和“西方接受”之势，在严格筛选并充分考虑到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译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中国文学作品，既要做到“哗众取宠”，也要传播正面、深刻的中华文化，实现有效而积极的价值传播。这方面笔者以为可以筛选并翻译的图书有唐代的《食谱》《食疗本草》《碥石集》《中国武术大典》等。中华典籍浩如烟海，筛选出符合上述要求的并不难，难在翻译本身和传播路径和方式，这就要求翻译的赞助方要有全球化的视野，译者要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知人善译，积极有效地顺应西方读者阅读习惯和趋势，以译为器，接受为道。

宏观的“顺势而为”还应该从文化的宏观概念出发，继续推进政治和经济这两个显性的、直接的文化外宣。政治方面的“顺势”包括在各种政治组织和团体既定的会面、会谈中“走出”中国文化、在外国邀请的各种交流场合顺势宣传中国文化。这个维度的“走出去”其内容形式可以灵活多变，图书、音像、表演、演讲等等均可。这些内容形式本身也可以顺应中方或邀请方的欢迎或要求之“势”而投其所好。经济方面的“顺势”包括经济交流、经济合作、跨国公司、劳务输出等，一个Haier商标、一个“Tencent”都是很好的“走出去”范例。这里尤其要指出的是建设文化产业，把文化产业作为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新兴形式，顺势推进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文化产业是指“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陈柏福，2014：9)。前论已经具体谈到了文化产业的主要形式之一的图书出版业，但文化产业涵盖甚广，还包括“演出、影视业、音像业、文化娱乐业、文化旅游业、网络文化业、文物和艺术品以及艺术培训等行业门类”(同上)。这些方面的“顺势而为”已经不胜枚举，但笔者以为体育文化产业尤为引人注目，除了奥运会、世锦赛等大型赛事，还有很多邀请赛、巡回赛等，其中又涉及到翻译口笔译产业，应积极发掘发现这种大型交流机遇中隐现的“走出去”契机，采用调查问卷或民意测验的方式，摸索国外对中国文化的认可度、接受度、接受方式、交流意向等等，从而制定有针对性的对策，融中国文化软体于赛事活动的硬件之中，顺承外势而潜移默化，达到更好的“走出去”效果。

上论更多着墨于作为施事主体的官方，非官方的主体比如学校、民间团体也可以顺势而为。随着政治经济等官方途径的渗透，非官方途径也出现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需求，比如国家主导高校实施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蒸蒸日上，“海外汉学研究呈现越来越火热的局面”(闫勇，2016)，中国文学作品新近摘得“雨果奖”，这使得大批西方普通读者提高了对中国更多同类作品的阅读兴趣和需求。同时，短小而一直持续即时交流的中西诗歌互译(以混语版《世界诗人》季刊②为代表)等等，都是可以“顺势而为”的重要机遇和平台。

“借帆”即借用外来文化传媒样式之“帆”、借用文化代理之“帆”。译入文化的传媒样式包括对原文本的改编、各种艺术形式的嫁接与应用，采用西方读者、观众所喜欢的方式。英语读者喜欢通过作品的开头来判断是否值得继续阅读，因此在“借帆”过程中，应当允许译者在征得作者同意的前提下对作品结构进行调整，比如葛浩文翻译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和刘震云的《手机》，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成功“出海”(李文静，2012：59-60)。各种文学类别都可以积极探索适合接受者的传媒样式，小说具有篇幅长、视野宽、内涵丰、诗学重的特点，适合采取上述方法进行增删改编调整；戏剧则可以通过编排舞台戏剧、电影或电子游戏的方式实现“走出去”，譬如，与其翻译汤显祖的作品为图书，不如排演几出《牡丹亭》戏剧，白先勇的尝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经验，这种形式的“走出去”在文化交流初阶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都比图书更大。当然不是说不要翻译图书，而是在“走出去”初级阶段，采取接受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可以使“走出去”事半功倍。为此文化宗主国应该加大这方面的扶持力度，让“走出去”的施事主体作为先遣军，铺开一条普罗之路。这也是大数据时代信息获取的心理路径——了解了简讯，被吸引了，才愿意深入挖掘信息的多层次内涵。看了名著改编的电影之后才有阅读原著的冲动，阅读了原著之后鲜有再去观赏电影，除非是为了视觉享受。

“借帆”还得选择或偶遇合适的文化代理人，由他(她)来代言我们的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因为对于文化身份的认同感在一个文化作品进入异域文化传播中起着关键作用：一是因为文化代理人由于其长期扎根于本土文化土壤，自然知道他所面对的读者、观众喜欢什么，厌恶什么，如何在所译文化作品与译入语(文化)之间做到一种平衡，进行有效传播；二是由于其特定的文化身份，在面对不同的意识形态时，其在宣传我们文化作品时的信度与身份亲近度比我们本土译者或文化传播者要高许多。美国青年周启明(Benjamin Giaimo)，一直痴迷于中国传统文化，把《论语》翻译成了美国俚语版,即将出版。③这种文化代理方式势必会赢得相当数量的西方年轻受众的喜欢和接受。

最近“文化代理”成功的案例有三个，除了莫言作品的英译之外，莫过于由同一个美籍华裔作家，同时也是雨果奖、星云奖的获得者刘宇昆(Ken Liu)——他先后翻译并为原作者摘取雨果奖的《三体》和《北京折叠》：莫言的作品由葛浩文这位深谙东西方文化的译者兼学者来操刀向西方译介，而刘慈欣的《三体》经过刘宇昆来翻译之后在2015年8月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而仅仅一年之后，他翻译的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也于2016年8月摘得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雨果奖”被誉为科幻文学界的“诺贝尔文学奖”)。这说明他的翻译比我们国人自己英译的效果更好。葛浩文和刘宇昆英译的成功原因在于二者都兼通中西方文化，知道译入语文化需要什么，知道译入语读者需要什么。

当然这里面也有特例，比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在欧美接受很好的小说，一度被誉为西方政要了解中国的枕边书，美国《时代》周刊称其“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④。再有就是辜鸿铭英译《论语》、《中庸》和用英文书写的《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等，但这是有前提的，即，作者或译者非要在英语世界浸淫多年，既熟悉中国文化，也熟稔英美文化，方能担此重任。

莫言作品和《三体》、《北京折叠》英译的成功说明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一方面要寻找这种称职的“文化代理”，另一方面也要“偶遇”这种“天赐”“文化代理”，因为原作与译者之间也是一种缘分，须有激情，称职的人才能担当文化传译的职责。同时也说明，中国文化真正走出去的效果，不只是翻译完就算走出去了，而应该是译作真正进入译入语主流社会文化圈，被译入语主流文化圈所认同，被普通读者所广泛接受。只是译完，然后束之高阁，鲜有问津，不能算真正的“走出去”。

5.0 结语

中国译协副会长、中国外文局前副局长黄友义先生在谈到中国企业走出去时指出：“一是对企业走出去的表述要国际化。我们必须转换思维模式，认真了解外国的语言体系，采用他们听得懂、看得明白、具有亲和力的语言表达。二是企业的国际传播需要本地化。我们的企业应及时跟当地媒体沟通，主动给媒体提供他们需要的报道。要让当地的媒体、专家与学者，成为我们与民众沟通的渠道和联系的纽带。三是企业对外传播需要大众化。其实，越是平实的语言越能赢得公众，越是专业化的语言受众越少，我们要采用大众化的语言传递我们的信息”(黄友义，2014)。笔者以为，所述原理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也颇有启示：我们的文化在“走出去”上也要有全球化的视野，积极融入国际化这个宏大叙事进程中。

这就要求我们在推动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同时，还必须关注如何在西方国家培育中国文学、文化的接受群体的问题——近年来我们与有关国家互相举办对方国家的“文化年”即是一个不错且有效的举措。同时还必须关注如何扩大国外汉学家、翻译家的队伍问题，思考如何为他们提供更加切实有效的帮助，从项目资金到提供专家咨询、配备翻译合作者等。总之，从“走出去”的两个相对方向而言，既要积极主动，又要顺从借用；从“走出去”的宏观视野而言，要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齐出重拳；从 “走出去”的主体而言，官方、半官半民、民间三股力量齐头并进；从“走出去”的微观视野而言，作为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文学，要探索、推进不同体裁文学的“走出去”项目。只有多方面探索、协同创新，中国文化“走出去”才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注释：

① 《功夫熊猫2》内地票房破六亿[J/OL]http://www.china.com.cn/info/movies/2011-07/07/content_22941609.htm，2016.08.02

② 混语版《世界诗人》季刊，1995年创刊，世界唯一多语种对照现代诗季刊，发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③ 孔子洋弟子给中国人讲《论语》[J/OL]. http://hao.sohu.com/p/751763/?_smuid=akb3fnaie1okghir0kq3vc&mv=2&wscrid=1135_1. 2016.08.24

④ Moment in Peking von Lin Yutang [J/OL]. http://groups.uni-paderborn.de/wipaed/ASBE/2015/06/08/moment-in-peking-von-lin-yutang/2016.08.02

[1] 陈柏福. 我国文化产业“走出去”发展研究[M].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

[2] 陈橙. 文选编译与经典重构——宇文所安的《诺顿中国文选》研究[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

[3] 范军. 关注出版走出去进程中的译介工作[J]. 中国翻译，2014，(4)：7-8.

[4] 顾长声.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三版)[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5] 黄友义. 中国企业海外形象塑造的语言战略[J/OL]. http://www.tac-online.org.cn/ch/tran/2014-11/17/content_7374736.htm, 2016-08-1

[6] 康慨. 90年过去了,中国文学始终未能走向世界[N]. 中华读书报，2009-04-29(4).

[7] 李文静. 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J]. 中国翻译，2012，(1)：57-60.

[8] 刘燕飞. 中国传统文化图书“走出去”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9] 骆玉安. 关于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思考[J]. 殷都学刊，2007：153-156.

[10] 齐勇峰，蒋多.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内涵和模式探讨[J]. 东岳论丛，2010，(10)：165-169.

[11] 谢天振. 中国文化走出去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2-5(6).

[12] 闫勇. 海外汉学研究应更加开放[N].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8-15(3).

(责任编辑：孙炬)

Connotation, Misreading and Path:Refle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JIAO Peng-shuai1, YAN Hai-feng2

(1.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u 610041, China 2.Shandong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Ji’nan 250014, China)

Literature is the carrier of culture. The intera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cultures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impetus for human culture to develop, while the translation and spread is one passageway one culture must take to enter the world. As for the cultural strategy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presents its connotation and analyzes some misreadings in practice. Then, it indicates that the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should be carried out at both macro and micro levels. On the macro-level, various forces abroad should be employed besides the Chinese own effort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ir identity and words of the proper cultural spokesman in the western cultural context, our culture may spread over the western world. At the same time, on the micro-level, existing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ulture should be fully utilized so as to lessen the cognitive cost and enhance the cultural appreciation. Finally, it argues that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western world would be effective and successful only through combining efforts at the above two level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reflection; path; cultural spokesman

2016-10-25

本文获西南民族大学2015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弗罗斯特诗歌汉译经典化与国民教育研究”(项目编号：2015SZYQN111)，2016年度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的现状与反思”(项目编号：2016-GMD-028)和国家留学基金委2017公派出国留学项目(项目编号：CSC201708510069)资助。

焦鹏帅(1975-)， 男，河北井陉人，翻译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与跨文化、翻译教学、翻译史等。 颜海峰(1982-)，男，山东曲阜人，文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史、诗歌翻译等。

10.16482/j.sdwy37-1026.2017-03-011

I046

A

1002-2643(2017)03-009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