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答钱学森之问
——论梅贻琦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王 之，李 永

（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梅贻琦答钱学森之问
——论梅贻琦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王 之，李 永

（中南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湖北武汉430074）

梅贻琦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在他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期，清华大学人才辈出。其高等教育的管理经验，也为后人所称道。对梅贻琦先生教育思想的探讨，有助于缓解“钱学森之问”所带来的焦虑。这其中的通才教育、大师论和“教授治校”等教育思想，对当代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的启示在于：以通才教育培育学生，以大师论加快办学模式创新，以“教授治校”启迪高校管理模式改革创新，共同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

梅贻琦； 大师论； 教授治校； 通才教育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继1976年“李约瑟难题”之后，“钱学森之问”再次引起了全社会的讨论与试答。“钱学森之问”是参照民国高等教育提出的，他认为在学术成就方面，现今培养的学生不及民国时期。回望民国，一批杰出教育家以兼具中西的理念大刀阔斧地改革教育，引领高校迈向世界一流。“永远的清华校长”梅贻琦就是其中一位。“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一生受教、服务于两岸清华，形成了通才教育、大师论与“教授治校”的教育思想，使得清华大学“从颇有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留美预备学校，成为蒸蒸日上、跻于名牌之列的大学”[1]。他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寻找“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2]结合钱老的发言与梅贻琦的教育思想进行思考，在新时期高校的改革与发展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以通才教育进行学生创新思想的培育；以大师论加快办学模式创新和去同质化；以“教授治校”启迪高校管理模式改革创新。

一、通才教育为“创新思想缺乏”之解

（一）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与实践

梅贻琦是通才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者。他认为高等教育虽然应通才和专才的培养兼顾，但从培养合格“新民”的角度看，重点还应是培养通才。因为通才更为社会所需，通才教育是一般生活的准备，培养通才是培育专家的基础。由此他要求学生接收“全人格教育”成为通才：首先具备学科基础水平，有“专技之长”，而后于学科间“有相当认识”，最后能会通人生，成为“新民”，达到人格与学问相统一的境界。依此，梅贻琦在清华进行了一系列革新：

第一，增设专业课程，提升学生学科基础水平。据苏云峰在《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中的统计数据表明，梅贻琦任职清华大学后，课程总数有大幅提升。从1925年的450门增至1932年的592门，当年增设工学院，课程数达至顶点，此后有所调整，1936年为525门。从1926年至1936年，文学院课程增3倍，法学院增9倍，理学院增13.4倍，工学院增28倍[3]。学院科系与专业课程的增加，夯实了课业基础，督促学生掌握一技之长，为立身致用打下基础。

第二，扩充院系，为学生汇通多学科创造条件。梅贻琦认为学科的综合性是培养通才的前提。他在任期间，通过扩充院系、完善专业设置，使清华成为具有了文、理、法、工、农5大学院，共计26个系的综合性大学。

第三，调整通识课程在教学计划中的比重，发挥通识教育课程主渠道作用。1933年后，清华大学文、理、法、工诸学院学生在一年级需修习自然、社会和人文三方面必修课，共计36至38个学分，占总学分的27.2%-28.3%。再加上党义、体育、军训等公共必修课程，比例升至41%。这一举措扭转了专业化过早的趋向，为专业化发展打下广博基础。

第四，修习形式革新。1929年清华规定毕业生在校需修习132个学分。而后为保证课业水平，清华将学分制与学年制相结合，要求每学期总学分不低于14分，不高于20分。其中选修学分由学生在本系或跨系选修。据季羡林回忆：“当时清华大学规定，文科学生必须选一门理科的课，逻辑学可以代替。我本来有可能选芝生先生（冯友兰）的课，临时改变主意，选了金岳霖先生的课。”[4]

（二） 反思

秉承通才教育的思想，梅贻琦治下的清华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人才。通才教育对当今高校培养创新型人才，特别是创新思想的培育有相当借鉴，现试简述四点：

第一，兼顾通才与专才的平衡，明确教育目标。梅贻琦坚持不能将“通”与“专”割裂对待，而应当辩证地进行分析，把握其内在联系与转化关系。各类学校应从宏观角度出发，兼顾通才与专才平衡，以明确自身在高等教育中的位置与应承担的责任。他曾批评民国教育培养目标混乱，主张各教育机构当各司其职：一是研究院，它吸纳大学里研究兴趣高、研究能力强、有志于将研究作为终身事业的通才进行培养。二是高级专门学校，其中艺术天分高、审美兴趣浓的学生进入艺术学校；实操能力强，技艺天分高而理论兴趣弱的学生进入技术学校。三是社会事业训练，待前二者毕业后参与事业训练，进一步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此外，梅贻琦以工业为例曾总结出学校通专才的平衡：“我认为应当设专科学校或高级工业学校和艺徒学校。高级的技术人才由前者供给，低级的由后者供给，而不应广泛而勉强地设立许多大学工学院或令大学勉强地多收工科学生。”[5]52以梅贻琦这一思路，引导我们应从高等教育层次的实际出发，兼顾通才与专才的平衡，重新审视明确我们的教育目标。

第二，注重交叉与渗透，拓宽教育途径。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提倡以整合后的知识去教授完整的人，这为通识教育的重建提供了一种思路：首先，改革“常识化”的通识教育内容。注重通识教育内容间的有机联系，不一味追求知识结构的整体性，而注重学科间的交叉与渗透，避免“通识课程”成为“常识课程”。其次，在课程中贯穿通识教育理念。以“参与”的方式使理论与实践结合，同时注重基础理论与专业技能的提升，追求学识与人格的发展，将求学与做人统一，使学生在教学中“能识其会通之所在”[6]22。最后，将通识教育理念从第一课堂向第二课堂延伸。第二课堂源于教材又不限于教材、形式生动多样、空间范围广大，是实施通识教育的沃土。梅贻琦在清华扩系设院，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推行多育并举的方针，将通识课程向学术报告、社会活动、学生组织等文化阵地拓展，使清华大学通才教育形成了合力，成为一个系统工程，营造出自由、民主、和谐、开放的求学氛围。

第三，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体现教育本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指每个人都能得到的平等发展、完整发展、和谐发展和自由发展。”[6]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首先包括人的智力、体力、创造力等诸能力的全面发展；其次包括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最后是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这是教育主体在通才教育中应当追求的境界，也是通才教育所能创设的条件。钱学森的秘书涂元季先生曾谈到：“科学家要有点艺术修养，能够学会文学家、艺术家那种形象思维，能够大跨度地联想。理、工、文三者的兼收并蓄，这应该就是钱老心目中培养杰出人才的必由之路吧。”[7]以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求解“钱学森之问”，就是寻求以教育主体学生的全面自由发展击破单向度、程式化教育状态，冲破大学教育囿于专业知识教育的误区，打破高等教育囿于专业知识教育的定势，促使学生形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二、大师论为“办学模式创新和去同质化”之解

（一）梅贻琦大师论的提出与实践

1931年12月2日，梅贻琦在清华大学的就职典礼上宣布了自己的办学方针：“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的教授。……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5]26梅贻琦所谓大师，具有以下特征：一方面能对学生进行包括知、情、志三个基本环节的“全人格”培养。教师对于自己所专长的学科知识有充分之准备，还应掌握循序善诱的技巧。还应当治学严谨，能在对学生的情绪的控制与意志的磨练等方面提供指导。另一方面能创造条件，使学生“从师受业”，建立起“游于圣人之门”式的师生关系。为了将清华打造为国内一流的学术型高校，他将大师视为大学的本质，促进了清华大学的转型和高等教育模式的创新。

一是重视大师的延揽，夯实人才基础。梅贻琦视大师为大学发展之本，清华教师入聘必须经过校内最高水平的聘任委员会许可。在规范选拔的同时加大资金投入，增加各系学科，并延聘了当时众多一流国外学者。

表1 清华历年度各级教师统计表[9]

二是使大师学有所用，形成清华办学模式。将大师置于课堂进行传道授业，清华大学的教授数量一直多于讲师与助教（见表1），绝大多数课程由教授承担，讲师、助教承担答疑、作业批改等教学辅助工作。其中基础课程，也由教授亲自授学。如：闻一多、朱自清曾讲授大一国文；张子高教授曾讲授普通化学；萨本栋教授讲授普通物理长达九年，期间出国则由吴有训教授讲学。将大师置于校园进行“教授治校”。“教授治校”的三大组织是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其中教授是构成主体。“教授治校”的方针与实现使得清华大师们的大智大德得以展现，延续与升华了清华民主治校的传统。将大师置于校外进行学术交流。清华是最早实行定期出国研究制度的学校之一，通过安排教师出席国际会议、出国讲学等方式促进国内外的学术交流。吴有训教授被德国自然科学院选为会员；袁复礼教授被瑞典君主赠与“北星勋章”；萨本栋教授出席第三次世界动力大会和第二次世界巨坝大会。清华大学任用大师出国交流、讲学，使清华加快了追赶上世界科学技术的步伐，提高了科研水平、教学质量、学术地位，有利于邀请吸纳国际人才来华交流，为我国近代对外学术交流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提供培养大师的土壤，铸就清华品牌。清华对教师的评聘与管理规范标准，对大师的造就不拘一格，由此从民国至今，清华品牌熠熠生辉。最突出的事例是吴晗教授与华罗庚教授。明史专家吴晗1925年中学毕业，在本村小学教书，最初投考北大，文史、英语均得满分，而数学零分，按北大规定有一门零分不得录取。再考清华却以同样成绩而破格录取。大学期间，著作等身，颇受当时史界名流青睐，校内人称“太史公”。在西南联大破格从“教员”直接升至清华与联大教授。华罗庚仅有初中学历，在清华连续多次的破格，从图书馆馆员破格担任数学系助理、助教，随后破格推荐至剑桥大学“访问研究”，又未经副教授阶段被聘为教授。除此二位之外，梅贻琦治下的清华人文荟萃、人才辈出。清华本科生、研究生、留学生以及教师中，22人于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占全体81名院士之27%。43人于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首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占358名全体学院委员12%。

（二） 反思

梅贻琦作为一位教育家，履行着作为一校之长的职责——礼聘大师、任用大师、培养大师。大师论贯穿了梅贻琦教育生涯，为后世津津乐道。大师论利于办学模式创新和去同质化，并对加快一流大学建设有诸多启发：

第一，明确校长定位，担当“王帽”。1940年9月正值梅贻琦服务于清华25周年，昆明清华师生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公祝会。会上梅贻琦答谢嘉宾致辞时自谦为京戏中的“王帽”——“像煞有介事”但“只是运气好，搭在一个好班子里，那么人际对这台戏叫好时，他亦觉得‘与有荣然’而已”[5]62。借鉴梅贻琦所言所为，校长可明确自身定位与职责，扮演好“王帽”。京剧中的“王帽”，角色地位高但表现力受限，虽为配角但要求演员水平极高。所以在高校中的校长，“地位高”但不可过度使用行政权力；“表现力受限”但须依法规与制度保障学校运行；“虽为配角”但须凝聚人心在校务管理上推行民主决策；“水平高”要有先进科学的教育理念，能提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治校方针与办学理念。“王帽”型的校长，是大师中的大师，兼具深厚的专业学识与科学的教育理念，以完善的制度推行民主决策，充分发挥教师的作用，通过协调各方、调配资源、形成合力来培养创新型人才。

第二，合理调配，优化师资。清华通过大力度延揽国内外著名学者，有计划进行教师培养，打造出一支年龄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保证教学科研的延续性。由此反思高校人才队伍建设需一方面重视校外各行业优秀师资延揽，弥补教师队伍总量不足且教学科研压力巨大的弊端。同时调整师资队伍结构，聘用各领域具有丰富实践经验与较强责任心的专家、学者为兼职教师。可在稳定办学经费的情况下满足教学要求，亦加强了与社会的沟通，增加学术活力与学校竞争力；另一方面规范教师评聘程序，避免同质性。钱老认为中国大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培养不出人才。参考1927年前的清华正是如此，其教师队伍存在封闭排他性，清华出身者占总数的51%，而经过罗家伦校长的改革与梅贻琦的均衡调整，已有相当改观（见表2），为清华的腾飞奠定了人才基础。现今大学应以大师论为出发点，成立由资深教授组成的聘任委员会，凡拟聘请的教师均须经过委员会的审查，努力打破现今师资学缘结构单一，“近亲繁殖”现象，构建和而不同、百家争鸣的科研环境。

第三，建立教学相长，“从游”共进的师生关系。对于师生关系，梅贻琦曾作比喻：“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纂远哉。”[5]18梅贻琦的“从游论”是对《学记》“教学相长”原则的传承与发扬，也是对教学现状的反思。为形成“从游”师生关系，应从下列举措着手：一是综合考虑高校的办学成本、办学效益、教学质量和教师工作量后，确定合理的生师比与班级规模，以寻找师生比的平衡点。二是反对灌输式教学，倡导启发式教学与平等民主观念。三是营造民主自由的校园氛围。自由是大学作为学术机构与教育机构存在的价值前提，鼓励自由探索与不同思想的汇聚交锋，有利于促进学术繁荣，造就学术精英与创新人才，提高学校综合办学水平。

表2 三时段教师出身统计比较[5]62

三、“教授治校”为“高校管理模式改革创新”之解

（一）梅贻琦“教授治校”思想背景与实践

梅贻琦的“教授治校”思想形成源于他对学术自由的追求与对学术权力的敬重。学术自由、学术权力和“教授治校”三者是相辅相成的，前两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两者的保障。

梅贻琦追随蔡元培奉行学术自由原则。他坚持“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的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9]在20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之时，依然容许冯友兰赴苏联考察，并在全系大会公开宣讲苏联优越制度。20世纪40年代又顶住压力，护卫闻一多、吴晗等所谓“共产分子”在校公开的革命宣传。

大学作为学术机构，学术自由是大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教学管理是大学发展的外在保障。将学术自由思想贯彻于教学管理就是保证学术权力的充分发挥。20世纪40年代，他曾转呈教育部《教务处会议呈常委会文》，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和教育部的行政权力的施行进行了公开批评：“教育部为有权者，大学为有能者，权、能分职，事乃以治。”[10]文章虽然不出自梅贻琦亲笔，但由他亲呈教育部，表明其重视学术权力的态度。

“教授治校”是清华学校管理的关键环节。而清华实现“教授治校”的过程中经历了“专辖废董”、“三赶校长”等一系列运动。1931年7月，清华学生会一再发表需由无党派色彩、学识渊博、人格高尚、确能发展清华、声望卓著的人任清华校长，由此迎来了梅贻琦和“教授治校”在清华至真至纯地演绎。“教授治校”是梅贻琦教育思想三大支柱之一。梅贻琦承袭了清华学术自由、民主管理的传统，重视学术权力，践行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领导体制，由此赋予了“教授治校”真正地位，使其得以贯彻始终。“教授治校”，也是梅贻琦通才教育与大师论在管理制度上的保障。通过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具体实施，从制度上保障了清华事物由“清华人”决定。其中教授会职责包括审议方案、学位授予、成绩审议等，它是全校的最高权力机构。评议会职责主要在于审议学校预决算、议决学校法案和章制、议决校长和教授会交议的事项等。它是校内最高的决策、立法和审议机构。校务会议主要处理日常行政事务、协调各院系间问题，是校内常设行政机构。

就制度设计来看，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与校长四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但良好的机构设置与梅贻琦的存在使得机构顺利运行。中国化学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曾任14年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张子高教授精辟点评梅贻琦的校长作用道：“于是议克以而事可济，举凡校务巨细，纷纭多端，公一以策，称安详之度处之，初未尝独标一义，固执一策，以为非此莫能为也。”[11]

（二） 反思

中国现代大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被打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大学政治属性强，经常出现行政权力越界操控学术管理，大学存在办学理念迷失、权责界限不清、管理作风官僚化、科研资源分配不公等乱象。现从梅贻琦“教授治校”思想出发，探求高校管理模式改革创新的道路。

第一，明确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划分，兼顾高效与繁荣。高校管理所沿用的科层体制带来了高效的行政效率，但是过多的管理层级和繁杂的行政程序又制约了学术繁荣。高校管理模式改革陷入左右为难困境。如何在抑制行政权力的情况下，兼顾管理效果提升又推动学术繁荣，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参考梅贻琦时代的清华所具有的教授会、评议会、校务会议共同作用的“教授治校”管理模式，可尝试设立董事会作为大学内部最高权力机构，成员由教育部任命，吸纳教授会和评议会主要成员、优秀校友、社会贤达、优秀教育家等。董事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此外下设教授会和评议会，学术与行政两大平行系统。其中教授会职责包括审议方案、职称评定、学位授予、成绩审议等，它是全校的最高学术机构，包涵现今学术委员会和教学委员会相关职能。而评议会职责主要在于审议学校预决算、议决学校法案和章制、议决校长和教授会交议的事项等，兼具现今校长办公会和部分高校党委会职能。由此形成以教授为代表的学术权力系统和以校长为首的行政权力系统并立。在坚持与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的前提下，由学者代表评议会管理学术事物，形成学术权力对行政权力的有效制约，以学术自由保障学术繁荣。同时，学术研究具有复杂性与特殊性，以高效的行政能力服务学术，实现高效与繁荣的兼顾。

第二，重视学生权力，对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进行有效补充。清华经历了“专辖废董”、“三赶校长”等一系列学生运动，才实现“教授治校”与飞速发展。其中学生的作用不可忽视。而今，人才培养作为现代大学基本职能之首，因材施教作为教育基本原则之一，学生作用更是举足轻重。我们需要明确学生权力在高校管理中的定位，推动建立以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与学生权力为基础的“三权分列”的组织模式。在该模式中，以学生利益为中心，以现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委员会和学生联合会为依托，完善学生自主管理。严格团学代会组织规程，由在校全体学生以学院为单位民主选拔委员会、联合会成员，成员对全体学生负责，接受全体学生民主监督。任期内收集学生、家长、教师、校外相关人士意见，对学校日常教学和管理工作提出建议。并进一步拟定完善相关制度以保障学生的教育选择权与公平权的实现。“三权分列”的组织模式以学生权力调和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间的矛盾，约束行政权力的运行，最大程度表达学生意见、保障学生利益，实现通才教育目标。同时以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制约学生权力，引导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三权分列”的组织模式以学术权力主导构建，以行政权力服务创新，以学生权力践行落实，有利于创新思想的培育、民主独立人格的形成、德才兼备人才的培养。

第三，依法制定、完善、实施大学章程，明确教授学术权力的核心地位。清华学堂自1911年2月通过制定的《清华学堂章程》明确本校宗旨、方针、学程、管理通则等。梅贻琦主政时期沿用《国立清华大学规程》，以法制捍卫“教授治校”。凡校中大事，均有专门立法机构，制定完善具体的规章制度，如《清华学校组织大纲》、《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研究院章程》等多达59件[12]。而如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及“高校应依法治校，依法制定大学章程”，这为明确教授学术权力的核心地位提供政策依据。目前国内大学都在制定和完善大学章程，章程的定位就是推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调整：明确行政权力的执行地位，明确学术权力的核心地位，明确学生等民主权力的基础地位。此外，章程的制定、审核、修订、公布等诸多程序，也是多元利益主体表达诉求的途径，作为核心地位的学术权力，将以广泛讨论、教工代表大会等参与章程的制定。当章程生效后，学校应建立执行和保障机制，对违反章程的行为严厉打击，受理举报和投诉，确保章程的顺利运行。制定、完善、实施大学章程是大学内部治理的关键环节，“大学内部治理实质上就是政治权力、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以及民主权力的分配和协调”[13]。学校发展以实现校内多元利益主体诉求的均衡与满足为基础，学术是大学的生命，教授利益的满足是学术发展的前提，是学校发展的源动力。由此在注重程序的规范性的同时，吸纳以教授为首的多元利益主体参与，既是明确学术权力的核心地位的要求，也是实现高校管理模式改革创新的关键。

习近平在出席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中指出“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14]在此时代背景下，以通才教育培育学生，以大师论加快办学模式改革，以“教授治校”启迪高校管理模式改革创新，是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必由之路。民国教育家梅贻琦汇通中西的教育理论、献身清华的教育实践、耀世卓著的教育成果给予今人诸多启示。

[1]黄延复.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81.

[2]记取钱学森对这个国家的发问［EB/OL］.[2009-11-05].http：//finance.ifeng.com/roll/20091102/1416799.shtm l.

[3]苏云峰.从清华大学到清华学堂（1929-1937）[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63.

[4]季羡林.季羡林与名人[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1：63.

[5]徐迅雷.现代大学校长文从：梅贻琦篇[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5.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0-762.

[7]钱学森的人才忧思——专访钱老秘书兼学术助手涂元季［EB/OL］.[2009-11-03].http：//szb.dlxww.com/dlrb/html/2009-11/03/content_2 77003.htm?div=0.

[8]吴鸿成.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98.

[9]刘述礼，黄延复.梅贻琦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32.

[10]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一）[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7-18.

[11]黄延复.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171-172.

[12]吴鸿成.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314.

[13]康翠萍.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框架下的大学章程建制之思考[J].高等教育评论，2014（1）：2.

[14]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EB/OL］.http：//dangjian.people.com.cn/n1/2016/1209/c117092-28936962.htm l[2016-12-09].

M ei Yiqi Answer to Qian Xuesen's Questions——M ei Yiqi's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Enlightenment

WANG Zhi，LIYong
（College of Education，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Wuhan，Hubei430074）

Mei Yiqi is a famous educator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During he served as presid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the talented people came forth in large numbers.His management experi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s admired by future generations.The discussion of Mei Yiqi's educational thought is helpful to alleviate the anxiety brought by“Qian Xuesen's questions”.His educational thoughts include：liberal education，master theory and“governance by faculty”.They still hav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to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of contemporary higher education：cultivating studentswith liberal education，speeding up the innovation of school runningmode with themaster theory，enlightened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managementmod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with“governance by faculty”in order to raise the level of our country's higher education schools.

Mei Yiqi；liberal education；master theory；governance by faculty

G640

A

1671－9743（2017）08－0121－05

2017-07-25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近现代教育学者群体的日常生活与学术研究”（2015T80822）。

王 之，1989年生，男，湖北武汉人，助教，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李 永，1982年生，男，河南许昌人，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近现代教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