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历史教科书研究的元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吴莎莉

晚清民国时期，伴随民族危机不断深重，救国救亡观念日益苏醒，社会各界纷纷呼吁历史教学要担当起培养学生爱国心、民族自豪感的重任。为促成历史教育发挥功用，时人曾对历史教科书展开大量研究，这些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具有怎样的特点？本文通过搜集、整理晚清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研究文献，借助SPSS软件对文献进行统计、分析，以期呈现晚清民国历史教科书研究的特点及内在原因，也为现今开展历史教科书研究提供资料参考。

一、研究方法

检阅当时的历史教科书，其命名多为“本国史”“世界史”“外国史”“西洋史”“东洋史”；今人所言之“教科书”，时人或曰“历史教材”“历史课本”，或将二者混用。结合当时的用语习惯，笔者以“教科书与历史”“教材与历史”“本国史”“世界史”“外国史”“西洋史”“东洋史”等为检索词，在“超星发现”学术搜索平台、“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进行限定时段（1840-1949）的模糊匹配检索，再对结果进行筛选，最终保留198条检索结果。

二、晚清民国历史教科书研究情况分析

（一）晚清民国历史教科书研究的整体趋势

为了解阶段特征与整体趋势，依据执政主体和国家主要矛盾的变化，将所搜集文献的发表时间划分为五个时段（1840-1911；1912-1927；1928-1937；1938-1945；1945-1949）。从198篇文章的发表时间中可以发现，各时段的文献数量，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阶段为界，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见图1柱形图）。其中1912-1927年间与1928-1937年间的文献数量均为57篇/本，同为“峰值”，此后时段文献数量开始下降。由于各时段年限长度不一致，为进一步探求其间规律，本文将各时段的文献总数量除以这一时段的年限，得出该时段内年均发表的相关文献数量（见图1折线图），其趋势与文献总数先升后降的趋势大致吻合。

图1：晚清民国历史教科书研究文献数量统计图

上述变化趋势从侧面表明社会变革对学术研究的重要影响。具体而言，1840-1911年，历史教科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各项指标均较低。1912-1927年教科书研究文献数量出现“峰值”，原因在于1912年，教育部下令：“凡各种教科书，务合乎共和民国宗旨，清学部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①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资料来源于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页。新旧之际，如何编写符合共和国宗旨的新式历史教科书，成为历史学术界、教育界讨论的热点；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与‘弱政府’的现实，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历史境遇”。②石鸥、吴小鸥：《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上），湖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48页。在迫切的教学需要与宽松的学术、教育氛围共同作用下，历史教科书大量编制，针对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也大幅增加。1928-1937年间，在稳定的政局和三民主义“党化”教育旗帜下，学术研究持续发酵，从文献数量上看，虽然与前一阶段同为“峰值”，但年均文献数量1928-1937年胜过1912-1927年，且胜过其他时间段，这一时期的研究可谓最为活跃。到抗战爆发，中国国土大部沦陷战火，教育科研受到极大影响，集中于上海一带的出版业也遭受沉重打击，故年均文献数量下降。1945-1949年，国共两党在政权上的斗争日益激烈，双方均重视通过教育来争取执政话语权，所以时间虽短，但年均文献数量较多。

（二）晚清民国历史教科书研究的文献类型分布情况分析

1.文献类型分布整体情况概述

就笔者所搜集到的文献，图书有28本，占比14%；政府公报、行政类刊物49篇，占比25%；期刊文献121篇，占比61%。文献类型的分布情况表明，当时针对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主要以短篇教育类期刊论文方式呈现，系统性研究的长篇图书较少。较多的政府公报、行政刊物文献，也反映出政府对历史教科书进行监督管理的重视。公报类文献里中央级的公报数量多，如晚清时期《学部官报》、①晚清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学部）的机关刊物。民国时期《教育公报》各登载相关文献6篇、19篇；其余则主要为地方级教育官报或教育公报，如《四川教育官报》《浙江教育官报》《四川省政府公报》《江西省教育公报》《广西教育公报》等，其内容多是对中央决议的传达实施，个中透露出晚清民国中央与地方在历史教科书监管领域的相互配合。

2.期刊类文献分布情况分析

期刊类文献数量最多，期刊来源也最为繁杂，为充分管窥晚清民国历史教科书研究的全貌，有必要对其进行更详细的分析。期刊类文献主要发表在教育类（70篇，约57%）和综合类刊物（35篇，约28%）。此外，还有少量文章来自高等院校校刊（10篇，5%）、史地专业类刊物（6篇，3%）。

期刊文献中，教育类期刊占绝对优势，说明历史教科书研究的主力军集中于教育领域，这类研究更注重从历史学与教育学相结合的学理角度剖析历史教科书。综合类期刊主要面向社会大众，如《安徽儿童》《晨报副刊》《国粹学报》《语丝》《集美周刊》等，在这些期刊发表的文章学术性不及专业类和教育类期刊浓郁，主要是从社会、政治等义理角度对历史教科书进行品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历史教科书研究不仅受到教育领域的关注，社会民众的关注度也较高。高等院校校刊主要有《大夏周报》《师大月刊》《厦大周刊》《北京高师教育丛刊》《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校友会汇刊》《清华大学学报》等等，研究既有大学历史教科书，也有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反映出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互动。

（三）晚清民国历史教科书研究的学段分析

由于49篇公报类文献主要是教科书审核、禁令等内容，与学术研究尚有区别，故省去（后同），剩余149篇/本研究呈现清晰的学段分化特征。绝大部分研究集中于中小学，文献数量高达130篇/本，占比87%；高等教育如大学、专业学校等次之，仅占8%，专业学校包括高等师范教育、华侨教育等；民众教育又次之，仅占3%，本文中定义的民众教育指对社会大众普及历史知识与自修教育。

结合时代环境，晚清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研究的学段分化与当时教科书需求与编制数量的学段分化有密切关系。晚清民国之际，废科举、办新学，全国各地普遍开办中小学新式学堂，开展新式教育，而高等教育及其他专业教育则相对较少。由于中小学教科书需求量大，当时编制的新式历史教科书，主要集中于中小学段；而由于需求小，且编写难度大，高等教育或专业教育阶段的教科书出版量甚少。显然，历史教科书的研究对教科书的出版有极大依赖，所以呈现出明显的学段分化。

（四）晚清民国历史教科书研究的主要内容分析

除公报类文献外，晚清民国时期历史教科书研究内容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是对具体版本历史教科书的介绍与评论；第二类主要探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第三类是对国外历史教科书相关情况的介绍，包括编写、审核制度等方面；第四类是针对教科书编制大纲、编制标准的探讨。另有部分研究主旨不甚明晰，故舍去。

1.具体版本历史教科书的介绍与评论（30篇/本，20%）

针对具体版本教科书的研究，在评论、纠谬的过程中也间接提出自己对教科书编写的见解。此类研究涉及到的版本较多，如关于蒋维乔、汪荣宝、陈衡哲、应功久、何炳松、罗香林、吕思勉等所编写的历史教科书的介绍与评论。主要从学理性的史实错讹、行文龃龉，义理性的教科书与主流价值观匹配程度展开评论。

除评论名家编写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外，还有一些文章颇带有时代特色，如《记冀东“新订小学历史教科书”》一文，文章中所批评的历史教科书是在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治下区域使用的，①1935-1938年存在于中华民国河北省东北部，是受日本控制的傀儡政权之一。作者先讲述这本教科书的“得之不易”，随后大量摘录目录以及部分章节内容对其展开批判，针砭书中篡改历史事实、以貌似态度“中立”实则亲日伪善的做法，文章结尾慨然叹曰：“中国人乎！读此文后，请为自己的子孙设想！”②么么：《记冀东“新订小学历史教科书”》，《宇宙风》1936第21期，第462页。

2.历史教科书编写探讨（93篇/本，62%）

如何进行历史教科书编写，是教科书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学术研究经世致用的体现。这类研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汇是“爱国”“民族观念”“爱国性”“公民爱国精神”“非常时期”“民族英雄”“民族名人传记”“乡土历史教科书”“公民教育”等，多主张教科书中应增加以上内容，以适应国家危急、民族危亡时期爱国教育的需要，激发学生的民族自信心。

此外，还有方法论指导的文章，即程国璋发表在《史地丛刊（北京）》上的《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法》，③程国璋：《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法》，《史地丛刊（北京）》1923年第2期，第1-14页。该文对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研究的方法和途径进行示例。文中将当时国内通行的五个版本教科书进行横向对比，比较了它们在页数、字数、分期、文化史与政治史内容的多寡，得出时兴教科书存在事实选择繁冗、文化史内容太少、社会经济及人民生活状况太缺乏、各期材料多寡太不合时宜等问题。还将中国与英美国家的历史教科书进行比较，从外观形式、材料选择、编制思想方面，肯定国外历史教科书的长处，提出编辑新教科书的注意要点，如“政治史无关紧要之事迹，当量与删除”，分期及分章节要以社会情况的变更及事实为主，教科书要文字浅易、文笔生动、叙事逼真，对插图插画的选择、问题的选制、参考书、印刷装订等方面均提出了切中肯綮的建议。文中所运用的比较研究法、对文化史的关注等方面，对开展历史教科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国外历史教科书相关情况的介绍（6篇/本，4%）

介绍国外相关内容的研究，涉及日本、美国、苏俄，研究主题为国外历史教科书编写的材料选择及使用情况、国外历史教科书审定制度的介绍，此类研究经历了逐渐深入、学科意识逐渐明晰的过程。晚清时期，学科分科化概念尚不明确，研究都是综合性、多学科的，历史学科只是诸学科内容之一，如山西大学堂译介的日本《应用教授学》、④神宝小虎原：《应用教授学》，西师意译述，山西大学堂译书院译，山西大学译书院，1905年。张国安编写的《日本寻常小学教授法研究报告》，⑤张国安编：《日本寻常小学教授法研究报告》，山西督政署秘书厅，1918年。都仅少量涉及历史教科书研究。20世纪“以西学分科为基准来认识和调整既存中国学问,是许多学人遵循的主流取向”，⑥罗志田：《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03第1期，第107页。学术分科进一步明确，专门对国外历史教科书进行研究的文章也逐渐出现，如《世界教育新潮：美国：历史教科书须受检定之决议》介绍了美国历史教科书的检定制度。⑦T.C：《世界教育新潮：美国：历史教科书须受检定之决议》，《教育杂志》1923第10期，第22页。1941年，中共中央机关主办的《解放》刊物，曾刊登斯大林《怎样写历史：关于近代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⑧斯大林：《怎样写历史：关于近代史教科书纲要的意见》，《解放》1941第134期，第41-42页。文中主张以政治革命为近代史教科书的编写主线，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4.教科书编制大纲、课程标准的探讨（4篇/本，3%）

这类文章仅有4篇，其中有两篇文章是转载及简要介绍历史教科书编制大纲、编制标准，学术研究性较弱，另两篇文章则针对教科书的编写大纲与课程标准阐发各自观点。在《高中西洋近世史编制大纲》中，⑨祁蕴璞：《高中西洋近世史编制大纲》，《山东教育月刊》1930第6期，第112-113页。祁蕴璞以“革命”为选材标准，将高中西洋近世史的教科书编写内容拟定为五大革命思潮——文艺复兴（意大利为中心）、宗教革命（德意志为中心）、政治革命（法兰西为中心）、产业革命（英吉利为中心）、社会革命（俄罗斯为中心）；而孙正容在《本国史时期划分的研究：兼评部颁高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划分时期的不当》中，则主张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切现象，其前后彼此都是互相关联的，不应简单地以朝代变更、国家兴亡、改革活动等进行分期。作者阐述了以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为对象将本国史进行分期的方法及优缺点。针对当时的初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将本国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四时期的做法，作者表示“既不取四种特征的任何一种；而时间的分配，也不甚适合。因为中古时期所包含的时间太长，于研究上、讲授上得不到分期的便利。只可视为官场上的公牍而已”。①孙正容：《本国史时期划分的研究：兼评部颁高初中历史课程标准划分时期的不当》，《图书展望》1936年第11期，第24-27页。编写大纲与课程标准对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具有指导性意义，良好的大纲及标准，是优秀教科书编写的保证，但显然，晚清民国时期，此类研究相当匮乏。

三、结 论

（一）1928-1937年间是晚清民国历史教科书研究的高峰

1928-1937年间有关历史教科书研究的文献数量最多，除去公报类文献后的相对数量仍最多，年均文献量也最多，是晚清民国历史教科书研究的高峰。首先，从文献数量上来说，文献数量是57篇/本，占各时期全部文献数量的28.7%，其中图书12本，占图书类文献总数的39.2%。其次，从研究主题上来说，有36篇/本文献着眼于历史教科书编写，且中小学、大学或专业教育、民众教育三个学段都有涉及。其三，从学术研究的发展脉络上来说，晚清时期，关于历史教科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北洋政府时期，文献数量虽有较快增长，但政府公报类文献数量占比较大，学术意义上的教科书研究发展仍较缓慢，而到1928-1937年间，学术研究进一步累积发酵，成果逐渐丰硕，超越前期。

（二）研究所涉及的教科书种类多样，尤重视乡土历史教科书

除公报外的149篇文献中，除了研究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外，还有大学教育、各类专业教育（如高等师范教育、华侨教育）、民众教育等。较多文章都关注到了乡土历史教科书，晚清时期的国学保存会还组织学者编写了一系列乡土历史教科书。重视乡土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及研究，一是为“保存国学（粹）”，其实则暗藏使历经晚清以来已经被边缘化的“中学”重回典范的努力（“中学”涵义与“国学（粹）”等词汇相近）。二是乡土教科书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由乡土历史出发，逐渐将历史学习的范围扩大，让学生由近及远认识历史，激发爱国心、公民心和历史创造者的自豪感。但当时的乡土教科书主要是以县为基础单位进行编写，当时也有人提出要重视群众生活的基本单位——村，编写“村历史”。②参见苏佛：《“村历史”教材刍言》，《战教月刊》1942年第3期，第3-4页。

（三）文章发表以历史教科书出版机构所办刊物为主要依托

笔者所搜集的期刊类文献，教育类期刊的不仅数量多，其期刊来源也最为广泛，并呈现出文章发表以历史教科书出版机构所办刊物为主要依托的特征。《中华教育界》刊载历史教科书研究的文章最多（8篇），其次是《教与学》（7篇）、《教育通讯（汉口）》（6篇）、《教育杂志》（5篇）。除《教育通讯（汉口）》外，其余都由教科书出版机构主办。《中华教育界》为近代教科书出版业巨头之一的中华书局主办；《教与学》为正中书局筹办，正中书局初以编印各级学校教科书为主营业务，后交由国民党管理，迅速发展壮大，直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局等齐名；《教育杂志》为商务印书馆主办，其办刊宗旨为“研究教育，改良学务”。教科书主流出版社主办教育杂志，发表研究教科书的文章，不仅带有领军效应，而且以编促研、以研促编，可更好地为教科书编写和研究服务。此外，还有众多的地方教育刊物，如《东北教育》《贵州教育》《湖南教育》等，它们对历史教科书研究的关注，反映出研究受到各地的重视，但地方教育刊物发表的相关文章数量总体而言非常少，未形成研究规模。

历史教科书研究是改进教科书、改进教学的有效方法，今天进行历史教科书研究的主题日益多样化，成果也十分丰硕，但多集中于横向研究当下通行版本教科书与纵向研究不同时期的教科书，学术史回顾也仅关注今人的历史教科书研究，对于历史时期当时人如何研究历史教科书还有待进一步挖掘，这也是考验历史教科书研究如何“与历史对话”的试金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