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现代医院管理前瞻研究*

姜 洁付玉联张 伟

（1、3.四川大学，成都 610041；2.重庆行政学院，重庆 400041）

政府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现代医院管理前瞻研究*

姜 洁1付玉联2张 伟3

（1、3.四川大学，成都 610041；2.重庆行政学院，重庆 400041）

现代医院管理与政府治理现代化不仅有共通互鉴之处，更直接关系到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可能与实现。当前，包括精准医学、互联网医疗在内的科技创新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认知，也驱动医院管理变革。未来公立医院将以公益性为办院宗旨，以集团化为外在结构，以平台化为运行模式，以共享化为管理过程，以无边化为组织方向。为有效应对上述变化和潜在挑战，政府需构建大部制的管理体制、大财政的投入模式、大集团的新型医联体、大治理的理念与模式。

政府治理；公立医院；科技创新；管理

一、政府治理现代化与现代医院管理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和题中之义。政府治理涵盖的内容较广，但通常指以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为目标而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过程。现代化的政府治理至少包括分权和有限政府、主体多元化与共治、决策科学、法治化等基本内涵。[1]随着我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公共问题凸显。从一定范围和程度来看，政府对公共问题的回应与解决不足，导致人民群众在教育、医疗、公共安全、生态环境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和诉求。其中，医疗卫生服务问题为典型之一。

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国际经验来看，为民众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我国政府承担这一职责主要依靠举办公立医院实现。截至2015年，我国公立医院数量为1.3万余家，床位总数约429.6万张，约占总数72.3%；完成诊疗人次27.1亿多次，约占总人次数87.96%[2]。可见公立医院仍是我国医疗卫生领域的中坚力量，承担着最主要的服务功能。但随着医疗卫生服务与人民群众快速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尚未有效缓解，倒逼政府加快医改进程。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并确立新的卫生与健康工作路线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等顶层规划文件陆续出台，并对公立医院改革作出专门论述，但仍推进较缓。其中既有改革所涉及的利益调整难度较大的问题，也有政府治理本身的问题，如公立医院管理体制不顺、多头管理，监管缺位和资金补偿不到位等。从这个角度而言，政府治理现代化与现代医院管理之间存在外在与逻辑关系。一方面，政府治理现代化包含的政府职能转变，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等主体多元共治，对老百姓诉求及公共问题的回应等方面，在现代医院管理中同样存在或涉及，二者有共同互鉴之处。另一方面，如前述，政府治理的重要部分公共卫生服务由公立医院提供，因此公立医院管理的现代化水平直接决定医疗卫生服务质量，进而关系到政府治理现代化。为此，本文前瞻选取探讨驱动公立医院变革的科技创新因素，并预测未来公立医院管理模式和发展趋势，最后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提出有效应对举措。

二、公立医院的科技创新驱动

在医改进程中，公立医院面临着政策调整、科技创新、社会关注及民众期望等多方多重压力。其中，科技创新正在加速改变和颠覆医疗卫生行业，对公立医院管理的影响尤为显著和根本。

1.科技创新

迄今为止，全球发生了五次科技革命和三次产业革命，目前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化制造（3D打印）和绿色能源等为主要标志的创新成果正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着巨大影响。其中与医疗卫生行业及医院发展直接紧密相关的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精准医学。精准医学(Precision Medicine)是以个体化为基础，以组学技术、生物信息和大数据科学的交叉应用而发展起来的，通过对疾病的精准诊断与治疗，实现临床治疗效果最优、医疗投入成本最低、社会健康效益最高。从1953年美国科学家发现DNA双螺旋以来，精准医学得到了跨越式发展，美国、欧盟专门制定了发展计划，我国也提出了研究计划和未来发展方向。与传统医学相比，精准医学能够优化诊疗效果、避免医疗资源浪费、减少无效和过度医疗，并帮助明确罕见病病因及寻找治疗方案，将成为未来医疗卫生服务、医院发展及健康产业的核心驱动之一。

二是互联网医疗。互联网医疗是以医疗服务加互联网为载体、以信息技术为手段的新型医疗服务业态。其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医院信息化与远程医疗试点、移动技术改善院内服务体验、在线服务打通医院内外和医患双方、移动终端随时随处关注健康、从单纯的技术走向完整的商业模式。由于国外互联网医疗探索较早，目前已在业务覆盖面、新硬件接入、医疗数据状况、新技术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和优势地位。在“互联网+”和“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国家“十三五”规划纲明确提出“发展远程医疗和智慧医疗”，地方政府对远程医疗的支持与投入亦不断加码，社会资本纷纷进入，出现好大夫在线、百度医生、微医等实践探索。

当前第五次科技革命和第三次产业革命尚未结束，但以新生物学和再生革命为主的第六次科技革命和第四次产业革命已初见端倪。第六次科技革命涉及五大学科：一是整合和创生生物学，二是思维和神经生物学，三是生命和再生工程，四是信息仿生工程，五是纳米仿生工程[3]。第四次产业革命包括五大技术：一是信息转换器技术，二是人格信息包技术，三是仿生技术，四是创生技术，五是再生技术。

2.具体影响

包括精准医学、互联网医疗以及第六次科技革命和第四次产业革命在内的科技创新因素已经或即将对医院管理和发展产生全方位多层次、广泛深入的影响（详见表1）。可概括为两方面：一是认知改变。从对人的认识逐步清楚，到医疗行为走向亚专业细分，再到系统诊疗和多学科联合诊疗等模式变化；从消除症状治疗为主到讲究系统平衡的质量生命考虑；从撒网式的黑箱治疗到精准基因干预；从开胸剖腹到腔镜与微创；从懵懂地等待自愈到明白地快速康复；从依赖大型设备、大医院、高楼大厦到可穿戴、感应等设备对人及疾病的认识和改变了的其他相关疾病诊断指标的测定等。二是管理改变。医院内部管理需要调整和变革包括：第一，创新学科发展。通过探索构建集预测、预防、诊治、康复、研究为一体的纵深发展的人口健康管理学科发展模式推动学科纵深发展，通过以区域协同医疗服务平台为支撑，以管理咨询、技术发展、临床诊疗、人才培养为重点，以信息共享、知识共享、资源共享为手段深入推进区域分级协同服务，合理分流与汇聚病人，集聚学科发展资源，拓展学科开放发展空间。第二，业务结构重组。优化内外科业务结构、门诊住院业务结构、疾病病种收治结构；优化临床技术与业务布局，以特色技术优势与创新提升竞争力。第三，资源整合优化。以患者为中心，加强医院资源调度与优化，合理调整医疗收入结构，深入研究与推进系统疾病多学科联合诊疗整合服务，提升医疗服务质量效率与资源效益。第四，创新服务模式。依托精准医疗、远程医疗等科学技术，管理者需从时间、空间、方案、疗效、费用等方面全面改进传统医疗服务供给模式。

三、公立医院发展趋势与特征

科技创新驱动未来公立医院在管理理念与目标、组织结构、管理过程等方面出现全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以公益性为办院宗旨

公立医院管理与一般管理行为不同，本质关乎生命，因而必须以公益性为办院宗旨，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医院管理的价值取向看，医疗服务和医院管理通常承担了相当的社会责任,社会公平、机会均等和社会福利等政策类目标最为重要,经济性目标则位居其次。[4]1978年以前，我国的医院多以政府举办为主，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健康为基本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性。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化成分渐浓，直至“非典”疫情的出现才让政策制定者重新反思公益性在公立医院中的地位。

目前破除公立医院逐利机制，回归公益性的改革之路正在艰难中前行。有的地方在取消药品加成后，群众看病贵的问题仍未得到根本缓解。比如，山东省淄博市审计局在对12所县级公立医院的审计中发现，参与改革的医院在取消药品加成，提升诊疗、手术及护理等医疗服务项目的同时，并未降低高值医用耗材及大型设备检查等费用，导致患者看病支出未真正下降。[5]因此，为顺应和推进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一方面医院管理学科和理论体系须以公益化或公共性为核心价值目标进行重置，更多从公共管理及公共服务而非企业管理的视角延伸展开，即意味着医院管理的理论范式将根本转变。另一方面具体管理实践应从追求经济利益转向社会效益和公共责任至上，以健康需求为中心，回归公益本位，推进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公平可及。在体制机制设计上，关键是破除公立医院逐利的基础与制度惯性，把公众健康需求的满足和回应纳入医院管理能力评价、绩效评估等标准和体系。同时，政府应加强对公立医院的监管，实现从“放任”到“收紧”的转变，综合运用法律法规、行政干预、政府购买等手段配套支撑。

2.以集团化为外在结构

医院集团化雏形最早出现在西方国家，主要以占领和扩大服务市场为出发点进行收购兼并。成熟的医院集团以明确的分工协作为特征，核心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医院可避免“逆向选择”，形成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有效降低患者医疗费用支出。2000年，在政策的支持引导下，我国北京朝阳医院集团、上海瑞金医院集团等开始先行先试。[6]但到目前为止，政策和理论层面对我国语境下的医院集团仍未形成共识与定论。从形成动因、发展逻辑、管理模式及成效等方面考察，可以认为我国医院集团仍处于粗放型低水平阶段。

科技革命和社会进步促使医院从封闭走向开放，实践表明集团化发展是应对变革的有力举措。未来我国医院集团化可能会遵循或向下列方向发展：第一，从布局而言，医院集团化基于但不限于行政区域，跨区域的集团化可以通过医保衔接、远程医疗及合作契约等方式实现高度整合。第二，从结构而言，医院集团包括不同级别和不同类型的医疗机构，合理分工，高度协作，引导有序医疗。如纵向包括龙头医院（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二级医院及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或诊所），横向包括门诊、住院、检测、康复等不同服务功能的医疗机构，形成“1+N+N”的复合型网络化结构，有助资源整合提升绩效。第三，从业务而言，从医疗服务拓展到健康服务，变强制消费、被动消费、社会事业发展为非强制性消费、主动消费和健康产业发展。积极促进健康与养老、旅游、互联网、健身休闲、食品融合，催生健康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3.以平台化为运行模式

平台创造价值已成为现代组织的最大特征，以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等一大批平台型企业的崛起为重要标志和实践佐证。[7]医院也是生产和提供服务的组织，同样面临着内外环境变化的深刻影响。一是医师多点执业和传统人事管理模式被打破，医生与医院之间不再是紧密的依附关系。医生会在同一医院集团的不同医疗机构、线下与线上之间转换角色和分配时间，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成为常态，其价值将进一步激活和放大。二是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远程医疗促使医疗服务走向分散化，更多医疗服务行为从大医院下沉至基层社区或走向在线。三是精准医疗使得医疗服务呈现高度细分化、个性化。在大数据技术的支撑下，疾病治疗将根据患者基因、病史、饮食习惯等因素进一步精准定制方案。合作式、矩阵式的组织架构将成为应对上述挑战的重要路径。

医院的平台化趋势应赋予以下内涵：一是合作平台。医院将成为开放的可供医务人员自由从事医疗服务行为乃至个人发展创业的平台。如同一片森林，虽然每天都可能有树木的生死，但总体上却生生不息。[8]二是第三方平台。传统的医院业务链条涵盖门诊、检验、住院、康复等全形态。随着医院围墙之外专业技术的发展，未来将引导发展专业的医学检验中心、医学影像中心、病理诊断中心和血液透析中心等，发展提供第三方医疗服务评价、健康管理服务评价，及健康市场调查和咨询服务，医院自身可提供第三方服务，也可购买第三方服务。如成立于1999年的华大基因(BGI)专注于基因测序，目前已成为世界先进的测序和检测技术服务平台。

4.以共享化为管理过程

如同互联网让信息和知识免费共享成为现实一样，科技创新使医疗卫生产品的生产和服务成本快速下降，也为共享创造了条件。《“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共建共享是建设健康中国的基本路径。这也印证了共享将成为公立医院发展的新态势。

公立医院共享化发展实质是改变现有资源配置结构和方式，构建交互协作和包容共赢的生态系统：一是以激励为核心的价值分配体系。以留人用人育人、职称评聘、绩效分配三大政策为核心，创新体制机制，以符合国家政策要求、推进医院改革发展、保障员工权益为基本准则，以公平正义、优劳优得的文化导向做好人力资源管理改革的制度设计与实施推进。如华为将价值分配作为管理的核心使其不断发展壮大。二是以共治为核心的权力运行体系。就个人与组织层面而言，权力的共享使得传统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将被上下互通互动所取代，自组织盛行，医院将呈现兼容、伙伴和共治的状态。

5.以无边化为组织方向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使现代组织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并走向新的组织形式——无边界。[9]美国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较早提出并实施无边界管理模式，其核心思想是借鉴生物学原理，打破组织职能部门等边界的制约，使信息、资源自由流通。国内学者用“水样组织”进一步诠释了内涵。近年来，医学知识和科学研究的成果转化加速推进，传统的管理和决策模式已跟不上发展速度。医院内协同性不足制约着学科发展和以疾病为中心的诊治，权力集中和组织形态固定影响转型。因此，无边界管理模式和“水样组织”应是医院未来管理的重要趋势。

无边界医院管理发展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管理无边界化。传统医院管理边界包括水平、垂直、外部及地理等方面，新的管理模式使管理边界重新被界定，传统科层制模式被打破，实行扁平化管理，外部刚性约束减少，员工更多依靠自治实现自我约束与提升。医院决策对外界环境变化的感知将更加敏锐和灵活。二是医疗服务的无边界化。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明确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新的大健康观将使医疗服务不再局限于医药卫生行业，鼓励跨界合作。美国哈佛大学麻省总医院一则新闻显示，一位全身瘫痪、不能说话的病人，装上头罩和机械臂后，就能自动送水。这正是临床与基础、工学、信息学、材料学等学科交叉协作，共同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临床服务的成功案例。

四、政府应对及治理

公立医院管理现代化进程对政府治理形成了强有力的倒逼和潜在挑战，政府需及时洞悉公立医院乃至整个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前景与客观规律，以系统性、整体性的治理理念，对管理体制、模式、工具进行变革。本文提出如下应对举措：

1.大部制——理顺管理体制

我国公立医院管理及发展的内外环境正在深刻变化。在政策动向上，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重新确立了新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强调要树立“大卫生、大健康”观念。这将重塑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路径与前景，也意味着公立医院在自身管理理念、医疗服务结构与重心、服务质量方面的重大调整。在公立医院自身改革上，目前改革进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统一和强有力的领导。国务院医改办虽总体负责医改政策制定和监督实施，但具体政策的牵头执行与落实、考核及监督责任则分散于国家发改委、国家卫计委、人社部、财政部等部门[10]，省、市、县各级的医改权力也分属在不同政府部门，难以形成合力。但医改是一项系统性和长期性工程，缺乏统一长远的规划、强大的权力推动和持续政策供给，改革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比如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的建立、全民医保制度的整合等问题。从现行管理体制来看，当前仍普遍存在政府与公立医院关系不清、权属不明等问题，卫生、财政、组织、人事、物价、教育等部门对公立医院进行多头管理[11]，其中包括一些重点高校附属医院的医疗业务由卫生部门指导，行政及组织人事管理由教育部门（大学）负责，同时又须遵循卫生行业属地化管理原则。

从政府治理经验来看，医疗卫生行业的大部制改革可有效应对上述问题。大部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方向，其核心是以提高行政效率和降低行政成本为导向，将那些职能相近的部门或业务范围趋同的事项相对集中，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12]。对医疗卫生行业进行大部制改革是适应“大卫生、大健康”战略和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既能有效减小医改的阻力，也能理顺现行公立医院管理体制，避免多头管理。与公立医院密切相关的改革路径可分为三步：一是在重新界定政府作为出资人与公立医院自主经营的权责关系基础上，制定权力清单，为改革提供理论、制度乃至法律依据。二是通过地方试点将公立医院所涉及的医疗服务质量、定价、人事、教学、科研等方面的政府职能进行界定、划分、整合，在经验可靠的情况下由中央政府改革或法律予以确认推进。三是完善改革配套举措，包括建立独立有权威的同级监督机构、强有力的管理问责机制等。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制改革并非意味着要成立新的政府监管部门，也不是简单意义上强化各级卫生与计生部门的管理权力，而是在特定改革目标下，以系统性、整体性、整合性的理念来规范政府对公立医院的管理权力与职能。在良好的沟通协调、职责履行与监督问责机制下，它完全允许跨部门的分工与协作。

2.大财政——落实投入责任

财政投入是政府履行公共卫生服务职能的重要方式之一。当前我国政府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总量不足。虽然我国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在近十年来总体处于下降趋势，从2005年的约50%到2015年的29.3%，但考虑到投入总量绝对数的迅猛增长，个人支出的绝对费用实际上仍在增长，且这种增长率远大于同期平均工资增长率（即使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3]，说明居民的费用负担并未降低。此外，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以及卫生总费用中政府卫生支出比例均能体现政府投入仍不足。二是结构不合理。表现在政府投入未能严格区分领域或对象的性质 （如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集中在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特殊群体、政策性投入不足[14]。随着公立医院回归公益属性和集团化发展，政府应进一步落实财政投入责任。

一是对医疗服务供给方，要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的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到2030年降至25%左右的目标，持续强化政府对各级公立医院的投入。特别是在2017年9月底前所有公立医院全部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后，政府应主导建立科学合理的补偿和投入机制，以防止医院通过做大总收入这个“分母”来降低药占比，或通过不合理提高服务或耗材价格导致“按下葫芦又起瓢”。可行措施包括根据不同公立医院的隶属层级、规模大小、业务结构、服务能力、辐射水平等指标进行科学补偿，进一步理顺和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探索推进对高价格治疗的严格控制和公立医院支出总额的预算约束，统筹推进政策性等间接投入，切断医生与药品、检查服务之间的直接利益关系等。二是对需求方，要进一步完善筹资机制。尽管2011年我国医保覆盖率已超过95%，但在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合理选择就医、规范服务收费等方面还有持续优化空间。政府未来需逐步整合和统一现行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三项基本医疗保险，提升全民基本医保的质效；通过“一提一降”（提高报销比例、降低支付起付线）、“两拓展”（拓展筹资渠道、拓展参保人群），完善居民大病保险；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积极支持和全面推进商业健康保险发展壮大。最终形成多种保险制度和救助方式合理并存、无缝衔接与高效运转的全面医疗保障制度。

3.大集团——建设新型医联体

建设医联体是中央决策层对医院集团化发展趋势的应对举措。先行先试的北京、上海、江苏镇江、湖北武汉等地的医联体模式在取得一定成效后，目前进展缓慢，有的甚至陷于停滞或倒退。其根本原因在于涉及医联体建设的体制机制性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7〕32号）提出要组建和发展城市医疗集体、县域医疗共同体、跨区域专科联盟、边远贫困地区远程医疗协作网、城市医院托管农村县级医院等医联体组织模式，但未对医联体内部医院产权归属问题作出新的解释②。实践中不同医疗机构分属于各级政府主管，导致在财政、人事、资产等方面难以形成统一决策，内部又缺乏有效的管理手段和权威[15]，最终也就难以实现政策目标③。

从顶层设计和宏观治理的角度而言，政府需对医联体涉及的产权归属、利益分配等关键问题进行渐进式改革，逐步实现以技术、经营权和医疗服务产品为纽带的松散型、半紧密型医联体向以产权为纽带的紧密型医联体过渡，也即推动打造以资源高度整合为特征的医院集团。第一，按照“管办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的原则，可由政府设立第三方（一般为国有非营利性事业法人）④履行政府办医要求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统一对医院集团进行监管。第二，在人事管理方面，采取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与方法，实现人才资源有序流动与高效利用。以灵活的“进”“出”管理与身份认定全面替代现有事业单位编制管理模式，采取科学合理的工作量计算、绩效考核、奖酬金发放方式，支持和引导医生在医院（医生）集团、特定行政区域内多点执业和提供服务，构建医务人员与医院集团共建共享、共创共赢的机制。第三，在财和物方面，以集团为单位、以人头为标准进行医保总额付费和政府投入，切断集团内医院通过留病人、过度医疗等方式追求经济收入或与其他医院恶意竞争，同时引导集团内的医疗服务下沉到基层或家庭，前伸到疾病预防和健康管理、后延到治疗后的康复。探索推进以集团为独立法人单位进行预算编制、工程建设、设备物资、药品、信息招采等工作。总之，医院集团在经营、机构设置、收入分配、人事、干部任免等方面拥有自主权，并形成一体化的管理⑤。

4.大治理——创新理念与模式

我国公立医院的管理及发展历程与政府管理的理念及工具密切相关。1978年以前，政府对公立医院基本采取全面和直接管控，公立医院的行政化运作色彩较浓。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政府逐步通过管理企业的办法来管理公立医院[16]，核心是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和效率为目的，通过放权和让利，扩大公立医院自主权。在2003年“非典”疫情的警示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政府开始全面加强和改进对公立医院的监管，其重要方面在于匡正公立医院公益性发展道路。从某种角度上讲，当前公立医院的发展已对政府传统管理模式形成强有力的倒逼，未来公立医院的管理变化及发展趋势已形成潜在影响与挑战，政府亟需以新的治理理论、模式、工具及机制适应并引导这场变革。

从公共管理的角度而言，“大治理”模式将是可行的路径选择。“大治理”模式基于回答“政府、市场与社会在不同公共事务当中怎样有机配合，三者之间的关系按照什么模式安排才符合理想”，强调在治理体系中规制作用的重要性[17]。考虑到公立医院与政府的特殊关系、科技创新驱动下公立医院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公立医院改革的系统性及在医改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政府应充分采取系统性和整体性思想，以“大治理”方法与模式重塑对公立医院乃至整个医疗卫生行业的管理。改革路线包括：一是政府应摒弃单纯计划主导或市场主导的方式，科学认识改革所涉及对象或领域的性质与规律，在保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公平、均等、可及的前提下，着力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与效率。二是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⑥。由于当前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根本原因在于医疗卫生资源的总量供给不足和结构失衡，因而仅仅依靠对公立医院进行存量改革远远不够。长远之计需进行增量改革，特别是有序引导和推进私立医疗卫生机构的发展。支持社会资本举办专业性的医学检验中心或医疗机构，在保证国有资产安全和保值增值的情况下推进公立医院参与和联合社会资本办医，从行业政策、财政补贴等方面支持私立医疗机构向更高层次的综合性、集团化、规模化和连锁化经营发展[18]。三是要注重强化社会在公立医院及卫生行业监督、医疗服务内容拓展与服务体系完善、医保筹资、医疗救助等方面的职责和作用发挥。

注释：

①表1内容受启发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李为民教授《医疗服务模式变革与发展趋势——精准医疗革命》、黄勇副教授《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趋势及影响》专题讲座，以及人民网《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三大 “猜想”》（http://scitech.people.com.cn/n/2014/0531/c1007-25088p76.html）。

②《关于推进医疗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医联体内各医疗机构的产权归属保持不变”。

③医联体建设进展缓慢的其它原因还包括由于大部分地区医保支付仍按项目付费，导致医联体内的不同医院之间可能会存在恶性竞争与内耗。

④在一个集团医院内，第三方可由龙头医院所属一级的政府牵头设立。具体做法可以借鉴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经验，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7〕38号）、重庆的渝富集团管理模式以及英国等国外治理经验。

⑤医院集团内可设立最高决策机构（如理事会）统一管理，在管理方式上也可借鉴大部制。

⑥从国际经验来看，医疗服务市场的开放化是主流，但并不意味着私立医疗机构一定是服务的主要提供主体。公立医院和私立医疗机构的市场占有和贡献度取决于各国的国情、历史和制度选择。根据《2016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我国民营医院的数量在2015年已首次超过公立医院，但诊疗人次数仅占公立医院的13.7%左右，表明我们的医疗服务市场仍然以公立医院为主导，提示我们在引导包括民营医院在内的私立医疗机构发展壮大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薄贵利.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J].中国行政管理,2014,(05):52-57.

[2]参见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2016年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3]何传启.科技革命与国际战争的演变[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14，（4）：480-483.

[4]刘继同,马谢民,英立平.医院管理“管”什么[J].中国医院管理,2007,01:2-4.

[5]参见山东省淄博市审计局，《浅析药品零差价后医疗费用不降反升的原因及对策》，http://www.zbaudit.gov.cn/article-2-2971.aspx.

[6]李洪兵.我国医院集团形成机制研究[J].中国医院管理,2007,(02):9-12.

[7]段文奇,冯笑笑.专业市场平台化发展战略的设计方法研究——以永康中国科技五金城为例[J].商业经济与管理,2014,(11):12-20.

[8]李海舰,田跃新,李文杰.互联网思维与传统企业再造[J].中国工业经济,2014,(10):135-146.

[9]刘旭,柳卸林,韩燕妮.海尔的组织创新:无边界企业行动[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06):126-137.

[10]参见世界银行集团、世界卫生组织等编，《深化中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建设基于价值的优质服务提供体系》。

[11]代涛,田晓晓,尤川梅.我国政府举办公立医院的理论依据和职责研究[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09,(08):7-13.

[12]李蓉,陈志刚.“双一流”创建背景下的高校大部制改革建设研究[J].江苏高教,2016,(06):43-46.

[13]参见唐钧，《个人卫生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的占比和绝对 数 》，http://www.cn-healthcare.com/article/20161029/content-486760.html.

[14]周良荣,李钢强.公共产品的政府投入策略——以公共卫生投入为例[J].求索,2007,(12):58-60.

[15]黄培,易利华.3种不同类型医联体模式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医院管理,2015,(02):16-19.

[16]钟裕民.1949年以来中国医改决策的基本历程及其评价[J].天府新论,2011,(04):96-100.

[17]薛澜.顶层设计与泥泞前行: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J].公共管理学报,2014,(04):1-6+139.

[18]王虎峰.论争中的中国医改——问题、观点和趋势[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03):84-89.

表1 科技创新要素对公立医院的影响①

Abstract:Modern hospital management and government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re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Today,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ch as delicate medical science,and Internet medical treatment is deeply changing people's acknowledge as well as stimulating the change of hospital management.In the future,public hospitals will take non-profit undertakings as their running principle,grouping as their outside structures,platforming as their running pattern,sharing as their management process and non-bordering as their organizational direction.In order to meet the change and latent challenges.Government must set a management system of giant departments and the investment pattern of investment,new-type hospital alliance and idea and pattern of great governance.

Keywords:Government;Governance;Public Hospital;Scientific Innovation;Management

（责任编辑 王玉）

Prospective Research on Modern Hospital Management in the View of Government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Jiang Jie/Fu Yulian/Zhang Wei

R19

A

1009-3176（2017）05-097-（7）

*本文为四川省科技厅项目“互联网+医疗对构建国家分级诊疗体系的影响研究”（编号：2016ZR0076）的阶段性成果。

2017-5-14

姜 洁 女（1981-）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讲师 四川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

付玉联 男（1990-）重庆行政学院公共管理学教研部教师

张 伟 男（1963-）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