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宿者口述中国

普玄 付小平 楚林 熊湘鄂

孤宿者口述中国

普玄 付小平 楚林 熊湘鄂

前言

他们不是与我们无关和遥远的人群

当你在都市的公园或街道上行走，当你坐在办公室喝茶，与同事聊天，当你如痴如醉看一部你每天在追的电视连续剧，如果有人和你说起，在你生活的这个城市或者乡下，某一个福利院里那些孤寡的老人，你一定会觉得他们与你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他们与你很遥远。你认为自己是个善良人，如果有献爱心的机会，你一定施出同情，你会去看望、慰问他们。

我们这些人做了一件事，我们用大半年的时间面对了一群孤寡老人。我们在湖北、河南采访了700多位孤寡老人，重点撰写了其中的60多位，涉及两个省几十个福利院。

也许你说，你现在事业有成，有夫有妻，有儿有女，孤寡的生活与你无关。那我们告诉你，我们访问的老人们，他们中有很多早先也是有儿有女，有夫有妻；也许你说，我现在位居官场，是科长、处长，是经理、总经理，或者更高，那么多人在围着我转，我怎么会孤寡？那么我们告诉你，我们接触的这些老人，他们中有人过去也在台上开会，对着很多人讲话，他们也是领导干部，也曾叱咤风云。也许你说，你现在腰缠万贯，你有别墅和豪车，你有很多的资产，你的钱能买来一切。那么我们告诉你，我们在福利院也看到了那个时代的有钱人，跟你现在相比在哪个时代更让人羡慕嫉妒的暴发户。你还可能很帅气漂亮，还可能能力超群，还可能祖上有福荫，但这都不能保证你儿女成群和老有所伴，这才是人生。

这些人，现在老了，一切烟消云散了。

他们孤居在福利院。

认为孤寡与我们很远，与我们无关，认为孤寡只是偶然事件，是个人修为，导致我们好多人忽略孤寡的存在。

人类社会生生不息，有的支脉繁茂，有的支脉萎缩甚至消亡，这都是正常的优劣更迭。我们想说的是，孤寡也是一种因基，它深深扎根在我们这个社会，融化在一个个家族，一个个院落，它像天上的陨石，不知什么时候会落在你身上，砸中你。每个人生，都是一段无法预料的旅程，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陨石击中的一员。

第一部分：河流开始的时候（1949年前后——1966年前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和时代的大河开始奔流。我们这部分选择的案例中，这些孤寡老人的青少年时代与共和国同步，美丽、阳光、梦想、憧憬、朝气蓬勃。这些青少年的人生之路被时代洪流滚挟着，一路向前。

我们在这部分能看到：上过朝鲜战场的老战士、国有大型油田参与施工的民兵班长、大型铁路铺设钢筋的技术人员、大型水库工地拉板车的农民、乡村拖拉机手、药工、农民、乡村唱戏和练武的人员、电工、财务会计……他们代表的是新中国初创期，成群结队、熙熙攘攘的小人物，

河流的源头是清澈的，活泼有力的。

那是个热烈的时代，给了人们很多变化的可能。

童养媳上台哭诉，只为婚姻自由，后来做了妇女干部；孤儿成了拖拉机手，每天在高大的拖拉机上目空一切；家家点煤油灯的时代会在一个人的手里终结，全村通电，人人欢呼……

这些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生活里，什么时候潜伏着孤寡的种子？

我们做了统计，这部分案例中，政治原因导致孤寡的占13%，经济原因导致孤寡的占13%，身体原因孤寡的占2%。

我可没有破坏军婚

口述人简介：刘子书，男，生于1943年，73岁。湖北省襄阳市太平店钱徐村人。农民，当过窖工。入住太平店福利院11年。

一、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摊到我头上

我今年73岁，是个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不像普通农民那样平平淡淡，有儿有女，是因为我年轻时候摊上一件事，我成了破坏军婚的人。还差一点被抓去坐了牢。这么大的事怎么摊到我头上？你听我慢慢给你说。

1964年，我21岁。当时没有结婚，在汉江边襄阳县太平店这个地方一个窑场做窑工。我们窑场有个木匠，从河南来的，叫马振昆，和我玩得不错。马振昆有一天和我开玩笑，要给我介绍一个对象，并且不要彩礼。我是农村的，经济条件差嘛，这对我说当然是件好事。在马振昆的撮合下，我和杨改荣见面了，她是河南镇平县人，来往几次以后，我们决定结婚。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给我惹上麻烦。

我一开始见杨改荣的时候，她才十九岁，长得很好看，像《朝阳沟》里的王银环，短头发，圆圆的脸，大眼睛，见人就是一脸笑。我一眼就看中了。我妈和隔壁的嫂子们也说这姑娘不错，脾气个性好，招人喜欢，是个过日子的人。杨改荣她妈还专门从河南来照了照门户，说我是个实在人。这门亲事就算是定下了。

后来我们就商量结婚，丈母娘说我们穷家破业的，不要彩礼，也不用办酒席，越简单越好。我和我妈自然高兴。但心里过意不去。我找姐姐借了六十块钱，好朋友李静书送了二丈布票。我们高高兴兴地去庙滩扯了一套衣裳，五毛钱一尺的棉布，布票没舍得花完。后来又买了一口箱子、被单、床单和枕头，钱也没舍得花完。

我们结婚也没拿结婚证，因为她没带介绍信过来。介绍人马振昆说，那玩意儿不能吃又不能喝，拿个结婚证有啥用，农村有几个人拿！也是的，那个时候农村结婚没有几个去拿证的。

婚后第三天，按理说我该去河南一趟，至少要认个亲家门。马振昆说，去一趟也行，两个人来回要四五天不说，坐火车又倒几道汽车，至少得几十块路费，你们看划不划算？想想手里哪有那个闲钱，还是算了。

结婚后，我在窖上干活，她在屋里织布。她会用脚踩的那种新式织布机，织布织的又快又好。她妈和我妈，两个老太太帮她装梭子，倒梭壳都供不上她一个人织。织布也不容易，要先纺线，再浆，然后结，又织。那时候织的全是老粗布，一个搭布六丈长，最少得四天功夫，才换三块钱。

虽说日子过得辛苦，但是我们没争过一次嘴，也没红过一次脸。没过几个月，她就怀孕了。她不挑嘴，也不偷懒，和我们一样吃饭一样干活。眼瞅着肚子一天天变大，只要有人拿棉花过来她照样给别人织布。我和我妈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结了婚，啥事都在往好的方向走，芝麻开花节节高，日子一天比一天顺当。我以为我这一辈子就这样啦，和别的庄户人家一样生儿育女，顺理成章地走下去。可是到了秋天摘棉花，眼看儿子就要出生时，杨改荣的河南老家突然来了几个人，要把她带走，还说我犯法了，是破坏军婚。我一下子懵了。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摊到我头上？

我不相信。不相信这好日子刚开始就要结束了。别人咋说我都不相信。我不相信杨改荣会骗我，不相信她定过军婚。

二、不到一年的事儿影响了我几十年

杨改荣还是被他们带走了。我想找马振昆问个明白，可是他也突然不见了。

人的命真是难说，我没想到，就是这不到一年的事儿影响了我一辈子。让我住进福利院，成了孤寡老人。

我不识字，没上过学。因为我爹走的早，家里穷。没认识杨改荣之前，唯一的姐姐出嫁，我和我妈两个人过日子。虽说是穷，但也还过得去。我17岁时还订过婚，是我们这附近牛首大队的。本来是准备凑够彩礼钱就结婚的。后来遇到杨改荣，才把婚事给退了。这事儿到现在我还后悔，真不该退。

那一年，杨改荣挺个大肚子被他们带走后，把我和我妈的心都带走了。我抹眼泪，我妈也抹眼泪。我妈哭，我也哭。我们俩经常抱头就哭。半年多吃不下饭，一个人瘦了几十斤，瘦成了两把干柴。我妈不相信杨改荣走了，肯定地说杨改荣还会回来。那时候从河南过来是先坐汽车到丹江，再坐丹江到太平的火车，那一趟火车是晚上七点多到太平，她让我每天晚上都去太平店火车站等她，一直等到火车走了再回来。我只好每天晚上去等，整整地去等了两个月，也没有等到。

两个月刚过，我妈就病了。有时清醒，有时糊涂。清醒的时候她就掐着指头算，算孙子有好多天了，还有几天要出生。后来又算孙子该有多大，有多高了，会笑了吧，会喊妈了吧，会不会爬了……可怜我妈，还没算到孙子会走路，她自己就不会走了。

窖场上的活我也干不动了，成天窝在家里，觉得自己没脸见人。生产队的人看不下去，都在骂马振坤，骂他爱管闲事。也有人骂杨改荣，说我这辈子被杨改荣给害了。

队上的嫂子们可怜我，都张罗着给我介绍对象。毕竟是有过婚史，找人也不比以前。一个嫂子帮我介绍了周新年，丹江口的，她家里也穷，年龄跟我差不多，脾气好，长得也还行，就是身体不太好。只要人家愿意，我是没有挑的，凑合着结了婚。婚后周新年人不错，唯一不足是不生育。看了很多地方，用了好多偏方都不行。医生说她是因为小时候治哮喘病，一种什么药吃多了，没有生育能力。

我姐姐有五个娃子，她看我可怜，把六岁的小儿子过继给我。我供他上学，抚养到二十岁。原指望他给我养个老送个终。谁知道长大后托人给他介绍对象，这个他不同意，那个他也不同意。自己偷偷谈了一个也不跟我们说。我气得打了他两巴掌。他气跑了，一直到现在都不认我。周新年为这个事儿气得半年吃不下饭，忧郁成疾，得了食道癌去世。

分田到户第三年，我成了队上的五保。一年大队的给六百元钱。过了一年后，进了现在的太平店福利院。到这儿吃着不操心的饭，月月还有30元零花钱。从今年开始，一个月还有70元养老金。如果不生病，日子还是很好过的。

就是生病的时候难熬呀。我腰不好，以前做过手术，还有心脏病。有一回半夜腰痛，想上厕所，一下子摔倒地上，半天爬不起来。眼泪顺到脸流。慢慢摸到床上，又觉得口干，干得像是着了火，想喝口水，哪怕只是一小口也行，可是床那头空荡荡的，哪里有人来递一杯呢？

三、我的孩子怀在肚子里就被拉走了

我和杨改荣的孩子丢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那天玩了半个月的丈母娘说要回去，我把丈母娘送走。起了个大早，从太平店送上火车到老河口，从老河口又送上到河南的汽车。回来已经是过晌午二点多了，胡乱地扒了几口剩菜剩饭，我又到大队的砖窑上去干活。窖上是力气活，又重又累，活泥巴、背泥巴、倒模子、烧窖、搬砖全是靠手工和脚工。但是我不累。一想到杨改荣快生了，就觉得日子有盼头。

正忙着活，队长张新红突然来了。他还带着队上的两个男青年。队长说，双成你莫干活了，回你屋的去。我说啥事，活都不让干了？队长说莫急，我们先回去再说。回到屋坐定，队长才说，你媳妇那边，就是河南来了六七个人，要带她回去。我说凭啥子？队长说他们带的有河南公安局开的介绍信，说她原先订过婚，订的军婚，男的在部队上，才复员。我说，这是说瞎话吧，老子找他去。两个小青年一下子把我抱到。队长说，你可去，人家正巴不得。按理说，你这是犯了军婚，要坐牢的。我说，我坐牢，他们才该坐牢，这是来抢人的吧。队长说，这事跟你没关系，你莫乱想，他们动不了你。我莫乱想。我咋可能不乱想。杨改荣是我的媳妇啊！她肚子里还怀着我的娃子！

等我回到屋里，杨改荣已经被带走了。听队长说，那天河南来了七个人。四个男的，三个女的。男的有改荣那个对象和他们当地干部。女的是她们妇联主任带队，还有河南省公安局开的介绍信。

为这事儿，在生产队的稻场上，大队书记陈治宝召集人大会，队上二百七八十号人都去了，坐了黑压压一片。杨改荣像个犯人站在前面。干部们围了一圈。会是陈治宝主持的。他先介绍了情况，又征求大伙的意见。没有人敢提意见。只有杨改荣站在那儿，挺个大肚子，脸憋得像猪肝，紫红紫红的。杨改荣因为肚子大，穿的是我的蓝裤子，但裤子还是有点小，老是往下掉。她没办法，一只手提着裤腰捂着肚子，一只手捂着脸哭。她吓得说不出话，只晓得掉眼泪。开始是小声地抽泣，后来是扯个嗓子吭，哭得半头庄子都听得到。坐在下面的好多妇女都看得掉眼泪。我妈听到哭声，气地捡了块半头砖就跑过去要和他们拼命，被人拦了下来。我们生产队的妇女主任好心，搬了个板凳让杨改荣坐下。她也不敢坐，还是捂个脸哭。任谁劝都劝不住，哭得好几次晕倒在地上。后来听陈治宝答应说让河南人把她带走，她就一屁股瘫倒地上。

杨改荣死活不愿意走，那几个妇女干部就去扯她的胳膊，恶瑟瑟地拖着她走。我们小队妇女主任看不下去，也狠狠地说，拉就好好拉，长点眼睛，莫搞出个什么事来。一个人怎么拗得过那么多人，她还是被她们像拖麻袋一样地拖走了。

河南人在会上还说要把我也交出来。大队书记陈治宝说，杨改荣是你们河南人，我们可以交给你。但是刘子书是我们湖北人，由我们负责。他们又说我是犯了法，破坏军婚。陈治宝说，他是受害者，他又不知情。人是你们河南人介绍来的，来也是她自己来的。你们什么时候定的婚和谁定的婚，这些事情他都不晓得。他压根没去过你们河南，不晓得你们树朝哪儿栽，门朝哪儿开。

他们没有过多的纠缠。他们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人，以破坏军婚的名义来要人。

后来他们急急忙忙地连夜就把人带走了，只是把介绍信之类地留了下来，生产队长说介绍信连我的名字都没写清楚，只写了个刘某某。因为那个时候没电话也没得手机。发现杨改荣的是她一个河南老乡。也在我们这儿一个窖厂干活，跑到我们家玩时突然发现了杨改荣，顾不得问清楚我的名字就跑回去通风报信。

杨改荣就这样走了，一句话都没留下。她走的时候，我正准备去跳河。队长带来的两个小青年把我拉得紧紧地。他们一边站一个。一个说你还年轻，想开点，大不了再找一个。那一个说你放心，大队干部肯定会帮你，哪有胳膊肘往外拐的。我晓得他们的意思，他们就是队长派来专门看管我的。一是害怕我想不开寻短路，二是害怕我跑出去闹事，惹麻烦。我把手使劲往墙上撞，撞得血流。眼睁睁地看着媳妇被人抢走，我都救不了，活到还有啥意思呢?

任谁也没有想到，杨改荣还会又回来找我。

大约过了三年多，她偷偷从老家跑来了一趟。她跑到我们隔壁的一个嫂子家，她说自己这几年受了好多罪。回去还没有两个月，娃子就出生了，白白胖胖的一个儿子。生下来刚七天，得了脐风病，丢了。儿子没了，一满月，她瞅了个机会就开始往襄阳跑，半路上被发现，抓回去，一顿好打。打得爬不起来，左脚的踝骨被锤子专门敲断。后来休养了一两年，腿好了，她才又偷偷跑出来。她还跟嫂子说，马振昆因为给我们当介绍人，犯了破坏军婚罪，判了四年刑，还一直在河南蹲号子。

杨改荣在隔壁嫂子家住了一个星期，想见我。嫂子死活不让她见，怕打扰我。因为那个时候别人给我介绍了没有生育能力的周新年，我们刚结婚。

一直到杨改荣回去后，嫂子才告诉我她来找我的事。自始至终，我都没能再见到杨改荣一面。

我现在有严重的心脏病，一走路就扑通扑通地跳，上气接不上下气。也不想吃饭，一天到晚都感觉不到饿。这几个月，我隔三岔五的都在住院。我怕我是活不长了，不晓得杨改荣现在过得咋样，还活着没？

身边的人没文化，所以很孤单

口述人简介：刘美昌，男，1930年出生。湖北省建始县业州镇茶园沟村人，因地主成分致一直未婚，2002年进入业州镇福利院。

一、我成分不好，“黑五类”子女的帽子戴了大半辈子

我这辈子活成这样，主要还是成分不好。父亲在国民党县政府里做官，新中国成立后被划成地主。我的“黑五类”子女的帽子戴了大半辈子。

父亲的县长姓徐，叫徐忠德，副县长姓赵，叫赵子涛。县政府里的官员都不很清明，他们两个比较清明。赵副县长是我父亲同窗，他赏识父亲，说我父亲也是个清明人，就和徐县长一起到我家，邀请父亲到县政府做官。我父亲不干啊，他没当官的兴趣，在茶园沟当私塾先生，日子逍遥得很。好说歹说把两个县长打发走了，可他们不放过，过几天又来，真的像三顾茅庐。来了三四次，终于把父亲搬动了。我父亲关了私塾学堂，跟他们去了县政府。

我父亲在县里当民政专员。他这个人书生意气，常常说没有治国平天下的能耐，但是修身齐家还是行的。所以他做官不摆架子，在办公室里坐得少，多半时候在微服私访。建始山大人稀，不像现在的干部，走哪里都有专车。他们那时候没有，完全靠十一号车，也就是两条腿。近的地方靠走，远的地方靠骑马。出去转一趟，没个十天半月，走不回来。我父亲一年要穿三十几双布鞋，我奶奶一年到头专门给他做鞋，还做不赢。

老百姓服我父亲。他出去查灾，发救济，从不轻易出手，不把事情调查得一清二楚，他不表态。该得救济的他一定发，不该得给他下跪他也不表态。1946年，建始三里坝发大水，河水坪全部泡水里了，老百姓颗粒无收。能跑腿的都出去讨米，老弱病残就在家里等救济。河水坪的保长叫田宝坤，贪污了县里拨的救济款，被我父亲查出来，要他退赃。田宝坤是个恶霸，哪里把我那柔弱书生气的父亲放在眼里，扬言谁敢惹他，他就敢拔枪。父亲假装服软，不动声色回了县城。三天后县里就去了十几个团防队员，全部带着火枪，把田宝坤从被窝里抓住来，押回县城。一个星期后，徐忠德拍板，拉到漆树垭去枪毙了。

父亲在县政府的俸禄，不及当私塾先生挣得多。他不贪污，就发不了财。反而还掏自己腰包倒贴，他见不得别人受苦，遇到需要接济的人，他总是把身上的钱拿出来，像撒胡椒面一样撒出去。一个小民政专员，到现在也就是个科级干部，能有多少钱往外撒？有一次他从建阳坝回来，路过母猪口的时候，看见一户人家遭了火灾，连铺盖都没抢出来。父亲发了怜悯之心，把身上的棉衣脱下来给了人家，棉鞋也脱下来给了人家，穿一双草鞋走回来的。母亲就骂他，说你把自己当成了菩萨，哪门不打个香盒把自己供起？喜得你官当得小，要是当个县长，那得把家都败光了。父亲就安慰母亲说，现在的世道太不公平了，官、绅、兵、匪欺压百姓，当兵、当夫、纳粮、出款的横直是些老实人，物极必反，这世道要改变了。

二、我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我读了十多年书，算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四岁的时候就跟着父亲上私塾，上了五六年。父亲去县里，我跟着去，在魁星楼读小学，三年后又到五阳书院读初中。上学的时间，前前后后算起来，有十二年。解放那年才下学。

那时候，大街上全是文盲，有几个人读书识字啊？少数几个上学，那也是扫个盲而已，读个一两年了事。我这样读了十几年书的人，少之又少。所以说我不谦虚，我读的书，抵得上现在学生读二十年。你说我算不算有文化的人？

可是我读这些书，有什么用？没得用，卵用都没得。成分不好嘛，组织上也不要我工作。当时也没想那么多，下学了就回茶园沟老家，种田搞农业。父亲在学校教书，顾不上家里，家里没有过硬的劳动力，我就成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了。家里的事情离不开我，我还得出公差。参加了好多建设工程，修建官公路，那是一条国防路，我去修了一年。后来在化肥厂那里修七里坪大桥，在大北门那里修二道桥，我都参加了。我小时候光上学堂了，没学什么手艺，所以出公差都是搞粗重活路。

就是这个成分不好，害了我一生。周围的人都要与我划清界限，我的婚姻就这么耽误下来了。年纪越来越大，父母都死了，我还是一个人。父亲1969年死的，母亲1970年死的。从此我就一个人过，请媒人，人家根本不搭理我。茶园沟九队有一个寡妇，讲年纪，还比我大三岁，腿还有残疾，说话也不利索，照说这样的人我配得上吧？可是人家还是看不上我，请媒人，媒人不答应，我自己去说，被赶出来。这个样子，我也就只能死心了。

到1984年，我这“黑五类”子女的帽子才摘下来，可我已经五十多岁了，摘这个帽子也意思不大了。国家也不会给我安排个工作，安排了我也搞不来了。但是心里还是有点不服气，既然是平反，那就说明当时划为地主是错的。我父亲的政策落实了，至少组织上应该对我的安排有个说法吧，他们没有。我为什么不服气？你看我们王院长，他父亲就是国民党的乡长，被枪毙了的，他王院长后来怎么就能当共产党的乡长？现在又来当福利院院长，我想不通。王院长不喜欢我，就是这个原因，他晓得我不服气。我不怕他，我公开这么说的，和他吵架的时候我就是这么说的，我说你老子也是个国民党的官，凭什么你就能当干部。

1989年，我五十九岁的时候，终于说到了一个女人。她叫杨礼珍，比我小十岁。她是个傻子，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跟我。她现在跟我一起住在福利院，我们2002年一起进来的。平时她就窝在屋里，门都不出。我也不爱带她出门。她有个儿子，也是个傻子，儿媳妇也傻，据说孙子还灵醒。她儿子媳妇从来不到福利院来看她。太傻的人，基本礼貌都不懂。

三、我瞧不起没文化的人，所以很孤单

我作为刘邦的后代，现在要住在福利院里养老，有点悲哀。你莫不相信，我不吹牛。我真的是刘邦的后代，在文化馆是查到了证据的。我们茶园沟这一支姓刘的，清朝的时候从陕西逃难到荆州，后来又从荆州逃难到建始，全部都是刘邦的后代。

我不是说福利院不好。福利院蛮好，国家政策好，我们在这里过集体生活，吃了睡，睡了吃，不操心。我就是觉得在福利院很孤单，不要看这里有七八十个老年人，但是我没一个朋友。

话不收起说，瞧不起他们。都没文化，我不爱和他们交流。哪有办法交流？说不到一起去。讲古论今，他们不懂。谈诗论道，他们也不懂。说国家大事，他们还是不懂。你说这还怎么交流？你看我手里这本书，我经常看书，学点法律。人要爱学习，哪怕是老了，还是要懂法律。

他们也瞧不起我，这我晓得。我的衣服总是干干净净的，三四天就要换一次，这是多年的习惯。他们觉得我做作，一个孤老还这么讲究。他们的衣服好久都不换，又脏又臭，可是他们自己不觉得臭。他们瞧不起我，我不在乎。四年前我摔了一跤，摔断了腿，现在还要拄拐杖，走路不方便。我就是摔倒地上了，宁愿自己慢慢爬起来，也不愿意他们来拉我一把。

虽然说因为成分问题，我父亲害了我这一生，但是他是个清官，他不贪，这一点我尊敬他。我是很反对干部贪污腐败的。现在政策好了，打击腐败的力度大，贪官的日子不好过了。我经常写一点反腐的诗词。可是写了没人看，也没人看得懂。有时候上面来了搞检查的领导，我把诗词拿出来给他们看，他们也是不愿意看。不要紧，我就自己写自己看。你是个有文化的人，我把写的一首《官贪赃无数》念给你听听，你看怎么样——

百千万惯犹未厌，堆集黄金北斗边。

岭南孤魂何所恨，不能搬运到黄泉。

食禄乘轩着锦袍，岂知民瘼半分豪。

满斟美酒千家血，细切肥羊万姓膏。

烛泪淋漓冤泪滴，歌声嘹亮怨声高。

群羊付与豺狼牧，幸福朝廷用尔曹。

来时萧索去时丰，官币民财一扫空。

只有江山移不去，临行写入画图中。

虎告相公听我歌，相公比我吃人多。

若公今日行仁政，我已双双此渡河。

早走几天天有眼，久留此地地无皮。

这样的诗词还有蛮多，我都收集在一起，用夹子夹得很整齐。你走的时候给我带走，或者拍成照片带走，看能不能找个报纸给我发表一下。

爱喝酒的拖拉机手

口述人简介：徐朝银，男，1942年生，74岁，湖北省襄阳市太平店小龙洲六队人。农民，乡村拖拉机手。入住太平店福利院14年。

一、我可不是爱吹牛

你也听说了吧？我开了十几年拖拉机，他们都说我这辈子只喜欢三件事：吹牛、喝酒、找女人。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档子事儿，我算是坛子里的豆芽菜——冤屈死了。

要说吹牛，那也要本事，也要有吹牛的资本才行呀。我年轻的时候小伙子长得帅，又会开个拖拉机。走到哪儿都是个人物，吃香的喝辣的还烟酒伺候。说了你们不相信，那个时候会开拖拉机就好比现在会开飞机开坦克，公社的书记队长见了都要让三分。不说别的，只说1963年发行的那一套人民币，一元面值的那个，画面上就是一个拖拉机手。那是个女的，叫梁军，开的“东方红—54”。你说拖拉机手那个时候地位高不高，牛逼不牛逼？

也是我机会好，1958年小学毕业刚过16岁，去丹江口水库上做工，碰巧赶上缺司机。他们看我个子高有力气，脑袋瓜子灵活又识几个字。水库上就出钱让我去学开车，先是去枣阳学了三个月，又去武汉学三个月。那时候学习抓得紧，早晨教练讲，下午就上车练，晚上教练还加班给我们示范。只有一辆大解放牌汽车，一天到晚跟着练。

六个月一学完，回来就上岗。因为工地上实在是缺师傅。当时有个毛家营的师傅叫毛传岗，在工地上不小心轧死了人，判了三年，还有一年没满，工地上缺人又让他回来帮忙。哪晓得他倒了水泥忘记摘挡，又轧死了人，后来吓得他一辈子不敢再摸方向盘。

在丹江口水库开车，一干就是三年。我开的是德国老式拖拉机（六个车轱辘的大车，前面四个，后面二个），烧柴油，劲大。车轱辘24小时不停地转。忙得很，拉拌浆、水泥、混凝土、钢筋……啥子都要用车运。

正赶上丹江口右岸围堰工程，数万民工搞“腰斩汉江”的大会战。几万人三班倒，昼夜不停工。白天人山人海，晚上人像小蚂蚁一样，没有电，照明用火把、汽灯，从采料场到江边连成几条火龙。

我有一个坏毛病，你惹我的人可以，但你不能动我的车。在工地上我跟河南的周志军是老搭档，两个人开一辆车。有一回，我们车队从丹江到武汉采购拉货。晚上在武汉住旅社。随州一个工地上的车队也去采购，车也停在旅社院子里。睡了一夜，早上起来，发现车上三个车喇叭被卸了。我们气得要命，知道这肯定是随州的车队在搞鬼。没吭气，晚上又跟着他们车到随州，还住一个旅社。夜里我们偷偷地把他们解放牌汽车的配电盘卸了三个。这事后来经过派出所又闹到工地上。从那以后，我们算是出了名，再也没人敢动我们的车啦。

我们俩脾气不好，爱打抱不平。有一回在欧庙遇到一个姓张的司机不小心撞倒人，围了好多家属在打司机。我们上去就把那些家属揍了一顿，司机撞到人了有交通部门、公安局管，凭啥子要打人呢！后来，我们两个跑车，一按喇叭，别人只要看到是我们的车过来，都让路让得特别快。

我修车的技术是太上老君炼丹——炉火纯青。不管是啥车，只要是个动力，我看一眼，随便拆开，都能给它复原。车对我来说就是个玩具，没事的时候我就拿它练练手。发动机、离合器，哪个零件在哪个位置我闭上眼睛都能摸得一清二楚。拖拉机，只要哪个地方有毛病，一听声音，一闻气味，我就晓得个八九不离十。那时候工地上跑采购也是我们的事，采购粮食、蔬菜、水果。有一回夏天跑河南去搞采购，遇到一户人家在打场，眼看天要下暴雨，拖拉机坏了，修了半天没搞好。我上去一看，就是发动机松了个零件，三下五去二就搞好了。主人家慌的又是倒茶又是拿烟，走的时候还给我带了两瓶粮食酒。

你说两个人跑长途，坐在车上不吹牛皮，还能干些啥？有一回坐车上，看到前面有个女的在走路。我们俩打赌说看谁能把那女的拉上车带一程算谁本事大。周志军先下车，我后下车。结果那个女的是个小媳妇，手里还抱了个发烧的儿子。我们慌得赶紧先把她们母子送到医院去。

这些事我回去一说，他们不相信，又说我在吹牛逼。那个年代，信息封闭，电话、手机、电脑这些玩意儿都没得，我开个拖拉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随便说个新鲜事儿他们不晓得，都说我在吹。说牛逼一点就是我过的桥比他们走的路多，见过的人比他们数的钱还多，这能怪我？

二、我的毛病就是爱喝酒

我就是爱喝酒，酒量也大，二斤三斤都搞不醉。我爹说的好，男人嘛，不喝酒算毬个啥男人。我妈死得早，我爷兄弟三个，我爷是老大，生我爹一个独苗，我爹又生我，还是一个独苗。二爷、三爷都没得儿子。我十二岁那年，先是爷爷死，再是二爷死，接着三爷又死，三十天不到屋里出了三副棺材。我爹伤心啊，棺材钱都借了好几百。酒是英雄钱是胆。埋完我三爷回来后，我爹呼地拿出两瓶老白干，递给我一瓶，他一瓶，对着吹，边哭边喝。酒能消愁啊。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喝酒啦。

幸亏我们那个时候还没得酒驾这一说。我想喝多少喝多少，喝的脸红脖子粗还能照样开拖拉机。说想喝多少喝多少，那其实有点吹牛。饭都吃不饱，哪儿有那么多酒喝啊！

从丹江口工地回来后，我就到了太平店的拖拉机站。一个月15块钱，30斤粮票。拖拉机站的有七八台拖拉机。两个是苏联的老乌头，笨重的很，一响起来像放鞭炮，吵死人。还有两个是德国的，五二术式。也有湖北产的，三个拖拉机，都是15匹的四轮。我这个人个子大，饭量也大，三十斤粮票根本不够我吃，15元钱还不够我抽烟喝酒。我喜欢农忙，有人请去收割、犁地、种地、带石磙辗场。一是能吃饱饭，二还能混到酒喝。到哪一家都有好烟好酒，大鱼大肉伺候，再累再忙我都不怕。

另外，还有一件美差使，给大队的食品厂送猪，我最乐意去。为啥子？去了能抽烟、吃肉、喝酒啊。烟是大公鸡烟，一角钱一盒。有时候还是丹江烟，2角。酒是散酒，五六角钱一斤。每回喝酒，他们都开玩笑说，你拉了几趟就喝几匙子算毬了。我那一年能拉48趟啊，你说我能喝多少酒？

他们说我喝醉酒了撒泼，闹事，打老婆对吧？那都是闭到眼睛卖布——瞎毬扯。

我喝酒开车从来没有出过事。只有一回，多喝了几口，是从太平店到黄渠河，一群小猪娃子在路上乱跑，跑过来跑过去。按了喇叭，跑的还乱些。猪娃也没碰到多严重，掌柜的不准走，说是按喇叭把他小猪娃子的魂给吓掉了，猪娃子不长了。不赔不行。硬是赔了三百块。

1973年在排子河修大渡槽，我开牵引机，两班倒，起早睡晚忙得团团转。工地上食堂伙食差，天天晚上加夜班，都是熬的红薯糊糊。红薯糊糊还透亮，稀溜溜的。越喝肚子寡的越狠。别人都不敢说，我敢说。队长来了我说，红薯糊涂你没嫌稀，底里还带了个照相机。都晓得是事务长和炊事员搞鬼。我说，学大寨赶大寨，大寨生意好买卖，二分钱买，三分钱卖。食堂馍馍做的小，我说，一个馍馍扣一两，撑死了事务长，一个馍馍扣一钱，撑死了炊事员。后来工地上的人都在唱。事务长和炊事员不高兴，背地里来找我的岔子，我二话不说，灌了几口酒，一个人把他们两个都撂倒了。你说，这能怪我吗？

要说打老婆，那更是笑话。女人哪儿经得起揍。我那第一个老婆啊，是把我屋的尿素布袋偷偷地拿回娘家，走到半路听别人说我在屋的磨刀，发脾气准备回去收拾她，她吓得没敢回来，半路上跑了。

三、我从不瞎找女人

说我瞎找女人，那是马店的卖猪——压根没得那个事。为啥子？因为都是女人来找我，我从来不找她们。再说，我认准的女人，还要有感情才行。

那一年我24岁，在石桥修排子河水库。我管发电机房。外边在下雪，工地上挖土的女人们怕冷，都跑来避风，我不让她们进去。因为发电机房有规定不能让人随便进，出了事儿不得了。牛首的姑娘陈传秀跑了来，她有个哮喘病，特别怕冷。我不让她进，她说你不让进我就坐在外面。她靠着发电机房门上一屁股坐下来，赖在了那儿不走了。女人们都喜欢嚼舌，一会儿问你好大了，一会儿又问你喜欢干啥子。嚼着嚼着两个人就好上了。

末了，从排子河工地上一回来，陈传秀就找到我屋里来要跟我结婚。他们都说我是上工地骗了个媳妇回来，你们说，这是不是骗？没想到结婚过了两年，她都没怀上娃子。请医生看，说是小时候有一回掉到水池子里泡了两天两夜，没淹死，落下了病根。哮喘病也是那时候落下的。

她有个坏毛病，就是太贴娘家。我在工地上开车，偷偷带回来的日本尿素布袋，有一二十个，红色、黄色、黑色，好看得很。从外面一剪开，里面是布，做裤子最美。有一句话说，肥料袋做裤，省钱又省布，前面印“日本”，后面是“尿素”。这尿素布袋俏的很，一般人都搞不到。那个时候只有大队干部才有这样的裤子穿。陈传秀竟然把尿素布袋偷偷带回娘家送给她姐姐。我听说后，在屋里发脾气，还没来得及打，她就吓跑了。

路是哪儿好走从哪儿走。1976年我用车拉萝卜到河南换红薯回来卖。萝卜在太平买的，六分钱一斤。到河南去一斤萝卜可以换一斤红薯。红薯回来卖一角五分钱一斤。我到太平店八一四队卖红薯时碰到郭玉芝。郭玉芝是我姑舅老表，打小就认识。她的男人有病，在采购站上班，常年不在屋。她自己做红薯粉卖。我到她们那儿卖红薯卖到晌午，郭玉芝就留我到她那儿吃饭，给我烧酒喝。一来二去的就好上了。那时候郭玉芝已经有了三个姑娘。她答应我再给我生个儿子。后来真的怀孕了，生了一个儿子。她男人有病要用钱，工资也不够用。我赚的钱千儿八百的都贴给她了。

就为这个事儿，他们又说我在吹牛逼，说别人的媳妇和儿子变成了我的。我这多年不结婚为的啥，不就是因为郭玉芝给我生了个儿子吗？

四、在福利院我也有办法喝到酒

八十年代开始分田到户，拖拉机站解散。我爹也死了，我成了一个人。给我分了一分半地，二分水田。田里种水稻，地里上半头点苞谷，下半头种芝麻，秋收了再种小麦。农闲的时候去河里撒网捕鱼，去山上扛把枪打兔子，回来下酒。日子过得也还快活。

快六十岁那年，大队书记让我到福利院，我不想来。大队书记给我做工作，他说你么看你现在身体好，还能做，等你老了，有个病有个灾的谁管你？我不愿意，大队书记一直要把我送到福利院。

福利院里也好，什么都不用做，有吃的有用的，每个月还有零花钱。唯一的不好，是没有酒喝。一个月的零花钱刚开始是5元，后来是10元，再后来是15元，20元，一直加到现在的30元。但是都不够我买酒喝呀。

我开始想办法。我身体还行，福利院里有菜地，还喂的有猪。我会种菜，还会养猪。南瓜、冬瓜、丝瓜、黄瓜、扁豆、小白菜、胡萝卜……啥季节种啥菜。我种菜，养猪福利院月月都给我钱。不多也不少，大几十上百的，足够我买酒喝了。

2011年儿子去枣阳给人家盖房子，粉墙，钢丝绳跑跳，三个工人一起从七楼上掉了下来。扑通一声，一句话都没来得及说，人都没有了。快三十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说没就没了。人有时候还不如块石头，丢到水里还有点响动。主人家和施工队一起赔了几十万。全给了儿媳妇。想到还有个小孙子。哪晓得儿媳妇不领情，拿到钱后都不理了。

你说不喝酒，喝酒对身体不好。这道理我晓得。但是我不喝也不行呀。爷爷奶奶不在了，爹妈也不在了，一个拐弯的儿子也不在了，这日子过得还有啥意思。我心里苦啊。儿子一走，我头发全都白了。

他们都笑话我，说不是我的儿子还操那大的心。我懒得理他们。我啊，也就是个驴屎蛋子外面光。你看，我们屋的几代单传，到我这里又断线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这是大逆不孝啊！

现在啥指望都没得了。干脆敞开胸脯好好喝，一天三顿都不能少。喝一口酒，吃一口猪尿泡炒辣椒。啥事情都不想了，啥事情都忘了。猪尿泡有筋色，酒喝的才够味。我一天至少要喝一瓶，要是哪一天你看到我没喝酒，那我就是有毛病了。

不是吹牛，你们现在的小包车，好开得很，在我手里都是个玩具。可惜我现在年纪大了，不给发驾证。不过，发驾证了也不行，现在还查酒驾，哈哈，我离了酒可不行啊。

第二部分：偶然还是必然的巨石（1966—1980年左右）

第二部分案例，核心事件集中在“文革”和“文革”后期，农村土地承包之前。这个时期广大农村的显著特点，是集体所有制。这个时期最大的政治运动，是“文化大革命”。

按照他们的年龄，那个时期还是青壮年，他们中有的原先有家庭，最后因各种变化和突如其来的灾难变成了孤寡人，有的人从青年时期就没有成家。

这里边有养猪能手、杀血吸虫的灭螺队队员、大队干部、工程队炮手、倒插门女婿、乡村财经人员和乡村裁缝。从这些案例，我们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广阔而单调的政治、经济生活。这一时期的孤寡老人中，因为政治原因孤寡的占19%，因为经济原因孤寡的占2%，孤寡的大部分原因，是那个时代的偶然和必然事件。

一次流产，可以让一个女人终生不能怀孕生孩子；放牛，牛抵断了腰，以致残疾，老婆跟了别人；夫妻因为一点小事拌嘴，老婆喝了农药，自己再也找不到女人；一次通奸影响了名声，再也找不到对象。我们盘点下来，这些都是偶然的小事，但在当时，却成了挡住他们婚姻、挡住血脉延续的巨石。

这些阻挡人生河流的巨石是偶然，还是必然？

我们的主人公都是小人物，他们在时代面前那么渺小，在那个时期，他们都有成家和生子的机会，但是他们最终都没有抓住。

似诉平生不得志

口述人简介：龚福先，男，1933年出生，84岁，湖北省襄阳市太平店龚家洲大队人。农民，当过多年大队干部。住进太平店福利院19年。

一、当生产队干部时，我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是的，你们一眼就看出来了，我是个残疾人，三条腿还孤寡。但是我也正儿八经地谈过恋爱，当过十八年大队干部，还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你们能看出来吗?

不是我吹牛。我有一个绝活，左手打算盘，右手写大字。整个龚家洲大队没人比得过我。你们不信，是吧？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这个铁拐李，走路一跳一跳的，还能干这么多事。其实我不是先天性残疾，是意外。两岁多，姐姐提着我两个胳膊往后摔，玩“打丫把”游戏，失了手。我左脚和左腿骨折。龚福先这名字算是白起了，没人喊。小时候是跳跳，长大了是三跳，现在是跳爷。

一个残疾人走到哪儿都被人看不起，连狗子都咬。我妈说你看队上的两个老光棍都是残疾人，你可不能像他们。不能，我坚决不能走这样的路，我跟我妈发誓。我学习很用功，年年考试考第一名。小学毕业考上中师，因为残疾被人顶包。初中毕业又因为残疾不让参加考试。我想当兵，可是三条腿，部队也不要。

我不相信三条腿的人就没有出路。我不相信残疾人就找不到老婆。我也要活出点名堂。我白天看书写字，晚上算账打算盘。功夫没得白费的，初中一毕业生产队就让我去当会计。当了四年，又被选为青年突击队队长（团支部书记）。

我当干部和别人不一样。我喜欢搞创新，搞技术改革。我领头搞科学种田。施肥分阶段：才出苗用氮肥（大粪等农家肥）；长成后用钾肥（灶灰牛粪类）；快出穗时用磷肥，帮助结籽。种芝麻种棉花种麦子，撒的种子不均匀，出苗乱。我会想办法。我用竹筒做了一个简易播种器，一撒一行。苗子出来了，不多不少，一排一排的，又整齐又好看。

不用说，我种的庄稼就是比别人长得快又长得好。1957年芝麻大丰收，刚好赶上大跃进。我们生产队一亩地收了500斤，上报1600斤。那个时候都是虚报，搞浮夸。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有一块地芝麻长到一米八，上报后说我们那儿是“天下第一田”。领导让把芝麻弄去展览。先到北京农业展览馆，又到武汉中苏友好展览馆。芝麻咋弄去？搞个大木箱子，选一米乘二米宽的地，又肥又壮的芝麻，连土挖地三尺深。土和芝麻秧子一起装进去。我那一趟跳得最远，一路跟到芝麻跳，跳到北京又跳到武汉。

那一次跳是三级跳，我成了预备组织队员，还被选为青年突击手，全国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11月份，去北京开全国表彰大会。在怀仁堂，朱德和陈毅给我们颁发锦旗、纪念章，还有两百元奖金。开完会还带我们去看节目，去国家大剧院看了梅兰芳的贵妃醉酒，又去看庄则栋打乒乓球……本来是九天会，还没完，突然接到消息让我们湖北的代表团赶快回来。

为什么呢？原来是毛主席到了武汉，要亲自接见我们。一百多名代表，从北京坐火车到武汉，一路上好兴奋啊，两天两夜没人闭得上眼、睡得着觉。

要见毛主席呀，能不激动!我记得清清楚楚，一辈子都忘不了。1958年11月9号晚上9点，洪山大礼堂。我们站成一排，毛主席就从我们跟前走过，穿的军大衣，没有官架子，一边走一边挥手。风度翩翩，脸上的笑纹都看得见。所有人一起起立鼓掌，我拍巴掌劲使得太大，手痛了好几天。好多人拍着拍着都流出了眼泪。一个农民能被毛主席接见，那是多大的荣誉啊！一起接见我们的还有苏联专家、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代表。这些洋毛子，也是大人物啊，但是我们都顾不上看，眼睛都直愣愣地盯着毛主席。

二、当大队干部时，我差点就结婚了

被毛主席接见，我成了名人。1964年大社教。大队部要搞社会主义教育和小“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运动。工作队需要人。我入了组织，又被选为大队副大队长。

副大队长不好当。龚家洲大队，12个小队一个林厂，六七百户，三千多人。大队的光领导班子就有十七八人。上上下下关系都要处理好，不容易。大队书记是张承德，他管全面，具体任务分给班子和各大队队长负责。我分管文化、教育、卫生这一块。

1966年，红卫兵们出来搞揪斗。牛哄哄的，戴个红袖头到处跑，瞅谁不顺眼，找个理由就抓，抓一个斗一个。今的到这儿开会，明的到那儿开会，动不动就说：“走，我们搞革命，搞运动去！”有的社员本来在锄地，红卫兵一来，不想干活，也扛个锄头跟着跑。嘴里喊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其实就是乱跑瞎搞。到处乌烟瘴气，生产队乱成一团。

当时有两帮红卫兵。一帮是农赤，一帮是红连总。书记、大队长、民兵连长都没办法。他们让我去，说我有文化，让我去解散红卫兵。这可不是个容易事。我开始想办法。红卫兵们嘴里天天挂的是毛主席语录。他们的口号是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我也找毛主席语录，翻到有用的记下，用其之道还治其身。

那一天开会是在青年队大食堂，他们两帮人都在。我进去了。我先给他们分析当前大队的生产情况，给他们算账。算每天去了多少人在搞革命，队上还有多少人在干生产。我又举例哪个队没有人干活，庄稼荒了多少亩，冬天饿死人了谁来负责？还有季节问题，到了该种该收的季节，都不搞生产，错过了毛主席说的“抓季节抓生产”，谁负责？他们两帮之间其实也有矛盾，农赤队想吃掉红连总。我说完后，农赤队的头目龚会久说同意。红连总的也没敢说不同意。后来达成的协议是他们可以去别处搞革命，但是不能再到龚家洲大队搞。

从大食堂出来，我发现自己一身冷汗，衣裳全都湿透了。

可能就是因为处理这件事，十队的记工员陈文华对我有了好感。后来正好赶上我带队到太平店学习。一个大队选二三十人年轻有文化的青年人，陈文华也在。她比我小十几岁，是十队主任的姑娘。人年轻，长得也好看。

学习了半个月。每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写总结写报告，她就悄悄地跑进来，找我聊天。东一句西一句地瞎扯。她一会儿让我帮她写演讲稿，一会又让我教她打算盘，教她写毛笔字。反正总是有借口。她有文化喜欢看书，也有很多见解。我们谈《古文观止》，谈《三国演义》……她的问题特别多。稀奇古怪的，每一次都有一大堆问题等着我。当然那些问题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就这样，我们俩偷偷地好上了。

后来，只要是我带队去出工，她就会跟上。在工地，她也不避嫌。主动帮我买饭，帮我拿工具，帮我洗衣服。我在哪儿干活，她就在哪儿干活。有一次修龚家洲段汉江滑坡，我带了50多个农民工。缺沙缺石头，我们大队没有，只有和附近的谷城石场联系，费了很多口舌，出了200块钱采石费才谈好。大家都高兴地带上钎子，炸药、雷管去搞石头。先炸山，再把石头掀到船上，个个干得热火朝天。钎石头时候，我也拄着拐杖去钎。石头哗地滚下来，把我的拐杖砸成了三截。社员们都开玩笑说，我们队长的腿被炸断了，断成了三截。陈文华听说后以为是真的，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还有一次最搞笑。她说那个好事（月经）二三个月没有来，不晓得是不是怀孕了。我去找大队的卫生员，卫生员说先喝点理气活血药，看来不来，要是还不来可能就是怀孕。喝药喝了几天，好事（月经）来了。在工地上干活，她一个人从堤上走过来，我们一队人在堤下干活。她一高兴，就傻乎乎地冲着我喊：“来了！来了！”别人都不晓得啥意思，只有我晓得。我没吭声，暗地里笑。后来别人一看到她走过来，都冲着我喊：“来了，来了。”

我们是真心喜欢啊。我已经准备好了要娶她的。可惜半路上出了岔子。

那一天，我们俩在私下里商量结婚该做哪些准备，谁知道竟然被隔壁一个嫂子听墙角，她跑去和陈文华妈说：“你们文华和跳子都要结婚了，你们咋还没准备？”这一问坏了事。她爹妈死活不同意。一是嫌我残疾，二是嫌我年纪大。他爹说：“连桶水都挑不了，不行！”让她和我断绝关系。陈文华不同意，他们就把她锁了起来。坚决不让她和我见面，还托人赶快给她找对象。

她有个堂哥是个高中生，给她爹妈出主意说告我，只要把我告垮台就行了。她爹妈就让他堂哥写了个状纸递到公社，告我强奸。公社组织人来调查，让我写检查。让我写检查，我能写个啥子。两相情愿的事，怎么能怪我。但我还是写了。我写的是：我是单身，她也是单身。我们在正儿八经地相处。说我强奸？在哪儿强奸的？谁看见的？证据在哪儿？

为这个事，我的大队干部垮台。停职。留组织查看12年。

人啊，越是怕啥越是有啥。我拼死拼活地干，想出人头地，想混出个名堂。可谁晓得媳妇没找到，大队干部也成了黄花菜。后来，陈文华一结婚，我的心算是彻底地凉了。

三、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进福利院

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住进养老院。刚进来时，我不甘心啊。一是生活还能自理，何必麻烦别人。二是总觉得住到这个地方被人瞧不起，心里不暖和。想当年自己当大队干部时，小队的就有四个五保，全是残疾人，说话都说不清。我代表大队小队月月给他们分柴、分粮食、分菜，有时候大家伙没分完的东西也全部给他们。生病时送到合作医疗。做不了饭的大家伙轮流帮他们做饭、洗衣裳，农忙的时候指定两户有闲人的家庭固定帮管。他们啊，除了可怜，就是没有瞧得起。我一个识墨断字的文化人，还是个大队干部，怎么也落到这一步了呢！

可是有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我又能咋办。1982年，分产到户，爹妈已经去世。大队的不给我分田分地，说我一个人，又残疾，干不了活。我不同意。可是看看自己的身体，我犁不了地耙不了田，分了田地给我也只能望天收，有什么用呢！

第一年当五保，是生产队给钱，每个月10块钱生活费。第二年时，钱不够用每个月加到20元。第三年又加到30元。第四年从生产队转到大队的管，加到50元一个月。这样一直到1997年住进福利院。刚开始时来福利院住了二年，我又回去，死活不想再来。民政主任和福利院院长换届，去了三次把我请回来。我要求一个人住一间，因为我要练大字。他们也同意了。

我闲不住，每天给自己找事干。一个人的日子难打发啊。从天白望到天黑，又从天黑望到天白。白天还强点，夜晚最难熬。我白天练字，晚上看书。俗话说能挑千金担，不如一字力。我开始练毛笔字，到处捡一些学生不要的乱本子练。平时给人家写状子，过年时写对联。给老百姓写对联也有讲究。有的家户人家，两边房子盖的好，中间房子盖的差。给中间这户人家写对联就要注意。我写：大鹏展翅九万里；蟠桃成熟五千年，横批是花开各季。有的是左边一家盖的高楼，右边一家是平房。我写：桃开三月，让他先占富贵；菊入九秋，看我后来云华；横批看我将来。有一回我写草书，农村人不识字，贴对联贴倒了还不晓得，笑坏人。我现在写的是知足常乐、难得糊涂这一类的。写得最多的是“福”字。哪里泥沙不藏金。做人难啊，已经到了这一步，还能怎么办呢。到哪儿都当作是“福”吧。

我看书也杂，什么书都看。资治通鉴、古诗三百首……书不好找，也没那么多钱买，只要是有字的我都看。不瞒你说，你看我这两本大辞海，这么厚，十几斤重啊，我一页一页看，不知道翻了多少遍。你说这书枯燥，我不觉得啊，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词语一个词语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读，就像是在和它们说话一样，也有意思呀。不然那么多时间，夜那么长，怎么打发呢。

我现在年龄大了，才感觉到福利院的好。吃住不操心，开水有人烧，衣服有人洗，病了免费看，我知足了。特别是现在才换的郭院长，非常关心我们院民的生活。一来就干了三件事：一是改善了伙食，天天有肉，每个星期三还加餐；二是整理了很多菜园，什么季节都可以吃到新鲜蔬菜；三是在院子里修了一条“健康路”，院民们能锻炼身体还能在那儿喝茶下棋晒太阳，娱乐有了新内容。

要说自己这一生，怎么说呢，我就是一句话：似诉平生不得志。我想做的事太多了，要强了一辈子，也花了很多力气和功夫，但是却没有达到我的理想。能怪什么呢，只能怪我这条腿啊，最终还是它把我拴住了。

不断倒插门，只为过上好日子

口述人简介：黄成权，男，1946年出生。湖北省建始县长梁乡邱家台村人，三次当上门女婿。2015年进入长梁乡福利院。

一、我是能干事的，就是不会过日子

1971年，组织上来了人。他们要在邱家台选调一批贫下中农，加入贫宣队。大队书记黄家轩说，黄成权这个人要得，可靠，能干一些事情，让他去。于是我们大队加我三个人，进入贫宣队。

我被分配到县供销社。那时候供销社是个吃香单位，柴油煤油，红糖白糖，涤卡的确良，社会上的紧缺物资，只要供销社有人，都不算个事。我在供销社里搞贫宣，家里邻居亲戚都找上我，帮他们走后门买物资，我不搞，说要按规矩来，不然别人不服。为此得罪了不少人。供销社的人很买我的账，主任还亲自给我搞平价的布票油票，我拿了这些东西，分给亲戚邻居们，这才缓和了关系。他们对我竖大拇指，说黄成权这个人要得，当官了没架子。

那时候县里所有的机关、学校、医院都驻扎了贫宣队，搞毛泽东思想宣传，热闹得很。我在贫宣队只干了一年，就回到了邱家台。供销社舍不得我，向县革委会打报告，要我留下，我也不搞。我觉得贫宣队不务正业，这个事情不适合我。说是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可是主要任务就是搞批斗，时不时就开会，批这个，批那个，批省里的县里的。一天到晚这么批，都没心思搞生产，大家吃什么呀？我搞不懂。我说我要回去种田，搞生产。供销社为什么要留我？他们觉得我这个人好，不惹麻烦。别个单位的贫宣队员，比我凶，权力大得很，大事小事都要请示贫宣队，贫宣队允许干的才能干，不同意干的那坚决不敢干。我不一样，供销社的领导班子开会，我参加，但不发言，不作指示。业务上的事情，他们问我，我说你们是行家，我一个农民，没文化，不瞎指挥。

县革委会和供销社派专人送我回邱家台。这是我要求的。我说我不能一个人回去，别人会以为我是被撵回去的。组织上的人当着众人的面夸奖了我，说我政治立场坚定，公正廉明。还给我发了奖状，写的优秀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实际上，邱家台出去的另外两个贫宣队员，几个月以后也回来了，那时候贫宣队开始不吃香了，好多单位的贫宣队都撤了。他们是自己回来的，没人送。

大队书记黄家轩说我给邱家台争了光。说让我当生产队长。

我这个人没见过什么世面。走得最远的地方，也就是宜昌了。1969年，国家搞三线建设，我被大队选派，带着邱家台10个人去宜昌，修鸦官铁路。能参加国家三线工程建设，是一种荣誉，不是哪个想去就能去的。最起码要思想品德好，最起码搞事情要踏实，只想着偷奸耍滑的肯定不会要。我能当领队，证明大队信任我，我是能干一点事情的。那年我23岁，热血青年，只听说去宜昌修铁路，也不管是什么铁路，欢天喜地地带着一帮人就去了。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坐车走气管道（318国道），走了差不多一天一夜，才到宜昌鸦鹊岭。我们山里人没出息，没坐过车，好几人都晕车，一路吐起走，下车站都站不稳。

到了工地我们才知道，要修的是鸦官铁路。从鸦鹊岭到官庄。虽然里路程不远，才60公里，可国家重视得很。据说是为了扶持核工业部827厂上马，支持葛洲坝水利工程施工中的设备、材料的运输，还有一个403厂建设的需要，专门修的这条铁路。湖北省也为了开发官庄铁矿，积极出工出力，积极配合修这条铁路。鸦官铁路修了四年，平时工地上有两三万人，多的时候有十来万人。那叫一个气势，现在想起来我还激动。我在工地上干了一年，不会什么手艺，主要是干些开山打石的粗重活路。下一批外派公差的来轮换，我们就离开了。1973年鸦官铁路通车，我听见广播里说了。我们从鸦官铁路工地上回来的人，都高兴得不行，有几个人还哭了。听说，现在经过我们建始的宜万铁路，有一段就是走了当年的鸦官铁路。你看，现在我们这里也通动车了，真想不到。我觉得，国家应该把参加建设过鸦官铁路的人组织起来，坐火车去一趟宜昌，看看我们当年修建的铁路。

我这个人，一辈子务农。种田我是行家，积极性也高。干别的，我不行。要说在贫宣队的时候，轻省，不用干重活，还威风，像当干部一样，可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干，还是想回家种地。从1972年起，我就当生产队长。干这个我才有兴趣。

我干生产队长是有点诀窍的，社员们都服我。搞大集体的时候，社员们都没什么积极性，反正是混工分，出工不出力。我想了个办法，不搞集体出工。我把全生产队的社员们分成三个生产互助小组，大家就近加入一个生产小组，这样就不用到很远的地方出工，还方便照顾家里。我不按出工天数记工分，把生产小组要完成的任务算成总工分，再交给他们。这和后来的责任承包有点像。这样大家就有积极性了，三个生产小组比着劲干，队里的收成年年增产。

我当队长的时候，队里团结搞得好，没有打架扯皮的。谁家里闹矛盾，我就声明，不许评为先进户，评不上先进户，分粮的时候只能分次等粮。谁和别的家有矛盾，我就把他们户主叫到我家来，不来就扣工分，都不敢不来。让他们面对面坐着，也不讲什么道理，也不听谁有理谁无理，有酒就喝几口，没酒吃几个烧洋芋。一来二去，谁也不好意思记仇。那几年，长梁公社开表彰会，我们邱家台大队一队年年受表彰，我年年戴大红花。

黄家轩说，黄成权这个队长，我选得好。不是吹的，当队长，我在全公社、全县都有点名气。领导们看得明白，我后来去茅田当了张家的上门女婿，在茅田也当上了队长。再后来，我返回邱家台，政策变了，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变成了村民小组，他们还是让我当小组长。

只要是和我打过交道的人，都说我这个人是能干事的。只是我为什么日子过那么差，都不明白。是啊，我自己也不明白。在贫宣队，自己的口食混走了，可家里还是穷得舔灰。出公差修铁路，完全是义务的，不挣一分钱。当了好多年生产队长，心里想的全是队里的事，家里根本就没管啥子。

二、我当了三次上门女婿，日子越来越差

邱家台那个地方，穷，穷得舔灰。按老话说，那叫屙屎不生蛆的地方。

我们家里也穷，家大口阔。我上头两个哥哥，我是老三，脚下还有三个妹妹。最多的时候，家里一开火，就是十来口子端碗。一年四季，多半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一件衣服，大的穿了小的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后来，两个哥哥先后成家，家里三间正房分给了他们。我和父母，住在靠正房搭建的一个偏棚里。偏棚隔成两间屋，一个屋里支两张床，我和父亲睡一张，母亲睡一张。另一个屋也是支两张床，大妹睡一张，二妹和三妹睡一张。等三个妹妹都出嫁了，我才有一间自己的屋。

家里给我说过几个女人，都不成。人家来家里一看，就是这个状况，正房都没一间，谁看得上？我自己都看不上，那个偏棚子，大风一来，茅草盖就被吹走了，还指望哪个女人安心住在里面？

张罗几回不成，我父母就不管我的婚事。我自己更不着急，心里打定了主意，一定要离开邱家台。这个地方，不是人住的地方。

我二妹嫁到了茅田公社。二妹夫人不怎么样，老实巴交。什么都听我二妹的，我二妹要他在茅田给我找个女人，他就真的到处打听。他们还真找到了一个。在一个叫大茅田的地方，有个合适的女人。人家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不嫁，只招上门女婿。这正合我意。去看了一次，我们就对上眼了。女人叫张菊珍，听说我在邱家台当队长，年年戴大红花，她觉得我能干，去他们家她脸上有光。我觉得她也不错，很贤惠，说话细声细气的。

我说张菊珍人好，并不是说她们家么子都好。她们家也穷，爷爷奶奶，父母，还有一个瘫痪的妹妹，都指望我们来养活。这个负担，不是一般的大。大茅田那个地方，也是个穷山头，和我们邱家台差不多。但我还是决定去倒插门，不去也没有办法呀，我家里这个情况，你是知道的。1975年，我29岁，我和张菊珍结婚。我一个人只身来到大茅田，张家摆了几桌酒席，我们就算结婚了。我说我们去扯个结婚证，张菊珍说要个结婚证又不能当饭吃，有没有结婚证我们都是两口子。

不当家不知道柴米贵。在张家当了上门女婿，才知道那是一个无底洞。我们再怎么努力，也填不满。虽然我还当着队长，但是也只能靠我和张菊珍挣工分，大家都睁大眼睛看着，我也不敢多吃多占。我在张家一共四年时间，这四年，我和张菊珍没买过一件新衣服，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没有漏掉一个挣工分的机会，可日子还是越来越难。

到张家的第二年，女儿出生了。张菊珍给女儿取名字叫张秀英。这是倒插门的规矩，小娃儿要随母姓。我不和张家争，一个女儿有什么好争的。女儿的出生让我心灰意冷。我希望有个儿子，有儿子这个家才有希望，可是张菊珍给我生的是个女儿。张菊珍看出我不高兴，安慰我，说不急，我们再生个儿子。我说一个娃儿都吃不饱，再来一个也是遭罪。嘴里是这么说，心里巴不得张菊珍早点生个儿子。苦点累点我不怕，没儿子才可怕。

女儿三岁了，张菊珍屁也没放一个。我知道，她生不出来了，我没指望了。我给她说，我要回邱家台去，不跟你过了。她哭着说，你走了我就跳河。我说你舍得下那几个老的，还有女儿，你就跳。

我的第二次婚姻，是在邱家台九队的李家倒插门。女人是个寡妇，带着一个几岁的儿子。儿子对我倒还亲，喊我幺爸。女人不厚道，对我恶天吼地的。在邻居面前，在亲戚面前，她也是想吼就吼，想骂就骂，从来不讲情面。我看出来了，她对我是没有感情的，我倒插门到她家，她只是要找个苦力。我在这个家里待了七年，我就离开了。

第三次婚姻，又去了茅田。那是1987年，我四十出头了。茅田公社也早已变成了茅田区。我在小茅田村二组的一户人家倒插门，女方还是姓李。女人小我八岁，男人跟别的女人跑了，给她留下两个儿子。她跟我说，我们一起把两个儿子养大，我就是两个儿子的亲爹，他们给我养老。我就是因为这个心动了，才去他们家的。可是我再怎么努力，那两个儿子还是养不亲。我在李家十八年，供他们读书，给他们建房子结婚，他们从来没喊我一声。不说喊一声爸，我不指望，就是叔也不喊一声，我心凉。他们成家以后，分了家，老大把他妈接过去一起住，给他带孩子。我一个人住在一边，老大老二，家门都不让我进。我算明白了，他们只是把我当成一个苦力，现在不需要了，就跟嫌弃狗屎一样。我还赖在他们家干吗？我快六十了，我要回邱家台去。

我前后结了三次婚。倒插门三次。每次结婚都想过几天好日子，可日子越来越差。唉，可能这就是命，一辈子只有过苦日子的命。

三、我没脸与女儿相认

前几年，县里在邱家台村搞扶贫。但是邱家台实在是太偏僻，交通不好，气候条件也不好，没有什么项目扶得起来。尤其是我们一组，条件最差。县里就搞扶贫搬迁，我们一组的人家大多搬走了。

我三妹妹住在长梁集镇上，她家对面就是长梁乡福利院。她跟我讲，我的条件可以去福利院。我不想去，我说我就老死在邱家台山上。她说你先跟我去福利院看看，看了再决定。我到福利院看了看，觉得还好，老家伙们都吃穿现成的，在这里吃饱了等死。于是回去跟村里申请了，村里去年把我送到了福利院。

几个侄儿侄女，过年过节的时候会来看看我，送点吃的，也给点零花钱。我乐意收着，这是他们的心意，我不收他们不高兴。我也期望他们来。

我不期望张秀英来。我的亲女儿，我害怕见到她。去年过年的时候，她来接我去她家过年，我不去。她家住在县城，和女婿一起做点小生意。她带着老公和儿子一起来的。她看见我就哭了。女婿没说什么话，勉强叫了我一声，我看得出，他不愿意。外孙子躲得远远的，他妈妈叫都叫不到跟前来。

我跟女儿说，秀英，我不是你爹，你没爹。

后来女儿又来了几次，她一来我就躲着。我不见她，她就把带来的东西放到门卫上，让他们转交我。老这样也不是个事，最后一次来的时候，我见了她。我说我老了，在等死了，我不能认你，没脸，你不要再来了，你再来的话，我就回邱家台去，不住福利院了。

女儿哭了。

她嘤嘤地哭，哭得我心碎。我记得她十四岁那年见到我，也是这么哭的。1990年，我在茅田李家湾修公路，工地上来了两个人。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女孩。女人是张菊珍，我一眼就认出来。十几年不见，她已经苍老得像个五六十岁的老妇人。她指着我对孩子说，秀英，这是你爹，叫爹。女儿叫了一声爹，然后就哭了，嘤嘤地哭。张菊珍说，家里日子实在太难，要不然也不会带着女儿来找我。我当时也穷，挣的钱全到了小茅田的李家。我搜遍全身，也只有五十几块钱，找了几个人借了几十块，凑齐一百块，给了张菊珍。张菊珍带着女儿走了。走了很远，秀英还在回头，抹眼泪。那时候，我特别希望天上响个炸雷，把我劈死。

秀英最后来看我那次，走的时候对我说，我妈还活着。

六指裁缝

口述人简介：周翠英，女，1930年出生，湖南省宁乡县人，“六指人”，1990年入住公安县闸口镇福利院。

一、将我揣在身上的钱全部给搜走了

我是湖南宁乡人。父母亲都给人当长工，家里穷，但我曾经念过两年私塾，能识一些常用的字，不是文盲。小时候，每逢附近村里有人家办红白喜事，母亲就会领我出去，上人家里讨些食物。讨来的食物，用瓢装回来，分给全家人吃。偶尔有点肉，很少，只是一点鱼脑壳或猪脑壳，都是别人吃剩下的残汤剩水。讨饭时，装食物的动作要快，等着讨饭的不只我们一家，多着呢！一年到头，几乎每天都吃青菜萝卜和茄子豆角，全是自己菜园里种的。只有过年时家里来了客，招待亲戚才割一点点肉，做个荤菜，并等客人走了，才让我们小孩子吃。父母自己不吃，哪里舍得？！解放前，我们住的是三间茅草屋，穿的是棉纱纺的布，身上常年有臭虫、虱子，多了！后来，家里的茅屋被风吹倒了，父母领着我，住到了外婆家。

我十八岁时，就是全国解放的前一年，父亲对我说，你这么大了，不学个手艺以后会饿死的。我晓得，那个时候的我，在村里已经算大姑娘了，好多和我差不多大的都出了嫁，或是订了亲。少有人给我做媒，因为我是“六指人”，左手六根指头。我性格内向，不太喜欢接触别人，别人看我的眼神，总和其他人不一样，我能感觉得到。父亲哪能不担心我以后的生活？让我投奔在湖北当裁缝的叔叔，让他给我找一条出路。

父亲带着我，先从长沙坐船到岳阳，再从岳阳坐船到到闸口。找到叔叔，便在他家里安顿了下来。叔叔是裁缝，我就跟着他当学做衣服。别人学裁缝需要三年才勉强出师，我学得很快，做边衣（旧时代马褂）、打花扣子和布扣子，一年就学会。不全是因为自己聪明，主要还是因为师傅是自己的亲叔叔，教起手艺来不保留，所以我学得快。

闸口成立服装厂，就把我们这些做裁缝的，集中收进厂里当了工人。厂里人不多，大概三四十人，不光是要做衣服，每个月还安排到农村搞生产，帮助农民栽秧、锄草。搞生产不发钱，是政治任务。到了1958年，又把我们集中到斗胡堤服装厂当工人。

在斗胡堤服装厂没搞好久，大概一两年，赶上知识青年下放。我们不是知识青年，是裁缝，算半个知识青年，也要下放。当时都传说，我们这一批裁缝要下放到窑厂，去搬砖烧窑。我急得哭，不想去，因为我个子这么小，能搬得动砖？我只会做衣服，哪里有力气烧窑嘛！当时，斗湖堤镇一个姓刘的镇长跟我们工人做思想工作，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你去窑厂，比去农村好，再说了，你不去窑厂又能去哪里？我本来就是一个外乡人，确实也没有好的去处。正在犹豫时，我听说沙市服装厂招工，我想去，把想法告诉了刘镇长。刘镇长劝我说，你不要去沙市，去了沙市还是要下放，如果再下放到沙市其他地方，人生地不熟会更作孽！我不信，还是报名去了沙市服装厂。事情果真让刘镇长说准了，在沙市服装厂干了没几个月，又被下放了。这次下放，没有人找我们谈话，直接给下放到沙市窑厂。

还是到窑厂，我心都凉了！在沙市窑厂，我却没烧窑。因为我不会烧窑，但我会做边衣，窑厂的人也需要穿衣服的。边衣做得好，人人找我做。没想到，生意很好，一年多的时间，我竟然挣了一两千块钱，这在当时算一笔巨款。钱没地方放，我就在衣服里子里缝了个口袋，天天揣在身上。窑厂附近其他裁缝没生意了，妒忌我，去政府告我单干。政府派人来调查，问也没问就把我押到政府关了一夜，将我揣在身上的钱全部给搜走了。后来，我被放出后，到政府去找他们要钱，他们告诉我，你的钱，修沙市百货大楼了！我是个女人，跟政府的人说话，声音很小，怕。钱当然要不回来，能怎么办？也就算了！就这样，我身无分文跑回闸口镇前进村，再次投奔叔叔。当时，村子里到处是县里、镇里下放的人。我继续做衣服，给外面的人做两块五一天，在本队就抵10个工分。

二、救不救得活，就看命了

四十岁以前，我一直都不想结婚的事。过去的人，都认为“六指人”不吉利，不愿意找我们这种人。我是一个破了相的人，害怕别人瞧不起，别人不提，我更不敢主动找，只有埋头做衣服。

年轻时，和我一起做裁缝的大都是女的，年龄也差不多，她们都有人做介绍，成双成对的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我没有，心里难受，想哭，自己躲在被子里哭过好多回，还怕别人看见，笑话我。特别是在工厂当裁缝时，每到晚上下班时，厂门口就站着一些年轻男的，捧着用纸包着的瓜子在厂门口等，一角钱一包的那种，等我们一出厂门，就把瓜子递到自己对象手上。从来没人等我。我也特别想吃瓜子，自己偷偷去买，总觉得没她们的好吃，她们有对象陪着，吃的时候嘴皮一翻，瓜子壳吐好远。

没对象就没有吧，我就拼命做衣服，一个晚上一个晚上地裁，一件衣服一件衣服地做，那些年，就在缝纫机上缝过来了。

其实，现在也有“六指人”，生下来做个小手术，就好了。我小时候，没有这个技术，父母不敢给我去治，怕给我锯，会死掉，就随这个小指头长，后来越长越大。刚出生时，好像只是一点点皮沾粘着，后来长成指头了。

四十岁的时候，我在闸口街上做衣服，一个朋友对我说，我给你找个伴，老了好过一点。于是，把我后来的老伴介绍给了我。他叫范启发，是街上理发的师傅，当时五十多岁。他以前结过婚，离了，没有小孩。我们有过一个儿子，五六岁时死了。怎么死的？病死的。打了几天吊针（输液），没治好就死了。什么病？不知道。那个时候得什么病谁搞得清？就凭医生嘴一说，这个医生这么说，那个医生那么说，说是什么病就是什么病，救不救得活，就看命了。

老范以前“捡”过一个儿子，是一个流浪乞丐。捡回来时大约十四五岁，从监利那边流浪过来的，在街上捡垃圾。老范见他可怜，自己又单身，就把他留在身边，取名叫范香生，教他学理发手艺，后来还在闸口给他找老婆成了家。不过，范香生现在也死了十来年了。前些年，他媳妇还经常来看我，现在很少来了。

有一年腊月里，我给老头子坟头送亮（烧纸点蜡，江汉平原民俗），香生的老婆说，香生也埋在这里，我不信，我以为香生埋在另一个地方，就没给香生送亮。过了几天，我害了一场大病，整整一个多月才恢复。现在我是死而复生的人！

我都快死的人，还找么子伴？！我肯定不会找。我们福利院有老婆子找老头子，天天还要安置对方，好造孽，一点意思也没有。也有人找老头子，是为了钱，我不喜欢。有的婆婆，哪个老头有钱就跟哪个，我看不惯。人，穷要穷得有志气，富要富得有本事。

三、一个人，只有手艺才靠得住

当了大半辈子裁缝，我只带过三个徒弟：一个姓刘的男伢，是观音寺街上周婆婆介绍的，学了一年，现在没联系了；一个是前进村杨书记的大丫头，前几年还到福利院来看我，给我五百块钱，她离开福利院的时候，说不晓得以后还能不能再看到我，又给我五百块钱；再一个徒弟就是我的侄媳妇。别的师傅喜欢打骂徒弟，我不，我对他们都蛮好，我喜欢老老实实学艺的人。

一个人，只有手艺才靠得住。

后来年龄大了，我和老伴没有做裁缝、剃头，就在街上卖玩具。卖玩具比理发强，比做裁缝还赚钱。五百块钱进的货，可以卖一千块，赚“对本”。我们到汉正街打货，用蛇皮袋装着，坐汽车来回，很便利。进了福利院，我还做玩具生意。平时，推着架子车上街，沿街喊着卖。后来街上有人看我卖得好，也照着我的模式卖玩具，有了竞争，生意就差很多了。小孩的玩具品种多，枪、气球、布娃娃，什么东西都有，赚钱容易。不用交税。不交税，我一可怜的老婆子，税务的人也不忍心收税。

老了，都搞不动了，做衣服眼睛看不见了，理发剃头刀拿不稳了，卖玩具竞争的也多了，我们渐渐没生活来源了，怎么办？在这个镇上生活了一辈子，政府的干部都熟悉，安排我们进福利院，我们就进来了。进福利院时，我们手里有七八千块钱。老头子病多，钱主要给他抓药看病。入院一年多，老头子就死了。死的那天，我在外面药铺给他抓药，福利院一个人跑过来跟我说你还买么子药？你老头子不行了！我赶忙跑回去，老头子已经死了。

对我最好的人是我侄孙伢。因为他的舅舅在潜江，他当兵以后，也分在潜江。蛮有孝心，每年过来都给我几百块钱。

四、也有人说是我做好事积的德

以前腰疼得厉害，不是坐骨神经，是寒湿。闸口街上做生意的周老头子告诉我一个偏方：把桑树根、艾叶和菖蒲加水混在一起，用煤炉子煨好后，倒入加了鸡屎的澡盆里，人坐在澡盆里蒸，能好。我照这个法子，连蒸八次，蒸得汗直冒，真的好了，直到现在也没复发。

我的腰疼能治好，是偏方的作用，也有人说是我做好事积的德。我想我么时候做过好事？后来想起来，那年在沙市，有一次在街上看到别人被电打（击）了。一个姑娘先被打，打得动不了，她的弟媳妇去拉，被粘住了，她的哑巴妹妹再去拉，又被粘住了。我正好路过，就连忙问旁边的人电闸在哪里？找到电闸，我迅速拉下来，被电打的三个人就自动松开了。松开以后，那个姑娘还是不动，我让他们找了块木门，姑娘在木门上躺了三个小时，活过来了。

我为什么晓得这个方法？因为我们服装厂以前有人被电打过，躺在木门上，后来醒过来了。一个人要做好事，才有好报，千万不要做坏事。我的病能好，就是我做了这件好事。

我喜欢跑庙，拜菩萨。像二月十九、六月初六和六月十九，菩萨们过生，我都要去拜，因为拜了不害病。

第三部分：在绝望中接受和平静（1980年——1992年左右）

时间，流逝得悄无声息。而社会的巨变却是轰轰烈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人们开始真正个性化地活着，生活的色彩突然丰富起来。同时，全新的社会体验让很多人措手不及。尤其是家庭不健全的孤寡老人们。

此时，我们的主人公们孤寡的命运大部分已经定型，他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自己并不乐观的未来。没有孩子，没有老伴，祖先的血脉在自己身上中断。

这些都是残酷事实。或许他们已经觉得越来越好的社会生活与他们并无关系，他们只是在学着别人活着的方式。可是，孤独是无法突围的。

接受这个令个绝望的事实是需要时间的，这群弱小人物现在首要的是要为生计奔波。

农村土地承包到户了，城市市场经济开放，买卖的、养殖的、贩卖的、一切都那么混乱而同时充满生机，这一时期政治事件较少，经济显示出野蛮而蓬勃的力量。在由集体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这群小人物，照样是在时代和社会的夹缝中苟活。

养鸭子的矮哥，被反复骗婚的移民，卖鸡蛋的瞎子……他们都处在一长串经济食物链的末端，任何一个微小的个人或经济事件，都影响他的终生。

在这个时期，城乡差别继续扩大，出现了生活在广大乡镇的另一类人——合同工和临时工，他们不是城里人，却离开了乡土。他们在向城市奋斗中，有的牺牲了婚姻，有的影响了后代，有的影响了终生。

可是他们终究只能隐身于时代的边缘，在绝望中接受和平静。好在，民生问题开始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福利院系统建设开始在县乡一级实施。有一部分孤寡的人得以有终老之所。

混得还可以的“矮哥”

口述人简介：李林森，男，1949年出生，湖北省公安县闸口镇和祥村人。农民，养鸭专业户，2004年入住闸口福利院。

一、人们都叫我矮哥

我叫李林森，名字中有六个木，好记，但是没有几个人叫我的名字，都喊我矮哥。几十年都这么叫，我身高一米一，我就这条件嘛。我为什么矮？我不是天生的，我父亲兄弟们早先都不是这么矮，我打小得病得成这样的。

我八岁开始上学，连续上了几个小学一年级。大概是七八岁以后，我的个头就不长了。学习成绩还可以，特别是数学。别人长个子，升级学习，我老长不高，就不读了。在家玩了一年，又去读书，继续读一年级。就这样，一起上学的伙伴们小学毕业了，如个子一样，我还在读一年级。看着他们年级一级级向上升，个子一天天往上长，我却停住了。

我这得的什么病？我直到现在都没搞明白。在江汉平原，在荆江分洪区，我这样的病虽然不像血吸虫那样流行，但不算少，附近村子里也有。问过中医，他们都说是“动风”。反正凡是关节疼、骨头方面的病，他们都叫“动风”。小时候，没去过医院，也没条件上医院，姆妈给我请过神婆，她用筷子立在一碗水里，让我唱，唱完就喝，喝完又唱。说是晚上躺在床上会长个子，我不知喝了多少碗神婆的水，就是个子一直没见长。

已经不记得下学多久，周围的人就开始喊我矮哥了。刚生下来时，我姆妈请人给我算命，我五行缺火，缺火就用木柴烧嘛，所以他们拼命在我的名字里加木头。本身我姓李，有一个木，后来嫌不够，又给加了五个“木”。因为个子矮，“木”多“木”少没人在意，但是“矮”这个字跟了我一生。

我干过什么？我在生产队当记分员，种过地，给人帮工，最主要的还是放鸭子，一放就是几十年。七十几岁的姆妈死后，我再没有什么牵挂，就揣着全部家当一千多块钱，到福利院享福来了。我的一生，就这么过来了。

我没有什么抱怨的，至少我活了下来。我姆妈前后一共生了十三个，有十个没活，只活了三个，大哥、小哥和我。活的这三个中，偏偏又是我这个矮子最长寿。大哥命不好，三十多岁时，被电打死了。小哥命还苦些，二十出头，就喝药水死了。我不再长个子那几年，正赶上国家“大炼钢铁”和“三年自然灾害”，村子里饿死几多人？死不少。

我是看着我小哥死的。他是个闷脾气，不如我开朗。村里同他一般大的年轻人，很多弄到媳妇子，他弄不到，心里急，闷在心里一直急，又不吭气。其实弄不到媳妇子也不能怪他，当时我们家里条件不好，每人每月就25斤谷，吃都吃不饱，哪里弄得到？家里就三个儿子，女姊妹也没有，就连和别人家换个媳妇的机会也没有。那天父亲和姆妈在田里搞事，搞得很晚才吃夜饭，小哥没吃。夜饭后，小哥就不见了。爷姆妈预感不好，全家人到处找他。在离屋不远的田埂上，找到了他，他正拿着一个药瓶子，对着嘴在喝，我们上去夺，已经来不及了。把他往屋里背，想给他灌肥皂水，还没到屋场，死了。

有时候，朝大哥想，朝小哥想，朝那些饿死的人想，我不就是个子矮一点嘛！起码我活到了这个岁数，矮一点算什么？！而且在那个时代，也没人把这个病当回事，还是活下来最要紧。小哥最可怜，一辈子连女人也没碰过，我在福利院还“捡”了一个伙，找了一个伴，比他强多了。

二、我不管洪水来不来，鸭子比我的命更重要

我养鸭子，养了几十年。十几岁下学后，在队里当了几年记分员，就开始养鸭。一开始，给生产队养，养了十几年；分田到户后，允许私人养，我就开始单干，又养了二十多年。

我养鸭，多的时候两三百只，少的时候也有百把只。我很少吃鸭子，再馋也舍不得吃，我要指望鸭屁股给我挣钱。我知道村里有人说我小气，鸭子逢年过节不杀，鸭蛋一个也不让人拿，随便怎么说，反正我不会吃它们，天天和它们在一起，哪只鸭子屁股有货没货，我清楚得很。鸭子就是我的命，有时候，比命更重要。

1998年长江发大水，我们这里是分蓄洪区，要炸堤，要灌水进来，保下游大城市，保武汉。炸堤前，国家总理都来了，还有成群结队的解放军和县里、乡里的包村干部，都来动员我们离开，撤到邻近的松滋去，保命。我保么子命？我不走，我要保我的鸭子，鸭子才是我的命。

县里来的干部，下到村里来，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帮助收拾随身衣物。电视里头滚动播放，村里的广播日夜喊，说长江水比我们村里的楼房还要高，说要我们舍小家顾大家，这些道理我们都懂，祖辈住水窝子里，哪能不懂。常听村里老人说，当年修荆江分洪闸的时候，闸门和大坝本来就比村里的二层楼还要高，现在越来越高，江水已经悬到我们头上了。干部们都有任务，承包到人，告诉我们命比财产要紧，还告诉我们“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家园毁了不要紧，政府能帮助重建”，等等，要我只带随身衣物和现金，马上转移。农村人，谁家有多少现金？除了房子和牲口，顶多就几件农机。我家没有像样的房子，也没有农机，更谈不上现金了，但我有一百多只鸭子。我走了，鸭子啷个办？

干部们说，我们村都要撤到松滋的杨林寺镇去，那里地势高，水淹不着，安全。村里男女老少，都被解放军和包村干部们引着，往车上赶。好多人哭，舍不得。那些辛苦攒钱盖楼房的，肠子都悔青了，这场水一过，什么都冲没了。有的抱着箱子提着桶子，有的人抱着鸡鸭猫狗，还有的抱着祖宗遗像，跟着队伍朝前走，朝地势高的地方走。家畜怎么办？带又不让带，也带不走，但用绳子拴着木栏围着，水一来，就只能等死了。村里人说，放了吧，牲畜好歹也是条命，放了，不管逃到哪里，或许还能保住性命。村里的人家，猪子舍不得杀了吃，养得肥肥壮壮年底好卖钱。大水要来，没到转移临行前，一直都在精心喂养。转移那天，有一户人家知道没指望了，就忍痛杀掉，剁了一只猪大腿，炖了满满一大锅，招呼左邻右舍都来吃。还没动筷子，包村干部上家来了，告诉他们说不能吃了，快转移！大家邀请包村干部坐下来一起吃，吃完饭再走不迟，县里干部情急之下，从猪栏里舀起一瓢猪食盖上去，说，命都快没了，你们还吃！

我把鸭子圈门打开，对鸭子说，都逃命去吧。说完，就跟着干部们上了堤，等着上去松滋的汽车。村里人分成两批，年老体弱的和妇女小孩先走，留下我们年轻力壮在后一批。第一批人乘车走了，我们第二批坐在大堤上等车。又等了好半天，车没来，传来一个消息：我们村上游五公里的孟溪镇溃口了，原本接我们转移的车，半路上被调去救灾，松滋去不成了，我们得到的通知是就在堤上驻扎。大堤上这一住，就是二十多天。每天干部点过名后，别人都在看江水，看官兵，传播小道消息，我就迫不及待地跑回家，看我的鸭子。我的鸭子蛮听话，水没来，它们不肯跑。

村子空荡荡，除了偶尔有几个巡逻的治安员，再就是四处游荡觅食的家畜。我每天都偷偷跑回家，尽量避开巡逻队员，以免给他们抓住，我的一百多只鸭子还等着我去给它们喂食呢！二十多天，就发现过一回。他们喊我，我不听，拼命跑，不跑让他们抓住，抓住后关起来，我的鸭子就会饿死。因为我个子小，他们知道是我，告诉了我们村支书。支书狠狠批评了我，说矮哥，你这个矮哥，鸭子难道比命还重要吗？

是的，那个时候，人都顾不过来，谁还会去顾几只鸭子呢？我们生产队一个中年女人，生病很久，在转移的半路上死了，家里人没有办法通知亲戚好友，队干部帮助在沿途村子中找到一个给老人预备的棺材，装了进去，就在路边埋了。钉棺材时，没有抓钉，还是我从一个铁匠铺里给翻出来的。还好，谢天谢地，荆江最后没有分洪，我的鸭子最终还是保住了。在村里，我的损失也最少，我的名声也就传出去了。

三、那些年我尽力了

放鸭子是个吃苦的活，味道臭，浑身都是臭味。每天天麻麻亮就要出去，放鸭子，搞到太阳落山才回来。一根二三米长的竹棍子，一把伞，就是我的行当。平时还好，就怕下雨天。碰到野地里下大雨，鸭子可以把头低下来躲雨，人除了一把破伞，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没有，风雨经常把伞都吹跑好远。下过雨，鸭子要吃雨后爬出的蚯蚓，一边吃一边向前走，我也只能跟着鸭子屁股后面走。中午不吃饭，有时候碰到小卖部，就随便买点麻花、米糖之类的，填填肚子。再不就是买点瓜果，随便吃几口。早上吃过了，就等着晚上回家吃晚饭。也没什么可吃，吃点早上的剩饭剩菜，青菜辣椒、萝卜茄子什么的，都是自己种的菜。吃鸭子？不舍得，那是要下蛋变钱的，怎么可能吃。小鸭子长大要四个月，在它不能吃谷吃虫前，全是我喂饭喂大的，成本不低。晚上赶回家，关在鸭圈里。鸭圈是用篾片编织的。

鸭子每天都要放，光靠吃谷不行。吃不起。百把只鸭子每天要吃五块钱的谷，二十斤。其余的靠放出去觅食。鸭子什么都吃，吃蚯蚓、吃水草、吃螺蛳，吃七十多种东西。鸭子每年入冬后，不怎么下蛋，也就不要吃谷，也就不需要吃太饱了。鸭子脖子下面有个食袋，吃没吃饱看得到。

我残疾身体不行，装蛋要请人，买饲料也要请人，请人就要花钱，自己还能赚什么钱？卖蛋时，把自行车后座两边各挂一个篓子，百把斤，可以卖大几十百把块钱。请的人工资十块钱。八十年代的时候，我还请人放鸭子，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他不喜欢上学，每月给个十块钱就可以了，管两餐饭。

鸭子不怎么生病。但天气热了会“瘫腿”，鸭掌站不起来。两三天会好，严重也会死。产蛋率不高，百分之八九十。长到三四年的鸭子就是老鸭子了，不怎么下蛋了，只能卖掉，再买小鸭子从头孵起。

我那些年尽力了。我给生产队养鸭子养到三十多岁，我还养着父亲和姆妈。我长这么矮，没有女人愿意跟着我。分田到户了，允许私人搞养殖，这是个机会啊！我当然想拼一拼。现在你们听谁说我和村里好多女人扯不清？谁说我村村都有丈母娘？唉，养鸭子养到最后几年，我是开始混日子了。其实，人只要开始混日子，日子就好混。要我说，日子没有什么难混的，但那些年，我确实尽力了。

刚养鸭子的那几年，是我最卖力的，特别是分田到户到九十年代初，这个时期我养了三百多只鸭子，辛苦归辛苦，我手上有活钱啊。那时候，村里人不像现在时兴打工，都是靠种地，但种地也只能吃饱肚子，碰到年成不好还亏本。那个时候，我只有三十多岁，三十多岁还是有机会的，我想我只要拼命挣钱，有了钱，矮一点就不叫个事了，潜江的周瘸子，听说走路都要人抬着，不也是可以找老婆吗？但我除了赚口饭吃，却没有挣到钱。

九十年代后，我就慢慢死心了。养了这么多年鸭子，也没挣到多少钱，加上年龄大了，更难得找到媳妇子。这二三十年，我每天起早贪黑，刮风下雨，我没吃过一只鸭子，没有给人送过一个鸭蛋，就是在省，在攒，天天都在卡自己，买食料卖鸭蛋，手上天天都有钱过，但就是没落下钱。最高峰时期，我还请过一个小工帮忙，帮着我干活，我是残疾人，不雇个人也不行啊！养鸭子不赚钱，主要鸭蛋也不值钱，刚开始每斤只有六角七，后来慢慢涨到八角二、九角三、一块多一点，但饲料价格涨得快，到2000年左右，饲料每百斤涨到八十块，鸭蛋每斤又只卖块把钱，我的鸭子就养不下去了。

我养鸭子养了大半辈子，除了养活自己，勉勉强强修了几间破屋，给父亲和姆妈送终外，手头上没剩下过几个钱，哪里能找到媳妇子？！

现在我混得还可以，比养鸭子时还强一些。你别看我个子矮，但院里领导信任我，不光是后勤交我负责，农副生产也是我在管。每天，我都很忙，天没亮就起床，要到厨房里分发、领取油盐柴米，可以说，库房里的每一壶油一袋米都要从我手里过，没有我签字，厨房的伙都开不了。还有菜地，能劳动的院民，每天谁干什么，怎么干，都听我安排。当然，我自己也要带头干，不带头，谁听你的？

一个男人挣钱，一个男人种田

口述人简介：黄国友，男，1950年出生，原籍重庆铜梁，后落户湖北省建始县长梁乡陇里村。一生总是被骗，挣钱养活了别人一家。2010年进入长梁乡福利院。

一、我能挣钱，可不是被偷就是被骗

你看，这是陈文杰给我打的收条。他拿走了我三万多块钱，人就找不着了，如今好多年不见，不晓得他死哪里去了。你看，这福利院大门正对面的那栋房子就是他的，这些年门一直锁着。你们能不能帮我呼吁一下。这样的坏人，公安局怎么就不把他抓住？

年轻时候，我重庆铜梁老家兄弟姐妹多，劳动力富裕，我就自学石匠。是准备靠这个手艺为生的。学成了，我出门去做手艺，修桥、修水库、修房子，这些工程我都干过。我在工地上打石条。可是那些年，我一分钱没挣着。也不是没挣着，我挣的钱拿回家，队上好像晓得我有多少钱似的，要我全部上交。为什么？拿钱抵工分，不交就不给我们家分粮食。我父亲老实，怕事情，说钱是烫手货，交吧。

于是我决定改行，不搞石匠了。一套石匠工具百十来斤，我从这个工地挑到那个工地，肩膀子都磨出一层厚茧子，到底还是一分钱没落着，划不算。1969年我到重庆市里去，二姐在西南医院住院，我去看她。我在医院门口摆个小摊子，修补鞋子。这个手艺也是我在铜梁的时候学到的，在街上看师傅修鞋，看了几次，觉得蛮简单，只是没机会上手。在西南医院门口，我第一天就挣了两块二毛八分。比干一天石匠还挣得多。

二姐出院，我也没跟她回铜梁去，就留在市里修鞋。我和石柱来的一个棒棒，一起租住在一间房子里。在重庆，那些乡下来的民工帮人挑东西，实际就是挑夫，重庆叫棒棒。那个棒棒一天一包烟，一斤酒，一顿肉，挣的钱只够他消费，没得结余。那年要过年了，我收拾好东西，准备第二天早上回铜梁。哪晓得，早上起来，我的钱不见了，为开年修鞋备下的几张皮子也不见了。那个棒棒也不见了。

后来我跟一个云阳人到湖北来，在荆门、监利、公安、石首这些地方搞工程，搞了两年。这个云阳包工头，叫雷明登，是个嫖客，有一分钱都要去嫖女人，我们跟他搞事的一帮人，都拿不到钱。那也没办法，又不能杀他，只好打他一顿算了。这等于又白干了。

1976年，我一个人到荆州，在长江水利站找了个事情。打石头、包墙浆。又搞了两年。除去生活吃穿，手里又存了一点钱。回家之前我全换成了粮票，主要是怕又被队上惦记上我的钱。可能是要回家了，有点兴奋，晚上睡不着觉，就溜到会议室去悄悄看电视。没想到这就闯祸了。被他们关了一夜的禁闭，还被送到公安局，说我私自进入保密场所，准备偷东西。身上的粮票被没收了一半。我说我没偷东西，会议室就是电视机贵重点，那电视机不是还在吗？公安局要水利站开证明才能放我出去，他们证明倒是开了，可是证明里写我平时表现一般，就又被多关了三天。

1979年我来到建始，那年我29岁。我有个舅舅在建始，他是新中国成立前被抓壮丁抓到建始来的，新中国成立后在建始县长梁乡陇里村安了家。他有三个姑娘两个儿子，家里穷得很，吃了上顿没下顿，全家人一共才两床破棉絮，衣服没得一件不破的，鞋子没得一双不破的。我是回重庆时顺道来看舅舅的，看见他们家这个样子，我可怜舅舅，就把身上的粮票分了一些给他们。我打算在建始修几天鞋，挣点路费再回重庆。可是，我那个小表弟不是个东西，把我的钱和粮票全偷走了。

我这个人很背，好像不是被偷就是被骗。不仅身边的人骗我，就连公家的人也骗我。过去长梁乡邮政支局有个局长叫陈文杰，他2010年的时候找到我，说有钱可以存到他们邮政去，利息高得很。他说了几次，我就动心了，身上的三万二千块钱，是我那些年悄悄攒下来的，全交给了他。他说存两年能有八千块钱的利息。还专门给我打了收条。没想到他是个骗子，拿了钱就跑了，根本没存到邮政银行里去。听说他骗了好多人，一起骗了几十万。请你们一定帮我呼吁一下，能不能把钱给找回来。

二、我养活了别人一家

其实我是想离开那个女人的，周书珍。下了好几次决心。可是她和她男人王怀忠要到处去找我。我这个人心软，看不得别人给我讲好话。一说好话，我就回去了。

我为什么要去他们家？我自己也没想到，稀里糊涂的。没想到我在亲舅舅家会搞得走投无路。我小老表偷我的钱和粮票，我身无分文了，回不去重庆，那我得想办法挣路费啊。于是就留在陇里，干老本行，修鞋，当石匠，我还学会了补锅，反正是有钱就挣。

我舅舅家没地方给我住，有地方我也不敢住。有强盗，谁敢住。我只能在二组那里，租一间小屋住。就是周书珍家里。他们的房子也是租来的，又分租一间小的给我。他们家六口人，他们两口子带三个儿子，还有一个老婆婆。家里困难得很，房子本来就小，还分一间给我，就是想我帮他们承担点租钱。

周书珍那个女人蛮好。她看我是外地人，一个人在陇里，同情我。我每天晚上回去，她都给我留着热饭，也不收饭钱。我蛮感动，要给钱，她说就是加副碗筷的事，说钱就生分了。这样我就和他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几个孩子看见我，叔啊叔的叫得亲。她对我好，我对她也相信。我挣的钱就寄放在她那里。

就是钱这个事没处理好，才有后来的事。一开始也还好，她还给我报账，说一共有多少钱了，她记着账，要我也记好账。我要用钱的时候找她，她也爽快地给我拿。几个月后就不行了，我找她拿钱，她就不给了，说钱已经花完了。你说这个事恼不恼火嘛，我大半年的血汗钱，就又打水漂了。我和她吵了几句就去睡了，格外也扯不到皮，钱都用光了，扯皮也扯不回来。

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心里憋屈得很。我想我怎么就这么背时，硬是存不下来一分钱。我准备第二天就离开他们家，另外找个地方住。没想到周书珍下半夜会摸到我床上来，她跟我说，钱没得给我还的，她以后当我的女人。我说你有男人，还咋个当我的女人？她说，王怀忠同意这个事，愿意和我共一个女人。

这个事情说起来，确实荒唐，没得这么处理事情的。那时候说闲话的人也多，从我开始住进他们家的时候，就有人嚼舌根子。可是事情已经弄成这样了，也就不怕别人说了，我一个外乡人，总要找个落脚的地方，总要有个家。他们一家人对我好，比我自家人还好，不把我当外人，我也就同意在他们家住了下来。

王怀忠这个人不大行。好吃懒做，挣不到钱。只能种那几亩地，可种不出什么名堂。而我挣钱的能力比他强，可以挣钱帮他养家。不然他怎么可能愿意和我共一个女人。我也是猜中了他的想法，所以才心安理得地在这个家里住。街坊邻居偷偷笑话我们这一家，说一个男人挣钱，一个男人种田。

两年以后，也就是1982年，我就出钱帮他们把租住的那几间房子买下来了。还进行了翻修，修成140平方米的正屋三个套间，修了一个厨房，三间猪圈。再后来，他们家老人死了，我出钱安埋。大儿子结婚，我拿钱修了三间房子，还买了家具。还带他到女方亲戚家认亲，挨家挨户送礼品。二儿子结婚的时候，我又拿钱修了三间新房子，又买家具。虽然钱是周书珍管着，但她不得不承认，这些钱都是我挣回来的。那几个儿子要钱的时候，对我还是亲热，一口一声友爸，喊得巴皮巴肉。三儿子渐渐长大，眼看又要结婚，家里已经没多少钱了。我就去肖家坪林场打工，那是个老高山林场，一到十月就下雪，一个冬天不解冻。我就是在那个环境里打工、砍树、抬树，挣钱也还不少。老三结婚虽然不需要另外修房子，但也是花了不少钱的。

我和周书珍这个关系，王怀忠其实心里也委屈得很。我从来不强求周书珍，她想和哪个睡就和哪个睡。我不强求。但她和王怀忠睡的时候，搞蛮大的动静，我听到了还是不舒服。所以我理解王怀忠，周书珍和我睡的时候，他肯定也是不舒服的。最开始的时候，周书珍和我睡，王怀忠还发脾气。他一发脾气，周书珍就骂他，你吃的穿的哪里来的？你几个细娃儿的学费哪里来的？他们怎么长大的？

街坊邻居也慢慢认可了我们这种关系。他们还劝王怀忠，说你就知足吧，就你们这个家，六七张嘴吃饭，离开了黄国友那个哈老二，哪能过得这么幸福？

有几次我都是下定决心要离开这个家的。1983年，严打那年，我被公安局抓去了，关了40天。关在公安局的时候，我就决定出来后不回他们家了，我自己去外面找个地方住。这个事的起因是王怀忠有个亲戚，到公安局举报我，说我破坏别人家庭，霸占别人女人。他们两口子跑去把那个亲戚骂了一顿，说这是我们自己屋里的事情，你管得宽，操你的心。他们又跑到公安局，去给我说情，说我没破坏他们的家庭，女人和我是自愿的，出了问题他们自己负责。他们这样做，还是让我有点感动，所以出来后，就又去了那个家。

有时候我出门挣钱，出来了就不回那个家了，想挣够钱了就回重庆去。我这么做还有一个原因，我想周书珍给我生个细娃儿，周书珍一直不表态，不说生，也不说不生。后来我才晓得，她根本就不想给我生。有一年我出门去挣钱，她瞒着我去医院搞了结扎。这个情况我是过了两三年才晓得，他们一家都瞒着我，晓得后我和她恶吵了一架。我几个月不回去，他们两口子就到处找我，只要打听到我在哪里，他们就去找。他们在三里乡河水坪把我找回去一次，在业洲镇建阳坝把我找回去一次。后来年纪渐渐老了，重庆那边，从出来后就没联系过，我不知道他们的死活，他们也不知道我的死活。渐渐就没了回重庆的打算。

几个儿子都成家以后，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他们开始对我不好，左看右看都看我不顺眼。老大稍微好点，在街上碰到我，虽然不喊我一声，但是装一支烟给我。老二老三，我真是不想说，他们理都不理我。我想，他们是不需要我了，我没利用价值了。天天找些理由和我吵架，吵着闹着要分家。分就分吧，2006年，他们把我分到一个放杂物的小屋住，潮湿，连窗户都没有，白天还要开灯才能看见。我给他们家挣了三十多年，最后就得到一个杂物间。

老三最缺德，老是偷我的钱。就那么一间小屋子，随便藏在哪里他都能翻出来。我藏在衣服口袋里，他就过硬在身上来抢。实在没办法，我藏在后山的树林里，他都能找到，那才怪了。反正他们就是看不得我身上有一分钱，不把我身上的钱搞光他们过不得。现在我住在福利院，老大媳妇也在这个福利院搞勤杂工，她还在三天两天找我借钱，一次借几十百把块，嘴里说是借的，可从来就没还过。借钱的时候就喊我一声友爸，借到之后就不再看我一眼。现在我也想横了，不管身上有钱没钱，我都不借。

没办法，那个黑黢黢的小屋子我也回不去了。只好去外边流浪，打工。2010年的时候，我六十岁，村干部认定我符合条件了，就把我送进了福利院，这才算是稳定下来。到了福利院，虽然身边都是孤寡老人，但我反倒觉得有个家了，没有人欺负我，没有人想方设法骗我。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一生遇到的人，不是偷我的钱就是骗我的钱。直到我身上最后一笔钱被骗走。从2007年开始，我去深圳打了三年工，在建筑工地当石匠。再回长梁的时候，身上有了三万多块钱。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一笔存款。我是要拿这钱养老的，谁我也不会给了。可是那个陈文杰不知道听谁说我有钱，就找到我，说给我高利息，把钱存到邮政银行去。

谁知道他是个骗子？请你们一定帮我呼吁一下，帮我把钱要回来，把这个坏人抓起来。

命中注定是个瞎子

口述人简介：胡自兵，1959年出生，湖北省建始县业州镇风吹坝村人，少时因雷管爆炸致双眼失明，会木工、篾工。2004年进入业州镇福利院。

一、半夜起来卖鸡蛋，只想减轻点家庭负担

王院长说有记者采访我，我有什么好采访的。你们看到的大世界我看不到，我的世界都在心里。不过我心里是明白的。你别看我是个瞎子，我心里能看到东西，能看穿世道，看穿人心，看穿一切。不是我吹牛皮，好些眼睛亮的人，还没我明白，他们那叫睁眼瞎。

比方说我只要一根棍子，不需要人领路，不要人扶，我自己就能坐车进城，办了该办的事，我还能自己回福利院来。从李家垭坐班车到县城，车费八块钱,不会错。老司机都认识我，他们从来不打我的马虎眼，我经常坐他们的车嘛，有时候身上没钱了，他们也愿意带我走。

去县城的路我蛮熟，上几架坡，拐几道弯，我熟得很，都在心里。我从十几岁的时候，经常去县城，背着鸡蛋去卖。那时候我父母已经死了，我跟着大哥大嫂过日子，靠他们养活我。我不想吃他们的闲饭，想给家里减轻点负担，就背着鸡蛋进城。那时候从老家到209国道之间，还有几公里没修公路，还是山路，我一个人拄着棍子，摸摸索索走上209国道，再沿国道线进城，一般早上三四点出发，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回家。我眼睛瞎，看不见天亮天黑，也不知道时辰。有一次我半夜就出发了，走到城里天还没亮，街上一个卖菜的人都没有。完全靠一根棍子探路，倒是一直没出过什么事，只掉到路边水沟里去过一次，还好背篓里没装东西。

进城的路上，遇到过好多人，有好人，也有坏人。

有一次我背了两只公鸡，去城里卖。一个人过来问我鸡子怎么卖，我说了价格，我知道市面上都是这个价。他看我是残疾人，就故意把价钱压低了蛮多，我当然就不能卖给他。他气坏了，就把两只鸡子从我背篓里抢出来，丢进了河里。还有一次，我背着两只鸡子，在路边一个小卖部歇息，一个人把我的鸡子偷了。我就找小卖部的老板扯皮，赖了他一整天，他没办法，带我去把偷鸡子的人找到了。也有人在钱上面骗我，有一次我和我大哥一起去县城卖鸡蛋，买鸡蛋的人说，是一百的，要我找零钱，我给那人找了九十块钱的零钱，把换回的一百块钱交给了我大哥，我大哥发现是张假钱，什么话都没说。

说到底还是好人多些。有回我去县城，在大桥上，眼跟前有个摆摊卖鸡蛋的，我看不见啊，手里的棍子也没探到，结果一脚踩破了人家两个鸡蛋。那个时候鸡蛋八毛钱一个，蛮值钱的，好多人家里的油盐钱就是靠鸡蛋来换的。人家要我赔钱，赔两块钱。我说我没钱，那个人就要动手打人。这时候出来一个好心人，拉开了我们，掏出两块钱帮我赔了，还找来一辆三轮车，把我送回了家。可惜，我眼睛瞎，看不见这个好人。要不然我应该给他磕个头的。

还有一次，我背一篮子鸡蛋去城里的菜市场卖。菜市场人太多，闹杂杂的，我在里面挤来挤去，也不知道把鸡蛋篮子摆到哪里好。这时候一个人拉住我，说你眼睛不好，别到处挤了。我说那多谢你，你帮我指个角落，我去那里卖。他就把我带到一个人少的角落里，又问我，你这是土鸡蛋吗？我说是的。他说我不信，是不是土鸡蛋外表又看不出来。我说那你打破一个看看就晓得了。他真的就打破一个鸡蛋，说，你蛮诚实，确实是土鸡蛋，你这鸡蛋，我全要了。我说这有二三十个呢，你要回去几天吃不完，臭了就不好了，要不你先少拿点回去，吃完了再买？他说我全要了，你这一篮子不知道卖到什么时候，我拿走了你好早点回家。

第二天我又去菜市场，忽然被一个人拉住了。他说，你还记得我吗？我一听就是昨天买鸡蛋的那个人。他说，我昨天给你鸡蛋钱的时候，忘记把打破的那个鸡蛋钱付给你了，今天专门找你就是这个事。我说这么小个事情，你还记得呀？他说，你一个残疾人，不容易，我不能占你便宜，打破了你一个鸡蛋就要给你钱。

二、我命中注定是个瞎子

我的残疾不是天生的。9岁时发生事故，才变瞎了。

后来我想，我命中注定就是个瞎子。人一辈子，要遭什么劫，要遇到什么贵人，逃是逃不脱的，避是避不开的。夜里睡不着，我就想，如果我父亲不是生产队的保管员，我那天放学了不去保管室玩耍，可能我现在的一切都不一样了。可能我也和你们一样，和正常人一样，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去大城市打工，可能有个家，有女人，有娃儿。我每次说这些东西，王院长他们几个就笑我，说我是白日做梦。

那一年，我才7岁。我和两个玩伴儿在田坎上玩耍，没站稳当，栽到坎下。正好迎面砸到一个尖尖石头上，石头尖尖戳到了我眉骨上。你看，我右眼睛眉骨这里不是败象了么？这么大个瘤子！就是那次栽倒到田坎下伤的。险不险？太险了，只差不到一公分，我的眼珠子就戳烂了。

还好，那一次我没变成瞎子。别人都说，我命大，逃过了一劫。可是，命里的劫数，根本就是逃不过的。9岁那年，还是出了事。

一天，我放学了回家，路过生产队保管室，我就进去了。我父亲在生产队当保管。那天我父亲不在保管室里，可能是跑到周围哪户人家讪经（讪经，闲聊的意思）去了。我就守在保管室里等他。这是经常的事。我放学回家要经过保管室，很多时候我都先到保管室等着，等天擦黑了和父亲一起回家。事情就是那么巧。所以说是命中注定的嘛。灾难来了，躲是躲不脱的。保管室里生着一堆柴火，我就坐在那烤火。两只手都还没烤热和呢，火里面就爆炸了。好多火星子喷到我眼睛里，太疼了，我杀死羊子的哭喊，可是已经来不及了，眼睛睁不开了。

后来听说是雷管爆炸。那时候搞“三治”（农田水利工程治理，即治山、治水、治田）的雷管，没用完的，也没专人管理好，丢掉了一些在保管室的角落里，扫地的时候没注意，和那些乱七八糟的渣子一起扫到了火堆里。正好我去烤火的时候爆炸了。这不是命也是命。

那次爆炸的后果是蛮严重的。一个是我父亲的保管员搞不成了。大队来人调查，说我父亲玩忽职守，不坚守岗位，还违规让家属进入保管室，他们就撤了我父亲的职，开了好几场批斗会，要他到大队的每个生产队轮流做检讨挨批斗。还一个后果，就是你看到的，我伤到了眼睛，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瞎了。

这个事情的责任认定，是我父亲犯了错误。你说公家怎么可能拿钱给我诊眼睛？王院长和我年纪差不多，他是了解那个年代的情况的。那个时候医疗条件不好，乡镇的医院，也就开个感冒药，治个头疼肚子疼还行，稍微大点的病症他们是没得办法的。我父亲背我到业州医院，医生收都不收，说要到县医院去住院，找眼科医生。没钱怎么去县医院？我也不怪我父亲，家里实在是穷。他在业州医院给我开了一点消炎的丸子，抓了几副中药，又把我背回了家。

都认为我的眼睛没治了，有钱也治不好，何况没钱。过了几个月，我右边的眼睛模模糊糊地能看到一点点亮光了，我们家又看到了希望，父亲连忙把队里的赤脚医生请来。赤脚医生说他没治过瞎子，没把握。我妈说反正看不到了，瞎子诊成萝卜花了也不怪你。赤脚医生说那就烧几灯火试试。烧灯火能治病，你们年轻人没见过，现在医疗条件好了，用不着土方法了。王院长和我们这些人，那时候见得多，有个小病小灾的，没钱买药吃，就烧灯火，蛮多就烧好了，蛮多也烧不好。就是把长在水塘边的一种灯芯草，割回来晒干了，剥去草茎皮，把芯绒搓成细条，蘸上桐油，点燃后点着一些穴位烧，就叫烧灯火。乡村的一些土医生，别的病不会看，但多半都会烧灯火。

我记得赤脚医生给太阳穴、额脑壳（额头）、顶明心（头顶正中）、背脊骨（脊背）都烧了灯火。结果是，本来右边眼睛能看到一点光亮的，一阵灯火烧过之后，完全变黑了，一点点都看不见了。我们有言在先的，烧坏了不找人家扯皮的。所以说，就只能认命。

三、我到底还是不能养活自己

后来我成年了，不想再靠大哥大嫂养着我，我开始做手艺，指望自己养活自己。

我父亲是个匠人，木工、篾工，都会点儿，手艺还算好。我记得逢下雨天或者农闲的时节，生产队不需要出工的时候，父亲就出门做手艺。好像总是有人家来请他。多少能挣点油盐钱。有时候别人家没现钱，就欠着，一欠好多年，欠着欠着就忘了，父亲也不去讨要。有时候父亲出门会带着我，东家也就是添个碗筷的事，也不计较多个人。其实父亲是准备传手艺给我的，他觉得我聪明。

我倒是对做匠人没什么兴趣。那些年我看着父亲到处做手艺，那么辛苦，还挣不着钱。不过看得多了，我还是能记住一些。后来眼睛瞎了，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只能去想原先看见过的东西。那些篾工、木工的程序，器物的形状，倒是在心里越来越清楚明白。我就说我来做手艺，我要挣钱，养活自己。

我大哥不同意，说瞎起个眼睛，能把几碗饭喂到肚子里就不错了，还做什么匠人，那是要拿刀子斧子的，莫手艺没做成，把手给剁下来了。我不服，我心里想得明明白白的，不过就是眼睛看不到，我可以摸着干呀。于是等他们出工了，我就把父亲那些工具找出来，在家里敲敲打打搞起来。搞了几天，我做出了一个小凳子，又搞了几天，我编织出来一个竹篮子。

做出这些东西来，高兴还是蛮高兴的，也不至于激动成个什么样子。真的，不激动。我心里想得明明白白，最后把它们做出来，感觉到也就是顺其自然的，没经过么子周章，虽然手上划了几个口子，也没什么要紧的。倒是我把这些做好的东西拿出来的时候，我大哥说，你这个家伙，还能搞些事，你做的这些东西，看是不好看，用还是能用。

你不要听王院长他们吹捧我。我没那么神。木工也好，篾工也好，我也就会做一些简单的东西，打个桌子凳子箱子柜子，织个背篓筐子篮子簸箕，复杂的器物我是做不来的。虽然我眼睛见不着我做的东西，但是我摸得着，我知道那些东西不好看，样子不乖，但结实还是蛮结实的。好在农村不讲究花哨，能用就行。我进福利院的时候，送我来的村干部说我会木匠会篾匠，福利院的干部，那些老家伙们，没一个相信，他们说这是吹牛，瞎起个眼睛，哪里做得来精细活路。他们不信，我就抄起家伙，做给他们看，东西做出来了，没一个不服的。

可是我最终还是没有能力养活自己，要不然我就用不着来福利院了。我做手艺手脚太慢，别人一天能做出来的东西，我要三四天，做的还没别人的有看头，所以请我做匠人的人家也少。前些年，偶尔有人请我，一天给个十块钱的工钱，管饭吃，大方的人家能给二十。有人请，我就去，不讲价，不讲伙食。我当然知道，人家请我，不是因为我手艺好，其实就是可怜我，给我口饭吃。

我还去学过算命。好多瞎子都会算命，靠算别人的命来养活自己的命。我大哥带我去县城，在草子坝河边上找了个姓黄的瞎子，是个女的，给我当师傅。听说她生意蛮好，算命挣的钱修了一座大房子，儿子结婚还给了蛮多钱。只学了几天她就把我赶走了，她说我没有慧根。慧根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她自己那么一说，说我天干地支都不会拆，肯定是学不会的。我没和她争论，交的几百块钱学费也不要了。前几年听说黄瞎子死了，说是一天在大桥上摆摊算命，晚上回家时掉到水沟里摔死，哼都没哼一声，第二天早上才被人看见。她儿子草草就把她埋了，丧事都没办一个，丧事都没响一声。她给人算了一辈子命，不知道她算准了自己的没有。如果没算准，那是她心里没想明白，那她就白瞎了。

关于女人的事，你这个问题我不好回答。人都是有一张脸的嘛，这又不是么子光彩的事。我当然想有个女人，可是我这个样子，谁跟我呀。相好的嘛，倒是有一个，二道桥社区有个寡母子（寡母子，就是寡妇的意思），姓刘，五十多岁，我偶尔去她那里一次。去了以后，身上有一百我就给她一百，有五十就给五十，有二十就给二十。她不拒绝，也不嫌多不嫌少。其实这件事，应该是没有人晓得，但是王院长他们几个人不知道怎么晓得了，最开始他们问我的时候，我死不承认，说没得这回事没得这回事。王院长他们就笑。王院长狡猾得很，有一次我从外头回来，他就问我，二道桥的刘婆婆今天在屋不得？我说，在屋哦。王院长就哈哈大笑，我就知道上了他的当。

福利院有个老婆婆，也是姓刘，王院长他们想撮合我们。这我知道。他们名义上是要我们结成互帮互助的对子，其实就是想我们结为夫妻，在生活上相互照看一下。福利院里有三四对老头子老婆婆都结成了这样的对子。可我不想这样，这个刘婆婆年纪太大了，快七十了，大我十几岁呢，我们不合适。但是说，如果她有什么地方要我帮一下我还是愿意的，毕竟都在这里住着，早不见晚见的。

你看，刘婆婆又在叫我了，不晓得她又有什么事。我去看看她。

第四部分：只剩下孤独的时候（1992年至今）

只剩下孤独的时候，人该怎样生活？

城市化到来了。

这一群渺小人物，年纪都大了。他们无法养活自己，他们面临人生最后一站。还好，最后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有了一个归宿——福利院。他们当然感谢政府，犹如感谢天上的太阳。

但从当下县乡一级福利院的容纳规模和实际进入福利院集中供养的孤寡老人人数来看，还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孤寡老人只能靠社保经费在社会上分散供养。在分散供养的乡村孤寡老人中，有的是委托村委会照看，有的是委托亲戚照看，有的是委托近邻照看。毫无疑问，能进入福利院的孤寡老人，是更幸运的，但也是生活自理能力更弱的一批。

我们询问过福利院老人的经济状况。进入福利院时存款最多的有三万多元，大部分人身上只有几百元。有一个老人，他一生没有见过一百元的钱，因为他身上从来没有超过一百元；一位当过几十年合同工的女院民，她进入福利院的时候，只有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一位当了几十年上门女婿，帮别人养了几十年孩子，最后被扫地出门的老人，他进福利院的时候，只有一个装日常用品的盆子。

这就是他们几十年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价值和家当，这就是他们一生的积蓄。

他们的体能、精力和智慧，贡献给了那个时代和这片土地。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参加过国家的大型工程建设，修过大型水库、沟渠、铁路或公路，他们年轻和壮年的时候，在这片土地上从事着不同的行业，种地、打工……现在他们老了，他们没有家，没有孩子，没有钱，时代留给他们的，是无尽的孤独。

我们问过他们怎样对抗孤独，他们的形式千奇百怪。有人养猫养狗，半夜和猫狗说话；有的几个老兄弟挤在一起，每天像孩子一样，形影不离；那个替别人养了几十年孩子被扫地出门的老人，经常和那个凶狠的恶妇联系，他说，因为比恶妇更凶狠的，是无形的孤独……

你无法想象，无数个夜晚，雨雪天，生病的时候，那些孤寡老人是如何一天一天挨过来的。

但是他们一天一天活下来了。

他们平静地讲述，我们虔诚地记录。他们讲述生命的历程，讲述被时间抛弃的往事。我们聆听和记录生命逐渐凋敝的声音。

是的，我们记录他们，是为了警醒我们自己。

“下放”的日子不好过

口述人简介：李玉友，生于1944年。湖北省襄阳市太平店郭岗共建街九组人。下放时当农民，回来后做小生意，开茶馆。2008年入住太平店福利院。

一、下放乡里17年，人家叫我“二流子”

见到我的人都说我穿得蛮光堂，不像个农民，你看我像吗？不像，是吧？我本来就不是个农民，我原来是城镇户口，在太平店共建街上长大。20岁时我和我妈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起下放到了朱坡新光大队四组。这一去就是17年。

我没想到，这次下乡影响了我的一生。我们下乡不同于一般的知识青年下乡，叫落户下乡，因为我和我妈都去了。我们街上一共去了十几个人，全是自愿报名。落户下乡的有四家，一家奖一百元钱。

我妈要和我一起去也是没得办法。我妈以前是寡妇，留下两个儿子。她四十多岁才找到我爹，生了我。谁知道我爹不上气，找了我妈后还在外面跟别人鬼混，一年难得回来一次。我16岁时他得老鼠疮去世。我妈又成了寡妇。她怕我一个人在农村受罪，所以也报了名。

我们下放在朱坡新光大队四组。去后大队部给我们盖了一间房子，勉强有个窝住。家里穷得像水洗过一样。几块板子支了两个床，一张破桌子。

刚去的时候我也是想着，像干部们宣传的那样，怀着一腔热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好好劳动，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能大有一番作为。可是去了一干活，我就傻眼了。因为从小到大，我在家里一直是玩大，没见过农业活，根本不会干。割麦子插秧，又热又累不说，主要是我使再大的劲也撵不上别人，总是被人家笑话。后来发展到一下地我就头痛，我怕干活。一个月难得去干半个月活。我喜欢上街去瞎逛。冷集上牛首，热集上太平。反正那个时候是大集体，多劳多得，去了就有工分，不去就没得工分。队长懒得管，我妈也管不住我。队长最后发现我不喜欢干农业活，就年年派我去做工。那时候每年都有工。做工比干农业活好，一是工地上是直活，简单好做。二是工地上热闹，人多，男男女女在一起，干活也有劲儿。不管是红水河、排子河、大都槽、洪山头水库……只要是工地，我都去干过。

那时候还有个小心思，就是想找个老婆，可是家里穷，下放的地方又是人生地不熟，压根就没有一个人来提亲。过了几年，看到有的下放知青互相恋爱在当地成婚，特别是有几个和我一样落户的女知青，也跟当地农民成了亲，我心里就越发着急了。

后来发生了两件事，我的名声彻底坏了，找老婆的事就成了痴心妄想。

1966年春天，正晌午我从大队的牛栏那儿经过，看到李华英一个人在那儿玩。李华英是和我们一起下放的小姑娘，才十六岁，长得很可爱。我挺喜欢她，但她不喜欢我。当时有点鬼迷心窍，跑进去后把她抱在牛栏上就强行亲了起来。她不同意，在那儿又喊又叫，她妈跑进来把我揍了一顿，又喊人来把我扭送到大队部。队长让我带着行李在大队部上了一个星期的学习班。

1968年春，我早上起来正准备去队上挑粪，突然来了四个人把我按在地上就打起来。那四个是我们一起下放的胡运梅和朱运华，还有两个是当地的男青年，打得我鼻青脸肿，睡了半个月。挨打后我才晓得是因为先前有一次在工地上干活，我和我们街上一起下放的姑娘李红玉开玩笑，从后面抱了她一下。这几个人都和李红玉是好朋友，跑来替她打抱不平。被打后想想自己没理，也不敢去声张。

从那以后我的坏名声就出去了，都说我不上气，是个琉璃蛋（二流子，不好好混的意思）。我成了老大难。你问我为啥会变成那样？可能有几个原因，一是因为下放到那儿，人生地不熟，性格又比较孤僻，想到哪儿就是哪儿，喜欢蛮干。二是年龄大，有那方面的需求，只知道有那回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做，迷迷糊糊地就犯了错误。三是总觉得自己不会在那儿扎根，思想上不安定，对啥事都是无所谓的态度。

二、涉黄又涉赌，进了两次派出所

1981年，国家有政策让我们返回原地。人家知识分子回原籍国家给安排工作。我们因为是落户下乡，回来了一分钱不给，连户口都没得，成了无业游民。我妈找了好多关系，送了好多礼才和队长说好，把户口转了回来。

回来后没得钱，身上只有卖农村的房子换的几百块钱。我们租了一间房子收破烂，收破烂又脏又辛苦，也搞不到多的钱。搞了四年，我又去十堰打工，帮一个私人老板杀猪杀羊卖肉，一个月管吃管住，六十元钱。

在十堰，老板娘介绍我认识了孙淑琴。那时候我已经四十多了，她比我大八岁，是十堰轮胎厂内部的理发师，刚内退，一个月还有几十块钱退休费。她老家是东北的，长得还不错，就是皮肤有点黑，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很好听。她当时已经结婚。男方在天津当工人，两个姑娘已经上班成家。她说和丈夫关系不好，在一起经常打架，如果能找个合适的对象就离婚。我那个时候看看自己一穷二白，哪有啥选不选的，只要人家愿意我就没得意见。

没过几个月，我们就好上了。1987年，孙淑琴婚也离了，和我一起回到太平店。先是租房子杀猪杀羊干了四五年，生意不太好。她就提议说开茶馆，因为她是个爱热闹的人，自己也喜欢喝茶。

我们在太平店街上租了两间房子开茶馆，一年租金一千块钱。放六张桌子，一杯茶五角钱，老头老太太们在那儿玩那种带点点的长牌。中午有人留这儿吃饭的再收点饭钱，我茶饭做得还不错，会包饺子，擀面条，老人们喜欢吃，一天算起来还能落个二三十块。

后来经常喝茶的茶客会带一些妇女过来玩，说要用我们的房间。因为是熟客，不好拒绝。后来就睁只眼闭只眼，干脆弄了个“鸡窝”，那些女人都是附近的中年妇女，男的花钱也不多，给她们10元或者20元，再给我们三元五元的床铺费。开这个当然比茶馆要赚钱一些，一天能弄个大几十块。

也就是一两年的光景吧，到了1994年六月份，公安局搞扫黄，有被抓的嫖客举报，派出所把我也抓了进去，在樊城审查站关了98天，出来时要罚一千五百元钱。当时我身上没钱，钱都被孙淑琴带回十堰了，好说歹说才罚了五百元，还是警察带着我直接去一个老表家里借的。

我被关后，孙淑琴一个人回到十堰。刚好赶上这一年，我妈也去世了。我出来后一个人没事干，也到了十堰。别的生意不会做。我们又在十堰六堰广场附近租了两间房子开茶馆。还是租房子，一年房租两千块钱。那个时候已经时兴打麻将，六张桌子，按人头，一个人提5块，一个桌子能赚20块。到了1998年，又开始流行用扑克牌“炸金花”，年轻人们喜欢玩，一次50元80元的赌注。给我们提成也多，最少20元。

到了九月份，有一天晚上十一二点，还有一群年轻人在我们茶馆里玩“炸金花”，年轻人们声音大，闹哄哄的。隔壁的人家不愿意，就跑去举报，六堰派出所的过来，又把我抓了进去，关了三天，孙淑琴去找关系，费了很大的劲，还罚了两百元钱才把我捞出来。

三、十七年的婚姻，竟然也被“下放”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没有和孙淑琴拿结婚证。我们在一起整整十七年，还是很有感情的。没有争过嘴也没吵过架。当然，是她当家，我啥子都听她的。我茶饭做得好，一直是我在做饭，我有力气，衣服也是我洗。钱我也不管，都是她在管。衣服吧够穿就行，她给我买什么我就穿什么，我平时抽点烟喝点酒她也不反对。她一个拿工资的人，愿意跟着我，我还不知足！

第二次从派出所出来后，我们又在十堰换了个地方开茶馆。这一次就是老老实实地开茶馆，什么花样都没搞。一直到2007年，孙淑琴有了外遇。我又一次被“下放”了。

那一段时间，我每天在茶馆忙，孙淑琴说要去照顾外甥经常不在家，我也没在意。后来有喝茶的人好心告诉我，说她在外面又找了个老头，还经常在十堰公园散步。我开始不相信，后来见她老是不回来，就找了个早晨跑到公园去看，果真看到她和一个老头在散步。我当时都懵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又悄悄地回来了。后来还是不相信，过了几天，我又跑到公园里去看。这一次被她发现，她就过来跟我说，老李你也看到了，我又找了个人。你先回去，下午我去茶馆找你再说。

我回到茶馆，喝茶的人都说让我去告她们。我也想去。后来别人又问我拿结婚证没，我才想起来我们是从来没有拿过证的。告是没办法告了。他们又说让我去把那老头揍一顿出出气，可又有人说那个老头是退休工人，有几套房子，还有几个儿子，我去了也打不赢。

下午孙淑琴来了，还有那个老头也过来了。他们给我带了二千块钱，让我把茶馆处理一下回襄阳。我心里也清楚，自己一没房子二没有钱三没有工作，孙淑琴跟到我也是受罪。不说别的，这十几年，光是租房子住都换的有七八个地方。我没说话，啥话都没说。

没过几天，我把茶馆的东西处理掉就准备回襄阳。走之前，孙淑琴又来了一趟，她说你回去后找你那个老表，就是生产队的队长许新明，让他帮忙给你找个事做。我点点了头。她又拿了两千块钱，说怕钱给你多了，你搞丢了或者是花得快，要用的时候又没得用的。要不这两千块钱我先帮你存上，你需要的时候再来找我。我没同意，心想自己以后哪有脸再去。

四、福利院收留了我

带着四千块钱，我灰溜溜地从十堰跑了回来。房子没有房子，亲人没有亲人，我成了一个真正的“孤老”。刚开始找到几个老表，这个家里住两天，那个家里住两天，活像一个灰老鼠。60多岁的人了，想找个正经事做找不到，自己想做点事也是心有余力不足。几个老表都出主意让我去福利院。我去找街道上，没人认识我。因为好多年没在街上住，街道上只留了一个空户口。我又去找队长许新明，许新明是我一个远房老表，人还不错。他看我可怜，帮我写了申请。还好，第二年就住进了福利院。这一次，我高兴了，也放心了，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我的生活才算是彻底安定了。

在福利院里，再也不用操心去挣钱，吃喝穿用都有了保障。我前几年脑血管有问题中风了，这几年又是颈椎老是有毛病。平时的打针吃药不算，光是住院都住了七八上十次。每一次住院都车接车送，还专门有人去照顾，买菜买饭，端茶递水。那一回中风最严重，半边身子麻木，说话快说不清楚，院长及时打电话叫了救护车，还跟了一个院民去照顾我，住了半个月，好在一点事儿都没有了。摸到良心说，要不是碰上现在国家政策好，我真不晓得坟上的草长得有多深了。

我无聊的时候喜欢下象棋。没事就在福利院里找个人下棋。将军不离九宫内,士止相随不出官。象飞四方营四角,马行一步一尖冲。炮须隔子打一子,车行直路任西东。唯卒只能行一步,过河横进退无踪。这些都是纸上的江湖，有意思啊，下个三五盘，一天的时间就过去了。有时候晚上找不到人，我就在心里自己跟自己下，上家走一步下家走一步，上家走一步下家再走一步，有时候走到最后，我也不晓得是上家赢了还是下家赢了。反正有个事做，心里不空就行。

要说什么都不挂念了，那也是假的。说了不怕你笑话，福利院的有个老张是和老伴一起住进来的，我有时候没事就去找他老伴闹个嗑，开个小玩笑。没想到老张看见了不愿意，骂我，我一生气上去一拳头把他的脑壳打破了。为这事儿我还挨了院长的训。

咋说呢，心里总还是有些不甘吧。有时候真想再去十堰看看孙淑琴，可是有什么理由呢？要是当初听她的话，把那两千块钱还存她那儿就好了。

跑了一辈子江湖的蛇医

口述人简介：黄兴云，男，1955年出生，湖北省公安县闸口镇合兴村人，2008年入住公安县闸口福利院。

一、我再穷，人情还是要还

老了，没地方去，就进福利院来了。

我是个残疾人，你看我，手残脚也残，走路都打晃。没结婚没伢儿，不靠国家靠谁？我兄弟姊妹多，两个弟弟，都在外面搞生意，在哪里搞生意？不晓得。两个妹妹，大妹妹住在闸口，但她儿子在北京，所以经常到北京去住上一阵子。小妹妹被她的女儿接到天津，帮着带外孙。

大家各顾各，不要指望别人，别人也管不了你。亲姊妹也是如此。不过，他们每年都会回闸口来看我，过年过节与他们还是相互往来。我最多攒过两三万块钱，都借给弟弟们做生意了。我现在虽说住在福利院，但开支也大。侄姑娘马上要考大学，无论考得怎么样，按公安县的风俗，老弟肯定要接客办酒席，我要准备三千块人情。为什么上这么重的人情？我六十大寿时，在斗胡堤的馆子请了七、八桌客，花了两千块钱，老弟当时给我上了三千块的人情钱。我再穷，人情还是要还。

其实住在福利院蛮好，生活（费用）国家出，每个月还有五十块的零花钱和三十块的卫生奖。其实，我不在乎福利院发的这点钱，我自己还贩点蛇卖，帮人看看病，也挣钱。我有电话，哪个要蛇肉提前给我打电话。我现在自己不亲自捉蛇，货源主要靠下乡收，每斤赚十块钱差价。今天，我刚从荆州回来，给五德路一家餐馆送了两条蛇。搭车去搭车回，蛮方便，赚了二、三十块。我的蛇主要卖到斗胡堤和荆州（市区）。活蛇提过去，到现场后帮他们杀。现在的厨师好多都不会杀蛇。蛇是冷血动物，但也有感情，有的蛇在被杀时还流眼泪。贩蛇犯法？那我不知道，我贩了一辈子蛇，没有人管。

二、你想不想跟我走？

对，我就是个跑江湖玩蛇的游医。

小时候，我父亲在镇农机站上班，一个月十几块钱的工资，姆妈在丝绸厂，工资稍稍多点，有二十几块。家里条件不算好，也算不上多坏。但伢儿多，负担重。

我祖籍湖南。解放前，爷爷黄正民从长沙逃兵荒到武汉，在汉阳兵工厂修枪炮。后来，为躲日本人，又逃到当时有“小沙市”之称的闸口，在闸口办起了武器修理厂，家庭作坊式的。解放后，修理厂归公，变成了闸口农机厂。“文革”中，爷爷成了资本家，天天被拖出去批斗，把一生的家产也全部收走了。爷爷急，心里还怕，躲回长沙，不久就死了。父亲黄金生在农机厂工作一辈子，老党员，工作敬业，又吃得苦，是闸口有名的“黄铁人”。我记得，1985年的五月份，父亲退休，还没等到领一分钱的退休工资，农机厂就跨了。

我跑江湖，跑了一辈子。走这条路，既有偶然性，也是命中注定。1969年某一天，我在闸口老电影院门口，手里抓着一条水蛇玩耍。一个人走过来，盯住我看了好半天，才对我说，你想不想跟我走？我问，走去哪里？他告诉我他是跑江湖的，跟他去“卖当”。“卖当”就是玩杂耍，跑江湖。这个人就是我后来的师傅，叫刘大明，湖南人，当时在闸口走亲戚。

世上的事，都是机缘。

我回家，跟家里大人说了，父亲又专门找我师傅的亲戚了解，觉得对他知根知底，我又是个残疾人，也没有其他好出路，就同意了。

那一年，我十五岁。

三、大师兄从日本赶回后，当晚师傅就死了

刚跟师傅跑江湖，常跑的地方是贵州和湖南，边“卖当”，边学艺。每天天刚亮就要上山，打绑腿，背背篓，进山采药，捉蛇，下午三、四点才能下山。

刚学捉蛇的时候，经常被蛇咬。头发昏，脚肿胀，看人重影。师傅安慰我，要我不要害怕，他有口诀：“三根头发三根毛，一路走一路瞧……”再给我一碗水喝，敷上一点草药，睡一晚基本就能好了。被咬的次数多了，就渐渐不怕了。越往后，越少被蛇咬。

捉蛇是门技术，学个半年就差不多了。一般先找到蛇洞，堵住进口和出口，用肉将蛇引出来。抓蛇时，出手要快，用手背按住它的头，千万不要把手掌朝向蛇头，那样容易被它咬住虎口。蛇洞里的蛇，一般是双数，有公即有母。我捉过的蛇最大8斤多，那是1985年，在贵州的一座山上，费了好大劲才抓到，后来按每斤两块五价格卖掉了。抓蛇有咒语，我念给你听：“铜帮铜，铁帮铁，急急徐徐老军军……”听不懂？你们当然不懂，抓蛇的人懂。

师傅曾对我说，黄兴云你是作孽人，一生也发不了财，搞点小用钱（零花钱），吃点、玩点就可以了。每个月，给我发15块钱工资，他自己大概能赚个百把钱。

师傅经常打我，用篾片使劲抽，说我不用功。我不恨他，这样也是严格要求我，是为徒弟好，我能理解。过去江湖艺人教徒弟，主要是观察徒弟对自己忠心不忠心，不忠心手艺只教一半，忠心就全教给你。怎么算忠心？就是要细致服侍他的生活起居，对他百依百顺。我每天都给师傅打洗脸水、濑口水，当然忠心，所以他什么都教我。哪怕是我出师以后，还经常去他的老家看他，给他打糍粑（江汉平原的一种食品），买酒。师傅去世前，住在常德老家。他快要死的时候，一直不肯咽气，就等我们几个徒弟都去见他最后一面。等了几天，大师兄从日本赶回后，当晚师傅就死了。

四、一生没正儿八经找过老婆

跟师傅学了两三年，我出师了。八十年代，我也带了几个徒弟，全国各地到处跑，主要玩蛇和卖药。

玩蛇的人，走到哪里，随身都带两条蛇，这是吃饭的家伙。每逢人家里有红白喜事，我们就登门送恭贺或是作悼，主要是说唱和表演。唱什么？唱：“小小毛虫下山来，公孙老板下柜台；下山吃点灵芝草、牡丹花，发财发财又发财；左边来，右边来，子子孙孙坐八台。”表演耍蛇，惯用的手法是将一条小蛇从自己的左鼻孔进，右鼻孔出。这有什么吓人？！一学就会。人感冒了，让蛇在鼻孔里钻过，一进一出，包管全好。九十年代，主人家“打发”我们的标准一般是13块钱和两盒烟。

蛇睡觉的时候，和人差不多，也打鼾。随身带着的蛇养几年后有感情，不杀不卖，最后会放生。

白天表演玩蛇和给人看病，晚上就在旅馆看药书，配草药。住的旅馆都是很便宜的那种，八十年代贵的一晚都只一块钱，便宜的五角钱就可以。谁洗衣做饭？很简单，我们跑到哪里，在当地找一个女的。湖南和贵州山区特别好找。给她发工资，每月两百块。有时候，做饭的女人还和我睡觉，兴致来了就睡。睡了另外给点钱，或是买套衣服就可以了。那些给我们做饭的女人，都是结了婚的，跟我们几个月，我们离开当地，她们也就回家了。换一个地方，再找，找过好些个。

一生没有正儿八经找过老婆。1982年，在湖南澧县，别人给我做过介绍。对方叫什么名字早忘了，只记得她脚也有残疾，瘫得站不起，但是用钱蛮在行，给她600块钱，几天就用光。什么事都不会做，就知道打牌。她老父亲对我说，你要是把她的腿能治得站起来，我就把她说（嫁）给你。我给她开了几服药，吃了半个月，她没站起来，我看没有希望，就去长沙了。

没有女人我也过得（下去）。实在忍不住，就上发廊。八十年代上一次发廊二、三十块，九十年代就要三、五十块了。发廊里的都是三十几岁的嫂子，长得还可以。睡么子睡？几分钟的事。在XX（指某个城市）的南门，搞这个事的多。晚上住旅社，晚饭以后，徒弟们就跑过来问我师傅你去不去玩？城墙边上，站好多，从十几岁的到五、六十岁的，都有。五、六十岁的只要几块钱。也有带回旅社睡的，大概一次要五六十块，徒弟们要玩他们玩，我当然不会管。

五、蛇毒不算毒，人毒才叫毒

我以前被咬过很多次，后来蛇不咬我了。我们会治，也替别人治。解蛇毒的草药，遍地都是，配方是：三爪龙，20克；五爪龙，25克；半边莲，25克；白芷，25克；车前草15克。

有人找我看蛇咬（伤病）。主要看他（被咬伤者）心里舒服不舒服。如果舒服，只需用淘米水将伤口洗净，再缚点草药，就差不多了。如果头昏，心里难受，还要将草药熬水喝下去才行。一般情况下，喝一碗就行，严重的需要喝五碗。

被蛇咬伤，治不及时、治不好容易送命，所以被治好的都把我们当救命恩人，送钱又送物。现在我治一个蛇咬伤收330块钱。跑江湖的，喜欢数字里面带“3”，“三离三，不离发”！条件差的人家，就不要这么多了，任凭人家随意给，有的一分钱拿不出的也有，我们就不要了，只当是做好事，行善积德。人家没钱，送蛋鸡给我，我不要，退回去。因为蛋鸡是农民用来贴补家用的，要了，我心里过不去。

福利院王院长老家村里的刘电工，五十几了，前几年被蛇咬了，大腿肿好粗，眼睛里看人，全是人影晃，再迟一点就危险了。他妹妹来找我，我赶到他家，给他喝了五碗草药，排了一木盆尿，三天下来，好了。事后，他给我买了一条烟两瓶酒，还送了一面锦旗。以前我家里锦旗很多，后来都丢了。

蛇毒看起来毒性大，其实只要及时，都有得救。蛇毒不算毒，人毒才叫毒。我跑江湖多年，看得多，心里明白。

除了替人治蛇咬，我们还给人看病。什么关节炎、风湿痛、腰腿疼，我们都会看。看完病，就给人配药酒。以前和师傅跑江湖时，一个村子的人都找我师傅看病，一服药少的二、三十块，多的五、六十块。前几天，新和村的刘楷清坐骨神经疼，腰痛，通过我徒弟张龙找到我，让人用摩托车把我接他家里。他的问题不严重，主要是经络不活，血不通。我给开了一服中药，让他吃，应该会有好转。治这样的病人，可以赚七十块钱。给人看病，我现在每年大概还能挣个万把块钱吧！包括福利院的婆婆，不少人还找我看病呢。

采访手记：

普玄：承受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密码

我一共见到了七百多个孤寡老人，近距离接触了六十多个采访对象，和十几个孤寡老人交成了朋友，并且准备向几位老人学习星相命理学和心意拳。采访他们，改变了我的世界观。

我原来以为福利院里的孤寡老人都是贫病弱集中的可怜一类，相信在城市里生活的很多人都和我有同样的看法。但是真正深入以后，我发现这里面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我们认为的因为残疾和贫弱而孤寡的只占其中很少一部分。里面有很多身怀绝技的人，还有梦想家。有一位孤寡老人，会看风水，他把所有能募捐来的钱用来修路、建庙、在荒山上种植果林；心意拳大师陈同林八十岁了却一直在传承中国文化，每天带弟子；还有一个秦传刚，他追踪毛泽东的足迹，骑自行车跑了二十多个省份，他们让我吃惊、敬佩和汗颜。

我特别想说说那些没有能力的无助生命，他们没有后代，凭着什么几十年活下来？我们在福利院看不到过多的悲戚，他们抽根烟，喝一点散酒，或者家长里短吵架拌嘴，他们争执一点一点小利益，让你感觉他们还活得有滋有味。我们听说过太多生命的坚韧，活着的伟大这样的陈词滥调，我无法在他们的身上寻找到这些。

上天给他们的寿命还没结束，他们就还要活下来。我在他们身上感受最多的是两个字——承受。命运让你流产了不能生孩子，时代让人贫穷娶不了老婆，事故让你受了伤无人嫁你，孩子落水死了，老婆喝了农药……所有这些遭遇，这些事故，撞到一个弱小的人物身上，他无法承受，但是生命没止，怎么办？他们只有承受。能承受也承受，不能承受也要承受。

失去了父母，失去了妻儿，失去了年华，失去了力气，但是还有一口气，就承受着。承受着，就要吃饭、喝酒、晒太阳、发生争执，开怀大笑。

因为日子是在承受中一天一天过去的，因为寿还没有到。

承受，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密码。

付小平：聆听生命的声音

几乎所有人的讲述都是那么云淡风轻，似乎是在讲述与他们的生命毫无关联的尘封往事。

而我，作为一个听者，却是在聆听着生命发出的声响。

一百多名受访者，无一不是孤独者，他们却不说孤独，他们在命运中跋涉而来，满足于安乐的现状。他们总是忍不住要说感谢很多人，感谢每一个照顾着他们晚年生活的福利院工作人员，感谢政府。历经命运的洗礼，他们生命的棱角被磨砺得片瓦无存，于是他们选择相信命运。

他们都是在笑着讲述。哪怕是在讲述失去至亲，哪怕是在讲述与最近的幸福拉开到最遥远的距离，哪怕是在讲述死里逃生，哪怕是在讲述绝望与挣扎……听着听着，我不敢直视他们的眼睛，可他们还是微笑着。也许是他们觉得，从走近福利院的那一刻开始，他们的命运就已经定格，孤独与否，只是埋藏在心中的一个念想而已。

我想，是我太肤浅了。生命的声音本该就是温暖的。即便是这声音里隐藏着常人无法触摸的痛。生命在继续，为什么不笑着面对？有一个老人对我说，他刚进福利院的时候，福利院连续五天都有老人去世。他说，活着就很好了。

刚开始走进福利院采访的时候，我第一感觉是处处都充斥着衰老和死亡的味道。这里面对我来说太过陌生，与外面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当与老人们渐渐熟悉，尤其是聆听他们讲述与时代与社会紧密相连的生命历程，我再也不认为，福利院里的世界，与我无关。

楚林：我看到的是什么

为了寻找合适的采访对象我几乎跑遍了襄阳的福利院。

那天，决定采访龚福先老人是因为从他窗口经过的时候，我看见他正站在那里一笔一画地写大字，埋着头，瘸腿悬空着，头发花白而凌乱，像一座雕塑。他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这个从未用两只脚走过路的农民，当过十几年的大队副大队长，受到过毛主席的接见，追求过爱情，一生都在顽强地和命运抗争。沧桑的脸上写满坚韧，让人动容。

那天，遇见不识字的刘子书老人，他说自己孤寡，是因为年轻时新婚不到一年，怀孕的老婆突然被人带走，自己也被指责破坏军婚。两人从此分离，至今也未曾见上一面。老人平静舒缓，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我却再也无法平静。项目组决定不惜一切去外地寻找刘子书的老婆，弄清历史的真相。

那天，一大清早，我突然接到龚福先老人的电话，小楚你有空吗？我想和你聊聊。一瞬间，我的眼眶湿润了。我确定我看到了老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孤独、不安以及他们对温情和关怀的渴望。

那天，当我带着采访刘子书老人年轻时老婆的录像风尘仆仆地赶去找刘子书时，他却因心脏病住进了医院。幸运的是，他还是看到了录像，看得泪流满面。那一刻，我确定我看到了我们记录的重要和意义。

当然，还有更多地看到，将在书中一一呈现。

熊湘鄂：十米之内，仍有抗争

刚进福利院采访，就有人向我介绍，这些“无后”的老人，有着异常的寡情、刻薄与自私，对此，在后来大半年时间近距离接触中，我无时不能感受：他们通常不愿照顾其他行动不便的院民或索要报酬，争吵时会狠毒地咒骂“死你的侄男侄女”，甚至还可能为菜碗里分得一块肉的大小不均而大打出手……

进入项目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认为，这是一群被抛离生活轨道的人，前大半辈子在平庸中含泪泣血，余生因丧失念想而惨淡无光，这样的暮年，生活颜色注定灰暗，生命态度必然无谓。

某个下午，我与采访对象黄三元聊天，她一旁的魏开林老人，虽已半身瘫痪，但正用双手使劲地转动他屁股下轮椅的钢圈，费力向屋外缓缓移动。我并没有注意他，待我结束与黄三元谈话正欲离开时，他抬起一直低垂着的花白脑壳，咧着垂悬着一条长长涎液的大嘴，指着门外不远处的台阶自豪地告诉我，“今天已经滚到走廊边上，兴许明年我就可以滚到那里了！”

从房间到台阶，不过十来米的距离，但就在这十米之内，仍存有某种抗争。从那一刻，我知道我有了记录的价值。

责任编辑：阎 安 丁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