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运动到新社会运动：理论谱系与演化进路*

倪明胜钱彩平

（1.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天津 300191；2.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从社会运动到新社会运动：理论谱系与演化进路*

倪明胜1钱彩平2

（1.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天津 300191；2.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作为多维框架的综合性理论呈现，社会运动理论围绕“何以发生、何以演化、何以收场”的生成逻辑衍生出不同理论流派。社会运动的知识传统，在欧美学界大体形成以美国的集体行为、社会运动研究和以西欧的新社会运动研究为主要理论范式。从传统社会运动理论流派及演化来看，主要包括古典的集体行为理论、理性选择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社会建构理论，等等。从西欧社会运动理论的演进来看，主要基于在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反思和建构基础上生成的一种“后马克思主义”新社会运动理论范式。从社会运动走向新社会运动，美欧两大阵营的研究旨趣、概念命题及框架内容等呈现不同的逻辑进路。

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后马克思主义；演化进路

肇始于20世纪50、60年代的社会运动浪潮，不断激发着社会运动理论的勃兴与发展，学界也日渐聚焦社会运动本身的两大根本性问题：一是社会运动为什么会发生，二是社会运动的发展有什么内在规律，为什么有的社会运动成功了，有的却失败了，有的则被体制化了[1]。作为多学科呈现的理论范式，基于不同的运动过程及抗争实践，社会运动本身呈现出不同的理论面向。概言之，社会运动理论是多种解释框架的融合，主要为了阐明社会运动“何以发生、何以演化、何以收场”的逻辑过程。围绕社会运动研究本身，欧美有关社会运动形成众多理论流派。总体看来，传统社会运动研究主要有两大知识传统：一个是美国的集体行为和社会运动研究，另一个是西欧的新社会运动研究。美国学者的研究传统主要渊源于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关于聚众的研究，西欧学者新社会运动研究主要渊源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研究[2]。囿于时空限制和话语壁垒，围绕社会运动“如何进行”（How：作为行动者的个人或组织是怎样做出集体行动的有关选择）和“为何进行”（Why：为什么会发生社会运动）[3]的学术论争，美欧两大阵营总体呈现出不同的学术逻辑和框架进路。随着抗争政治理论的勃兴，在新社会运动的框架情景下，抗争政治场域不断转换，基于网络新媒体建构的受众传播的“他媒体”逐步转换成“自媒体”，日益改变着传统参政议政、民主建言的政治话语传播模式[4]，网络社会运动和“闹大”抗争已成为现实重要课题。通过对经典社会运动理论的检视回溯，廓清社会运动走向新社会运动的过程逻辑，对精准把握当下抗争政治行动的内在机理，建构本土化综合性分析框架大有裨益。

一、传统社会运动的理论流派与谱系

社会运动的早期理论研究比较注重探讨导致社会运动或革命的发生、发展的宏观规律，而晚近的研究则更关心其中的中观和微观机制[5]。为了解析和阐明社会抗议、动员抗争和集体行动发生发展和演化的内在规律，社会运动理论流派（Social Movements Theory Genre）和解释社会运动发生的理论范式（Theory Paradigms）在抗争实践中日渐多元多样。

1.集体行为论：“非理性”逻辑下的集体行动模式

最初的集体行动研究主要是基于心理和文化的范畴，西方学者将集体行动看作是个体的情绪和心理的释放，并伴随着各种异常的心理表征，如内心不满、挫败感、紧张性、剥夺感、内心矛盾、自我认知失衡等[6]。这种源于社会结构崩溃抑或社会整合不力所引发的行为失范和紧张心理的集体宣泄，人们将这一类集体行动用“崩溃理论”(Breakdown Theory)来解释，这就是早期社会运动研究的“集体行为论”。基于“非理性学说”和古典心理学衍生的“集体行为论”，主要有三大理论维度：契合个体微观心理机制与特殊行为反应，演化生成集体行动的“符号互动论”；将社会心理作为特定社会结构函数，以此解析社会心理紧张产生根源的“结构功能论”；基于价值期望与落差来诠释集体行为内生逻辑的“相对剥夺论”。符号互动论视阈下的集体行为理论，主要试图揭示个体心理导向集体心理的演化过程，并专注于聚众（crowd）等初级集体行为之上。古斯塔夫(勒庞最早专注“集体心智”研究，指出“集体心智一旦成型，人们之间会在相互启发、影响和感染的程式下变得越来越非理性”[7]。布鲁默最先将集体行为区分为“聚众”和“群众”两类，并指出个人的烦躁在经过集体磨合（milling）、集体兴奋（collective excitement）、社会感染（social contagion）三阶段“循环反应过程”之后会演变成社会性骚乱[8]。

结构功能论主要从“结构性紧张”来解析集体行为发生的社会心理根源。斯梅尔塞基于结构功能论立场提出社会行动四要素[9]：价值（value）、规范（norm）、角色（roles）、设施（facilities）。 斯梅尔塞随后在社会行动功能要素的基础上提出“加值理论模型”，认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或骚乱的发生由六大因素共同决定：第一是有利于社会运动产生的结构性诱因；第二是由社会结构衍生出来的怨恨、剥夺感或压迫感；第三是人们一般化信念；第四是触发社会运动发生的关键因素或节点事件；第五是有效的社会运动动员；第六是社会控制能力的下降。[10]当然，这种“机械和刻板”的值数累加模型后来也广受批评和争执。相对剥夺理论主要通过探讨社会结构的改变、政治环境的变迁和经济转型等对引起大众心理的变化，进而解析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生成逻辑。比较典型的是戴维斯提出“J-曲线”的“相对剥夺理论”分析模型，指出人们造不造反、革命不革命，不取决于食品、尊敬、平等、自由等需求的实际满足状况，而取决于人们对需求满足状况的主管感受和期望[11]。显然，早期的社会运动研究，主要是基于群体心理学和社会变迁与结构失衡理论维度，其主要的缺陷在于难以有效解释心理怨恨如何催生社会运动，并无法清晰描绘出社会运动内在的演化规律。

2.理性选择论：“理性人”导向下的集体行动选择

传统集体行为论将社会运动视为非理性的病态行为和心理冲动，注重分析结构性紧张引发的怨恨、冲突和相对剥夺。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则基于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寻求效用或收益的最大化(utility-maximization)为目的，即以最优化的策略安排来采取行动，并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换言之，人们参与集体行动并非完全出于非理性选择，而是在理性算计成本收益之后，做出是否搭便车的理性决策和理性行动。理性选择理论渊源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从传统经济学的视角给理性予以定义，指出理性也就等同于经济计算能力，并形成后来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工具理性”。韦伯从社会学角度将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实质理性和形式理性，在此基础上，西蒙对理性概念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他汲取了斯密对理性定义在经验研究上的长处，结合了韦伯对非工具理性考量，将理性又分为“客观理性”“主观理性”“自觉理性”“有意理性”“组织理性”“个人理性”等等[12]。显然，用“理性”来解释集体行动，也就是个人参与集体行动的目的与可能达到的最终结果之间的逻辑关联，这就是常说的“工具理性”。

20世纪60-70年代，以奥尔森为代表尝试将理性选择理论运用于集体行动领域来解释社会运动和集体行为，并开创了集体行动和利益集团研究的经济路径[13]。尽管奥尔森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没有直接指涉社会学领域的社会运动研究，但其提出的常识性社会问题：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何以可能？理性的“经济人”如何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14]，成为社会运动研究中难以回避和应答的现实命题。也正是奥尔森提出的“搭便车”问题，使得社会运动的焦点开始从运动发生的外部条件转移到运动内部的演变过程，以及将条件与过程联结起来的种种机制，奥尔森理论模型也使得“集体行动”取代了传统社会运动研究中的“集体行为”,并使得“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成为同义词，成为社会运动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当然，奥尔森也因自身理论的缺陷和不足引发后来研究者的争议和诟病，这也为资源动员理论的问世创造了机会和条件。

3.资源动员论：“组织网络”建构下的集体动员模式

奥尔森激活的理性选择理论，使得一时间数学模型和经济学分析方法被广泛运用到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研究当中。传统社会运动中出现的剥夺感、挫败感、怨恨、不满、压抑、回应、攻击等词汇也随之转换成经济学中经常出现的诸如利益、算计、机会、成本、收益等词汇。受理性选择理论的影响，人们开始反思和追问，传统集体行为论研究中出现的“怨恨”“相对剥夺”及“不满”，究竟是如何转化和生成一些现实情境中规模大小不一的集体行动。这样集体行动生成的内在过程与机制成为关注的焦点。

早期的资源动员论开创者麦卡锡(John D．McCarthy)和左尔德(Mayer N．Zald)于1973年首次以“资源动员”概念为核心，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众多集体行动的内在原因、成因及趋势进行分析，指出人们采取集体行动并非内在心理失衡或是相对剥夺感强化所致，而是为了获得和不断增进可控资源，进而在行动中获得优势地位。换言之，社会运动所能利用资源的多少是社会运动产生与否的关键，人们基于内心“不满”而转化和生成的社会抗争运动，关键是如何进行“资源动员”[15]。概言之，资源动员论延续着奥尔森“理性人”的假设，将传统运动中的个体经历、环境条件、怨恨心理等视作常量，认为这些不足以激发人们的抗争性集体行动。关键是能否动员和筹集到外部资源，这直接决定着社会运动的成败。基于全新的理论逻辑，资源动员理论的立论假设与传统的集体行为理论出现了关键性分歧和割裂。

显然，资源动员理论相对于传统集体行为理论，最大的亮点之处在于“社会运动被重新定义为有意义的行动者所做的理性选择”[16]。这种理性人的假设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社会运动领袖、组织动员、群体参与、资源集聚、行动策略等整个内在过程中的竞争与合作、互动与联盟的复杂关系。但是，资源动员理论也因完全摒弃怨恨、不满等心理因素作用，忽视运动中的非理性一面，尤其是漠视冲突的结构性根源，过于重视和强调正式组织、运动领袖的作用[17]，这也使得理论本身在后期引发各种批评，特别是随着后来研究者对政治结构、认知心理等变量的发掘，集体行动理论开始向“后资源动员”模式发展[18]，这也催生出政治过程理论的横空出世。

4.政治过程论：集体行动研究中的“政治过程转向”

作为国家特定范围内的集体行动，政治过程论基于政治结构出发，对资源动员论提出批评，强调行动者本身所掌控的资源在没有发生较大的变化情势下，只要政治机会出现，集体抗争行动也随之发生。进言之，资源动员本身并不构成集体行动的充分条件，社会单方面的力量不是决定性因素，关键是国家（体制）的权力对行动的支持或威胁，决定着行动本身。[19]

政治过程理论的提出及其后来的发展演化，得益于“政治机会结构”概念的提出。彼得·艾辛格（Peter Eisinger）在1973年较早提出“政治机会结构”概念。他指出，群体抗争动员的出现概率与城市的机会结构，亦即“组织能够接触权力并且操作政治体系的程度”有着很大的关系。[20]所谓的“政治机会结构”，主要是指常态化的政治生态环境，对改变和形塑人们的集体行动，本身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内在的过程表现为：基于国家为中心条件下的机会创建，集体行动本身就是与执政党、利益集团或精英之间的博弈互动过程。政治机会结构能否开启，主要看政治管道的存在否、政治联盟的稳定性、盟友的影响力、精英内部是否分裂等等这几大关键性构件[21]。最先将政治过程论与资源动员论严格区分开来的当属麦克亚当（McAdam），其在1982年首次将政治机会结构、自有组织资源、认知解放三项要素进行组合，提出“政治过程模型”。当然，麦克亚当特别强调认知解放在模型当中的作用力，指出通过认知解放之后，群体中的个体过去所认为不合法的、不合理的都变得合法合理，甚至原先难以确立的行动目标也随之变得可能[22]。

随着政治过程理论的崛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运动研究开始转向政治机会结构研究，尤其关注社会运动中的动员结构、话语形态、意识建构以及传媒、新闻等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23]。但是，囿于“政治机会结构”概念不断被滥用，这种“政治化色彩”过于浓重的社会运动结构分析范式，使得人们过于注重抗争运动与政治权力、国家体制力量的互动考量，而忽视了社会运动主观层面上的文化心理和日常生活的反思建构。

5.社会建构论：“符号价值”塑造下的集体行动框架建构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随着女权主义、生态环保主义、同性恋运动等现代街头运动的蓬勃兴起，人们在延续传统抗争运动中的游行、示威、静坐、罢工、绝食等常见抗争手法的同时，也在抗争行动中不断引入诸如口号、标语和横幅等符号性抗争“行为艺术”，这引起社会运动研究者们的跟进与反思：现代社会运动中的抗争话语和符号性抗争行为，究竟在什么文化情景下催生的？又是如何借助运动话语和符号进行策略性动员的？是何种理念和情感动员使得人们不断加入抗争队伍？基于对观念价值塑造与集体抗争行动之间的关系考量，社会建构理论重提“观念和意义”在抗争动员与反动员之中的作用[24]。

社会建构理论始于社会运动中长期被忽略的“意义工作”（meaning work），所谓“意义工作”也就是意义建构的过程，是基于符号、话语、价值和身份等因素去塑造和建构人们对现实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的动态认知过程[25]。1986年，源自戈夫曼的经典“框架概念”被重新启用，斯诺与其学生尝试性地把“框架概念”应用到社会运动中的微观分析，并提出“框架整合”(flame alignment)概念[26]，强调“框架整合”过程是基于框架搭桥、框架扩大、框架延伸和框架转换[27]的内在演进过程。由于“框架整合”本身是基于社会运动领导者所开展的策略性互动行为，因此，“框架整合”的过程又称作“策略性框架”（strategic framing）。斯诺等人关于社会运动话语形成过程的分析与当时处在巅峰状态的政治过程理论不谋而合。与此同时，“框架整合”又指出了微观层面上社会运动动员和话语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从而弥补了政治过程理论的一个重要盲点[28]。此外，麦克亚当、麦克维等人还就框架建构与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变量关系进行深入探讨，提出社会政治结构与框架建构模型，指出框架建构的核心就是要在特定的人群中建立“我们”和“他们”之间的界限，即哪些是需要团结的自己人，哪些是需要反对和斗争的敌人。[29]显然，基于符合价值衍生的框架建构和动态策略调整成为社会建构论的核心逻辑。当然，社会建构理论在本体论和研究实践中存在两个致命的问题：一个是过于夸大框架建构过程中运动组织者的主观能动性，忽视政治、文化、组织等社会结构因素在框架建构过程中所起到的促进或限制作用；二是框架建构本身是一个动态性、互动性、竞争性和对抗性的过程，但在研究实践中未能得到很好的体现[30]。

综上，通过对传统社会运动理论范式检视回顾，得出早期的集体行为理论（崩溃理论范式），秉持“非理性”假设，强调人们参与社会集体运动或多或少受到非理性的情感驱动，而忽视人们走向联合的理性化选择，诸如组织动员、资源整合、策略模式等方面的理性化考量。也正是由于早期集体行为理论的开拓，为后来的理性选择理论、资源动员理论、政治过程理论甚至社会建构理论的出场、演化和更迭提供了反思和批判性框架。当然，这其中理论范式的推衍都延续着美国实证主义的传统。在理性选择范式下，行动者是理性算计下的利益最大化者，这样传统的心理学和非理性因素在集体行动研究中被清除出来，这也使得后面的资源动员论和政治过程论都遵循理性分析范式，即一个从中观层面关注资源的集聚和动员组合，组织网络资源和精英等因素对集体社会行动的关联影响和约束。另一个则从宏观层面关注国家政府如何影响和形塑着社会集体行动。当然，这两种理论同样也遭受批评，那就是忽略了社会运动的结构性根源。这种社会建构理论，将社会运动中的行动者放在不同的结构和非正式网络之中进行考量，从而提出社会集体行动就是符号价值下的意义建构。

二、后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理论的兴起

从社会运动研究中的两个知识传统来看，美国传统社会运动研究路径始于对古典集体行为论的反思和推衍，西欧社会运动研究的路径开启，源自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运动模型的批判与传承。换言之，西欧社会运动基于全新的价值和心理认同所开启的“新社会运动”，就是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予以反思、批判、建构和调适，进而兴起的一种“后马克思主义”新社会运动理论范式。那么，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革命运动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的新社会运动论的兴起，这其中的逻辑转换和内在勾连又是怎样的呢？新社会运动究竟“新在何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运动论又究竟能否完整的解释现代社会运动？很显然，从经典马克思革命运动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建构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其间有着复杂的逻辑关联和范式转换，它们之间相互影响推动，互为纠结关照，对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西方社会运动带来深远影响。

1.后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论的内在勾连

20世纪60、70年代的西欧同美国一样，也处于激烈动荡和社会运动频发的时期，相继出现诸如生态环保运动、女权主义运动、反种族性质运动以及各类学生抗争性质的街头运动等，这些运动相继爆发并呈现出“新社会运动”的基本形态[31]。面对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浪潮，尤其是这些社会运动不再强调阶级对抗，仅仅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非阶级的权力关系，这使得传统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模型难以对此进行完整解释，许多学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和“唯物主义”解释范式进行系统反思和批判。

特别是深受1968年的 “五月风暴”[32]革命失败的影响，西方左派得出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国共产党所讲的马克思主义——过于教条和狭隘，不能从理论上恰当地说明当代社会及其多样化的权力形式”[33]，与此同时，由于1968年之后相继发生的社会运动又拥有一些新特征：“它是从底层发起的，从边缘到中心的运动。这些运动是根据人们所支持或反对的正义和公平的类型来构想的，具有更多的文化性质，代表了从利益到生活方式、意义和身份的转折；它仅仅存在着一种流动性的组织和参与性的领导阶层，而且主要的参与者是社会的中间阶级而不是农民和工人。”[34]当面对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践行社会主义遭受的挫折和衰落，尤其是当资本主义国家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后学”理论的相互叠加和交汇，使得后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

实际上，直到现在学界仍没有就后马克思主义达成一致的界定和理解，后马克思主义直到现在仍是一个含义丰富、流派复杂、歧义不断的模糊性概念。例如，马克思研究者戴维·麦克莱伦就从广义层面把后马克思主义界定为“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从狭义上来看：“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同后现代主义思想结合起来的思潮。”[35]詹姆逊则把后马克思主义划分为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和后（或当代）马克思主义两大阶段，其中修正主义主要关注资本主义从国内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时期的反应，后马克思主义则关注资本主义从现代走向后现代的种种趋向，代表人物有巴里·辛德斯与保罗·希斯特、欧内斯托·拉克劳与尚塔尔·墨菲等[36]，其中《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等著作非常具有影响力。我国学者周穗明也对后马克思主义进行区分和界定，在她看来，“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通常是指在20世纪70年代末欧洲共产主义遭受曲折之后，马克思主义学说面临新挑战，于80年代初期涌现出来的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在狭义上理解后马克思主义，主要呈现的是欧内斯托·拉克劳与尚塔尔·墨菲的诸多理论[37]。实际上，由于后马克思主义试图解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所有概念和体系范畴[38]，它并非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形态，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政治立场上，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而非颠覆者[39]。

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新社会运动强调的是一种认同性政治运动，不再过分强调阶级对抗，而是非阶级的权力关系；新社会运动的产生根源是一种自主性的多元话语诉求表达，这同传统的工人阶级运动的根源来自阶级剥削和经济压迫有所不同。此外，在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界里，新社会运动是一种民主政治参与表达和抗争的新形式。总的来看，后马克思主义阐释新社会运动，试图解构传统运动的阶级对立关系并使其概念化，试图以一种知识规划和话语理论来诠解社会身份、政治认同的复杂性、多元性以及它们的构成机制[40]。但总体来看，后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解构和建构都是徒劳的，正如特德·本顿对经典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作出的深刻回应：“不过，我认为在人文科学中没有另外的什么思想传统能具有可与马克思主义相比较的范围或可媲美丰富资源，马克思主义迄今所遭遇到的种种挑战在我看来没有哪一个是致命性的。”[41]由于理论性质和定位所指不一样，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建构生成的新社会运动理论差异显著（参见表1）。

表1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运动理论与新社会运动理论的特征比较

显然，新社会运动呈现出来的抗争手法和运动形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工人斗争运动和左翼运动，其引领着传统的工人运动向新社会运动的转型。那么，“新社会运动”究竟“新”在哪里？这种新旧交替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的变迁？对此，维复卡(Michel Wievorka)作出深刻比较和阐释，指出新社会运动“新”在五大方面[42]：第一，新社会运动已经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超越国界），成为全球性运动；第二，社会运动的斗争对象由清晰变得多样模糊；第三，从社会经济斗争转向文化斗争；第四，工人运动、新社会运动与政治的关系各不相同（传统是利益和政治诉求；新社会运动是一切私人问题或完全独立于政治领域）；第五，工人运动的主体是建立于特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体，而新社会运动的主体是指文化意义上形成的主体。布奇勒（Buechler 1995）也对新社会运动的特性进行了比较和概括[43]：其一，竞技场是市民社会和文化领域的象征性行动，而不是国家和政治领域中的工具性行动；其二，抗争目的是旨在促进个人自主和自决，而并非意图扩大影响力和权力的权谋；其三，斗争的中心不再是以物质利益为中心，而是以“后物质主义价值”为社会运动的中心任务；其四，不满情绪和意识形态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并非团体或个人的结构性位置来决定；其五，组织内部的集体认同和群体利益识别过程具有脆弱性和多变性及不稳定性；其六，抗争运动的触发点并非完全由集中性的组织形式为前提，有时也可以是个人或是潜在的关系网络。

2.从经典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新社会运动论的分歧与评价

尽管新社会运动有着自身的性质和特点，但它源自对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经典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模型的影响和熏染，尤其是不同程度地借鉴和吸纳了葛兰西的相关理论观点。传统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比较有代表的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论，强调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只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能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正如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强调，“不仅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资产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地”[44]。很显然，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深刻批判到对私有制的消灭再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选择，这体现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历史与现实逻辑的内在统一。

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则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有所推进，提出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45]。列宁还强调无产阶级革命必须要有代表最高觉悟水平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即“确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它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什么人领导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46]此外，列宁还反复强调，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任务是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第三代旗手，葛兰西在《狱中札记》提出现实中的国家是“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结合体，国家统治不同时期，二者的强弱关系也不一样。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不是夺取国家政权，而是夺取文化霸权，攻克和占领“市民社会”[47]。

无论从纵向还是横向来比较，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所阐述和强调的社会运动（或集体行动）每一个要素和着力点都不尽相同：马克思着眼于阶级动员创造了具有潜在可能性的资本主义的分裂——社会学者后来称之为“怨恨理论”；列宁创造力结构行动理论，并防止它流于狭隘的团体主张所必需的行动组织——美国学者称之为“资源动员理论”；葛兰西强调围绕党的目标建立舆论的必要性——现在称之为构造和集体认同理论。但马克思经典理论家没有详细标明：在什么情况下，资源匮乏且受到剥削的工人可能被组织动员起来，为自身的利益而采取行动[48]。正是由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认知不一样，新社会运动理论的内部也开始分化，形成一个亲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版”（不抛弃马克思主义，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吸取力量），一个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版”（告别工人阶级斗争政治，走向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参见表2）

表2 新社会运动理论的内部分野

随着新社会运动理论的内部分歧和“各自为政”的理论对立，不断涌现出一些杰出的理论家加入论争和激辩的行列。比如图海纳提出的“程控社会论”，又称作后工业社会论，他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核心冲突不再指向政治权力或物质利益，不再涉及剩余价值占有的生产领域，而是出现在“工作以外的生活”抑或是“消费”领域。社会运动只不过是反对某种模式，同时寻求一个替代模式而已，因此图海纳建议放弃传统社会运动研究中的寻求规律的进化论思维[49]。梅鲁奇提出的“信息社会论”，试图用“信息社会”的兴起来解释新社会运动，指出新社会运动的兴起源自信息社会的“系统性冲突”，社会运动的根本是争夺符号的控制权。[50]哈贝马斯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论”，借助“生活世界-系统”两分法来分析资本主义危机，指出新社会运动是对合法化危机和动机危机的反应，“当制导机制(系统整合)扰乱了规范、价值和意义的生产过程(社会整合)时，危机就会产生：在现实中表现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被市场机制和科层权力所侵蚀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是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它提供了社会运动所涉及的不满和紧张，而新社会运动代表了重建濒临危机的生活世界的自卫性努力”[51]。总之，新社会运动的理论研究者们试图以社会转型的内在冲突和矛盾为切口，找出新社会运动趋向集体行动和建构群体认同的内在逻辑。

三、简短的结语

综上，我们对欧美学界有关社会运动中的经典理论范式进行了逻辑梳理和提炼总结，总体来看，这些理论演化大体遵循的研究路径：一种是基于美国的实证主义路线，另一种是传承于西欧的历史比较和哲学传统路线（详见表3）。尽管这些理论流派的立论逻辑、问题导向、话语表述和理论诉求各自并不相同，甚至看上去形式迥异，但它们并不是冲突和矛盾的，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的发展趋势已经表明，各种理论范式已经趋于融合，因此，这六大传统理论范式是一个不断扩展和深化的理论跃迁之过程，以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视野回应着社会运动何以生成、如何演化、何以扩散和组织动员的。

表3 传统社会运动理论范式比较

从西方传统社会运动中的六大典型理论范式的演化和发展趋势来看，单一化的情感维度、心理维度或是利益维度、文化维度、价值维度等，都难以清晰和系统地对西方社会运动做出精准的描述和阐释，走向一种综合式和融合式的分析框架成为一种发展趋势，这也是蒂利、塔罗以及麦克亚当等人提出的“抗争政治”分析概念的意图所在，即将传统的革命、社会运动和社会冲突整合起来分析，既注重运动过程分析，也强化演化机制解析。也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西方社会运动研究，重拾传统经典集体行为理论中的情感分析，不再拘泥于理性人和行动算计的固化解析，换言之，“情感范式”与“理性范式”不再是绝对对立的两个层面，而是趋于一种融合的路径。与此同时，西方社会运动研究还将符号、价值以及意义建构作为社会运动分析的重要方面，这也凸显出西方社会运动文化主义研究新趋势。当前，基于社会运动理论的扩展演化和逻辑审视，从传统的情感、理性、资源、结构的研究范式，日渐走向情感、理性、资源、文化、价值建构的综合性研究范式，并基于民主协商、平等包容理念推进的现实政治价值和制度化构建[52]将成为公共政治和社会治理演进的必然趋势。由此可见，通过对经典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回溯与总结，并以此为分析借鉴框架，从而以更全面、更理性和更系统的辩证视角，科学解析当下网络政治参与、群体性抗争“闹大”事件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1][5][23][26][28]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0;20;195;211-212;214.

[2]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2.

[3]Melucci,Alberto,Nomads of the Present：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M].London:Hutchinson Radius.1989:791-792.

[4]倪明胜.《政治博客的民主维度考量》[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9,(01):29-35.

[6]何明修.《社会运动概论》[M].台湾：三民书局，2005:176-196.

[7]Lebon，Gustave.The Crowd: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M].London:T.F.Unwin.1897:18-30.

[8]Blumer，Herbert.“Collective Behavior.” in Principles of Sociology,edited by A.M.Lee.[M].New York:Barnes&Noble.1969:67-121.

[9][10]Smelser，Neil J.Theory of Collective Behavior[M].New York:Free Press.1962:23-28;14-18.

[11]Davies，James C.Toward a Theory of Revolution[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62,27:5-10.

[12]周利敏、谢小平.《论理性选择理论的逻辑起点》[J].兰州学刊，2005,(04):204-206.

[13]张振华.《当奥尔森遇上奥斯特罗姆：集体行动理论的演化与发展》[J].人文杂志，2013,(10):113-121.

[14]“集体行动困境”又称作“搭便车困境”，即每个人都遵循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在集体行动中是否会理性算计之后再作出“搭便车”的价值选择。

[15]McCarthy，John D.and Mayer N.Zald.The Trendof Social Movement in America：Professionalization andResource Mobilization，Morristown，N.J.：General Le arningCorporation，1973．

[16]转引自蔡前.《以互联网为媒介的集体行动研究》[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33.

[17]Zhou Xueguang.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ommunist China[J].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58:54-73；Zhao Dingxin.The Power of Tiananmen: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M].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2001.

[18][美]艾尔东·莫里斯等.《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53.

[19]高春芽.《当代集体行动理论的发展：从社会崩溃到政治过程》[J].教学与研究，2012,(07):65-72.

[20]Peter Eisinger.The Conditions of Protest Behavior in American Cities[J].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73,81:11.

[21]Sidney Tarrow，Power in Movement，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Sidney Tarrow，Democracy and Disorder：Protest and Politics in Italy 1965-1975[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

[22]McAdam，Doug.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1930-1970[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51.

[24]Benford，Robert D.An Insider's Critique of the Social Movement Framing Perspective[J].Sociological Inquiry,1997,67:410-411.

[25]迈耶尔.N.扎尔德.《为了前瞻的回顾：对资源动员研究范式的过去和未来的思考》，参见艾尔东.莫里斯、卡洛尔.麦克拉吉.穆勒主编，刘能译：《社会运动理论的前沿领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7]David A．Snow，E．Burke Rochford Jr，Steven K．Worden and Robert D．Benford，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Mie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6,51:51．

[29]McVeigh，Rory，Daniel J.Myers，and David Sikkink..Corn，Klansmen，and Coolidge:Structure and Framing in Social Movements[J].Social Forces,2004,83:653-690.

[30]本福特（Benford:1997）于1997年以“局内人”的身份对框架建构理论进行反思，提出诸如忽视系统的经验研究、描述性偏向、静态化倾向、具象化问题、还原论、精英偏向、单质化倾向等七大常见问题。参见冯仕政：《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252-254.

[31]Lawrence Wilde．Modem European Socialism[M].Dartmouth，1994:4.

[32]“五月风暴”是从1968年3月22日法国巴黎大学农泰尔学院的学生抗议开始的。这次以学生和工人为主力的新左派运动，由于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成熟的革命组织，也没有关于未来的战略，“五月风暴”并没有取得相应的革命成果。参见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1-15.

[33][美]凯尔纳、贝斯特.《后现代理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31.

[34][美]L·兰格曼.《西方新社会运动40年发展的理论总结》.周穗明译[J].国外理论动态，2009,(05):83-86.

[35][英]戴维·麦克莱伦.《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J].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01）：27-32.

[36][美]弗里德里克·詹姆逊.《论现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1997,(01):45-51.

[37]周穗明.《后马克思主义关于当代西方阶级与社会结构变迁的理论述评(上)》[J].国外社会科学，2005,(01):31-38.

[38]周凡.《回答一个问题：何谓后马克思主义？》[J].江苏社会科学，2005,(01):72-76.

[39]王平.《“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什么主义》[J].学术月刊，2010,(03):45-50.

[40][美]杰弗里·伊萨克著、周凡编译.《后马克思主义与新社会运动》[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4,(06):65-70.

[41]Ted Benton：The Rise and Fall of Structural Marxism：Althusser and His Influenee[M].New York：St．Mltltin’s,1984:227.

[42]Michel Wievorka，After New Socla1 Movements[J].Social Mowrrlent Studies，Vo1.4，No.1，1-19，May,2005:1-7.

[43]Buechler，Steven M.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J].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1995,36:442.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78.

[45]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第3版[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46]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第2版[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46.

[47]Gramsci，Antonio.Selections form the Prison Notebooks.Translated by Q.Hoare and G.Nowell-Smith[M].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2.

[48]孔繁斌.《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102-103.

[49]Touraine，Alain．The voice and the eye：an analysis of soCial movement[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163；80.

[50]Melucci，Alberto．Chalenging Codes：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115-116.

[51]王瑾.《西方社会运动研究理论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06,(02):45-52.

[52]包心鉴.《论协商民主的现实政治价值和制度化构建》[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3,(01):3-8.

Abstract:Social movement theories which focuse on"how it happened,how it develops,how it ends"develops different schools.The many foundation and theoretical paradigm of social movement theories includes American group action and Western-European new social movement.In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social movement theoretical schools and development,there are classical group action theory,rational selection theory,resource movement theory,political progress theory,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y and etc.From the view of Western-European social movement development,it generated"Post-Marxism"new social movement theory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Marxism Revolution theory.The two groups from America and Western-Europe have different logic approach,research interest,framework and concepts.

Keywords:Social Movement;New Social Movement;Post-Marxism;Development Approach

（责任编辑 张敏）

From Social Movement to New Social Movement:Theoretical Pedigree and Development Approach

Ni Mingsheng/Qian Caiping

D66

A

1009-3176（2017）05-059-（1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网络公共事件的演化博弈与治理机制研究”(项目批准号13CZZ060)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7-4-26

倪明胜 男（1982-）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副教授 中共中央党校政治学博士后 法学博士

钱彩平 女（1982-）南开大学图书馆馆员 法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