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史研究的史学之维
——《翻译与近代中国》评介

刘立壹， 刘振前

(1.山东建筑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1； 2.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译史研究的史学之维
——《翻译与近代中国》评介

刘立壹1， 刘振前2

(1.山东建筑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1； 2.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翻译与近代中国》在史料运用、研究视角、研究路径方面对国内的翻译史研究有着诸多有益的启示。本文着重从翻译学视域下的译史还是历史学视域下的翻译、翻译史还是文化史、译者中心还是译作中心、史学的方法还是译学的路径几个方面评述《翻译与近代中国》一书，认为此书所揭示的译史研究与史学研究之间应破除学科壁垒，彼此观照，互相融合这一理念，有助于推进中国译史研究真正走向纵深。

翻译史；《翻译与近代中国》；文化史

1.0 引言

在翻译研究领域，翻译史似乎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James Holmes(1988)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翻译研究框架，在此框架中他并没有明确地把历史纳入到其构想之中。本世纪初，比利时学者D’hulst(2001:21)谈到翻译史研究现状时，写道：“翻译史的研究一直未受到其应有的关注，和翻译学其他领域的研究还无法相比”。近些年，在国内外译史研究领域也不断有新作面世，如Pym(1998)、Milton(2001)、Bastin & Bandia(2006)、 André & Hsiao-yen(2012)，孟昭毅、李载道(2005)、张旭(2014)等等，但翻译史研究的弱势地位似乎并未得到根本改变。在国内，不断有学者呼吁加强翻译史研究，并身体力行，努力把译史研究推向深入，王宏志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他由文学研究而入译学研究，早年出版了多部为广大翻译研究者所熟悉的著作。从2011年开始，他每年推出一部由他主编的《翻译史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他为推动中国的译史研究，可谓不遗余力。而《翻译与近代中国》(2014)正是他最新的一部力作，收录了他近年有关近代中国翻译史的几个重要个案研究。本文拟结合当前国内外的译史研究现状，对此书作一简要评介。同时，此书因限于篇幅，只收录了作者的部分近作，为做出更全面的评价，本文也会兼及《翻译史研究》(2011-2015)丛书的部分论文。

2.0 内容简介

本书正文有三部分，分“政治篇”、“语文篇”和“人物篇”，包括七篇论文，涉及通事、外交语言、使团国书翻译及文学等主题，历史时期上起1792-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下讫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

第一部分“政治篇”含三篇论文，主题皆涉中西交往中的国书翻译问题。开篇《大红毛国的来信：马戛尔尼使团国书中译的几个问题》关注了一直为历史学者所忽略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国书的翻译问题，分析了出现两份截然不同的英王国书中译本的原因，还原了两份中译本的译者、翻译过程，揭示了隐藏在翻译背后中英两国间的政治角力。其后一篇《“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翻译与马戛尔尼的礼物》从马戛尔尼使团献给乾隆的礼物清单的翻译着手，指出正因为这份清单被翻译成中文时采取了淡化的手段，大大减少了原文极为夸张炫耀的成分，从而消解了一次可能出现的中英外交危机。第三篇《“这简直就是一份外交赝品”：蒲安臣使团国书的英译》，同样讨论国书问题，但视角转向1868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正式外遣使团——蒲安臣使团。文章分析了此次出使国书的英译译者、翻译过程、翻译争端，指出了清廷一直重用外国译者，冷落忽视本土译者这一为历史所遮蔽的史实。

第二部分“语文篇”的两篇文章分别以语言角度和文学角度为切入点。《“不通文移”：近代中英交往的语言问题》以丰富的史料重现了在清朝朝贡体制下中英近代交往文书往来的过程及其带来的语言问题，从翻译层面展现了两国交往的复杂性，揭示出在近代中英外交中英国一直保持着对翻译的重视。《“人的文学”之“哀弘篇”：论周作人与<域外小说集>》则通过爬梳史料，证明《域外小说集》并非鲁迅而主要是周作人的译作，并指出周作人这部小说集所收小说的选材标准及方法，以及这部小说集与周作人特殊的人文观和小说观的契合。

第三部分“人物篇”的两篇文章聚焦于译者。《“叛逆”的译者：中国翻译史上所见统治者对翻译的焦虑》一文分析了中国历朝统治者对译者轻视态度的根源，并通过对清中期以来有关统治阶层对译者和翻译话语的整理分析，揭示了统治者对译者既依赖利用又怀疑敌视的焦虑心态，从而造成了译者恶劣的生存环境和负面的政治和文化地位。最后一篇论文《“律劳卑”与“蛮夷的眼睛”》从对中英近代外交影响深远的“律劳卑事件”中核心人物律劳卑(Lord William John Napier)名字的中文翻译谈起，指出“律劳卑”这一中译名的贬损含义差一点引起一场外交风波。

3.0 学术特点与贡献

3.1 历史学视域下的翻译还是翻译学视域下的历史？

翻译学从建立之初，就不断从其他学科借鉴方法，汲取养分，浇培译学研究之树日益繁盛。翻译学因应相关学科的发展，具有多变的客观特性(孙艺风，2010：8)。而作为其细分领域的翻译史研究也概莫能外。当前，历史学研究的方法对译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那么，应怎样看待翻译史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关系呢？译史研究应归到翻译研究的畛域内，还是放到历史学的范围呢？部分翻译史学者出于捍卫学科属性的心理，希望把译史研究和历史研究隔断开来，认为两者学科特征泾渭分明，因此“耗费时间精力去劝说历史学者来承认翻译史的合法学科地位看起来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Rundle，2014：4)；而另一些翻译史学者则把翻译视为研究某一历史主题的途径与方法，认为翻译史学者和历史学者如致力于同一历史主题的研究，那么深入的对话与交流就是可行的，有价值的历史洞见会使彼此受益(Rundle，2014：4)。后者的观点无疑代表了一种更为开放的译史研究态度，也更能体现出译史的跨学科的特性。本书作者甚至直称，“翻译史研究就是历史研究的一种”，研究历史中的翻译现象“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翻译研究”(王宏志，2014：ⅶ)。这种开放的态度对译史研究走向深入无疑会起到良性的作用，本该互相补益、彼此促进的译史研究和历史研究各说各话对各自学科的发展很可能会形成阻碍。译史研究不仅仅从历史研究借鉴方法，也可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及方法补历史研究之不足。而本书中以丰富的案例彰显了这一点。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的敕谕中，有“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等话语，历史学者多把其诠释为乾隆闭关锁国、盲目自大、自我封闭，但作者在《“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一文中以使团所带礼物清单的中译文为中心，分析了清单中译文虽然较原文已经大大淡化，但还是带出英方对自己所赠礼物夸耀自满的心态，这才导致乾隆对英人“张大其词以自炫其奇巧”的评价，再结合乾隆宫廷已藏有各种精美科学器械这一史实，乾隆给英王敕谕中的傲慢语气就有其客观性的理据了。这样，以翻译作为切入点所做的深入的历史分析，实际上补益了史学界研究之盲点。 而作者所主编的《翻译史研究》一书中的论文在这一方面也起到了很好的示例作用。如2013年《翻译史研究》中一篇论文这样写道：“以学术史相对较年轻的学科——翻译研究——作为研究方法，实能弥补英国汉学史、中英外交史以及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空白，呈现翻译研究在跨文化研究中带来的巨大潜力”(关诗珮，2013：132)。可以说，打破翻译研究和历史研究之间的固化藩篱，推动两者的深度融合，代表着未来翻译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3.2 译者中心还是译作中心？

翻译史研究的疆域在哪里？究竟研究的是译者、译作，或是别的？有学者曾就此写道：“翻译史的写法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结构，可以翻译家为中心，也可以翻译机构为主线；可以通过翻译思想的变动，也可以通过翻译运动的兴衰来清理线索”(邹振环，1996：ⅴ)。翻译史研究的领域不仅仅可以是历史中的译者、译作，还可以是翻译理论、翻译思想、翻译出版等等，而本书正例证了翻译史研究内容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大大地拓展了一般所认为的翻译史所含括的研究范围。通事、外交语言、礼品清单翻译、使团国书翻译等以前极少为人所关注的领域进入到翻译史家的视野。译史研究不再仅仅是文学翻译史的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说，“中国近现代的翻译活动始终与社会各个方面紧密相连，但译史研究者多把目光放在文学等学术领域，有很大的局限。事实上，其他领域有着丰富的翻译事件，有待我们去发现”(王建开，2007：56)。而本书作者更是认为翻译史研究“就是对各种各样涉及翻译的现象进行历史性的研究”(王宏志，2014：ⅶ)。本书以及《翻译史研究》丛书所涉翻译现象和事件似乎“颠覆”了我们传统译史研究的疆域，译者中心或译作中心不再是译史研究的唯一焦点。正是在这种翻译史观的观照下，历史中的翻译现象凸显出来，它可以是一纸礼物清单的中译，背后却映照出中英文化的巨大鸿沟(王宏志，2014：55-90)，可以是仅仅一个人名“律劳卑”的中译，却几乎激起一场外交风波(王宏志，2014：275-310)，可以是对《域外小说集》译者的考证，关系到的是文学史书写对翻译家持论是否公允(王宏志，2014：194-234)，可以是战争中的译者，其影响甚至可以左右历史(王宏志，2011：82-113)，还可以是广告的跨文化传播与翻译，国人的身体知识却借此得以建构(黄克武，2012：130-154)。

3.3 翻译史还是文化史？

文化史和翻译史是什么关系？很早就有学者写道，“译史研究必须注意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相结合，因为翻译的产生离不开文化交流的需要”(穆雷，2000：48)。本书作者早年在为何要从事翻译史研究时写道，翻译史研究“可以促进人们对整个人类文化的历史的重写”(王宏志，1999： 58)。可见，作者很早就认识到译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的密切关系。在本书中，他更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关系，“今天的历史研究已走出了那种只谈一些重要政治人物和事件的大历史模式，文化史的(重新)兴起，让人们愿意去审视过去发生过的任何事情，使它们成为历史书写的对象”(王宏志，2014：ⅶ)。翻译史不仅和文化史密不可分，在这里文化史更是被作为翻译史研究的路向被提出来，即翻译史研究要采用文化史研究的方法，或可以说翻译史研究本身就是文化史研究。在翻译史与文化史相融合的视野中，一些之前很少为人所关注的翻译主题便具有了文化史上的价值和意义。如作者写道：“不少与翻译有关的人物或事件，曾经严重地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但却一直没有引起学者的注意，中外交往就好像无须依仗翻译就能进行似的”(王宏志，2014：)。于是，还原历史真相，恢复历史语境下翻译的真实功能和作用便具有极大地讨论价值了。在《大红毛国的来信》一文中，英王乔治三世写给乾隆的国书有两份截然不同的中文译本，一份来自故宫所藏军机处上谕档，另一份藏于英国外交部档案，前者把英王及其使者大大矮化，有意地使用“贡臣”、“向化输诚”等朝贡表文所用词语，把原英文文本高雅又略带傲慢的文辞消解得无影无终，把国书转化成一篇附庸小国向天朝进贡的贡文，而后者则译文准确，恰当地呈现出原文平等而又略带高傲的文风，而恰恰正因为乾隆先读到了后者，即由英国使团辛辛苦苦寻来的译者所忠实翻译的国书译文，才有了他对待使团的倨傲态度。翻译之于文化史的价值在这里便显现出来，没有英国外交部档案所藏国书中译文的发现，以及对译者、翻译过程的详细梳理考证，我们便不能对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这个中西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有真正透彻而全面的理解。

3.4 史学的方法还是译学的路径？

翻译史研究究竟应采用怎样的研究方法和路径？Bastin & Bandia(2006: 2)在他们主编的一部翻译史论文集中这样回答，“虽然大部分早期著述都是描述性的，叙述事件和历史事实，近些年的研究则转向对这些事件及事实进行阐释，方法论的建立则以史学方法为根基。”这指出了当前国内外的译史研究对史学方法之重要性的认识，并由原来只重视对史实的描写叙述转向对史实的分析阐释，而本书作者更进一步强调对史实的叙述和对史实的分析对于译史研究是同等重要的，“我们无须再纠缠于什么‘以论带史’或‘以史带论’的争议，因为‘史’和‘论’是同样重要，相辅相成的”(王宏志，2014：ⅹ)。具体说，就是“单有史料，没有论点，那是不足够的；但提出了观点，却没有史料的支撑，那只能是空谈”(同上)。实际上，纵观西方史学史，可以观察到一种“或偏于论证(分析)或偏于叙述(描写)的‘钟摆’现象”(张广智，2000：352)，而作者正是以西方史学研究的偏于一端来反观译史研究，力求尊重历史学发展规律，追求史与论不偏不倚、皆不可废的客观态度，他的这种治史观在本书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在关于蒲安臣使团国书英译一文中，作者先详举资料，叙述清廷当时已有自己训练出来的翻译人才，但在国书的翻译以及出使缔约过程中都依靠蒲安臣等外国人，进而带出清廷对自己的译员缺乏信任、缺乏信心这一论点。不只此篇，书中各篇论文皆能做到史寓于论，论融于史。

4.0 总结与评价

本书白璧微瑕，在内容收录、结构编排上略欠妥当，《“人的文学”之“哀弘篇”》是书中唯一一篇探讨文学翻译的文章，置入本书有突兀之感。其实，除此篇外，其余各篇皆和“政治”密切相关，不如拿出此篇，或代之以它文，而重名该书《翻译与近代中国：政治篇》，似乎更为妥当，至于文学翻译史的内容，可再出专书讨论。但相比本书优点，此足可忽略。本书史料挖掘深入，论证鞭辟入里，所择译史案例，颇能以小见大，看似微末，但经独特视角缜密分析论述，背后的历史意义突显出来。“前言”相对于正文的各个案例可称得上是有关译史的理论层次的概述，尤其值得细读。总之，作者努力把翻译史研究纳入到新文化史这一历史学的最新发展潮流中去，即沿着由宏大叙事、精英文化的历史学转向由年鉴学派所开拓的现代史学的路径，以个案研究来拓展翻译史研究的时间和空间。他所推动的研究路向符合国际译史研究的趋势和潮流，也为当前国内译史研究指明了方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本书都是当前译史研究的一部力作，译史研究者不容错过。

[1] André, J. S. & P. Hsiao-yen. (eds.).ChinaandItsOthers—KnowledgeTransferthroughTranslation, 1829-2010[C]. New York: Editions Rodopi, 2012.

[2] Bastin, G. L. & P. F. Bandia. (eds.).ChartingtheFutureofTranslationStudies[C].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2006.

[3] D’hulst, L. Why and how to write translation histories?[A] In J. Milton (ed.).EmergingViewsonTranslationHistoryinBrazil[C]. Sao Paulo: Humanitas/FFLCH/USP, 2001,(6):21-32.

[4] Holmes, J. S.Translated!:PapersonLiteraryTranslationandTranslationStudies[M]. Amsterdam: Rodopi, 1988.

[5] Milton, J. (ed.).EmergingViewsonTranslationHistoryinBrazil[C]. Sao Paulo: Humanitas, 2001.

[6] Pym, A.MethodinTranslationHistory[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8.

[7] Rundle, C.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of translation history: The value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J].TheTranslator, 2014,(1): 2-8.

[8] 关诗珮. 英法《南京条约》译战与英国汉学的成立[A]. 王宏志主编. 翻译史研究[C].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128-164.

[9] 黄克武. 广告与跨文化翻译：20世纪初期《申报》医药广告的再思考[A]. 王宏志主编. 翻译史研究[C].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30-154.

[10] 孟昭毅，李载道. 中国翻译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1] 穆雷. 重视译史研究, 推动译学发展[J]. 中国翻译，2000，(1)：44-48.

[12] 孙艺风. 翻译学的何去何从[J]. 中国翻译，2010，(2)：5-10.

[13] 王宏志. 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M].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

[14] 王宏志.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译者[A]. 王宏志主编. 翻译史研究[C].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82-113.

[15] 王宏志. 翻译与近代中国[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16] 王宏志主编. 翻译史研究[C].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015.

[17] 王建开. 翻译史研究的史料拓展：意义与方法[J]. 上海翻译，2007，(2)：56-60.

[18] 张广智. 西方史学史[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9] 张旭. 近代湖南翻译史论[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4.

[20] 邹振环. 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

(责任编辑：杨彬)

A Review ofTranslationandModernChina: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IU Li-yi1， LIU Zhen-qian2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Jianzhu University, Jinan 250101,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TranslationandModernChinais very enlightening for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history in its use of historical data, its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route. This paper is dedicated to the review of the book from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translation history under the realm of translation studies or translation under the realm of history, translation history or cultural history, translator-centered or translated text-centered, the methodology of history or that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t is revealed in the book that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history should move across the barrier between them and offer resources to each other, which is conducive to the furthering of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history in China.

translation history；history；TranslationandModernChina; cultural history

2017-01-09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十九世纪英文汉学期刊对中国文化典籍的译介研究”(项目编号：16BYY060)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到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4CWXJ63)、中国博士后科研基金(项目编号：2014M561902)和山东建筑大学博士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XNBS1447)的资助。

刘立壹(1976-)，男，汉族，山东胶南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典籍翻译。 刘振前(1964-)，男，汉族，山东莱州人，教授，博士，博导。研究方向：语言学、翻译。

10.16482/j.sdwy37-1026.2017-03-013

H315.9

A

1002-2643(2017)03-010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