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吉夫小说创作论

郝 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几乎和铁凝同时，河北文学界又一鸣惊人地冒出一位“文坛新秀”（苗雨时语），以其幽默洒脱而个性鲜明的风格特色引人瞩目。他就是后来的中国小说学会会长——汤吉夫教授。这里之所以一开始就把汤吉夫和铁凝相提并论，主要是因为当时汤吉夫的小说一下子就从《上海文学》闪亮登场之时，很多人都以为这位河北小说新星是和铁凝一样年轻的作家，一对河北文学界的“金童玉女”。而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汤吉夫和铁凝同时成名之日，差不多已经是“人到中年”。所以，比较起来，铁凝当时的小说风格多显柔美，略带感伤，比如《哦，香雪》《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等，而汤吉夫作品则颇具锐气，且语言犀利明快。无论从生活积累和内涵深度上看，都显得更加成熟。此后，汤吉夫先生创作持续至今，而且作为教授创作的学者小说，已经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

一、知识者价值的错位与抵抗

2008年，汤吉夫先生把自己30多年的作品取其精者，再次出版了一部小说集，并且起了一个不太像小说，而是有点像学术专著的书名——《知识者生存》，而我也正是从这个看似跨界的书名中，触摸到了汤吉夫创作的极为重要的主旨和灵魂。当然，实际上汤吉夫先生也正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者型作家，所以他的小说中也多充满着具有理性深度的思考。因而这个书名也非常能够体现他小说创作的整体特色。

上世纪以来，知识分子问题越来越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热点问题。从世纪之初的葛兰西到90年代的萨伊德，都发表了在整个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而且是各成体系的知识分子理论。这些不同学派和体系理论的基本核心，总括起来就是认为知识分子应特立独行，甘于寂寞，秉持独立判断及道德良知，不攀权附势，不热衷名利，勇于挑战社会，表达一己之见，充当弱势者的喉舌，保持批判意识，反对双重标准及偶像崇拜等。甚至明确提出：“从事批评和维持批判的立场是知识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把批判立场和批评精神视为知识分子生命的重要构成。汤吉夫先生将其小说集定名为《知识者生存》，其实无疑就是表明其小说创作深切关注和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命运和价值问题。只是他把知识分子的概念用作了“知识者”，这一方面是为了不要把书名起得太像学术专著，显得更形象化一些（“者”与“分子”，显然一形象，一抽象）；另一方面也尽量降低知识分子的姿态和身段，免得太不近下情，凌空蹈虚。尤其是当下的许多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与民间大众有着太遥远的距离。因此，这样的一个书名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显然是作者对自己小说总体内涵的基本定调。

小说集中的第一篇《副教授买煤记》，发表于1980年，故事写的是一位副教授借用学校后勤处的一辆毛驴车，亲自赶车风尘仆仆地去十里地外“黑云压城”的煤场购买生活用煤。对此，今天的年轻人读起来也许会感到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的确不虚。小说采用了幽默调侃的语气，感慨这种人物身份与行为的不协调，许多人粗读起来也许会认为只是一篇发牢骚之作。但细品下去却大有深意。随着并不复杂的故事情节的推进，小说中有几处主人公的心理描写，其中有这样一段：“他动手装车，一块块的蜂窝煤从煤垛上移到他的小驴车上，一粒粒翻飞的煤屑飞进他的眼角、嘴缝、鼻孔、衣领中。走了一趟空车，用了一个半钟头，再装车回去卸车，没有五个小时行吗？他想起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文豪的一句话：生命的碎割。他叹了一口气，他记得，他已经失去了二十年，现在已经五十二岁了啊！”在这里，他首先想到的是时间的无意义的耗费，这无异于生命的碎割。而紧接着他又联想到鲁迅、郭沫若、李四光、华罗庚、钱学森……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如果生命和时间也被如此“碎割”，那将是我们的社会何其重大的损失！小说在此所透露的意味便是，对于知识者来说，其时间和生命有着特殊的价值，无论如何都不能耗费在那些简单的、只需要用肢体完成的劳作当中，他们的生命尤其不能被任意碎割。人才价值与社会使用的不对等，不匹配，就是严重的价值错位，这在当时已经成为非常普遍的社会问题，小说的这一主题，正好加入到当时逐渐倡导的全社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大合唱当中。当然，这篇小说的意义，也并未局限在单纯对于知识者价值的讨论上，而是延伸到对于整个人的生命意义的思考：“难道碎割人的生命，不就是碎割人吗？”“人，人，人，何年何月，人们才能真正地而非空洞地来阐明人的意义呢？”普遍性的人文关怀，溢于言表！其实，无论是从知识者的角色来看也好，还是从所有人的角度来看也好，生命的碎割都是非常值得社会关注的问题，即使是在今天，我们每个人不是都依然存在着被碎割的问题吗？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不由自主，我们的生命和时间都会经常被他人影响和绑架。从这样的意义上说，这篇小说几乎揭示了一个永恒的主题。

以笔者对汤吉夫先生的了解，虽然看上去他的小说风格多以批判否定和揭短亮丑为主，但是，骨子里他却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或者说，他的基本立场是现实主义的，而又不乏浪漫主义情怀。他在高校从事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对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以及郁达夫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大师都有着极为透彻地研究和了解。所以，他的小说创作在基本理念和创作方法上都深受这些不同风格文学大家的影响，因此，他的小说在毫不留情地揭露表现社会现实中的负面和阴暗面问题的时候，在深层次上，依然是充满希望的。

《副教授买煤记》发表后不久，从1981到1983年，作家又陆续发表了中篇小说《希望》《转折》（《希望》二）和《晚恋》等。这几年里，正是我国新时期改革文学风生水起的时候。而在蒋子龙、焦祖尧等作家的工业改革系列和贾平凹、路遥等的农村改革系列之外，汤吉夫先生的高校改革系列，别具一格、独显风采。而且在文学史的传承性上，也可以看到，汤先生的这一系列小说既上承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问题小说”的源头，又下启了其后的“河北三驾马车”的问题小说和改革小说之流。《希望》中塑造了一个如同乔光朴、李向南一样性格的勇于挑战敢于担当的改革者形象——新上任的L师范学院校长欧阳庄。走马就职伊始，就面对的是一个校舍破败荒凉、教职工怨气冲天的烂摊子。从教师住房到教学条件，以及教授待遇，简直是问题成堆、一团乱麻。尤其是还要不断地应付同僚的掣肘、上级的压力，甚至险被撤职调离……然而他却一直坚信：“会好起来的！”所以，小说题目直接命名为《希望》《转折》，实际上就是直接表明了作家在面对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时，所表现出的对未来的美好“希望”。而潜藏在作品之中的这样的内心期待，也就正是体现了依然生存于价值错位中的知识者的那种强烈的抵抗。

二、改革小说高校题材的开拓与深化

中国社会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正如众所周知的，开始走进了经济发展的死胡同，甚至整个社会已濒临崩溃的边缘。因此，改革开放成为了历史的必然选择。其时，首当其冲的经济改革主战场，无疑在工厂和农村。而作为思想解放的发生地和活水源，则显然是在各大高等院校，也就是在那些知识者当中。而在这样的历史大潮中，改革小说曾一度领风气之先，发出时代强音。其主要构成当然也是工厂题材和农村题材。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到谈歌的《大厂》，从柯云路的《新星》到关仁山的《大雪无乡》……大多聚焦于工厂农村。但是，高校题材的改革小说，却凤毛麟角。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汤吉夫先生一直致力和专注于高校题材的改革小说，成为整个新时期改革文学的重要一脉。

从理论上讲，讨论任何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必须首先回到历史本身，必须从真实的历史状态出发来分析和评判历史问题。绝不能完全架空历史而仅凭主观臆测地自说自话。曾经，本雅明对于这种傲慢的历史主义叙事作出过于强烈的批评；他认为，如果考虑到历史本身，拒绝目的论和内在的否定，这是学术需要的态度。我们赞同他的反目的论，因为如果人类处于极端危险的历史之中，历史已经降低为异化形象的偶然闪现，那么他们的解放就几乎不涉及审美化，而是要认真而且系统的探讨历史发展的本质。

半个世纪前，我国开始进入十年动乱，空前的民族灾难，波及各个领域和角落。而高校和知识分子群体更是成为了重灾区。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百孔千疮的工农业生产和整个体制问题，人们当然更多关心的和真正的当务之急，还是让经济建设步入正常。所以，工厂和农村的改革，更能使万众瞩目。而对高校的众多纷乱复杂，甚至看上去是细枝末节的问题，并未足够重视，因而这方面的问题在文学创作上的反映，也相对滞后。汤吉夫先生正是以其身处高校富于生活又艺术目光敏锐的优势，最早介入了这样的一个题材领域。

从写于1984年的《朋友》开始，汤吉夫笔下的高校生活变得更加复杂，知识者的生存和处境遇到了许多新的挑战。首先是当时非常严重的“脑体倒挂”问题，知识分子不仅与暴发户的经济地位极不平衡，甚至远不如其它行业的收入水平，高校教师物质上常常是囊中羞涩，如《本系无牢骚》《沼泽地》《苏联鳗鱼》中所描写的情形；其次是评职称、定职位等，行政化和关系网问题极为突出，有的甚至为达到目的弄虚作假、不择手段，如《新闻年年有》《朋友》《上海阿江》中所描写的那样，致使一些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教师们“心如败絮”，到了“连牢骚也懒得发”的地步。这样的现象更是严重败坏了高校学术环境和文化精神。当然，这一时期的汤吉夫高校题材小说，虽然带有更多自我调侃意味，却也不乏积极肯定的各类高校知识分子形象，如《本系无牢骚》中的那些精英们，虽然口口声声说着“哀莫大于心死”之类，但内心深处却问自己：“我心死了吗？”潜台词还是，面对现实虽然确实悲哀，却依然并未心死。《上海阿江》中的诗人阿江，53岁的人生，却完全不谙世故，纯真地一如童年。对于职称评定之类，从来都是置之度外。唯一满足的就是他授课的叫座。“学生一鼓掌，他就兴奋，就体味到生命的价值”。还有或许在事业上很有成就，但在生活中一如常人，或耿直坚韧，或世俗至极的众教授形象（《教授张、王、李、赵》）；也有生活在本能世界中，百事不通，却也单纯高洁的文学博士（《宝贝儿》）。到90年代以后，汤吉夫小说中最为突出的是《酷热在夏天》《旋涡》以及长篇小说《大学纪事》等，表现了作者对这个时期日益严重的高校机构“衙门化”、市场化的严厉批判立场。《酷热在夏天》，从一个小机关干部的视角，围绕即将到点退休的书记的心态，展开了波诡云谲、神秘莫测的权利斗争图景。《漩涡》中的老教授靳先生遭遇的是内外勾结，以社会办班名义、大规模出卖硕士文凭，集体弄虚作假的现实，更令人愤慨的是，他在只身抵抗中所遭遇的里外不是人的绝望与尴尬。

当然，汤吉夫的高校题材小说，绝不局限于高校内部的生活和故事，高校与整个社会千丝万缕！高校中的种种问题，与大千世界密切相关。这样的联系除了故事情节的自然连接，而且有许多人物，本身也都带有社会和高校里的多重身份。最典型的如那个从官场辞职而调入历史系的梁怡秋，利用女色搞定了学校内外的各种权势人物，甚至海外学者通吃！像这样的有些性格畸形的人物形象不仅拓展了汤吉夫小说的题材领域，而且加深了小说的社会批判的深刻性。

三、人性深度的挖掘与典型形象创造

就文学艺术的功能而言，文学史上和文艺理论界一直存在着“功利说”与“无用说”，“言志说”与“言情说”，“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的不同的观念及争议。但是，无论从深层次的理论本质来看，还是从整个文学史的创作实践来看，这些观念和主张并不可能完全割裂开来甚至具有水火不容的对立。我国自古以来最传统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种“有用”的主张一直都是贯穿始终的文学之魂。文学艺术直接推动社会进步，历朝历代都发挥过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每一次的重大社会变革之时。所以，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之初，改革文学曾经引发强烈的社会关注和实际响应。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后，很多工厂大门甚至打起“欢迎乔厂长到我们厂来上任”的横幅。但是，这种过于紧密贴近现实的而又直接参与某些历史活动和具体过程的文学创作，也很容易随着历史活动和过程的完成而失去其价值。所以，这样的作品也就往往会受到缺乏艺术深度和永恒价值的诟病。汤吉夫先生作为学者型作家，是深谙其中三昧的。因此他的高校题材的改革小说，总是尽量扎进人性深度，并不简单地把小说写成可以解决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最能够代表汤吉夫先生的艺术追求和创作风格的，当然是他的长篇小说《大学记事》。这部小说仍然延续了他对高校改革以及其后的建设发展中的种种问题的关注和审视，而小说所表现的重心已不再是力图通过一两个铁腕人物来把那些盘根错节的乱象和弊端快刀斩乱麻地加以解决。其中更加注意遵循“文学是人学”的艺术规则，更多表现人性深层的东西，一个个的人物不仅形象饱满，而且内心丰富。《大学记事》中的第一号人物，不再是能够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单位主要领导和一把手，而只是一个办公室主任，这个人物有一个大气而浪漫的名字叫卢放飞。办公室主任这样的身份使得他既可以了解学校高层的种种问题困扰和内幕性的信息，却又没有直接的决策权。这样就不再像《希望》中的欧阳庄那样可以勇敢担当和大刀阔斧地处理问题。比如为外教提供实验室建设经费等情节，他就完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样的特殊人物身份的设计和安排，就把整个高校改革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改革的艰难，并不仅仅是由于陈旧的制度和恶劣的物质条件等原因，盘根错节的种种关系和重重障碍，更源于人性中之恶的一面，源于人的内心无休止的欲望、贪婪、嫉妒、虚伪……尤其是小说中何季洲的形象，正如评论家李星所定性：这是汤吉夫奉献给当代中国文坛一个将深度和广度完美结合的独特形象。从深度来说，他是以宗法制度、官本位为核心的数千年专制思维留给当代中国的一份丑陋的遗产；从其广度来说，他又是极左年代那种不顾客观规律“大跃进”“浮夸风”，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绩文化”的异化的产物。如此一个精通权术、排除异己，蒙上坑下，制造虚假繁荣的专制弄权者，却又偏偏牢记爷爷的临终教诲，不谈钱财，拒绝女色，虽然增加了其欺骗性，却使他像一种毒瘤，从根本上破坏瓦解着民族的教育事业。这是对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形象非常到位的概括和评价。是汤吉夫创作对于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一个独特贡献。

实际上，到了新世纪之初，高校题材的长篇小说已不乏见。2002年张者的《桃李》出版，2003年出版了葛红兵的《沙床》，再到2004年推出叶开的《三人行》。都是在当时影响很大的高校题材小说。我也分别对这几位作家进行过评论。给这三部小说的一个综合评论的题目叫《知识者们的人生悲歌》。主要观点就是认为，这些作家们在这样几部小说中，虽然故事和人物差别很大，但都共同表现的是人世间和人生中最悲剧性的一面，是人最终连自己都根本无法把握的一种无奈。我把这叫做“秩序的建造与毁坏”。这显然是一个哲学的命题。而这其实也是这几部小说中的一种很独特而深刻的哲理内涵，所以我当时还在香港中文大学《世纪中国》网站上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就是《秩序的建造与毁坏》，分析小说的理性内涵。当时，几位年轻作家的小说，更多表现的是“悲歌”，是人生无奈和无常的一面。但是，汤吉夫的高校题材小说，尤其是在《大学记事》这部长篇小说中，虽然对于社会的阴暗面和人性的负面有着极为淋漓尽致的揭露和透入骨髓的批判，但其艺术的主调却不悲观，更不绝望。基本精神依然是充满希望，是高度理想化的。就以这部小说的主干情节和结局为例。到H大上任伊始就夸夸其谈地声称要“建设国际一流大学”的校长何季洲，最后终因种种条件的限制而使得这个大话不得不变成了空话。甚至由于外教海伦娜契而不舍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那些在国人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又由于她的固执、刻板乃至傲慢的性格，极易和学生冲突，以致她在H大是否面临解聘成为小说最终的焦点。尽管卢放飞很欣赏她的执着做事的性格和宫廷气质，却由于被迫辞去办公室主任而更加无能为力。那么，小说就是这样安排结尾的。一方面专门交代：“卢放飞早已不再贪恋那个副校长的位置，也不贪恋别的什么权力，他希望能做一点对得住良心的、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不是心灰意冷，不是消极埋怨，而恰恰是一种精神的升华，是积极的人生价值的调整。随后的一段结尾的文字是这样描写的：

何校长正忙于升迁，每周都往北京飞个往返。他没有时间立即处理此事，暂时把物理学院的报告压下来。但卢放飞知道，招聘海伦娜的事，何校长已然后悔不迭。在卢放飞递交辞职报告之前，何校长曾几次对他说：“说说你的意见好不好？我看还是把那头小倔驴，打发回德国吧，那样一来，她省事，我们也省事，不是两全其美吗？”何校长的这般态度，你还能指望他力排众议，继续招聘海伦娜吗？

离开海伦娜别墅时，他的眼睛里泪水在打转，浓浓的夜色遮掩了它。他回头张望，恋恋地好像有不尽的话要再跟她说。但是那些话实在又是不好启齿的啊。

喜气洋洋的海伦娜则站在门口的灯下向他挥手，她期待着暑假以后，能够带着丰厚的礼物，再次见到她的朋友。

“拜拜，卢。”她说。

“拜拜。”卢放飞低声地应着。

海伦娜突然奔袭而来，猛地拥抱着卢放飞，他听她在耳边说：“等着我的好消息，卢，暑假后再见。”

他应着，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如此感人的一幕，如此动情的场景，难道我们不能从中感受到一股激情和冲动，难道不能由此而产生一种向上的力量，激起内心美好的情愫！所以，这就是汤吉夫小说不变的精神，也正是他自己所表示要一直坚守的文学精神。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如今的热闹的文坛之上，我的时而呻吟时而愤懑的文字，不仅声音微弱而且极不趋时。但我却不想窒息了这真诚，只要我还能发出声音。我敬佩那些执著于艺术，进行文体实验的青年，只是我不能；我也羡慕那些一边显赫地为文，一边大把地赚钱的朋友，只是我不甘。官样的文人和商样的文人常常会制造些热点新闻，而这些又统统与我无涉，我只想写我自己想写的东西，照着自己心中的路走去。”“事实上，文坛的热闹与否，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文学中是否保留了文学的精神。假如文学不能滋润人们的心田，不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不能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和审美悦愉，文学的花也就随之枯萎，不论热闹还是不热闹。”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我国文学在所谓多元格局的走势中，尤其是在网络媒体迅猛发展的大潮下，许多作家感到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一直处于文学史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更是处境艰难。正如汤吉夫所形容的：“现实主义成了多元化格局中的一个动辄遭受斥责嘲弄的脏孩子。”整个现实主义的创作渐渐地走进困境。—批重要的作家或在急剧变化的生活和潮涌而来的新的文学观念面前目瞪口呆无所措手足；或在仓促地向新潮借鉴形式和手段的途中，淡化和失掉了他们自身。力作缺乏，评介不屑，众多的“过时”与“老旧”的鄙薄随之而来。在这样的混乱局面当中，汤吉夫先生却能够始终保持观念的清醒。他牢牢坚守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文学主张，当然，他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又不是绝对封闭的，他对现实主义的坚守又不是僵化地固守，进入新世纪，他的有些作品也曾经有意识地吸收和尝试现代主义方法。如短篇小说《宝贝儿》，也许很少有人能够特别清晰地感觉出来，这个小说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不再是塑造那些一身正气的正面人物，而是以宝贝儿的形象在解构传统观念。存在主义的根本观点是，把孤立的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当作最真实的存在，自称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哲学，认为人是在无意义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没有意义，但人可以在存在的基础上自我造就，活得精彩。除了人的生存之外没有天经地义的道德或体外的灵魂；人没有义务遵守某个道德标准或宗教信仰，人有选择的自由；要评价一个人，要评价他的所作所为，而不是评价他是个什么人物。小说中的文学博士，不屑去争什么“副教授”之类名头，自命清高，却又甘心替人代写论文，处处我行我素，虽在正统意义上涉嫌嫖娼，而在他的行为和观念中基本模糊了嫖娼与恋爱的界限。所以很难评价他是一个什么人物。不过，以笔者之见，汤吉夫的基本艺术观念说到底还是现实主义的。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核心精神就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古往今来，文学史上真正能够永恒的，归根结底还是那些血肉丰满的典型形象。所以，当我们今天要科学评判汤吉夫先生小说文学价值的时候，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要看看他的小说中有多少个性鲜明、形象独特的能够立得起来的人物典型。在这方面，汤吉夫先生的创作可以说是不负众望。

汤吉夫小说的典型人物系列，首先是改革者形象，以《希望》中的欧阳庄等为代表，特点是敢作敢为，雷厉风行，尤其不惧怕顽固坚硬的关系网，也不忌惮那些阻碍前进的陈规陋习。当然，这样的性格在文学史上往往会碰得头破血流，甚至落得失败结局。但是，我们的改革无论何时都确实需要这样勇猛的改革者。我们的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都离不开这样的勇于担当和敢于挑战的斗士。其次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形象，以《朋友》中的张佩君、《上海阿江》中的阿江、《漩涡》中的靳一光，以及《大学记事》中的陈冬至、盛霖等为代表，他们都单纯正直，有事业心、进取心，有的嫉恶如仇，有的达观洒脱。作为系主任的张佩君，非常清楚：“把一条旧船扭到一条新的航道上，是容易的事吗？谁都赞成改革，可是改革触动到谁，谁都会给你点颜色瞧瞧。”然而，知识分子的性格和本性，注定他不是泥捏的，也不是豆腐做的，“他既认准了方向，就不准备左顾右盼”，于是坚持良善之心，即使朋友误解，依然我行我素。还有《漩涡》中的靳教授对当下满大街都是“教授”的困惑，感觉教授就跟屁崩的似的，崩崩两声就崩出几个来……“高校还是做学问的地方吗？”这样的忧虑以及对学术精神和教学良心的坚守，都是非常有知识分子气节的人物。另外，汤吉夫小说中还塑造了许多特别鲜活的普通人物甚至小人物形象，如端木、许杰、阿蛮，尤其是那个在中国的环境中处处格格不入又固执傲慢的海伦娜，总之是个个有血有肉，性格饱满。如此，这种现实主义的以典型形象为艺术根本的创作方向，必然有真正持久的生命力！

注释：

①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三联书店，2009年，第1页。

②李星：《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记录》，见《知识者生存》，开明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③郝雨，孙鑫：《知识者们的人生悲歌》，http://m.newsmth.net/article/Reader/107055。

④汤吉夫：《知识者生存》，开明出版社，2008年，第626页。

⑤汤吉夫：《六十自述》，原载《中国作家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