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海洋文化的建构与传播

曹丹

Dec.2017Vol.33No.6

DOI：10.13216/j.cnki.upcjess.2017.06.0010

摘要：闽台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与海洋的联系。20世纪20、30年代，福建知识界学人积极创办发行学术期刊或利用报纸副刊，从文化史、社会经济史、海外贸易史三个研究方向，推动闽台海洋文化之内容建构。这些学术出版实践对于研究材料的征集与整理、科学理论方法的训练与实施、成果的交流与推介等效用顯著，彰显出学术界建设现代学术体制、推动闽台文化传播之自觉，对现代闽台海洋文化的建构与传承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历史局限及困难，包括研究水平、经费匮乏和社会压力等。

关键词：闽台；海洋文化；学术机构；学术刊物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7）06005707

在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中，闽台是与吴越、湖湘、巴蜀等并列的重要区域文化之一，闽台文化最大的特点是与海洋的联系，具有鲜明的涉海性、崇商性、交融性、拓展性。[1]民国初期，中国面临列强瓜分、军阀割据的危机，中国知识分子急切地探寻中国社会文化之出路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涌现、传播、迅速发展起来“到民间去”的新思潮，将福建知识界一些青年学人的注意力引向了地方文化、民间文化。他们依托大学的学术机构，积极阐发闽台文化的丰富内涵与意义，创办发行学术期刊或利用报纸副刊，作为推介学术成果、陈述学术理念的阵地，以建构本土文化之认同。考察这一时期相关学术刊物的办刊宗旨、内容取材、编辑特色、研究方法，并结合其所属学术机构的社会背景，厘清福建知识界学人建构闽台海洋文化的实践方向，可以明确其落实“到民间去”新文化观念、培育本土海洋文化意识的行动策略及历史局限。

一、传播闽台海洋文化的代表性学术刊物

20世纪20年代中期，“北大歌谣、风俗的研究的种子散布在各地”[2]。福建知识界学人开始关注过往历史与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社会和文化深层机制中的影响及作用。他们积极参与、组建学术机构，通过现代学术出版实践加快资料的公布与成果的交流。其中代表性的学术刊物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季刊》、《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民俗》、《民俗周刊》（厦门）、《民俗周刊》（福州）、《民俗周刊》（漳州）、《福建文化》。从办刊宗旨看，这些刊物都致力于地方、民间的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与研究，以扩大国史研究的领域与资料范围，“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3]。这些学术刊物均积极倡导“必须有此结集，始足渐入研究之路”[4]，强调学术出版实践是开展现代学术研究的必备条件。

从办刊机构及其主创人员的学缘来看，这些刊物都与“1926年北大国学门学人南下”这一历史背景联系密切。1926年 10月，厦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特邀名人，从事研究，保存国故、罔使或坠”。林语堂、张星烺、顾颉刚、容肇祖等一批北大学人借鉴北大《歌谣》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办刊经验，创办《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季刊》①、《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在厦门大学期间，顾颉刚等北大学人结识了福建的一些学者，如黄仲琴、陈锡襄、魏应麒、谢云声、翁国梁等。1927年2月，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停办。当时国民政府正着手改革中山大学，聘请名流来校任教是其重要举措之一。顾颉刚、罗常培、容肇祖等学者转至中山大学任职。顾颉刚还相继引荐黄仲琴、陈锡襄、魏应麒等人到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工作。依托顾颉刚的扶掖及中山大学语史所、民俗学会的学术资源，黄仲琴、魏应麒、谢云声、翁国梁、胡张政、薛澄清、叶国庆、林惠祥等学者在学术资讯的获得，以及与其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发表学术研究成果等方面占有较多优势；他们积极开展闽台地方文化调查研究，很快成为传播、研究闽台文化的主要力量。他们的文章时常见诸《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民俗》等刊物，共计100余篇。

在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直接的传播及影响下，福建省内的地方学术社团相继成立。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厦门分会、福州分会、漳州分会相继编印《民俗周刊》，分别在厦门《思明日报》、福建《民国日报》、漳州《漳江报》[5]作为副刊（或称“寄刊”）发行。这些依托当地报纸出版的“民俗周刊”，旨在发扬中国尤其是福建民众的文化。其作者群体主要由福建省内从事地方文化教育、新闻宣传等职业的知识分子构成。1930年12月，福建协和大学国文系部分师生发起成立福建文化研究会，创办刊物《福建文化》，以发扬福建固有文化为宗旨，力图“从研究过去的福建文化来创造改进福建的新文化”。至此，形成了福建知识界学人利用现代学术出版传播闽台海洋文化之热潮。

二、学术刊物传播闽台海洋文化之内容建构

中西文明的冲突构成现代中国民族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新观念的启迪、新学科的创建、新方法的运用，给现代中国文化的各个专门领域都带来了显著变化。与此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显赫的地位，这无可避免地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化内容的历史化倾向。20世纪20、30年代，福建学术界“出现了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及海外贸易史三种研究方向，随着研究成果累积后，得以形成福建研究的规模；并在国史研究领域中，透露了区域研究之先声！”[6]。

（一）文化史方向：海洋文化核心区域的民俗研究

1926年12月，厦大国学研究院成立风俗调查会，由顾颉刚与林幽、孙伏园、容肇祖共同发起。该会倡导从闽南地区（闽台海洋文化的核心区域）入手开展风俗调查活动，然后推广到福建全省，以后再推广到南方各省。为便于征集风俗材料，创办了《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顾颉刚、容肇祖任编辑主任。该刊刊发《风俗调查计划书》，明确指出调查范围涉及：地理、物质生活、社会和政治组织、宗教、礼节、习俗、美术、传说、文艺、杂录等10个方面。倡导科学采用多种媒介记录手段调查普通民众的风俗，“所要收集的材料除用文字记载的以外，还有许多需采样保留的，如赌具、玩具等，或是须影照的，如赛会时的情景服装等”[7]。《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刊发的《平闽十八洞所载的古迹》[8]、《泉州的土地神》[9]等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为青年学者开展方言故事、民间信仰等方面的社会文化史调查研究树立了标杆，带动了一些学者的跟随效法。endprint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民俗》刊发有关闽台文化的文章共计100余篇。据初步统计，其中涉及民间文学的22篇、民间信仰的20篇、方言风俗及特殊民族的19篇、文化史迹的9篇、闽台民俗丛书之序言14篇。所涉及的具体地域主要集中在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及台湾等闽台海洋文化重镇。作者主要有黄仲琴、魏应麒、谢云声、翁国梁、胡张政、薛澄清、叶国庆、林惠祥等。他们努力搜集与介绍闽台民俗材料，这些材料中有不少不但对中国民俗学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而且对现代闽台海洋文化的学术研究，如海神信仰、海滨史迹、海滨风俗、海洋族群、海洋文学及海洋精神等都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厦门、福州、漳州等地方民俗学社团依托当地报纸以副刊（或寄刊）的形式出版发行的《民俗周刊》，所刊发的内容以材料性文章居多，主要涉及礼俗节序的记载、民间文艺的采集，包括歌谣、谜语、谚语、传说、故事、酒令、杂说等，对此有较多述及。地域集中在福州、厦门、漳州等地。福建文化研究会创办的《福建文化》②在内容选材上，也有诸多涉及地方文化史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本省之语言、风俗、民族、史地、歌谣、物产等。从地域上看，有关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等地民间文化、史迹调查等方面的文章占主导，共计90余篇。一些学者在搜集整理民俗材料的基础上，开始分析、探知特定地理空间社会文化特质，了解相应民众之社会心理，以谋求民俗之真意，促进社会改良，集中反映当时闽台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平。

当时福建学者认识到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可以反映一定历史和地理条件下的民众信仰与社会生活状况，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认真研究。他们在宣扬介绍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新史料研究意义的同时，也将闽台文化鲜明的海洋性特质及历史渊源作以阐发。诸如，魏应麒提出“五代闽的时代是中原文化与海滨文化混合的时代，同时也是福建文化过渡的时代，其意义重大……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的混合，海外的交通与今日的华侨，这两点尤为历史上的重大问题”。[10]与此同时，在搜集研究闽台民俗材料的实践中，他们深刻认同闽台文化的一体性、同源性，认同台湾是保持闽文化主要特色的地域。他们强调台湾的开发是福建移民文化在海外的移植，台湾与福建共同组成一个文化区域，台湾民间文艺也具有重要史料价值。诸如，钟敬文提出“台湾境内的人民，除了一部分的土人以外，其他大部分是我国南边福建广东迁过去的同胞，那里现在一切流行于民间的信仰，礼俗，故事，歌曲等，大都仍保存着我们汉族的过去文化之旧。若有心于汉族过去文化，即民俗的搜集，整理，探究，能漠然丢去这些很占重要地位的材料吗？”[11]。

（二）社会经济史方向：对海洋社会经济活动的研究

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列强加紧对福建进行经济侵略。福建省的民族工业、农村经济和手工业的发展举步维艰。福建知识界学人开始注意将民间文化研究与改良民众生活相联系，他们提出“我们想对于乡土有彻底的认识，第一必先明了乡土之历史与掌故，使对于乡土的过去，能发生由衷之追慕；其次，要熟悉乡土之地理，民情，交通，生活等现状，获得真切的认识，能鉴别乡土之优点和缺点，而具有改革之理想及其决心”[12]。1930年12月，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福州分会组织青年学生利用寒假回乡之机代为开展乡土调查，调查项目涉及宗教、生活、制度、人品、社会、艺术。1931年6月至8月，福建《民国日报》的副刊《民俗周刊》连载刊发《我们的江阴》一文，是一篇内容比较详实的海岛社会调查报告。文章作者介绍了其家乡福清江阴岛的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岛民的职业、生活状态、宗教信仰、岛民的痛苦、岛民的国家观念、婚姻制度、械斗的种类等，还关注到海岛居民的生产改良问题，“江阴环海产鱼很多，可惜没有一个专门学识把渔业整顿一下；滨海农民，除种田外，其余时间都拿去捕鱼，捕鱼方法笨滞可怜”[13]。

与此同时，福建文化研究会也明确提出：“我们需要应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以往的东西，更需要自然科学来增加生产发展实业，与社会科学来谋求经济生活的富裕与社会各种风俗制度的改良。”[14]因此，福建文化研究会把航运、渔盐、造船、港口贸易等海洋经济活动也纳入文化研究范畴加以考察。《福建文化》刊发《闽江之内河交通》《福清江阴盐场盐税概况》《马尾船政厂述要》《长乐县黃石下洋等乡村瓷业参观记》《德化之瓷业》《厦门经济概况》《义序乡调查记》等文章，尤其强调要注意到如何改良福建民众的经济生活。1932年夏，福建协和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强（1920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应同窗之邀到地处闽江入海口之川石岛住游，借机探访调查该海岛之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物产经济、民众教育等，后发表《我所认识之川石岛》[15]。1935年《福建文化》刊发张福安（1931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经济专业[16]）的《闽江之内河交通》[17]一文，文章介绍了福州与上海、宁波、天津、台湾等外地海运之交通频次、运输物产等，并制作图表就当时海洋运输之民船主要种类泉州船、山东船、宁波船、台湾船的构造及使用航路和用途之不同作一比较说明。1935年，福建文化研究会组织泉州德化瓷艺考察团，考察团由该会考察组主任王调馨教授、陶瓷专家萨惠隆博士、考古学家沙善德教授等人组成，堪称用科学方法考察研究德化瓷艺的最初一次，摄影三百余张，擎回之陶器碎片重百余斤。[18]《福建文化》刊发《德化之瓷业》一文，并配发陶瓷制作工序实景照片及德化地图等插图，“我们虽没有机会亲自到德化去参观，但看了这些图片便如身临其境一般了”[19]。

（三）海外贸易史方向：对福建与海外诸国密切联系的研究

福建与海外诸国有悠久的文化联系，自宋、元以来，福州、泉州等地成为海外交通的重要窗口[20]，在联通中外贸易上发挥着独特的桥梁纽带作用。1926年12月，《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季刊》创刊号面世，共编录文章12篇，其中张星烺的文章《中国史书上关于马黎诺里使节之记载》[21]、《泉州仿古记》[21]，对泉州在中外交通史、贸易史之重要地位的介绍，对之后的闽台海洋文化研究影响深远，用详实的史料对古代泉州的海上交通、海外商貿、外国人在泉州的传教活动等作了介绍，充分阐发了闽台文化的“涉海性”“交融性”。张星烺提出：“宋世沿海要港开埠通商者，以泉州为最盛。吾人居今代欲知宋元两代中外交通及海外贸易情形则研究其时泉州之状况，或可藉以略知一二。”[22]这些研究成果让福建知识界学人充分认识到闽台文化鲜明的中西文化混化之特色，“在最近东西洋学术接触上，大约自中世纪已开始，自马可波罗游记可考见宋元时代西方商人与阿拉伯教士，皆由泉州入港……此亦为关系福建文化之一大问题”。[23]endprint

1927年，经顾颉刚推荐，黄仲琴任中山大学教授、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委员会常务委员，“主理本所一切碑帖编目事宜”。其间，他对闽南、粤东等地与海外诸国的贸易交往、文化交往等做了诸多考证研究。他考察泉州之清净寺、漳州回墓、厦门清真寺等古迹，发表《闽南之回教》[24]一文，提出闽南的回教之传播起于外商，中兴于武人；考察宋末最著名之阿拉伯人蒲寿庚兄弟遗族及其遗迹，发表《蒲寿庚兄弟遗族及遗迹》[25]一文，指出泉州自南齐以后，即有波斯狮子等国人航海而来；考察中世纪泉州海岸商船停泊之处所，市舶司故址及其变迁，发表《泉州谈荟》[26]一文。1928年，“晤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矢野，文学博士仁一，論及漳州与长崎商业上之交通”，之后黄仲琴依据中国清代旧书《瀛寰志略》《何如璋出使日记》《王之春通商始末记》《薛福成出使日记》、厦门志、漳州府志、石码海关档案等文献记载，写成《漳州与长崎之交通》[27]一文，寄帝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并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发表。该文介绍了长崎与中国有关商业上之交通情况、漳州与外国贸易之关系、漳州之市场等内容。文章提出，漳州曾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贸易枢纽，交通便利，外贸发达，应加强其港口贸易管理，重视发展当地的造船业。

三、学术刊物传播闽台海洋文化之实践策略

如何广泛搜集研究材料，如何推行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整理研究材料，如何拓展编著成果的社会影响，都是当时学术机构进行学术出版实践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研究材料的征集： 图绘影拓与文字记述并重

当时这些学术机构已认识到，地方史迹对于整个中国文化史自然有直接的关系，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竭力向书本上收集资料外，还应从事史迹之实地考察。遍及泉州、福州、漳州等地的丰富史迹对于闽台文化史关系尤为重要。为推进材料的搜集，学术机构通过学术刊物刊发调查计划书、征求启事、调查表等形式广泛征集各类研究材料。除文字材料外，这些学术机构重视民间物品的搜集，并注重摄影、拓片、绘图、列表等记录手段在材料搜集过程中的运用。厦门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期间，1926年10月31日至11月3日，张星烺、陈万里赴泉州拍照，拓片唐朝外国传教士墓碑，郑和下西洋经泉州行香纪念碑、清净寺、天主堂、开元寺等古迹，并查阅中外交通史料。[28]之后，张星烺发表《泉州访古记》[21]一文。1927年初，当时还是厦门大学学生的薛澄清跟随该校教员艾克（艾谔风）博士到泉州考察，“始得一瞻郑氏（郑成功）故里所在”，并找到非常少见的《泉州府志》。[29]后依据这些资料撰写发表《郑成功历史研究的发端》[30]一文。1935年，时任《福建文化》主编的朱维之利用春假到漳州调查古迹名胜，约请翁国梁担任《漳州史迹》的编纂整理工作。《福建文化》刊发《漳州史迹》专号，共55题，约10万字，分为4大类：“山”（12题）、“水”（11题）、“城市建筑”（18题）、“寺庙祠墓”（14题）。同时配发实地拍摄的漳州海滨史迹照片，如“东山风动石”“晚浦归帆”等。朱维之评价《漳州史迹》在内容上具有四大特色：（1）经过详细的考究；（2）搜集传说丰富；（3）是福建民族史研究的新开端；（4）文、语杂糅的文体。[31]

（二）研究方法的推行：刊文、授课、讲演等渠道并行

这些学术机构倡导集中在较小的地理区域内，综合统计学、社会学、人类学、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等多学科方法开展实地调查，记录整理材料； 并采用刊文、授课、讲演、学术通信等多重公共传播渠道推行科学理论、方法。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对民俗学的相关理论方法共刊发14篇文章予以介绍。一些学者还整理了闽台文化相关研究书目在刊物上发表，供读者参考使用。如《关于研究天后资料书目》[32]、《关于郑成功历史研究的材料》[33]、《福建文化研究书目》[34]等。1928年，中山大学“语史所”与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联合举办民俗讲习班，12位讲课的教师学科背景众多，都以自己的专业知识联系民俗事象作理论阐述。[35]1933年，福建文化研究会邀请魏应麒开讲“福建民俗学及宗教神话研究”，陈遵统（陈易园）开讲“福建文学史”，王治心开讲“福建文献研究”。[36]福建文化研究会还时常邀请国内外对于福建文化素有研究之学者作公开讲演，以拓展青年学生的文化研究视野，所有演讲内容均在《福建文化》发表。“每次公开讲演，青年学生莅会者通常都不下数十人，无不饱载而归。”[37]

（三）研究成果的推介：结集、专栏消息、刊序等方式并用

当时，学术机构将已经刊发的某类文章结集成书也渐成风气。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学丛书30余部，其中有关闽台文化的共5部，分别是：魏应麒的《福建三神考》《福州歌谣甲集》，谢云声的《台湾情歌集》《闽歌甲集》，吴藻汀的《泉州民间传说》。此外，中山大学民俗学会厦门分会、漳州分会也曾对征集的材料进行整理，编发了一些福建民俗丛书：谢云声《福建故事》（8集）、吴藻汀《泉州民间传说》（2集）、伍远资《郑成功传说集》、翁国梁《漳州民间故事集》（2册）、《漳州歌谣》。[38]这些学术刊物开设“学术消息”“新出版物介绍”等专栏，发布学术机构研究动态，推介丛书新刊等。谢云声的《闽歌甲集》，魏应麒的《福建三神考》《福州歌谣甲集》等在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多次被推介。学术刊物还通过刊发一些结集作品的序言、引言、读后感等，比较详尽地介绍相关作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阐明研究现状、研究方法，以启发引导读者的关注与兴趣，拓展成果的社会影响。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该刊曾刊发“序言”类文章近50篇，其中有14篇“序言”专门推介有关闽台文化的民俗学丛书。

四、学术刊物传播闽台海洋文化之历史省思

综观20世纪20、30年代闽台海洋文化传播历程，北大学人的南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带动作用。特别是顾颉刚的扶掖与引荐，使得一批闽籍青年学者迅速成长为当时传播研究闽台文化的重要力量。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福建文化》推出第26期“郑和专号”后，一度中断出刊活动，1939年福建协和大学内迁福建邵武，标志着这一传播热潮的结束。事实上，从开始到结束，这一传播热潮也存在一些历史局限和困难，包括研究水平、经费匮乏和社会压力等。endprint

（一）研究水平

尽管当时从事闽台文化研究的学者们已经认识到“史书所得无论如何只是断碎的材料，不能构出什么精细的系统……今日最重要者在于实地调查，如人种、语言、宗谱、风俗及其传布区域，都须详细记载起来”[39]。但在学术实践中，他们仍主要依据古今有关闽地的诸多文献著述之记载对地方事象加以考证，深入实地的、系统的调查研究总体上还是比较欠缺的。一些学者由于他们的正职（如学校教员、报刊编辑、政府职员等）已花费了不少精力，他们只能将一小部分业余时间投放到地方文化资源的考察整理上，不少研究工作未能深入开展，学术出版也难以长期坚持。与此同时，作为当地报纸的副刊出版发行的《民俗周刊》，时常由于版面篇幅的限制，将一篇文章分若干期发表而影响整篇内容的连贯性。其各种专号的内容讨论都不够详尽，有时几个相似的题目，就凑成一种专号。经常有读者反映刊物内容“太过注重于描写而忽略于批评……这种播音式的演讲、传筒式的记录，又与人类生活时间或空间的需要有什么相干呢”[4]。针对质疑之声，这些刊物时常刊文宣扬新史学之治学路径，强调“在研究学问上，搜集材料是第一步的，求出其系统是第二步。把这些系统拿来应用，又是一步。这虽说是两步，其实距离远得很”[40]。

（二）经费匮乏

由于没有稳定的经费支持，这些学术机构时常经费匮乏，一些调查计划、出版计划往往被迫取消。厦门大学办国学研究院期间，张星烺因无款办事，觉得“此间情况不见甚佳”[41]。1926年11月，厦门大学拟出国学研究院丛书，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征信录》入选出版计划，后由于经费等方面问题，并没有出版。1929年该书作为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正式出版。魏应麒主持的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福州分会也时常面临经费困难，在筹设民俗陈列室、发行民俗丛书方面，虽已有许多民俗物品可陈列，虽已有许多民俗丛书稿件拟发行，但终因无“钱”而一时未能举办。[42]中山大学民俗学会也因经费不够充分，未能多作实地的调查。厦门、福州、漳州等地的民俗学分会创办的《民俗周刊》都没有自行出版单行本，而是作为当地的报纸副刊出版发行，主要都是由于经济问题。但从当时地方报刊机构愿意与本地的学术机构合作、为之提供副刊版面的角度来看，则说明当时“到民间去”这一新文化思潮已为福建新闻界所欢迎与接纳，国民党背景的报刊机构、民营背景的报刊机构都积极参与到传播本土文化、民众文化的蓬勃浪潮中，逐渐引起南京国民政府的一些关注与认同。1932年10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准许本系统内部可以咨请搜集各地词曲歌谣等材料，特令各省市教厅局并案征集。[43]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也曾倡议各省、各县设文献研究会。

（三）社会压力

20世纪20年代，知识界学人用“科学方法与精神”整理探究地方文化、民间文化，但对民众生活尚缺乏深入的理解，也没联系當时的社会革命运动。他们曾一度认为：“改革社会者从我们的材料的根据，去提倡改革某种的风俗，我们固是赞同，但不是我们学问里的事情。”[44]有读者向他们提出建议：首先，要注意民俗材料所表现的各时代的社会状态——政治、经济、文化等。其次，要注意民俗材料其空间的群众——作者所代表的社会意识与地位。再次，要用科学有计划、有系统、有组织的方法来探索发现民俗材料中必然的因果律，为促进合理社会做准备。[45]与此同时，当时福建政局分裂割据严重干扰阻隔了学术机构的文化调查、经济调查等实践活动的正常开展。1927年4月至1932年12月，福建进入国民党海军系新军阀统治时期，实现所谓的“闽人治闽”的局面。而事实上，这时的福建仍处于三派五个小军阀割据统治下： 福州、厦门、金门、东山、泉州等海口的海军系杨树庄一派；漳州、龙岩一带的系张贞、陈国辉一派；闽北、闽西的系卢兴邦、郭凤鸣一派。[46]这些小军阀在明争暗斗中各谋自己力量的发展，各地土匪、民团之间频繁混战。虽然1932年蒋介石派十九路军进驻福建，改组福建省政府，福建政治基本统一，但对于福建境内的地方民团势力的招抚与改编，直到1936年10月才基本归于结束。1932年《福建文化》主编王治心表达对福建文化研究会未来工作的几点希望，其中提到“我们希望时局的清平，内地土匪的肃清，使我们所计划的调查团，探访团，可以出发到全省的各地……我们希望我们的会，扩充到全省各地，各地同志可以有分会的组织。我们希望将来与厦门大学能够合作进行”[36]。

五、结语

福建地处东南海滨，境内又山岭重叠，民国初期在交通落后、尚未建立密集的报刊出版销售网络的情况下，对于国内外学术新思潮的接触常常落后于北京、上海以及江浙等省。20世纪20、30年代，在北大国学门学人南下之历史契机的作用下，福建省内的大学、研究机构、图书馆、学术期刊这些现代学术发展所依赖的学术媒介、现代学术体制相继建立、发展起来，让“到民间去”这一新文化思想、新史学观念能够落实下来并逐渐开展。福建知识界学人“到民间去”收集新史料，观察、考证地域文化变迁、地理沿革、风土人情等，为后来的闽台社会史、文化史的研究著述提供了很多丰富而又真实的史料。他们宣传并在一定范围内普及了民俗学、新史学、社会学知识，影响更多青年学子热心于乡土文化资源的考察，这对于现代闽台海洋文化的建构与传承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福建地方性学术社群网络的初步形成，现代学术机构与报刊媒介配合，传播“科学整理民间文化，改良民众生活”之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海洋文化的精神内涵，开拓了闽台海洋文化传播的新境界。

注释：

① 该刊由于经费困难，校长林文庆提议缓出等原因，最终没有刊印。创刊号的文章后来大多在其他刊物发表。

② 《福建文化》共38期，本文对该刊的相关统计为其第1期至第26期（1931—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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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夏畅兰

Marine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Fujian and Taiwan：

Based on Academic Journals（1926-1937）

CAO Dan1，2

（1.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07， China；

2.School of Humanities，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Fujian 350108， China）endprint

Abstract： Fujian and Taiwan cul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marine culture. In 1920th and 1930th， Fujian intellectuals actively edited and published academic journals and newspaper supplement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Fujian and Taiwan marine culture from three aspects of cultural history， history of social economics and history of oversea trades. These publishing activities made significant effects in data collecting and processing， training and implementation of scientific theories and methods， and communication and spread of research results， etc. They highlighte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academia of constructing modern academic system to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of Fujian and Taiwan culture and had important impact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modern marine culture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However， there were some historical limitations and difficulties， including the level of research， lack of funds and social pressure， etc.

Key words： Fujian and Taiwan； marine culture； academic institutions； academic journals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