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方法的现代性转换及其实践意蕴

李银兵，曹以达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民族志书写内部，随着实验民族志的不断发展，以往的权威范式遭到怀疑，而新的多重范式应运而生。范式缺失与多重范式并存的现象，充分地表征了民族志写作已把“人类学置于当代各种话语（discourses）中有关表述社会现实的问题争论的漩涡中心”［1］8。但“对于许多人类学家来说，他们在当下很少关心怎么依据独特但是有限的学科历史去反思今天的研究实践；在新的领域中，从文化研究中作为风格引进的兼收并蓄和方法多样化的姿势盛行一时，占据了人类学研究的意识形态的核心”［2］21。因此，面对当下广泛流行于人类学界的各种民族志实践及文化批评，正如保罗·拉比诺所说：“必须对田野作业进行反思，必须反思它的历史情境；必须反思它的体裁约束；鉴于田野作业与其殖民的和帝国的过去的关系，必须反思它的存在和价值；必须反思它的未来”［3］5。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外学者从微观层面入手对民族志书写，特别是针对民族志写作范式、书写目标、文化解释的研究成果众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诸多人类学家主张的民族志“去神秘化”效应，而对于从宏观视角入手去探析和总结民族志书写，特别是针对民族志方法现代性转换的理论研究成果则很少。任何一个学科、一种哲学的变革都是起因于方法论的变革，而方法本身就是理论，而且是理论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基于此，本文从民族志书写场中方法论上的传统到现代转换视角入手去分析民族志现代性建构的相关问题，重点通过认识从民族志作者思想理念的深处变革而延伸到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实践领域的实践过程，去揭示潜藏在这种转换背后的民族志写作价值理念，最终为达致求真至善的民族志书写服务。

一、从单向度到辩证法：民族志方法的现代性变革

有学者认为：“方法是对存在的一种特殊的主观表达。其特殊性就在于方法不是对存在的一般表象、局部之表达，而是从某一特定角度对存在的系统、整体、全面之把握基础上的纲要性表达。”［4］150方法首先是一种理论，是对一般理论进行更高层次的抽象化的产物；其次，方法是一种理念，是对一种认识价值观的全面表征。当然，方法的本质和最为根本的地方在于其作为对存在的一种理解，意味着把认识—实践对象作为一种存在，而这种存在的突出之处在于其主观性表达中所隐藏着的客观性内容。因此，方法论的变革是一个系统，是多要素综合协调出来的产物，在其中，价值理念处于核心地位。纵观中西方学术发展史，几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是根源于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比如，罗吉尔·培根的“实验科学”、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哥白尼的“日心说”、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以及爱因斯坦的广义和狭义相对论等等。对于民族志书写来说，也不例外。在传统民族志书写中，民族志作者的绝对书写权威、绝对的大理论追求以及总体上绝对的倡导西方中心，慢慢地被当前民族志书中的多声部书写、场域化的书写实践及个人主义下的平等观所代替，这些都充分展现了方法论在民族志书写中的变革及其意义。当然，本文所指的“现代”，主要是指在民族志争议和丑闻影响下，人类学界从理论视角对于民族志书写进行反思基础上的产物。其形成的标志主要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两本人类学理论著作的正式出版。但民族志书写的现代性转化的具体实践则出现在这两本著作产生之前，只是这种书写方式没有形成人类学学者们的共识和主张而已。这两本理论著作的出版之后，民族志现代性的步伐和趋势愈加明显，逐渐成为了人类学研究和民族志书写的基本要求。具体而言，民族志书写方法上的这种转换，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单声部向多声部书写转换。在业余民族志和科学民族志阶段，文化主体的失声和民族志作者“一言堂”的发声在民族志书写中表现得十分明显，这样的书写方式直接导致业余民族志阶段的民族志作品出现虚构与真实并存、非人性化的猎奇与种族或族类中心并存及民族志作者业余身份与随意写法并存的结果［5］。因而在稍后出现的科学民族志中，马林诺夫斯基这样描述业余民族志：“找那些滑稽可笑和离奇古怪的事情，把土著人当作一幅扭曲了的、孩子式的漫画提供给我们，我们可以容忍这种描述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幅画是虚假的，而且，像许多谎言一样，它也被科学戳穿了。”［6］8但在马林诺夫斯基死后留下的遗稿中，我们又看到了这样的字句：“照我看来，土著的生活完全无趣和没有意义，它和一只狗的生活一样离我遥远。在散步时，我决定当一件攸关名誉的事那样思考我在这里该做什么……我对土著的生活有一般性的了解，也懂得一些他们的语言，如果我能设法‘记录’这些，我便会拥有极具价值的资料”［7］167。总之，虽然业余民族志和科学民族志阶段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民族志作品，但其民族志作者单声部发声的现实也使这些民族志的“科学性”、“人文性”等“价值性”大打折扣。并且，这两个阶段出现的民族志作品的不足在上世纪80年代的民族志批评与反思中都得到了印证。因此，后现代人类学界出现的“让资料说话”、“让主体发声”的主张，直接导引了譬如肖斯塔克作品中昆丹妇女的声音、朱炳祥教授提倡的“三重主体”、何明教授主张的“村民日记”等反映多声部发声的民族志作品的出现。民族志书写场中出现的多元发展态势，得到了诸如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和布迪厄等人的支持。的确，要达到文化描述的真实性，首要前提是不同文化主体间关系要和谐，而这种和谐的主体间性关系的建构则要通过不同主体在民族志书写中的实践去实现。当然，不同主体的多声部发声是实践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因为它是民族志书写中不同主体间达到理解、尊重的前提和基础。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学者们对民族志诗学和政治学的争论和反思，则是导致这种多元主体发声局面产生的直接原因。

其次，大理论的创新向理论的具体实践转换。在人类学初创阶段，文化进化论、结构功能主义、传播学说、历史特殊论、社会学学派以及文化人格学派等大理论逐一登场，很快地奠定了人类学学科的理论基础。比如，米德的作品《萨摩亚人的青春期》，很好地论证了博厄斯和本尼迪克特主张的文化决定论，但却被弗里曼讥讽为漫画。相应的，米德则被弗里曼认为是故作天真，为人类学制造了恶作剧和尴尬。因此，可以说两位人类学家的争论焦点集中于作品本身所具有的理论旨趣上，但从某种意义上去看，这场争论却间接表征了科学民族志时代人类学家追求大理论的诉求。因此，弗里曼在《米德与萨摩亚人的青春期》一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本书一方面主要致力于批驳米德从她的萨摩亚研究中得出的一般性结论，同时也致力于检查与绝对文化决定主义神话有关的范围更广的其它方面，为抛弃那个现在已经过时了的理论，采纳一个更科学的人类学范例执言。”［8］序言6又如，在《努尔人》中，埃文思 - 普理查德把整体民族志转换为“以问题为中心的民族志”的理论目标，根本在于倡导其提倡的新功能主义。因而他只是把对论证他的观点有关的材料收录进作品，鲜明地去论证和展现他的理论雄心。但很多学者认为努尔人缺乏可见的维持政治秩序的制度，他们没有社会阶级，没有国家，没有法律，也没有领袖，普理查德的作品缺乏对政治经济大背景的关怀。大理论解释不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具体实践和细节的事实，需要呼唤一种新的表述方法的出现。在解释人类学不断发展的境遇下，我们才能看到传达异文化的经验的“人观”思想、反映世界历史的大体系理的可知社区以及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民族志的精彩论述，文化元素场域化很好地展现了民族志书写中理论、范式、目标及方法的多元性。这种转化，能很好地彰显人类学学科特点，因为赫兹菲尔德把“人类学清晰地界定为理论的实践”［9］25。同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民族学和人类学界对于“地方性知识”的认识和分析也随之变得更为清晰和具体。

再次，西方中心论到人性普同的价值转换。民族志的产生，甚至可以说整个人类学学科的产生，都是与西方世界的殖民活动紧密相连。人类学研究和民族志书写的西方目的、西方体系、西方中心在科学民族志中暴露无遗。拉德克里夫-布朗曾说：“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地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之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有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之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10］119而萨义德批驳道：“对于一个研究东方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言，他也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他自身的现实处境：他与东方的遭遇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具体的个人”［11］15。的确，在传统的西方人心中，东方不仅仅是西方的东方，而且世界都是西方的世界。时下，随着国外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特别是福柯、布迪厄等学者关于语言与权力关系的思想在民族志研究中的广泛运用，民族志主体间的复杂权力关系慢慢浮出了水面。这就直接导致“人类学这个曾主要是以其消遣性，好奇性，或其道德延展性，还有为殖民当局的需要，行动管理的便利而为人们阅读的学科，现在竟变成了一个思索论辩的主要场地”［12］英文版序言3。在这场论辩中，业余民族志和科学民族志阶段民族志作者单声部书写背后展现的“西方中心论”思想，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类学家的批判与反思。比如，王铭铭在《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中文版序中这样说道：“在不少记录马氏与土著人的交往之处，时常透露出一位高高在上的白种人‘拥有’的岛民殖民心态，丝毫不隐瞒这位白种人在‘岛国小黑人’面前自鸣得意的感觉”［13］中文版序言IX。今天，处于批判与反思中的民族志书写，慢慢地走过了西方中心论的历史，来到了弘扬人性普同的价值现实。相应地，民族志语言也逾越了语言霸权、集权的阶段，展示出语言平权的力量。人类学界对人性普同的不懈追求，逐渐成为了人类学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总之，在民族志作者单声部的发声、大理论的追求传统以及西方中心论中，我们看到了传统民族志书写中那种“单向度”的一面，而这种“单向度”直接导致了传统民族志书写方法上的形而上学性。民族志主体多声部的发声、理论的具体实践运用及人性普同的倡导，则向我们展示了民族志书写在方法论上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充分展示了其书写中的辩证法。民族志书写中存在的这种“一与多”、“理论与实践”、“专权与平等”矛盾，恰恰表征了某种程度上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在现代民族志书写中的转换。当然，在这种转换过程中，可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总的来说，这种转换对于民族志书写来说，利大于弊。除此之外，之所以把民族志在方法论上的转换称为现代性转换，最为根本的是这次转换充分展示了现代性所要求的主体性、理性、人文性和未来性等特征，是对现代西方政治、经济及社会的一次反思，因而属于在文化视角上的一次现代性尝试。

二、从客体导引到主体自觉：民族志方法现代性转换的理性溯源

对于民族志方法在现代社会得以转换缘由的探析，中外学者各抒己见。有的学者认为是人类学界广泛存在的各种争论所然，有的学者认为是两本民族志反思作品《写文化——民族志诗学和政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相继出版所致，更有学者认为是“西方人类学家一度深陷于难以自拔的‘知识政治学忏悔’之中，以为西方霸权的‘忏悔’能自动地促成‘文化良知’”［14］13的结果。众说纷纭中，一种针对民族志方法现代性转换的理性溯源观就慢慢呈现出来。笔者认为，民族志方法现代性转换产生的根源在于民族志作者思想理念的深处变革，而这种变革，建立在对时代要求、民族志书写现状及学科未来发展的充分把握基础上，也进一步促进了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向纵深发展。也就是说，民族志书写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实现方法论上的巨大变革，最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民族志作者的主体性自觉，而这种自觉意识的产生，源于民族志书写场中存在的各种客观条件，立于民族志作者的主体自觉，终于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实践。

民族志作者自我意识觉醒的外源性条件。首先，时代变迁与认识论变革。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不断瓦解，特别是上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学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以往存在的大理论的不断反思，对世界格局的客观认识，都唤起了人类学界对田野调查和民族志书写目的和旨趣的重新思考。再加上民族志著述中先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支配的潜在反思，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得到了直接的文字阐述，“西方道德和智力自信的动摇”［15］149开始产生。这样，人类学与殖民主义、文化主体与作者、语言与权力、历史与现实等关系在“认识论疑病症”［16］148驱使下得以充分彰显。随之而来的民族志书写方式虽有些夸大其词，但也间接地促进了民族志作者在认识论上的巨大变革。其次，书写现状与批评引导。现代以来，科学民族志的“非科学性”慢慢地被人类学家们揭露出来，这种“非科学性”主要表现为：过分强调政治目的、过多的修辞、知识局限、忽视政治经济大背景、方法论上的客位视角［17］，其对民族志书写真实性的影响慢慢得到凸显；作为科学民族志奠基人的马林诺夫斯基在不同场合中展现出来的“人格分裂症”，更加加重了人们对科学民族志真实性的怀疑；现实存在的科学民族志经典作品在新的语境、修辞方法和认识论变革中得以重新检视，其在文化描述和文化价值上的不足得以不断曝光。当然，现时代人类学界存在的丑闻和争议性问题，则是科学民族志“非科学性”的最好写真。因此，上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三大批评：对田野工作的批评、对民族志反历史、反政治本质的批评以及对大理论无法解释社会生活细节的批评不绝于耳。在这些批评中，一些新的民族志文本得以出现，这些文本的出现是对传统民族志的反叛，是民族志研究旨趣和写作方法的根本性变革。再次，田野变迁与价值转换。传统人类学的口号就是到离欧洲中心甚至更远的边缘地区去，在那里发现校正我们观念的异己文化，使我们获得更多的应付陌生事物的能力和信心。因此，浪漫的非洲、含蓄的亚洲、多元的大洋洲和奇异的拉丁美洲往往成为人类学研究“重地”。而随着现代社会中人类学研究“重地”人们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西方人类学研究的田野范围得以缩小，再加上美国自由主义教条下的多元主义和尊重态度的引导，民族志书写的当代价值得以最终确立。因此，在综上的外在条件刺激下，文化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意识得以在民族志作者心中开始萌生。

批判性反思下民族志作者的主体自觉。“现代性的特征正是在于：人作为主体既是他所建构和控制的世界的基础，又是这些世界的中心”［18］31，因而现代社会特别强调主体的自觉意识发挥，而主体的这种自觉意识发挥主要体现在主体自身具备的自我反思和批判能力上。这样，理性成为了衡量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一条重要准则和标准。但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说：“工业现代性的病根不是理性过多而是理性的缺乏、非理性的盛行”［19］43。因此，加强主体的理性能力就成为了现代社会现代性的诉求之一。但就民族志作者主体意识能力的提高来说，则充分体现在其对自身行为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和自我反思上。当奈吉尔·巴利把可读性、幽默感与娱乐性放进民族志作品中去展示非洲生活与工作的实况时，人类学家的天真就随之暴露无遗，但这不仅是民族志作者的自谑，也是民族志作者自我反省的开始。当德里克·弗里曼、加纳纳思·奥贝塞克里、大卫·斯图尔、帕特里克·蒂尔尼与拿破仑·沙尼翁向同行发起激烈的批判时，民族志作者的自我否定之门就已经开始打开。当马林诺夫斯基遗孀抛出日记丑闻之际，民族志作者的自我反思则成了人类学界情非得已而又必须加速进行的头等大事。而《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的出版发行，民族志作者的主体意识启蒙得到了正式确认，并进而开启了新一轮的书写实践。总之，民族志作者主体意识觉醒是以其自身性反思开始，以自反性的方式开展，以反讽的形式进行，以多元化多层次的民族志书写结束。民族志作者的自我觉醒是以其自我否定为内在动力的，就是在这种动力推动下，民族志作者的主体意识自觉得以最终形成。因此，民族志作者自身内部和民族志作者间存在的内在矛盾成为了推动民族志书写方法现代性转换的内源性因素。

现时代的书写实践唤起和印证了民族志作者的意识自觉。在内外源因素的双重作用下，民族志作者的主体意识得以确立。随之而来的则是这种自觉意识在民族志实践中的广泛运用，恰恰就是这些运用反过来又印证了民族志作者意识的能动性。比如，当列维-斯特劳斯说出“野性的思维在与我们的思维相同的意义与方式上是合乎逻辑的，即使它象我们自己的思维一样，只有当它用于这样一个世界的知识时才是合乎逻辑的，在这个世界中它同时辨认出物理的和语义的特征”［20］307时，西方人类学者以往心中那种“西方中心论“、“西方优越论”就受到了极大地打击；当索斯塔克笔下的妮莎发声之时，多声部书写就已经形成，理解和尊重随之得以产生；当威利斯把自己的批评理论嵌入在工人阶级日常境遇和谈话中，并进而对资本主义进行最有力而又独特的批判时，以往那种追求大理论的传统早已被抛向九霄云外。在今天的民族志书写场中，范式多样化、部分真理性、修辞文学化、微观生活化、价值普同性，多种多样的民族志修辞方法出现。人类学研究出现多样化的格局，根源在于人类学学者们的不断实践。而实践本身具有的主体自觉性意蕴，则又充分地印证了民族志作者的意识自觉。当然，在民族志作者意识自觉背后，民族志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精神也顺应得以凸显。

总之，“作为相对主义和解释人类学实践化身的民族志，向发源于西方而依然占据特权地位的全球均质化观点、普同化价值观、忽视或削弱文化多样性的社会思潮及其对现实的界说提出了挑战”［1］56。特别是现时代广为流行的解释人类学，更是在新的知识催化下形成了十分复杂的相对主义。可以说，民族志方法之所以能在现代社会得以转换，根源就在于民族志作者自身的理性启蒙及其随之而来的实践理性探索。理性在民族志方法的现代性转换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求真与至善：民族志方法现代性转换的现实意蕴

民族志方法在现代社会实现了从一元到多元、理论到实践、西方中心到人性普同的转换，这些从单向度向辩证法的转换不仅开启了多层次多元化民族志书写态势的产生，也进一步深化了人类学学科和民族志书写的理论价值。“如果说我们科学研究的努力有任何价值的话，我们就理应满怀信心地期待有一天我们在众多的哲学可能中能够比今天更自如地作出选择。当然，同时那会帮助我们有更多选择的可能。”［21］389“尽管有一些欧洲批评家攻击人类学家竟敢用研究野蛮人的术语和方法来研究欧洲人自己，从而在自身的文化和社会情景中对文化等级现象加以考察并予以揭露，但随着近来对‘西方社会’的日益关注，人类学起源时颇为难堪的种族主义沉渣污垢被洗刷了不少”［9］5。总之，“实验潮流对民族志实践的探究和质疑，只能被视为是健康的”［1］227，因为在不断实验的民族志书写中，民族志方法现代性转换的现实意蕴得到了凸显。

一直以来，文化描述和文化批评始终是民族志书写的两个侧面，因而求真至善是民族志书写的价值诉求。但在现代社会中，民族志的真实性和价值性受到广泛质疑，最终促成了民族志方法在现代社会的转型。而民族志方法在现代社会的转换，又进一步强化了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和至善性，求真至善和民族志方法的转换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逻辑关系。而这种强化，对于民族志书写和人类学学科发展带来了重大意义。

首先，民族志作者更加真诚。这种真诚体现在民族志作者开始面对各种质疑，并进一步反思自己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书写方法。比如，巴利开始用自嘲的方式去说明民族志书写场中的复杂情况，间接地达到证明克利福德认为民族志书写只能达到“部分的真理”说法；拉比诺为了表达自己的真心，公然不顾导师的阻碍，把自己的田野作业公之于众，并进行自我反思；列维-斯特劳斯则开始从深层次角度对西方和非西方思维方式进行比较，表达出西方和非西方在思维上并无优劣之分的结论。正如雷蒙德·弗斯在为马林诺夫斯基日记作的序中所说的那样，马林诺夫斯基的性格是十分复杂的，但在其日记中所呈现出来的真诚态度还是值得大家敬佩的［13］14。也可以说，就是因为民族志作者更加真诚的书写态度和精神，才为达致求真至善的民族志书写奠定了主体基础。

其次，民族志书写实践向纵深发展。随着民族志书写中多种范式并存、文本体裁文学化、修辞手段多样化、描写主题多元化以及田野范围最大化的出现，民族志书写从真正意义上说明了“人类学研究的基本属性是实践”［22］252。虽然实验民族志在很多方面都存在不足，但恰恰就是这些不足，才会预示着系统地阐释老问题和解决新问题的可能的出现，因为我们相信“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当代民族志书写用各种方法、在各个领域对人类学研究主题进行描述——解释性写作和利用各种技术来再现社会文化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对过去占主导地位的表述惯例进行去神秘化，而这些成就的取得都与民族志方法的现代性转换有关。民族志方法从单向度到辩证法的现代性转换所带来的民族志书写场中的实践态势，为现代民族志书写的当代模型和价值意义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

再次，文化批评更加理性和尖锐。民族志在描述异文化的同时，就隐含着对自身文化进行批评的目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直是人类学学科不断发展的价值理念和追求。随着民族志方法从单向度到辩证法的转换，人类学开始真正回归于文化批评，认识论上的批评法（epistemological critique）和泛文化的并置法（cross——cultural juxtaposition）在民族志书写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两种“变熟为生”（defamiliarization）的策略很好地推进人类学学者和西方社会对于自身所处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现状有了清醒的认识，并进而展开对西方社会的无情批评。因此，在引起西方人自我反省、挫败西方人心中持有的高贵和优越心思的同时，民族志方法的现代性转换还使一种建立在相对主义下的平等主义情怀应运而生。那就是：“世界上没有实质上的他者。大家彼此彼此，都是各自环境的产物，同时又是对方认知和认同的支撑物，因而也都是对方的他者”［3］译序13。同时，民族志书写不仅在文化批评上变得更加理性和尖锐，而且也抓住了批判的重点和核心。比如，格尔茨认为，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中所揭露的，与其说是关于道德的问题，不如说是认识论的课题。［13］中文版序XV总之，这一切则成为了推动民族志发展的重要动力。

最后，人类学学科焕发新的生机。人类学在现代社会得以发展，不仅表现在民族志书写实践得到了纵深发展，还体现在民族志书写的价值风范和未来发展上。“反思性是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23］，而以反思为主要特征的理性，追求的是理想至善，而道德法则的使命就是“引起人们对世界上最高的善的关注”［24］63。因此，民族志方法从单向度到辩证法的现代性转换，不仅奠定了现代民族志书写的当代模型，也昭示了其面向未来发展的价值风范，而这种价值风范集中表征于“公共人类学”的倡导和书写中。当前，公共人类学以“公众”为研究对象，关注人类公共之事、书写公众之心、尊重公众诉求及体现公众间平等的实践和尊崇尊重、理解、公开、平等、多元、和谐等学科理念，使其在众多民族志书写范式中脱颖而出，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人类学学科在研究范围和影响力上得到了新的发展。当前，在理论的实践和实践的理论的有机结合下，人类学的实践本性得以彰显。就是有了这样的学科发展理念，才使得人类学学科和民族志书写在当代社会呈现出光明的发展前景。人类学学科焕发新的生机，则又为求真至善的民族志书写提供了广阔而又厚实的土壤根基。

总之，民族志在现代社会实现了方法论上的伟大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于民族志语言与权力间关系得到了调谐、民族志理论与实践在“境遇化”中达到了融合、“文化多样，人性普同”的人类学诉求得以最终彰显，而获得这些成果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志作者的理性自觉。这种自觉源于对人类学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的总结和概括，并得到了民族志书写新一轮实践的证实。因此，民族志方法的现代性转换，不仅使民族志书写的求真至善目标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也使民族志书写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民族志方法变革的过程中，也存在这样那样的忧虑。虽然这种忧虑看起来有些许道理，但笔者认为这种忧虑显得有些过度。我们相信，民族志在其方法论的大变革中，终将获得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