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文化资质及支持对中学生音乐活动参与的影响
——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初中生为例的研究

江肇衡

（香港浸会大学，香港，999077）

家庭文化资质及支持对中学生音乐活动参与的影响
——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初中生为例的研究

江肇衡

（香港浸会大学，香港，999077）

本研究探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初中学生如何理解家长支持和家长的文化资本对自己参与音乐活动的影响。调查问卷于2015年初夏派发，对象为九所中学的七至九年级学生；根据收回的1 614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家长的文化背景使他们更支持学生的音乐活动，结果更能培育学生的音乐文化资本。参与研究的学生也认为，父母给予鼓励比拥有音乐能力和知识更重要。本次研究以香港地区为背景，提供一个不同的角度，阐释家长文化资本和家长支持的相互影响，也显示学生如何理解家长支持对自己参与音乐活动的影响。

家长支持 文化资本 音乐活动 初中学生 香港

参与音乐活动往往被视为中产阶级的社会指标，与布尔迪厄（Bourdieu）提出的文化资本概念一致。布尔迪厄（Bourdieu，1986）认为，要认识社会主流文化，则要看那个社会的中产阶层人士特别拥有什么。文化资本在制度化的、具体化的、客观化的状态存在（Bourdieu，1986），是一种额外的能力，帮助学生在学校表现出色（DiMaggio，1982）。人们构想文化资本为“品味高雅”的活动，例如：到剧院看剧（Lareau和Weininger，2003）、参观博物馆（Katsillis和Rubinson，1990）；参与布杂艺术（les beaux arts）和阅读（deGraaf、deGraaf和Kraaykam p，2000）；课外上文化班，如艺术、音乐和舞蹈（Dumais，2002；Møllegaard和Jæger，2015）；参与课后艺术学会（Schmutz、Stearns和Glennie，2016）等。文化资本可以表现于个人所在阶层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和口味，这是由家庭内早期而长期的社会化形成的——这种社会化令文化资本获得更有效的代际传递，而中产阶级家长可更容易通过早期社会化来培养子女“品味高雅”的文化知识，使子女更能欣赏音乐。

科尔曼（Coleman）提出，两代之间文化资本的传承必须依靠社会资本才能成功。他认为就家庭内的社会资本而言，父母与子女间的积极交流对父母把自身的文化资本传授给子女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父母的“人力资本”（Coleman，1988，第110页）和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概念相似，科尔曼相信人力资本连同社会资本影响着子女的福祉。科尔曼（Coleman，1988）也提出，拥有高人力资本和优越经济资本的父母可能不会投放过多社会资本在子女身上，因为他们可能需要长时间工作和没有太多精力奉献于与子女间的交流或和其他家庭、社会机构间的交流当中。对子女的福祉和智力发展来说，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十分重要（Coleman，1988）。如果没有后者，子女便不能尽获父母人力资本带来的好处。另外，父母的支持和投入程度会影响子女参与文化活动的种类，从而影响他们智力发展的丰富程度（Bianchi和Robinson，1997）。社会资本能把家庭中的财富资本和人力资本转换成子女文化知识。因此，父母的文化资本（即文化知识，或者说文化修养、文化背景），或称“家庭文化资质”以及社会资本（即参与度）高度影响子女参与音乐活动和学习音乐的情况。

一、父母对子女音乐活动的参与度

父母的投入程度和支持会影响子女对音乐活动的参与。子女参与音乐活动，特别是乐器学习活动，需要父母在财力上的大力支持。“父母的支持如何影响子女学习音乐”这个问题，获得了学者的关注并延伸出大量研究（Davidson、Howe和Sloboda，1996、1997；Ho，2009；Margiotta，2011；Mehr，2014；Özmentes，2012；Pitts、Davidson、McPherson，2000；Serbun和Debono，2010）。在子女学习乐器早期，父母的参与会影响他们的音乐学习成效乃至成就（Creech，2010；Creech和Hallam，2003、2011；Davidson、Howe、Moore和Sloboda，1996；Pitts等，2000；Zdzinski，1996）；而父母若较少参与，则会导致子女放弃乐器学习（Davidson、How e和Sloboda，1996）。在父母的参与方式中，陪同子女一起上乐器班、陪伴他们一起练习和帮助他们温习课堂笔记等都是正面的策略，让子女一直保持学习音乐的动力（M ills，1973）。父母正面的援助（Ho，2009；Zdzinski，1992、1996）、持续的支持（Ho，2009）、深度的参与（Hallam，2011）和富有音乐气氛的家庭环境（Brand，1985、1986；Howe和Sloboda，1991a、1991b；Kong，2016、2017；Özmentes，2012）等都能正面地改善子女的音乐学习。富有音乐气氛的家庭环境也能正面地影响学生对学习乐器的态度（Özmentes，2012）。关于学生音乐聆听方面，马尔吉奥塔（Margiotta，2011）的研究显示大部分父母都愿意支持子女学习音乐，同时，学生也对父母的支持表现出正面的态度。父母的参与程度也可能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影响学生对音乐活动的参与及其音乐品味（ter-Bogt、Delsing、vanZalk、Christenson和Meeus，2011）。父母主动的参与，如带子女出席演奏会和乐器班、让子女不论在家中或在外面都能积极投身音乐活动等行为，对改善子女音乐学习方面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效果（ter-Bogt等，2011）。

不同父母给予子女在音乐发展方面的支持会有质量和程度上的分别，与其本身的文化修养有关，尤其是父母的学术背景和其音乐修养。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父母可能在发展子女文化潜力方面展现出不同的育儿策略。拉鲁（Lareau，2011）提出，中产家庭可能会精心组织活动，如安排闲暇活动或乐器班，以发掘子女的文化潜力和听取他们的意见。相对来说，基层家庭的父母比较被动。与拉鲁意见一致，巴伦苏埃拉和科迪纳（Valenzuela和Codina，2014）表示，来自拥有较高音乐文化修养家庭的学生会相对地有更多机会参与音乐学习。另外，拥有较高学历和有乐器学习经历的父母会倾向于提供音乐性强的家居环境予子女（Custodero和Johnson-Green，2003）。本身是音乐家的父母能理解音乐符号和子女的演奏，所以他们能够有效地辅助子女练习；而未曾接受音乐训练的父母则被认为不能为子女提供实际支持，因为他们不懂音乐符号和子女的演奏（Borthw ick和Davidson，2002），他们更可能因不懂得理解老师对学生练习提出的指示，而未能有效支持学生的练习（Margiotta，2011）。

尽管父母的文化资本被视为对子女音乐活动支持质素的重要指标，戴维森、豪和斯洛博达（Davidson、Howe和Sloboda，1996）的研究提出，对子女参与音乐活动而言，父母的支持尤其是正面的支持比起他们本身拥有的音乐知识来得更为重要。爱与支持可能更能影响学生发掘学习音乐和参与音乐活动的动力（Margiotta，2011；M cPherson、Davidson和Evans，2006）。最近的研究（Liu等，2015）也显示，父母的内在和外在动机能改善学生学习音乐和参与音乐活动的表现。

二、研究目的

对于香港学生来说，音乐是热门的课外活动。父母多认为音乐是高雅艺术，他们会让子女学乐器或参加合唱团，并鼓励他们参加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考试（Cheung，2004）。在2013至2014年，超过11万名学生参加实用艺术考试，比参与语言能力考试、专业或职业考试和学位考试的考生要多（Hong Kong Exam 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2015）。①Wan，Y.（2009）.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avorab le scoring policy in co llege entrance exam ination and som e thinking.Journal of Teaching and M anagement，36，pp.75-77.（转引自Liu等，2015）还有学者发现，学生的音乐成就——如考试和比赛证书能提高学生入学机会，特别是在注重社会地位的中国（Lam和Huang，2012）。

父母影响的重要性越发受人关注，无数的研究都审视父母支持和学习音乐间的关系（见Davidson、Howe和Sloboda，1996；Ho，2011；Howe和Sloboda，1991b；Law和Ho，2007；Sosniak和Bloom，1985），但却很少会从其他角度——如父母文化资本、父母支持和学生参与音乐活动之间的关系或学生对父母支持的态度等方面作研究。在香港，父母的支持对学生参与音乐活动只有些微的影响（Ho，2009），但其对初中学生的音乐品味和知识方面却有重要的贡献（Ho，2002）。本研究调查了香港地区的父母文化资本、父母的支持和学生参与音乐活动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对父母的文化资本进行了定义（学历和乐器学习背景）、了解学生参与音乐活动的程度（演奏会/在家听音乐和学乐器），并提出以下问题：

（1）学生如何看待他们父母的文化资本和对他们聆听音乐及学习乐器的支持？

（2）学生认为父母的支持有多重要？

三、研究方法

2015年初夏，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方式收集定量数据，对象为七至九年级学生，来自九所中学——其中，四所位于新界，四所位于九龙，还有一所位于香港岛。为收集多样化的家庭文化背景数据，本研究招募不同水平的学校参与。在每所学校中，教师于每个年级中选取两至三个样本教室。各个样本教室约32至40位学生，由学校教师在课堂上指导，进行问卷填写。

本次问卷调查旨在探究学生对音乐活动（即音乐聆听和乐器学习）的参与和学生对父母提供支持的看法。问卷分为四个主要部分：（1）学生的一般信息（人口统计信息和器乐学习背景）；（2）父母的文化背景（受教育程度和器乐学习背景）；（3）父母在学生的音乐聆听及器乐学习上提供的支持；（4）学生对父母影响他们的音乐聆听和乐器学习的方式的看法。本研究采用封闭式、多项选择题和四点等级（0=“从不”至3=“总是”）和五点（1=“非常不同意”至5=“非常同意”）李克特量表收集学生的响应，以进行定量数据分析。

四、调查数据

本研究共收回1 614份问卷，从九所位于香港不同地区的中学采样，包括六所男女校、一所男校及一所女子学校。有效应答的问卷中有764份（49.2%）①本文所涉百分数均只保留一位小数，表内亦同。为男性，790份（50.8%）为女性。②本文中，对每一个问题（项目）的统计数据皆依据对该问题进行有效回答的问卷的数量而进行。下文不再逐一说明。表1与表2显示受访学生的年级与年龄分布情况。

学生乐器学习情况为：643名受访者（42.5%）有乐器学习经历，当中有209人学习两种乐器。学习乐器的学生中有88.4%选择西方乐器作为他们的主要乐器。大部分学生（63.0%）表示，乐器演奏知识来自私人乐器导师（见表3）。学习主要乐器的平均时长为3.90年（最小=0.04；最大=12.17；中位数=3.00）。钢琴（229人）、吉他（103人）和小提琴（69人）为最多人学习的乐器。

表1 受访学生的年级统计信息

表2 受访学生的年龄统计信息

表3 学生获得乐器演奏知识的途径

关于家长的文化背景，这项统计包含两项父母文化资本变量：受教育程度和器乐学习背景——这两个变量获显示为父母对学生参与音乐活动提供支持的预测因子。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即最高教育水平）被分为三个次序变数：小学或以下、中学教育、大专或研究生学历。器乐学习背景分为两个名目变数：有或没有乐器的学习背景。下页表4和表5显示了受访者父母的文化背景情况。

关于学生对父母在其音乐聆听上赋予支持的看法，请学生用四点量表（0=“从不”至3=“总是”）评量父亲或母亲在他们的音乐聆听方面提供支持的情况。描述统计显示，学生们认为父母经常鼓励自己聆听音乐（平均数=1.11，标准偏差=1.02），另外，家长自己经常在家里聆听音乐（平均数=1.25，标准偏差=0.96）（见表6）。根据研究结果，学生们认为在他们的音乐聆听上，母亲比父亲提供更多支持。

关于对父母在其音乐聆听上提供支持的重要性之看法，请学生用五点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同意”至5=“非常同意”），以评估他们如何看待父母在他们的音乐聆听上提供支持的重要性（见表7）。结果显示，于大部分的选项中，学生表示不同意的比例比表示同意的高，只有“提供富有音乐的家庭环境”一项除外——获得学生表示同意的（35.0%）比不同意的（32.5%）比例高。香港学生对于所列所有父母支持方式重要性的看法，平均分数不超过3（中性），这意味着学生不同意所列所有父母支持方式能够激励自己参与音乐聆听。在七种学生家长支持音乐聆听的方式当中，香港学生认为父母对其聆听音乐的鼓励（平均数=2.87）及一个富有音乐的家庭环境（平均数=2.96）是相对地能激励自己音乐欣赏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学生还认为，家长与子女的良好关系（平均数=2.75）是能激发子女的音乐聆听的。

关于学生对父母在其乐器学习上提供支持的看法，学生使用四点量表（0=“从不”至3=“总是”）表示父母在他们的乐器学习上提供支持的频率。大部分受访学生（从57.4%至86.6%）认为他们的父母在全部11方面提供了对自己的乐器学习的支持。基于所获得的平均分，于11种支持方式中，学生们认为家长最常鼓励学生学习乐器（平均数=1.88）和最常督促学生练习乐器（平均数=1.56）；而学生认为父母不太愿意于学生学习进度良好时给予物质奖励（平均数=0.94）及不太愿意为学生订立学习目标（平均数=1.15）（见下页表8）。此外，36.8%及39.0%的学生分别认为他们的父亲和母亲对他们的乐器学习提供了支持——这表示在学生的乐器学习上，母亲比父亲提供更多支持。

关于学生对父母在其乐器学习上的支持的重要性的看法，请学生用五点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同意”至5=“非常同意”）评价父母的支持对自己学习乐器的重要性（见下页表9）。从平均分数来看，口头鼓励（平均数=3.16）被认为是维持学生的学习乐器动机的最重要因素；而父母的音乐知识（平均数=2.68）和陪伴学生练习乐器（平均数=2.67）被认为是最不重要的。

表4 父母的受教育程度

表5 父母的乐器学习背景

表6 父母对学生的音乐聆听之整体支持（平均数数值含义谱系：0=从不，3=经常）

表7 学生对父母在其音乐聆听上支持方式的重要性的看法（平均数数值含义谱系：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表8 父母对学生乐器学习的支持频率（平均数数值含义谱系：0=从不，3=经常）

表9 学生对父母在其乐器学习上的支持的重要性的看法（平均数数值含义谱系：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

关于父母的文化资本对他们在支持学生音乐聆听上的影响，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器乐学习背景对他们支持学生音乐聆听的程度有显著预测（p＜0.01）。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或器乐学习背景的家长往往会对学生的音乐聆听活动提供更多的支持。该β系数可揭示父母的文化资本对他们支持学生音乐聆听活动所产生的影响程度。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最有能力预测：家长陪同学生出席音乐会的概率，即F（1，1190）= 105.85，R2=0.082，β=0.286，p＜0.01；父母向学生推荐音乐或演唱会，即F（1，1190）=90.86，R2=0.071， β=0.266，p＜0.01；父母于音乐聆听上赋予的鼓励，即F（1，1190）=90.44，R2=0.071，β=0.266，p＜0.01。而父母的器乐学习背景则最有能力预测：父母透过不同途径对音乐聆听做出的鼓励程度，即F（1，1578）=92.56，R2=0.055，β=0.236，p＜0.01；父母向学生推荐音乐或演唱会的程度，即F（1，1576）=75.40，R2=0.046，β= 0.214，p＜0.01。

关于父母的文化资本在他们支持学生乐器学习方面的影响，在回归分析中，父母支持的频率定为因变量，而父母的音乐背景和受教育程度为自变量。父母受教育程度对以下两种支持方式有较强的预测性：父母倾向与乐器导师沟通及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即F（1，541）= 48.19，R2=0.082，β=0.286，p＜0.01；对学生弹奏的音乐给予意见，即F（1，540）=39.22，R2=0.068，β= 0.260，p＜0.01。而父母的音乐背景对以下两种支持方式有相对较强的预测性：鼓励学生学习乐器，即F（1，668）=31.03，R2=0.044，β=0.211，p＜0.01；对学生的弹奏给予意见，即F（1，664）=30.20，R2=0.044，β= 0.209，p＜0.01。

关于家长支持与学生学习动机的关系，采用皮尔森相关分析，检验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父母对学生的乐器学习的总体支持程度和学生学习乐器的动机。让学生使用五分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同意”至5=“非常同意”）表示自己是否喜欢学习乐器，以及他们是否会继续学习乐器，并从中收集学生学习乐器动机的数据。结果显示，香港父母对学生乐器学习支持的整体程度与学生学习乐器的可能性（r=0.274，N=670，p＜0.01）和学习乐器的持续性（r=0.289，N=671，p＜0.01）有显著相关（p＜0.01）。

关于家长文化资本和学生乐器学习机会的相关性，如下页表10所示，随着父母的文化资本水平的提高，香港学生学习乐器的机会亦随之而增。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学生学习乐器的比例与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父亲的乐器学习背景和母亲的乐器学习背景有显著关系，检验值X2依次为18.23（2）、25.60（2）、26.74（1）和37.66（1），p值均为0.000。另外，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就学生学习乐器的机会而言，相对于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家长的乐器学习背景是一个较强的预测因子，即F（2，1164）=34.03，β=0.189，p＜0.01。

五、结果讨论

这项研究从学生的角度出发，研究父母对子女聆听音乐和学习乐器的影响，并以香港的初中学生作为案例，审视父母文化资本和其对子女支持的相互关系。这次研究显示，父母的文化资本能作为其对子女音乐活动支持的指针；父母的文化资本会提升学生学习乐器的参与率；父母的支持与子女学乐器的动力息息相关。基于从1 614份问卷中抽取的数据，本部分将研讨学生如何看待父母对他们音乐活动的支持的以及其重要性。

首先，有部分研究认为父母的支持能对学生参与音乐活动产生影响。可是，此研究发现，学生认为他们的父母并不倾向于支持或参与他们的音乐活动，尤其是在聆听音乐方面，父母对子女音乐聆听活动的支持程度不高（总平均数是0.78；0=“从不”至3=“经常”）（见表6）。香港父母认为学生应该专注于学术性科目上，因为大众普遍认为这些科目能直接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和就业机会（Ho，2009），所以，父母某种程度上会对学生音乐聆听提供较少支持或资源。此研究发现，父母最常自己听音乐、在家中和子女一起听音乐和鼓励子女听音乐，学生反映父母很少陪他们一起出席音乐会（平均数＝0.5；0=“从不”至3=“经常”），这可能与互联网成为最普及的音乐聆听平台有关。另外，父母的工作时间也是影响因素之一。香港市民平均每年工作2 606小时，为全球最高（Petroff，2015）。因此，父母可能太忙，没有时间陪同子女参与外面的音乐活动（Law和Ho，2007）。出席音乐会的机会成本越来越高，可能导致拥有较高收入的家长倾向选择以消费品形式进行文化活动（如听光盘），而并不是消耗时间（如出席音乐会）（Ekelund和Ritenour，1999）。这些因素直接说明，父母倾向留在家中听音乐，间接解释了其对子女的音乐活动的参与状况。因此，父母可能相对地会更支持留在家中听音乐；子女亦会受到其父母的音乐选择所影响，而可能会无意识地塑造了他们的音乐品味和喜好（terBogt等，2011）。

相比起听音乐，父母一般更倾向于在子女乐器学习上提供支持（平均分＝1.37；0=“从不”至3=“经常”）（见表8）。在多种支持方式中，父母一般会通过鼓励子女学乐器（平均数＝1.88；0=“从不”至3=“经常”）和督促子女练习（平均数＝1.56；0=“从不”至3=“经常”）表现支持的态度。在香港，人们视乐器学习为一种文化资本，可以借此提升学生的学业成就，所以相对音乐聆听活动，学生在学乐器方面可能会获得父母较多的支持。父母因此可能会投放更多支持来维持子女学习乐器和促进其学习过程（Creech，2009）。

研究亦显示，父母的文化资本（学历和音乐学习背景）是他们对子女音乐活动支持的指针。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父母一般能为子女音乐聆听和乐器学习提供更高强度的支持，从而影响他们的音乐才能发展。在这次研究中，发现拥有较高学历和音乐学习背景的父母倾向于和子女一起出席音乐会，并向子女介绍音乐或演奏会。曾接受音乐训练的父母一般会拥有较高程度的音乐知识，从而能培育子女的音乐细胞，并陪同他们一起参与音乐活动（Mehr，2014）。拥有较高学历的父母会主动为子女安排文化活动（Lareau，2011）。所以，与本次研究结果一致——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父母会更愿意栽培子女的音乐才华，陪同他们一起出席演奏会和介绍音乐给他们。

本次研究结果和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传承的论点（Bourdieu，1973）一致——父母的文化资本和子女参加乐器学习之间的关系呈正相关，这也表示拥有较多文化资本和较高学历的父母，会更鼓励子女学习乐器。这与拉鲁（Lareau，2011）的概念也一致——拥有较高学历的父母会更主动为子女组织活动，并主动培育子女的文化资本。拥有文化资本的父母，特别是有音乐学习背景的父母，会更愿意送子女到乐器班，从而培育子女的音乐知识和传承这一份优势。曾受良好教育和接受音乐训练的父母会通过聘请私人乐器导师来培养子女的音乐优势。基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Bourdieu，1986），笔者提出父母的文化资本会转化成其对子女的支持，从而促进子女参加乐器学习和发展他们的音乐才华，培养他们的文化资本。

除此之外，这次研究也发现，这一代学生比他们父母那一代学乐器的比例更高。人们普遍认为会弹奏乐器是文化资本，能让学生更容易被优秀学校录取，也能有助于他们的学业表现。因此，不仅是中产家庭，即便是没有财富优势的家庭也会鼓励子女参加乐器学习。此外，香港大部分学校都会举办乐器班以培育学生，因此，参加乐器班在香港学生中越发受欢迎。所以，在当今，中学生学乐器更为普遍，而不是仅限于中产家庭（Kong，2016、2017）。

表10 父母的文化资本与学生的乐器学习情况交叉表

第二，与何慧中（Ho，2009）的研究结果一致，这次研究显示，学生并不认为父母对其音乐活动的影响十分重要。受访者对父母对其听音乐和学乐器的影响力进行评分的结果显示，基本上所有父母影响因素的平均分都低于3（1=“非常不同意”至5=“非常同意”）。至于音乐聆听方面，学生认为富有音乐气氛的家庭环境和父母对其的鼓励对维持他们听音乐的兴趣方面颇为重要。这与科尔曼的社会资本论（Coleman，1988）部分一致——他指出家庭间的人力资本传承必须配合父母的支持才能完成；因此富有音乐气氛的家庭环境（作为家庭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再配合父母的鼓励就能培养子女音乐聆听习惯。

关于学生对父母对他们学乐器的支持的重要性的看法，研究显示，口头鼓励和督促练习对维持乐器学习相对重要。戴维森等人（Davidson、Howe和Sloboda，1997）的研究显示，音乐家父母能为子女的练习提供实际帮助，他们的指导被认为是正面的策略；与此同时，非音乐家父母可能会督促子女独自练习，没有沟通或交流，只能用常识去理解子女的练习，未能解释音乐符号和他们的音乐演奏。但是，本研究发现，学生并不认为家长的音乐知识和意见能强烈影响他们的乐器学习。学生认为，家长的口头鼓励和督促他们练习对维持他们学乐器的兴趣更为重要。这意味着父母与子女间的正面交流可能会成为子女学习乐器的动力。而且，学生主要从私人导师身上吸取音乐知识，这亦解释了学生认为家长的支持和鼓励相比其音乐知识更为重要的原因（Davidson、Howe和Sloboda，1996）。

六、意义和结论

本研究显示，学生普遍认为父母不大会积极支持自己音乐方面的追求或者参与其中；而学乐器的学生却相信得到了他们父母的大力支持。父母可能会比较看重子女的学业成就，并且认为音乐只是闲暇活动，所以对支持子女的音乐课外活动方面不会投放太多的关注。另一方面，父母可能会认为学习乐器对子女的学业成就来说是一种文化资本，相对于听音乐来说，他们会更支持子女学乐器。在日常生活中，听音乐是让学生沉浸在音乐环境中的好方法，更有助于他们的音乐性发展，亦能有助于其乐器学习。日渐普及的网络媒体为学生提供了方便的平台去听音乐和接触更多不同的音乐类型，也为他们解决了不少问题——如音乐会票价太贵或父母没有时间陪他们去听演奏会等问题。即便拥有网络这一强大的媒体，这次研究访问的学生却表示更想拥有充满音乐的家庭环境。如此看来，父母与子女间的沟通需加强，学生便能更顺利地听音乐和学音乐。

本研究审视了父母的文化资本会如何影响他们对子女在音乐方面的支持。研究结果可能帮助我们了解两代之间的文化资本传承。父母的文化资本可能会影响其对子女在音乐方面的支持，从而促进对子女文化资本的栽培，特别在音乐能力发展方面，这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论（Bourdieu，1986）有部分相违：两代之间文化资本的传承可能不是直接的过程，而仅靠家中的文化知识交流也可能不足以让父母把文化资本传授给子女。实际情况中更常见的是，父母的文化资本影响他们对子女的支持和投入程度，从而影响子女为发展智力所参与的文化活动。这次研究的结果显示，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家长更倾向于让子女学习乐器，研究也显示学习乐器是学生吸收音乐知识的一大来源。由此，笔者提出，父母的文化资本会转换成其对子女学习乐器的支持，而学生是从乐器教师身上吸取音乐知识，从而促进自己文化资本的形成。这次研究也显示，子女认为父母的音乐知识对他们学习乐器的影响最低；父母的支持、给子女的自主程度，以及鼓励他们之间文化资本的相互交流才能最好地发展子女的音乐才华和促进两代之间文化资本的传承。为更了解父母对子女音乐活动的影响，从父母的视角去调查父母的文化资本如何影响其对子女音乐活动的支持的相关研究会再展开。笔者亦在北京进行了类似研究，①Kong,S.H.（2017）.Parental cultural capitaland parentalsupport for students’participation in music listening and instrumental learning：A study of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Beijing，China.In Progress in Education：Vol.42.New York：Nova Science Publishers，Inc.欢迎学术同好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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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韦杰）

江肇衡，香港浸会大学音乐系博士候选人（入学年份：2014年），研究方向为音乐教育学及音乐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