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时期《大公报》的新闻与言论

江卫东



改造时期《大公报》的新闻与言论

江卫东

（重庆三峡学院传媒学院，重庆 404020）

改造时期《大公报》的性质从民营综合报逐步向专业财经党报转型，虽然还是“非党报纸”，但民报色彩淡化，党报色彩增强，但又没有实现完全转型，表现出新旧杂陈、步履蹒跚、进退失据等过渡性特点。在新闻报道方面表现为紧跟政治形势、致力宣传使命，但积极表现的同时不断犯错、屡遭批评。在言论方面，数量减少而求精干，立场由民间转为官方，社论写作由个人主导变为集体取向，从而变得过分依赖领导机关和党的文件，社论的工作指导性质日益显著。

大公报；改造；新闻报道；民营报；社论

既往研究指出，新中国建立后《大公报》从民营综合报到专业党报的变迁，是逐步脱胎换骨以求“新生”的历史，从动态视角观照可划分为宣布“新生”后、不断改造中、脱胎换骨时三个渐变阶段[1]。第一阶段《大公报》的新闻与言论，已有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与研究①；而第二、三阶段的研究暂付阙如。因此，本文即以不断改造过程中《大公报》的新闻与言论为研究对象，探讨在这一改造时期（1950年7月—1957年7月），《大公报》随着所有权实现从私营到公私合营的转变，党的领导不断强化，其新闻与言论究竟表现如何？

一、新闻：紧跟形势报道

在不断改造时期，《大公报》对新闻采编高度重视。1953年北迁以前，“在编辑方面，编辑每晚工作前一小时召开碰头会，检查当天版面，准备第二天的版面；在采访方面，在采访课内分有财经、工运、文教、政法四个小组，联系各机关和团体，并在北京、南京、汉口、广州驻有特派记者，在沪宁、沪杭线的若干地点有特约记者，另聘请通讯员300余人”[2]340。北迁转型搞“财经宣传”和“国际宣传”以后，新闻报道专业化特色逐渐明显。这一阶段《大公报》新闻报道在如下几个方面做得比较好：

“抗美援朝”的报道。素有爱国传统的《大公报》在“美帝打到鸭绿江边”之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不仅1950年11月10日上海《大公报》等报发表联合声明：“即日起停止刊登美国电影广告”，还在1951年6月号召捐献“韬奋号”轰炸机。此外，还“连续发表《美帝在朝鲜的冒险》《马立克主持下的安全理事会》《从十三国提案谈起》《美帝在成功湖的挣扎》《美帝在狗咬狗中准备扩大侵略》《狗咬狗是没有是非的》《支援前线争取抗美援朝的最后胜利》等一系列文章，声援抗美援朝斗争”[2]339，并从1951年元旦起，逐日刊登张乐平先生作的、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三毛”连载漫画。在采访报道方面，1950年12月，上海《大公报》记者刘北汜成为赴朝采访“上海记者组”五名成员之一，在朝鲜前线采访三个多月，得到金日成接见并合影。1951年3月，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华东暨上海分团51人赴朝慰问，《大公报》记者潘际炯又成为随团记者之一；1952年10月，王文西又成为第二届赴朝慰问团的随团记者，在朝采访2个月。《大公报》记者们“到朝鲜前线采访，撰写了大量的战地报道，受到读者的好评”。其中，有较大影响的是刘克林所写的战地通讯，“满怀政治激情，赞颂志愿军的英勇，揭露美军和李承晚军队的残暴”[3]；记者朱启平在朝鲜谈判上的采访活动，《大公报》内部总结时也比较满意[4]22-33；以及爱国情感强烈的王芸生，在敌我矛盾分明时刻，更不愿落后于人，别出心裁地创造了“时事问答”这种述评结合的宣传形式，“解说抗美援朝的进程，讴歌志愿军指战员的英雄事迹”[2]339。

“增产节约”和“三反”“五反”的报道。1951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决定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12月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年初新政权又掀起“五反”运动。上海《大公报》全力投入这场宣传报道运动，报社领导每天从早到晚盯在社里，高度紧张，王芸生更是“紧密结合运动进程，连篇累牍地撰写社评，积极参加战斗，表现得尤为卖力”[5]132。王芝琛在提到他父亲王芸生对这次宣传运动的领导时，不无自豪地称之为“有声有色”[6]207。在对“三反”运动的报道中，上海《大公报》在版面头条等显著地位，突出报道有关增产节约和“三反”消息，综合性副刊“大公园地”也拿出大量篇幅来配合此次运动的宣传，如“1952年1月1日的‘大公园地’刊出的通栏标题《我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做了些什么》内，发表的8篇短文，全部都是讨论如何投入这场运动，取得彻底胜利的内容”[7]48-49。

成功策划具有国际影响的“日本人民来信”新闻事件。1951年8月12日，上海《大公报》头版头条以“日本人民写信给中国人民”为题，刊登了九封日本来信；8月15日头版又刊登“大公报给日本人民的一封信”。如此信来信往，一直持续到年底，信件的内容主要是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的阴谋。11月，此事件引起苏联方面注意，27日苏联《文学报》发布了此事件的消息，并摘要翻译了其中几封信，此外“苏联文学报要大公报电送照片，请王芸生写过文章”[6]22-23。对此，上海《大公报》感到很荣耀，自然要把苏联方面的有关动作在《大公报》上加以传播报道，并在总结三年来工作时作为“满意”方面的事例加以列举。可是，《大公报》视为成绩的这个新闻策划行动，在新闻管理者眼里却是不听话、不好管理、“没法控制”的毛病[5]149。

《宪法》草案的宣传。《大公报》特别重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6月25日，以“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为主题，举办了“天津市工商界人士座谈会”[8]。对社长王芸生来说，“在中国制定一部宪法，是他盼望了一辈子的大事”，因此对宪法宣传，他“踔厉奋发，全神贯注，始终处于昂奋状态”。于是，“他亲自领导擘画，在一版上开辟专栏，逐日刊登讨论稿”，还拟定“胜利的总结，幸福的保证”十个字作为专栏刊头。据吴永良回忆，王社长“从拟定计划，到约稿、改稿，都亲自过问。每天上午必到社长办公室询问：‘宪法稿来了多少？’”[9]对于重要稿件和老作者来稿必亲自编辑处理。

财经报道和国际宣传。1953年北迁后，《大公报》由综合报转型为专业报，新闻报道转以财经宣传和国际宣传为主要内容。头两年发行量增加，读者增加，“报纸的群众基础在扩大，宣传影响在扩大”，特别是增添了一批“财经机关干部”新读者，这就表示着“我们与广大的财经工作人员已有了联系，联系还在开展中”，并且“版面已有特点”，表现在“财经新闻和国际新闻数量上是突出的”“合作社周报、财经知识、金融双周刊三个专门性的副刊是突出的”“国际关系的评论和采访也是突出的”；辟有“国际新闻”版，版面上栏目较多，如“国际鳞爪”“国际译丛”“国际简讯”“国际资料”等，且多有大幅图画以活跃版面。但总的来说，还是“摸索前进”，存在很多不适应、不满意、不愿意之处。通过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特别强调加强计划性，每年或半年都有详尽的“财经宣传计划”“工作规划提纲”等文件指导实际采编工作，在报社总计划之下各部门还要制定更加具体细致的工作计划加以贯彻落实，到1955年时《大公报》对“专业报”新身份开始变得从容起来，对完成“财经宣传”和“国际宣传”两项使命变得自信起来，认为有三项成绩：一是“比较有成效地贯彻执行了以财经工作为中心的报道方针，做到了财经工作的宣传报道经常不离版面，而且占了主要的篇幅和显著的地位。为着突出财经工作的报道，又及时抓住了财经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如发行新币、三定政策、反贪污、旺季工作），组织了战役性的报道，而战役性的报道，又紧紧与广大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提高了财经工作的政治性、思想性”；二是“国际问题的宣传报道在配合外交斗争、打击帝国主义方面有成绩。在面向群众，向广大人民进行国际时事宣传方面也开始取得一些经验和成绩”；三是“宣传报道形式上有一些创造，其中较好的是问题讨论形式，此外如国际版和读者来信，也有一些新形式”[10]73。1956年，《大公报》“财经宣传”重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二是农业合作化后农村财经工作的宣传；三是工业及商业竞赛与提高职工生活福利的宣传。“国际宣传”重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充分宣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壮大以及和平政策的胜利；二是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宣传；三是和平中立地区正在扩大，鼓励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变化；四是深刻具体地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即将尖锐化的矛盾[10]74-84。

“整风反右”中的新闻报道。《大公报》新闻报道加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火力。1957年3月25日，《大公报》头版头条刊发了一则批评性新闻《松江县国营商业片面强调上下对口/机构重叠人多事少浪费严重/干部苦闷领导部门至今未予解决》；5月9日，二版头条发表批评新闻《怎么能这样处理内部矛盾？北京市油漆厂部分工人因工会改选闹风波领导采取的办法不适当问题至今没有解决》，同时还配发短评《这个办法行不通》；14日，二版头条刊发《工程师有职无权党总支关起门来办公/轻工业部造纸设计院的工程技术人员座谈机关内部矛盾批评党政领导工作》等。从对5月份《大公报》二版头条新闻的统计看，类似的批评性新闻至少有7条。对于著名的“左叶事件”②，《大公报》也给予较大篇幅的报道，很多新闻人“借题发挥”向党大提意见，大倒苦水，最终被视为“用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来看待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主张新闻工作的绝对自由，有摆脱党的领导的倾向”，很多人因此被戴上“右派”帽子。然而，《大公报》主要“错误”还不在上述那些事，主要表现在“内蒙古采访扑空记”“北京取消蔬菜自由市场”报道、“北京市调换房屋”报道、“六一”儿童节相关报道言论以及关于一些杂文等事上。这几件事其实是《大公报》响应“整风”号召所开展的几项舆论监督报道，因涉及敏感话题和有关领导人而被揪住了“辫子”。为此，《大公报》公开登报检查，认为“这些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因为它们正好是在右派分子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猖狂进攻之际，起了推波助澜、点火助战的坏作用。在发表这一类错误的报道和言论的时候，大公报曾经不自觉地充当了右派分子的工具”，“没有站稳立场，没有坚守无产阶级办报路线”[11]。

在新闻报道方面取得上述成绩的同时，这一阶段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有些报道把关不严，犯自由主义“错误”。大致有如下几类：一是“泄露国家机密”，如报道企业生产完成数字、职工人数及承接项目内容，甚至转载《光明日报》《新华日报》新闻稿等，均被批为泄密，“使敌人获得情报，对人民有害无益，甚至可能造成国家生产事业的重大损失”[5]122。二是错字、漏字等“排版错误”，尽管是些技术性错误，但其政治影响仍然特别受到重视。三是未经政府批准擅自报道，如1951年9月24日，《大公报》记者单于越“写了一篇欢迎爱伦堡和聂鲁达来沪的稿子，没有送到市政府新闻处审查就迳行发表”，结果不得不为其“严重的犯了自由主义、轻视纪律的错误”而深刻检讨[12]。四是新闻失实问题，如1952年2月22日根据道听途说材料刊载“卢作孚在渝病逝”的消息，而卢实系“违反国法，畏罪自杀”[13]，对此“政治性错误”，王芸生自我检讨说“这完全由于我思想麻痹，政治警觉不够，同时又犯有资产阶级抢新闻的毛病。以为一个名人的死是新闻，而不考虑登了这条新闻对人民有何作用”[14]。大公报社内部对相关责任人做出相应处分决定：王芸生“记过一次”，李纯青、孔昭恺、刘克林、周雨等均“警告一次”。稍后，上海市新闻出版处给予《大公报》“警告处分”并通报批评：“凡此错误，都是非常严重的，因此造成了政治上和宣传上巨大的损失。”[13]

2．处理读者来信出现立场问题。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公安机关逮捕了一大批反革命分子。这些人的家属“曾多方企图利用报纸的读者来信栏或社会服务组来钻空子，进行活动”。《大公报》以为民请命的民间大报自居，对来自老百姓的呼声不能置之不理，于是5月3日“大公报的社会服务部竟把收到的这样一封反革命分子家属来函转到公安局卢湾分局，并要求答复”。这种举动，自然招致上海市新闻出版处的通报批评，“这样的处理是有失人民报纸立场的”，并明确指示正确的做法是“社会服务部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社会服务部的编者在收到反革命分子的家属为反革命分子罪行辩护的来信时，不仅不应该把信转到公安机关去要求答复；而且相反的还要对投函人作必要的批评和教育”[15]。

3．财经报道缺乏权威，国际新闻依靠译稿。北迁转型后，《大公报》头版大都是转载新闻，自采消息的“本报讯”几乎从头版上消失，多出现在二版，消息总量也有所减少，一般在10条以内。总的来看，财经宣传“没有权威，还不能指导读者的生活与工作”，过分依赖“党和各级财经部门”，没能“独立思想，独立负责，起领导作用”。读者增加，主要是因为“中央各财经部门对所属机关通告普遍订阅大公报”；版面突出，“主要是依靠报社以外的力量”，“自写及自己组织来的稿件不过百分之二十”，“数量不多，质量也不高”。国际新闻宣传方面，“一开始就博得好评，但后来表现停滞状态，因为主要特点是依靠翻译”[16]18-21。同时，国际宣传上意识形态色彩浓厚，与客观事实有一定距离。例如1954年4月17日的“国际版”上，意识形态“冰火两重天”现象表现明显，一方面是我方阵营一片红火，另一方面是敌对阵营江河日下。版面上部是社会主义阵营欣欣向荣，如匈牙利将举行国民议会选举的消息、“波兰工业化获巨大成就”以及“罗马尼亚加速进行基本建设”等正面新闻；下半版则是资本主义阵营水深火热，如“扩军备战运动带来严重恶果/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南朝鲜人民悲惨的生活状况”以及英国“物价比工资涨得快”“食品价格还要涨多少？”“艰难时代”“面包的价格还要上涨”等，营造资本主义世界日暮途穷的悲惨景象。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何在？版面上把关不严，犯自由主义错误，李纯青认为主要是因为营业亏累越积越多、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的结果，大公报人内心焦虑与日俱增，“越是想要创造自己报纸的特点，实现营业收支平衡，就越容易‘陷入资产阶级新闻竞争的地狱’”[5]123。其实，除了生存压力大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公报人原来很熟悉的那一套新闻操作惯例，被批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与无产阶级党报范式和各种宣传纪律相冲突的结果，比如抢新闻、未经审查就发表的“自由主义”，把“国家秘密”泛化的阶级斗争警惕性，等等。对读者来信处理的“立场”问题，恰好反映了这些民营报人对新体制下新闻业性质和报纸运作机制不熟悉。至于北迁转型为财经专业报所产生的那些问题，主要原因是对专业报业务不熟悉所致，国际宣传中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当时历史情境下的普遍现象，在新政权看来，“国际宣传”主要目的是“对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并对全国人民进行国际主义教育和时事教育”[17]，传播信息和反映事实倒不是重点，尤其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世界，对“东方”溢美过甚，对“西方”则恶语相向，二者均失之偏颇。

二、言论：注重指导性

改造时期，《大公报》发扬重视言论的传统，成绩斐然。“每周召开一次社评会议，检查过去一周的社评，准备下周社评的选题，临时发生的新闻随时配发社评。”[2]340在此阶段，《大公报》的言论写作，重点在如下几个方面：

1．大力配合“三反”“五反”运动。运动轰轰烈烈进行之时，《大公报》在“1952年1月的26天中，转刊或自撰社论、社评共29篇，其中关于论述增产节约、开展“三反”运动的有17篇，占60%”[7]49；而在“五反”运动中，王芸生的文章可谓出尽风头。王芸生的儿子王芝琛多年之后分析道：“可能是王芸生一向对贪污腐败、投机倒把等行为深恶痛绝吧，他写的文章《上海是虎穴，必多大老虎》被毛泽东指定为‘五反’运动的学习参考文件之一。”[6]207确实，学徒出身的王芸生本能地对资产阶级带有“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等偏见和恶感，与当时党报党刊的批判言论颇多共鸣，因此“五反”运动一开始，王芸生就把其批判锋芒直指上海那些资本家，包括“主要由资方上层人士组成的市工商联”，“含蓄地批评工商联对运动的领导软弱无力，实际上阻碍了运动的发展”[5]132。2月9日，王芸生在《大公报》发表政治批判长文《资产阶级有没有猖狂进攻？是我们“制造阶级斗争”吗？》，这篇文章“以他所了解的上海资方的种种表现为例，为中共中央的论点做了颇有说服力的论证”，毛泽东对此文极为赞赏，2月12日致信邓拓，批示《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王芸生大受鼓舞，一鼓作气又写了《打垮资产阶级在上海的深沟高垒》一文，毫不留情地把矛头直接对准“平常经常在各种官方场合见面的那些资方头面人物，认为他们组成的上海工商联恰恰是领导上海资产阶级负隅顽抗的核心堡垒”，此文四天之后再一次被《人民日报》转载。尽管上海工商界上层人士对王芸生“不注意区别守法工商户与不法工商户、动辄把上海工商界与‘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的资产阶级混为一谈”普遍反感，甚至有人当面指责其所提意见有“夹杂‘个人恩怨’成分”，但有中央党报的支持，王芸生有恃无恐，确如杨奎松先生所言：“初次像共产党人一样，冲上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喊打喊杀，王芸生表现得相当勇敢。”[5]132

2．注重社论的指导性。北迁后，《大公报》从“一般报纸”（大众综合报）转型为“专业报纸”，其言论发生较大变化。首先，从版面直观来看，以往《大公报》标志性的“社评”变成了“社论”，且数量明显大幅减少了。以前基本上每天都有社评，甚至一天多评；现在一个月也没有几篇。就拿1953年1—6月《大公报》社论来说，六个月共计发表“社论”31篇，平均每月只有5篇左右。当然，后来随着慢慢适应转型，社论数量又有所增加，但总体看还是比以前要少。其次，《大公报》社论的内容更加“专业化”了。除了过去常有的国内重大政经评论、国际外交评论之外，有关财经专业的社论由少到多、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以突显《大公报》“财经宣传”为重点的特色。以1955年9月《大公报》社论为例（见表1），这个月共刊发自撰社论31篇，其中属于财经相关评论（多在二版）达到20篇，占64.5%。更重要的是，写社论的方法也改变了，“不像从前报社‘文责自负’，自己写了就发表，而是一定送主管部门或财贸办公室审定”，“有时也根据部里的文件或领导人报告写社论”[18]。这样一来，《大公报》社论言说视角基本转换到“指导工作”的组织视角，言说立场对内自然是宣传、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而对外则根据党的要求还是以“私营报”的民间身份发言，比如在评论朝鲜停战问题时说“我们谨以中国舆论一份子之身份……”[19]，言说语气是中央或上级部门的语气因而更加权威和肯定，社论篇幅比以前都要长得多，内容全面细致，整体看更像政府指导、部署工作的文件。

表1 北京《大公报》1955年9月社论汇总

3．配合整风运动。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为配合“整风运动”，《大公报》当然“愿意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几句话”[20]，发表了一些社论，如5月份刊发了《拆掉墙连上线》《欢迎工商业者大胆争鸣》《要倾听群众的意见》《重视记者的呼声》《大胆鸣放帮助整风》《促膝谈心彻底拆墙》《欢迎社会新风气的诞生》《一面整风一面改进》《工商联要帮助工商业者鸣放》等，谈领导与群众之间、党员同志与非党员同志之间的“隔膜”问题，给领导提“几点粗浅的意见”（“摊开”即要求领导同志广开言路，“亮底”即要求领导同志把政策方针和家底情况告诉大家，“通气”即要求领导与被领导感情交融、上下通气）；鼓励工商业者“应该毫无顾虑地齐‘放’和争‘鸣’”；批评“以横蛮粗暴的态度对待记者的事情”以及歧视非党报纸和非党记者的做法等。值得一提的是，《大公报》4月13日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得到毛泽东的亲笔表扬，他四月中旬批示曰：“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4月26日，毛泽东又针对24日《大公报》社论《广泛深入地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批示中赞扬《大公报》“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和其他京、津、沪各报”[21]

总的来说，改造时期《大公报》，由于其性质从民营综合报逐步向专业财经党报转型，虽然还是“非党报纸”，但民报色彩淡化，党报色彩逐步增强，但又没有实现完全转型，表现出过渡性特点。其新闻报道表现为努力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展开宣传，积极紧跟政治形势进行报道，特别是转型财经专业报的全新尝试，也令大公报人手忙脚乱、压力倍增。正因为转型过程中的新旧冲突、立场游移、新闻操作惯例不同等诸多矛盾不适，导致《大公报》错误不断、屡遭批评，甚至产生干了几十年的报人现在不会编报的恐慌、茫然与无奈。其言论立场从民间转向官方，言论内容除了重大政治经济话题以外，更加突出财经和国际话题，尤为突出的是，言论写作方法迥异于前而致言说内容、视角、语气等更多带有官方指导工作特点，并对领导机关和党的文件产生较大依赖。言论数量显著减少的原因，一方面与刚刚转型的大公报人对财经业务不够熟悉有关，另一方面与新体制对社论性质与作用的认识有关。

[1] 江卫东.《大公报》“新生历程”之动态观照[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6（2）：43-48.

[2] 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1902.06.17—2002.06.17[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 胡邦定.说说北京《大公报（下）》[J].百年潮，2010（5）：57-61.

[4] 李纯青.大公报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A].上档：A22-2-1532：22-33.

[5] 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6]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7] 马光仁.上海当代新闻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8] 本报记者.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本报举办天津市工商界人士座谈会[N].大公报，1954-07-08：（3）.

[9] 吴永良.解放初期天津《大公报》琐记[J].书屋，2004（1）：56.

[10] 编辑部一九五六年工作规划提纲（第二次草稿）[A].大公报社编辑部各时期的宣传计划提要和工作总结.北档：043-001-00156：73.

[11] 本报编辑部.关于本报几个错误报道的检查[N].《大公报》，1957-07-05.

[12] 单于越的检讨文[A].1951-10-03.上档：B35-2-65-22：18-20.

[13] 上海市新闻出版处.关于大公报报道“三反”、“五反”运动中所犯错误的通报[A].新管（52）字第05181号，19520305，上档：B35-2-65-19。

[14] 王芸生检讨文[A].1952-02-22.上海大公报编辑部.关于报道严重泄密错误问题的检查报告.1952-02-22.上档：B35-2-65-22.

[15] 上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关于大公报社会服务组把反革命家属来函转到上海市公安局卢湾分局并要求答复问题的通报[A]（195105），新管（51）字第01119号，上档：B35-2-65-15.

[16] 编委会对上半年工作总结和下半年工作方针的意见（草稿）[A].大公报社编辑部各时期的宣传计划提要和工作总结.北档：043-001-00156：18-21.

[17] 大公报总编辑室编印.大公报通讯，1955（2）.

[18] 胡邦定.说说北京《大公报（上）》[J].百年潮，2010（4）：62.

[19] 社论.我们坚决争取和平[N].大公报，1953-04-04：（1）.

[20] 社论.及时的春风化雨[N].大公报，1957-05-03：（1）.

[21] 张颂甲.为《大公报》讨还公道[J].新闻记者，1999（5）：63.

（责任编辑：郑宗荣）

① 参见江卫东：《建国初期〈大公报〉新闻报道困境考察——一规则博弈为视角》，《学术交流》2015年第12期，第203-208页；江卫东、吴廷俊：《过渡期〈大公报〉立场考察——以1949年6月17日—1950年6月26日社评为对象》，《新闻大学》2014年第4期，第25-34页。

②所谓“左叶事件”，“指的是（1957年）5月上旬和中旬发生在新闻界的一场记者风波。事件起因于4月17日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和新闻记者的一次冲突。”4月17日，北京各报和通讯社记者在全国农业展览会上采访，人多拥挤，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一再挡住摄影记者的镜头，当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韩德福拉他一把，请他让开一点时，左叶就向记者骂道：“怎么，你重要还是我重要！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记者们听到后，当场有好几个人扯下了记者证说：“像这样可以不要我们采访了。”

The News and Editorials ofin the Reformation Period

JIANG Weidong

During the period of reform, the nature ofbegan to transit from the privately-run comprehensive newspaper to the professional financial party organ. Although it is a “non-party newspaper”, the private property of the newspaper is weakened and the property of party organ is enhanced, but the transformation is not completed, so the press is characterized by some transitional features. In terms of news coverage, the press is following the political tides and committed to propaganda miss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it still make a series of mistakes and suffers repeated criticism by the Authority. In terms of editorial, the quantity is reduced, and the position changed from civil to official, editorial writing changed from personal to collective orientation, and thus becomes dependent on leading organs and party documents. The feature of official guidance of editorial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reform; news report; privately-run press, editorial

G216

A

1009-8135（2017）06-0045-08

2017-07-12

江卫东（1968—），男，江苏连云港人，重庆三峡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新闻史论。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1949—1952重庆《大公报》党报化转型研究”（2015YBCB054）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