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学的王城
——评徐则臣新作《王城如海》

王 坤

小说《王城如海》讲述的是一群人共同汇聚在王城——北京的生活史、生命史，北京是小说中人物活动的舞台，同时也是作者心目中“世界”的空间符号。《王城如海》也正是建构在这一空间之上，讲述着王城的人生和社会。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说：“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正如徐则臣自己所说“一个作家的写作,就是在呈现一部与他有关的‘历史’。因为写作是回忆, 正在发生的‘当下’, 可能发生的‘将来’,都需要转化为‘过去’才能进入小说。小说在本质上是一个完成的时态。”《王城如海》中的人物一直迷茫、模糊、焦虑、困惑，面目不清，但又清晰可见，他们在“过去”“当下”“将来”中呈现出中国“乡土现代性”发展中的独特特征，并“讲述着这个年代”。 独特的空间上演着独特的年代故事，在人地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王城如海》构建着自己的诗意王国。

一

徐则臣在“京漂”故事的书写（《王城如海》《西夏》《我们在北京相遇》《跑步穿过中关村》《天上人间》《假证制造者》等）总是关注边缘人物与小人物在北京生存的现实境遇，小人物的群体故事构成“京漂”系列作品的叙事主体。

乡村-北京-纽约，构建起余松坡多年学习与工作的经历。在话剧《城市启示录》中满腹经纶的华裔教授的生活轨迹更是穿梭于全球城市之间，供职于伦敦大学。在《王城如海》中余松坡与华裔教授不同的人生境遇与城市体验最终都聚焦于“北京”这座城市，北京成为教授城市对比研究的对象，余松坡在北京做话剧导演，演绎北京故事，正是在差异性生活体验与城市认知的碰撞中凸显了全球化背景下北京城市文化空间中的独异性，架构出北京这座城市与社会、时代与个体张力的文化关系。

美国学者爱德华·苏贾（Edward W.Soja）说：“空间也具有它的精神属性，一如我们所熟知的社会空间、国家空间、日常生活空间、城市空间、经济空间、政治空间等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空间的观念形态和社会意义可以抹煞或替代它作为地域空间的客观存在。”

在余松坡的世界中，个体的生活与工作聚焦于北京，这里联结起了引发他生命危机的历史与包裹着生命感悟的现实，见证着他命运与艺术生涯的重大转折；北京也是他编导的话剧《城市启示录》的故事发生地。遍览世界、满腹学识的华裔教授回到北京，为这个“庞大固埃”的蓬勃、热力、喧嚣、浑浊所震惊，发出了自己的质询与思考。在两者的互文性映照下，“王城”作为一个现代化都市所遭遇的经济发展、空气染污、生存问题、信任危机都一一凸显出来。

刘易斯·芒福德在《城市发展史》中提出了“磁体—容器”城市的双重隐喻，在隐喻中，精神因素重于物质形式，磁体的作用重于容器的作用。“容器”的空间是精神的附属和社会关系的载体，以象征隐喻的方式而存在，而其地域空间则是真实客观存在的。北京在徐则臣的作品中具有独特的地理空间意义,北京已成为徐则臣小说叙事的空间载体。在徐则臣《王城如海》中，北京已不仅仅是作为叙事的场景而存在，更是其书写的对象，徐则臣以北京的“局部”为其书写对象。对城市书写的选择涉及生命感觉与人生感悟问题。对海归、大学生、保姆、快递员书写同样涉及生命的感觉与人生的感悟。

亨利·列斐伏尔是著名空间理论家，在其著作《空间的生产》中对空间与社会关系提出论述：“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王成如海》这部作品以其对现实的深度介入和对形式的执著探索描绘我们置身其中的都市——既包含国际都市的高端大气，也留存着褪不去的乡土中国底色，繁华富丽又行色匆匆，未来蛊惑又阻断梦想。徐则臣对北京的书写不仅是对“京漂”（边缘人物、小人物）现实空间的描摹与现实境遇的呈现，更深层次的是对其所处的空间昭示其社会关系。

徐则臣在《王城如海》中对北京的叙述俨然把北京看作是一个巨大的符号，但这个符号不仅标志北京，也是一切在现代秩序里面建构起来的庞大的都市和庞大的都市景观，以及这种庞大的都市景观所带给我们精神上巨大的压力和伤害。正如孟繁华所说：“好的文学作品总是如一杆大旗穿透世俗的晨雾，高挂在灵的天空中，对精神的晦暗投一丝辉光，对精神的痛苦投一丝抚慰，为精神的发展寻找更多的途径、更广阔的空间。”

北京在徐则臣的创作中成为其小说创作的起点，“京漂”的书写与叙述是徐则臣在当今文坛得到认可与关注的创作成就，更是徐则臣独异于当代作家创作的标识，在徐则臣创作视野中，都市在“过去”与“现在”时空交错中，边缘者与外来者试图重构自我身份的认知，在“城”与“人”的复杂交织中寻求自我定位与命运的归宿。文学书写与文学想象在“北京叙事”中丰富和拓展了以往的北京书写与北京想象。小说《王城如海》中，徐则臣则把城市作为主人公，“虽然表达这座城市也需落实到一个个人的故事上，但我希望读者不仅能看到一个个真实的人，还能看到一座真实的城市。”

二

借助《城市启示录》的戏剧嵌套结构，小说《王城如海》与余松坡所导戏剧《城市启示录》之间相互交叉介入。余松坡旅居国外多年，最后回到求学的城市——北京，遭遇着中国当下的各种现实；而《城市启示录》讲述的华裔英国教授同样也曾在世界不同城市行走，后来来到北京，并在这里遭遇着种种情况。虽然，小说文本《王城如海》和戏剧《城市启示录》之间有着不同的艺术架构，但是，它们都指向剧烈变动中的现代中国城市。从徐则臣小说《王城如海》的形式让我们看到其作品《耶路撒冷》中“多文本”的美学追求。而《王城如海》北京的城市意义被空前地凸显了出来。

徐则臣说，把话剧引入新作，大家在每一章的前面都能看到一段话剧对白，其实是源自自己一位先锋话剧导演朋友的启发。“之前他让我帮忙写一个话剧剧本。虽说最终没能完成，但我借此发现我们的文学其实在对各种新媒体形式的运用方面，已经落后于话剧、音乐等很多其他艺术形式了。我就想能否用先锋戏剧非常灵活现代的方式来做小说。”

英国著名的美学家克莱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明确地提出艺术创作的过程就是对艺术符号特殊形式的组织和安排，艺术创作的目的以感动读者为基点。克莱夫·贝尔将这些能感动人的特殊的组织和安排符号称之为 “有意味的形式”。《王城如海》是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紧紧围绕余松坡的双重困扰展开。在当下，余松坡最新作品《城市启示录》，因为“冒犯”了“蚁族”，让这位海归先锋戏剧家困惑苦恼；在历史上，《城市启示录》勾起了余松坡的个人记忆与经历，牵扯出他不为人知的人性污点，随着事件受害者的出现，当年的告密丑闻随时有暴露的危险。当下与历史的双重困扰，让他无限风光的生活变得岌岌可危。小说也试图通过余松坡“先锋之外有‘蚁族’，风光尽处满浊污”的故事提示我们，古老而现代的北京城在在拥有其王城的繁华富丽的外衣下，还存在着“更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 徐则臣借助独特的话语表达体系和多元叙事结构方式在小说《王城如海》完成了故事情节的建构与人物关系的塑造，进而呈现出深刻的思想内涵。

“这回要高大上些，(主人公)是先锋导演;之前的人物都是在国内流窜，从中国看中国，现在让他们从国外回来，是从世界看中国的角度;以前写的城市是中国的城市，这次的城市是世界坐标里的城市。”这样一来，小说就涵盖了城市与乡村，历史与现实，全球化与现代感，其容量也就骤然放大。

于是，小说靠着不可思议的巧合，戏剧化的情节，将城市的大学生蚁族、保姆、快递员等各色人等一一呈现，试图探寻“他们的阶级、阶层分布，教育背景，文化差异，他们千差万别的来路和去路”。在此，进城者幻想一种体面的城市生活;历史的受害者如幽灵般在城市的边缘游走;而“蚁族”们则与想象的自我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三

徐则臣小说《王城如海》中呈现出众多神秘意象，在有限的具象中承载丰厚的意蕴。意象的运用为其创作更增加了诗意，意象在《王城如海中》成为独特的艺术形式。杨义曾指出，“研究中国叙事文学，必须把意象以及意象叙事的方式作为基本命题之一，进行正面而深入地剖析，才能贴切地发现中国文学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学的神采之所在、重特征之所在。”

小说的题记“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出自《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之一》。

公元1061年（嘉祐六年），苏轼、苏辙兄弟都参加了科举考试。苏轼入三等（实为最高等，一二等为虚设），除大理评事、凤翔签判。苏辙由于在《御试制科策》中激烈抨击宋仁宗，在朝廷引起轩然大波，众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司马光认为苏辙“指正朝廷得失，无所顾虑，于（御试）四人之中最为切直”，主张列入三等。胡宿却认为苏辙以致乱之君况盛世，力请罢免。后来由于仁宗的干预才达成妥协，列入四等下，除商州（今陕西商县）军事推官，即题中所说的“商幕”。但知制诰王安石认为苏辙袒护宰相，专攻人主，不肯撰词。苏辙对朝廷大臣不能容直言深感失望，后来诏命虽下，他却奏乞留京养亲，辞不赴任。1062年（嘉祐七年）十月苏轼作《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组诗。其诗是苏轼对苏辙辞不赴任商州、奏乞留京养亲而作，是对苏辙此番举动的解读，亦是对苏辙 “大隐隐于市”的慰藉。诗中“王城”在地理上是京城，与商州形成对应，在文化意象上是庙堂，象征着成功，人生的得意，与远赴商州的失意形成对比，因此，“王城”具有着深厚的诗学意象。小说中的“王城”在原诗已有诗学意象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它的诗学空间，容纳了当下中国人的浮躁和焦灼，延展着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王城”与“北京”，古老与现代，沸腾与隐逸……传统文化的意象在当代生活中获得了新的内涵，现代的中国也在古老的基因里寻觅到了对应的精神路径。

李徽昭曾对徐则臣小说中的意象叙述与意象诗学做过这样的表述：“徐则臣的‘花街系列’‘谜团系列’及有关长篇小说都是在现代小说的意义上继承了寻根小说一脉的意象叙事艺术，对意象诗学做了现代运用和有效阐释，使得现代小说焕发出了中国古典文化与思想的曼妙光芒。”

《王城如海》除了对古典意象做了现代运用和有效阐释，也对现代意象进行了诗学构建。雾霾，对我们对大都市本性的认识、想象和书写起过非常关键、重要的作用。李敬泽认为：“雾霾肯定是个坏东西，唯一还有一点点可能把它变成好东西的就是，我们至少从雾霾里也许还会收获一本《远大前程》或者《匹克威克外传》或者《雾都孤儿》，我觉得那也算是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复杂经验，做了独具特色的一个表现。《王城如海》显然让我们看到了更多。”在《王城如海》中，“雾霾”已经转变成了一种隐喻或修辞，一方面隐喻着是我们这个时代是没有方向感的，另一方面雾霾带给我们这代人更多的是内伤。《王城如海》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平时我们无法去逼近的景观和他者；并在内伤里找到一种方式对我们的人生进行慰藉。

“王城”里的芸芸众生，各不相同，千差万别，汇聚在这个危机重重的城市，幽深而晦暗。“当然，对我来说，雾霾不只是我们空气里面的东西，而是人心的雾霾。所有的故事，都必须落实到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身上，落实到他们内心的世界”，徐则臣这样说。于是，作品中人们的悲哀与忧愁，内心的罪与罚，直面现实的孤独与难堪，都直接拷问着每一个个体，而遍布小说的深入骨髓的雾霾，则让我们有机会扪心自问，审视自我内心的雾霾。

注释：

①徐则臣：《到世界去·自序》，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年，第1 页。

②[美]Edward W.Soja（爱德华·苏贾）：《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1页。

③[法]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转引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④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4页。

⑤[法]拉曼·塞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刘象愚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9页。

⑥顾学文：《徐则臣：褪不去的乡土中国底色》，《解放日报》2017年2月04日 。

⑦杨义：《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⑧李徽昭：《意象诗学、徐则臣及现代中国小说》，《创作与评论》2012 年第 1 期，第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