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城如海》：都市叙述的限定与灵魂拷问的深度

陆克寒

一

在《王城如海》的“后记”中，徐则臣向我们透露这部小说深在的创作动机：“我也一直希望以北京这座城市为主人公写一部小说，跟过去写过的一系列关于北京的中短篇小说不同”，因为“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几年，不管我有多么喜欢和不喜欢，它都是我的日常生活和根本处境。面对和思考这个世界时，北京是我的出发点和根据地。”

联系作者前一部长篇——耗时六年写就的、四十万字的《耶路撒冷》，可以清晰见出其与《王城如海》在叙述聚焦上的区别与差异。前者是关于“还乡”的故事，年青的主人公们风尘仆仆从京城回到老家花街，他们的“还乡”历程在作者的叙述展开中获得某种“缅怀”的仪式感，乡村既作为人物成长的起步和精神原点，“还乡”故事即被赋予某种“精神寻祖”的况味；后者的叙述背景则为京城，人物故事在“王城”场景中展开——作者说：他“想换个方向，让目光从小地方看回去，审一审大城市。”但颇值注意的是：《王城如海》的人物多有乡村生活经历，小说主人公余松坡尽管拥有“海归”身份，但乡村生活既是他的早年履历，也成为他深积内心的早年记忆；其余人物如余家保姆罗冬雨及其弟弟罗龙河、男友韩山，均从乡村厕身京城，打工或者上学，成为打工者或“京漂”——他们同《耶路撒冷》中的青年人相仿，具有共同的乡村生活的“前史”。

因此，我们有理由将《耶路撒冷》和《王城如海》这两部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视为“同一拨人”：尽管他们在都市落脚的方式和身份各各不同，他们均具有乡村生活的早年经历和早年记忆，他们在当代中国大变局中从乡村进入都市，就此意义而言，他们均为当代中国都市里的“农村老乡”。假如说，《耶路撒冷》叙述他们由都市返乡的故事，《王城如海》的叙述立意则是讲述他们的都市生活——作者所谓“审一审大城市”，正乃此意。有趣的是：《耶路撒冷》主人公心驰神往着“到世界去”的热望，《王城如海》的主人公已经从海外学成归来，从乡村到都市、留洋归来后再落脚于中国都市，初平阳和余松坡的故事构成一脉前行的贯通性，他们的经历具有相当程度的同一性，仿佛是同一个人的两段故事，以不同的姓名符号表述在两部小说里。《王城如海》中，那些都市里的“农村老乡”，他们自身的“都市化”程度各异：留洋归来的余松坡，其生活方式显然业已具备都市人的各色征象与完形样态；从乡村到京城打工的快递员韩山，他的生活欲念与生活形态则显然保持着显著的“乡下人”特质。但无论是风光初耀的先锋戏剧导演余松坡，还是默然无闻的快递员韩山，抑或保姆罗冬雨、大学毕业生罗龙河——他们乡村生活的早年经历及早年记忆，使他们具有某种身份的同质性：他们是当代中国都市里的“农村兄弟姐妹”。

这是颇有意思的叙述设置：《王城如海》以余家为叙述纽带，捆扎起余松坡、罗冬雨、韩山、罗龙河——这个“偶合家庭”及其关系延伸，俨然是都市里一个缩微版的“乡下人”小群落，正是当代中国都市与乡村之间内在关联的叙事表征。《王城如海》中这个“都市乡下人”小群落，恰似《耶路撒冷》中从乡村到京城谋生的花街年青人小群落，叙述对象的同质性，构成这两部小说之间的叙述表征的一致性。

二

徐则臣在《王城如海》中表达出叙述当代中国都市的雄心，而小说“以北京为样本”，个中原委除了作者本人的城市个体经验（“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几年”）外，恐怕还在于“王城”本身在当代中国社会构成中的典型性——作为当代中国首要的“一线城市”，其存在形态无疑是当代中国城市共同经验的表征。小说叙述对象的选择既立足于作者的经验积累，且具有高度的典型性（“样本”），这样的叙述选择显然是合理的。

徐则臣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创作意识的作家，在《王城如海》中他虚构了“小说中的戏”——那是小说主人公余松坡创作的《城市启示录》，“戏里一个满肚子城市知识的教授从伦敦回来”，“该教授出国三十多年只回来过三次”，这一回，他“要在国内做个课题，世界城市的比较研究”——

这些年，北京这个“庞大固埃”成为新兴国际大都市的样板，年逾半百的华裔英国教授一拍桌子，后半生研究的重心，就它了。以他搜集的材料，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北京，实在充满了难以想象的活力与无限之可能性。

剧本虚构的这位“华裔英籍教授”，他对北京作学术研究的兴趣，与小说虚构的“海归导演”余松坡剧作《城市启示录》意欲表达的创作意图，具有主题的同一性；“小说中的戏”，构成双重虚构的文本形态，而小说与戏双重文本的融洽，正在于主题指向的同一性。当然，这种双重虚构的文本形态，着实强调着小说作者徐则臣的创作主旨：“审一审”当代中国的大都市，它的“样本”就是北京。小说中，余松坡与记者交谈中比较分析了作为大都市的北京与巴黎、伦敦、纽约等的差异，在他看来，巴黎等大都市“它们进入了稳定、饱和、自足的城市形态”，“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它们超级稳定”，“你可以把这些城市从版图中抠出来单独打量，这些城市的特性不会因为脱离周边更广阔的土地而有多大的改变”，而北京——

你无法把北京从一个乡土中国的版图中抠出来独立考察，北京是个被更广大的乡村和野地包围着的北京，尽管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像打了鸡血一路狂奔。城市化远未完成，中国距离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也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一个真实的北京，不管它如何繁华富丽，路有多宽，楼有多高，地铁有多快，交通有多堵，奢侈品名牌店有多密集，有钱人生活有多风光，这些都只是浮华的那一部分，还有一个更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那才是这个城市的基座。一个乡土的基座。

徐则臣借助小说主角余松坡之口，表述了他对“王城”北京的认知；我们说他是一位具有自觉的创作意识的作家，即此可为实证。他对大都市北京的乡土性的理性认知，落实在小说叙述层面，其人物选择即聚焦于都市里的“农村老乡”，遂形成“乡下人”小群落的叙述对象。人物从乡村进入都市的人生历程，以及他们乡村生活的早年经历和早年记忆，在小说叙述中构成都市乡土性的表述内容。换言之，作家有关都市乡土性的理性认知，落实于小说叙述层面，遂演绎开小说人物及其故事的乡土性背景与乡土性内涵——此间潜伏着小说叙述为作家认知牵拽的叙事逻辑，在都市的乡土性与人物的乡土性之间，徐则臣建构起一种直截了当的逻辑关联与叙事因缘。

但真正的问题在于：徐则臣在雄心勃勃地声言欲以这部小说“审一审大城市”（北京）的同时，又将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北京的城市特性，提炼、概括为乡土性；要言之，他以北京的乡土性指认北京的城市性，就此在两者之间建构起意义与属性的等一关系——此间的认知归纳潜存着对对象的简约化抽象。乡土性，或许是北京城市性的一重内涵，却非唯一内涵；以乡土性概括北京的城市性，委实是认知的以偏概全，因为城市就其文化性状而论，是一种“文化复合体”，“只有这一文化复合体才能决定什么是城市区别于乡村、城市生活区别于野外生活的特性。”作为大都市的北京，其特性在《王城如海》的叙事中，实际处于某种被悬置的状态，而作者在小说中分明表达着这样的叙述追求——

一座城市的复杂性，除了受到大家都能意会的那个相对抽象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复杂性制约外，更要受这个城市人口构成的复杂性制约。他们的阶级、阶层分布，教育背景，文化差异，他们千差万别的来路与去路。

这份壮阔的叙述追求，在对北京都市特性的简约化认知（乡土性）牵拽下，铺成开对余松坡家庭为纽带的“都市乡下人”小群落的叙事，“城市的复杂性”及“城市人口构成的复杂性”在小说叙述层面实未充分展开，城市特性在叙述表现中呈现着模糊、漫漶的状态。这样的叙述状态，造成《王城如海》的故事展开似乎不足以支撑作者的创作追求，宏大的创作追求与局促的小说叙述之间，形成某种别扭的暌离与乖张，犹如一具没能充分发育的肉身。

三

无疑，《耶路撒冷》是徐则臣迄今为止最具份量的一部力作，它以“还乡”故事的叙述方式表现出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与心路历程。“还乡”故事的叙述展开，既收纳着人物个体的丰富性，又铺成出时代生活的丰富性，而小说主人公自我审视的精神向度，使它配得上“‘70后’心灵史”的誉称。我们能够想象——历时六年创作的《耶路撒冷》，几乎调用了作家所有的心力；所以，他坦陈《王城如海》的创作——

这是我几个长篇小说中最短的一个，篇幅符合我的预期，我没想把它写长。尤其在四十余万字的《耶路撒冷》之后，我想用一个短小的长篇缓冲一下，喘口气；也想换一种写法，看看自己对十来万字的长篇小说的把控能力。

但在我们看来，《王城如海》小长篇的形制与规模，除了作家创作节奏的内在制驭外，还受制于另一重要因素，即：作家生活经验的限定。《耶路撒冷》的创作几乎调用了他所有的心力，也几乎用尽了他所有的生活积累，“审一审大城市”的新创作必须重新积攒心力，也必须获得丰富的城市生活经验。尽管作者声言他已经“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几年”，但生活时间的长度既不等同于生活经验的厚度，都市及其生活的复杂性也远非乡村可比。阅读《王城如海》的过程中，我们能感受到当代中国作家都市叙述的局促，而这种叙述局促与作家都市经验的限定有关。

其实，察究小说叙述实情，《王城如海》的叙事表现并未聚焦于城市经验，“审一审大城市”的创作意欲在叙事展开中发生了悄然转向，叙述路向归宿于主人公余松坡心理深层的掘发，个体精神史的观照与审视成为小说叙事的胶着所在。在《王城如海》的叙述中，浓烈到爆表的雾霾作为都市表象得以浓墨表现：“雾霾像灰色的羊毛在北京上空摊了厚厚的一层”，“在芝麻糊一样的雾霾里”，“北京的雾霾当然拔得头筹，味道醇厚，堪比老汤”……诸如此类的比喻性描述贯穿小说始终，一场持续一周时间的浓重雾霾既构成故事展开的现实场景，也成为“王城”的都市表象。但在叙述展开中，雾霾不惟作为都市表象得以渲染，更重要的是——它还作为心理象征得以表述。徐则臣有意在都市雾霾与人物心理之间搭建某种意义关联，以转喻修辞的造设，将物理性雾霾的呈示转向心理性创伤揭示；即此，对余松坡“怪病”的探究，成为小说叙述造设的基本悬念。

“雾霾进了爸爸的骨头里”——余松坡对儿子的这句反复声言，四岁半的儿子自然无法意会；当然，他也并不指望儿子理解，他其实是在喃喃自语，内心压力因触情生情而自然流露。“雾霾”进到了“骨头里”，实际是进到了他内心深处；“雾霾”就在他内心，是他经历中一桩挥之不去的往事：多年前，在乡村，为要使他跳出“农门”，他父亲与村长合谋“检举揭发”他的同房兄弟余佳山，后者因此深陷大牢15年；尽管余松坡另行选择了自我奋斗之路，但这桩往事、尤其是同房兄弟余佳山的受难遭灾，就此成为他根深蒂固的“心病”。乡村伦理与现实功利之间的紧张冲突，构成这桩陈年旧事的叙述底蕴。余松坡时常复发的“梦游症”，兼具“歇斯底里”症状，它们即源于其精神深处的“心病”。“心病”来自于我们自身从乡村到都市的成长经历，成长伴生着创伤，一如余松坡令人羡慕的成功包藏着令人羞耻的“秘密”。

徐则臣以“偶遇”的叙事设计，安排余佳山以精神异常的流浪汉形象，再次出现在余松坡面前；又以余松坡自撰“遗言”的方式，自我直陈地揭秘其精神创伤之“心病”所系。在徐则臣的叙述中，余佳山作为人物形象的内涵显然不是表述对象，他具有某种抽象化特质，承担着特定的叙事功能：他重现于余松坡的生活中，作为余松坡“心病”的具象化表现，在叙述中诡秘出场；余佳山在漫天雾霾中出现，激活了余松坡的“心病”——前者的重现是叙述安排的巧合，后者的“心病”激活则是精神存在的必然。

对余松坡“心病”的揭秘，使小说叙述追溯都市人的乡村前史，从乡村到都市行程中的创伤记忆，遂构成人生历程的重要内涵，也成为小说叙述的聚焦处。在此，我们可以见到：徐则臣雄心勃勃的都市叙述，最后向乡村经验借用。在我们看来，有关乡村前史与创伤记忆的叙述，正是《王城如海》这个小长篇的叙事价值所在，它既表现出小说叙述的心理深度，其精神审视的意蕴更获得了灵魂拷问的向度。也正是乡村前史与创伤记忆的叙述表现，显示出《王城如海》的创作实际承续着《耶路撒冷》的叙述要义，就像一场冲刺后的疲惫踏步。

当然，我们更愿意将《王城如海》的创作，视为作者上一部作品与下一步作品之间的必要过渡——毕竟，他怀揣着一份未竟的宏愿：“审一审大城市”！

注释：

①②④徐则臣：《王城如海·后记》，《王城如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258页、258页、270页。

③【美】罗伯特·E·帕特等：《城市——有关城市环境中人力行为研究的建议》，商务出版社，2016年，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