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核问题与结构实力

辜学武， 柯小俊

(波恩大学 全球研究中心， 波恩 53113)

从本质上来讲，当今世界面临的所谓朝核问题是一个区域小国与若干世界大国的利益冲突与博弈。按照传统的硬实力理论和软实力理论，朝鲜应该早已败下阵来了，因为它既无其他大国所拥有的硬实力，也无与其他大国相媲美的软实力。如何有效且不带偏见地解释这一现象，是学术界面临的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理论问题。本文试图从结构实力的角度梳理朝核问题博弈的逻辑结构，探讨朝鲜实力的结构源泉，并解释朝核问题现状的结构机理。

当前，世界上三个主要的政治与军事大国——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都深度参与了朝核博弈。美国和中国一直是这一博弈的积极参与者，俄罗斯则在苏联解体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暇顾及其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诉求，呈现远离东北亚的疲态。近年来，随着与西方关系的不断恶化，俄罗斯开始尝试返回东北亚，并以中国的战略伙伴的姿态重新积极介入朝核问题。

事实上，朝鲜早在1950年代便在苏联的指导下开始对核技术的学习和研究，并于1960年代建立宁边核反应堆，此后三十多年一直积极进行核能研究。本文所指的朝核问题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朝鲜开始研究核武器之时，其后由于朝鲜与美韩两国长期纠缠于《半岛无核化协议》和《朝核问题框架协定》中的双方责任义务，以及布什政府上台后改变克林顿政府的对朝接触政策，宣布朝鲜为“邪恶轴心国家”，最终朝鲜在2002年公开表示自己正在研制核武器。自2006年以来，朝鲜进行了六次核武器试验，导致半岛和东北亚局势持续紧张，特别是在2016年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当选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半岛局势曾一度逼近战争边缘。

自本世纪初，特别是在朝鲜退出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多次进行核导试验导致朝核问题矛盾逐步激化以来，可以看到相关大国对半岛和平和朝鲜去核的追求存在价值和方法这两个不同的分析层面；这两个层面代表了不同的目的以及相应行为者的不同需求，并且这些目的和需求在实现途径上也呈现出相互纠缠的面貌，以至于很多人无法将“和平”与“去核”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两个层面上的一致性、可协调性和矛盾性区分开来。

简而言之，在朝核问题上，和平与去核在价值理性层面上的一致性体现为，中美两国都表示既要争取让朝鲜放弃核武器，又不以武力冲突为手段；可协调性体现为，中国在争取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以及在实际操作上首先强调不能生战生乱的“和平”项，而对“去核”项则认为是一个需要因时因势、分阶段、互有回报的长期工程(即“双暂停”)。矛盾性则是因为朝鲜核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牵扯到当前主要大国的地缘博弈问题，而在这一博弈当中，“和平”与“去核”可能是冲突的，因为对美国来说，“和平” 与“去核”只是两个工具，两个从理论上可以帮助其实现在亚太地区大战略的工具。华盛顿如何选择其中一个工具或如何同时组合这两个工具，取决于它如何理性思维，即它如何判断该工具或工具组合符合其更高层面的战略利益。

正是因为这一基于各类“优先考虑”的大国需求不一致，才造成了朝鲜回旋空间逐步扩大，最终，金正恩不仅在2018年宣布朝鲜核武已成事实，而且在此情况下还能迅速使中美这两个原本对其大力制裁的大国都转而拉拢自己——事实上，朝鲜正是看到、利用了这一矛盾性所代表的权力结构，并把握住了中美权力结构中的支点环节(即大国需求)，使其为自己所用。这种利用相关大国间的需求不一致而使自身获利的做法是朝鲜作为小国自古以来的生存之道。朝鲜现在能实现阶段性成功——既实现了拥核，又不会遭到大国打击——无疑是巧妙地利用了大国战略落差形成的结构空间。这种既没有软实力辅助又没有硬实力支撑而依托结构杠杆力来实现自己战略诉求的现象，可以称为“结构实力现象”。

一、 结构实力理论

什么是结构实力？结构实力和其他实力有何不同？学界对于“结构性的实力”的正式讨论开始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Krasner(1982)185在对实力的结构属性以及“元实力”(meta power)的讨论中将“机制”(regime)设定为影响国际政治行为和结果的中间变量，他在论述“因果变量—机制—结果”的三段论时，将机制表述为一个“处于因果变量和结果/行为之间的干扰变量”，换言之，包括物质实力和资源在内的实力基础要想形成结果和行为，则需要通过“机制”这个结构性的中间环节才能得以成功。

Guzzini(1993)在论述结构实力时则是从哲学层面提出了一个基于“行为体-实力”(agent-power)和“结构-统治”(structure-governance)的二分法。Guzzini认为，Krasner所说的介于实力-因果变量和结果之间的“机制”概念事实上可以被还原为另一种实力资源，他的“权力-机制”二元其实只有一元。因此，Guzzini(1993)471，473提出了自己的二分法：他将“行为体实力”(agent power)定义为“可以转化资源并以此影响社会关系的能力”，同时将“统治”定义为“通过对选项进行社会建构以影响社会关系”的“主体间实践能力”(capacity of intersubjective practices)。在这一基础上，一方面结构通过统治生成结果，结果再通过认同、偏好等社会模式来影响行为体；另一方面，行为体通过实力导致结果，而结果也会通过主体间建构来影响结构。

真正将“结构实力”概念影响力最大化的是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国家与市场》一作。斯特兰奇首先将实力划分为传统的联系性实力和结构性实力两个面向，她认为(1994/2012)21，联系性实力就是强迫他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的能力，而结构性实力则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其他国家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科学家和别的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些结构中活动”。除了在本体上对两种属性的实力做出定义，斯特兰奇亦提出了一套操作层面的分析模型，即她认为结构性实力有安全、生产方式、金融和知识四个来源，这四个实力来源组成了结构实力的完整面向。

不过，斯特兰奇对实力的理解从本质上来讲是非结构性的。在她看来，实力只是一种在不同场景下将诉求变为现实的能力进程。现有的多数研究认为，斯特兰奇无论在宏观本体论方面还是在认识论层面上都不是一个典型的结构主义者，虽然她对“结构实力”这一概念在学术讨论中地位的提升功不可没。事实上，斯特兰奇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固化与静态的分析视角，即用几种给定了的实力或资源或结构特征(如Guzzini的二分法或Strange的结构实力四来源)先天框定为结构实力的组成部分。这样的框定虽然追求了理论和分析框架的简约，但它却忽视了国际场景的本质是一个随时处在运动变化中的现实——人们无法用一套或几套静止、并列的指标去反复衡量动态的社会现实。既然社会现实是动态的，而一个人也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每一个场景下的社会特征和权力特征都不会与上一个场景相同，那么也就不可能有一套包罗万象的固定分析指标。因此，本文认为，由于场景的不同，哪些因果变量最能够对结果产生影响也是不同的。

对此，辜学武(2013)给结构实力赋予了三个属性，即杠杆力属性、多维度属性和状况属性。这三个属性中最能体现结构实力特性和有别于传统软硬实力的特征是“杠杆力属性”，即“以小博大”“四两拨千斤”这一核心属性；而“状况属性”则是本文视角下结构实力的分析起点，即状况属性是杠杆力属性这个核心属性的场景确定机制，也就是前一段说到的那种会在不同场景下决定哪些变量最能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属性；最后，“多维度属性”是这个核心属性的分层评价机制。 从某种程度来说，杠杆力属性是结构实力理论的核心特征。既然结构实力的核心是一个杠杆，那么在以这一理论框架分析问题时，最关键的一步则是确定杠杆是什么、杠杆支点在哪以及杠杆如何运作。

德国学者Kremer和Pustovitovskij (2012)以及Pustovitovskij(2016)运用博弈论思维及基欧汉和奈的相互依赖理论，将这个杠杆设为产品资源(goods)和需求(needs)之间的关系，即谁能处理好自己的产品和需求，将有价值的产品资源提供给博弈中的A和B，则谁就可以成为对AB博弈结果起决定作用的“外部选项”(Outside Options，简称OO)——这反过来又要求A和B能在另一个平行博弈局中成为C的“OO”。

在Kremer和Pustovitovskij的文章中，杠杆的性质成为操作资源与需求的能力，或曰“相对化资源的能力”(relativization)，亦即将自己的产品变得更稀有，同时降低别人产品的稀有性，谁具有了这一能力，谁就占据了杠杆的支点，谁就可以撬动地球。Pustovitovskij在他以结构实力理论对朝鲜的分析中认为，朝鲜之所以能在中美的三角关系中两面得利、两者都拿它无可奈何，是因为朝鲜一方面最小化了自己的需求，让自己的国家对于经济发展、食物、大多数先进技术等的需求维持在最低限度，使自己几乎不依赖于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它却凭空为各大国制造了诸如核威胁、难民威胁等安全和稳定需求，而且这一安全需求只有它自己才能解决。因此，朝鲜在这一状况下便具有了让两个超级大国围着自己转的结构实力。

而状况属性作为结构实力理论的分析起点，其主要指的是一切博弈场景对结构实力的激活和限定情况，这一属性的意义在于确定上一个“杠杆力属性”的杠杆支点所在。如果没有一个具体博弈状况的存在，任何现存的结构关系在政治上都是毫无疑义的。“具体情况”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这个具体的场景能够对博弈各国的“需求”(也就是杠杆支点的位置)进行定义和框定，而这也就决定了各行为体所拥有的资源和“筹码”的分量，从而决定它们在这一博弈过程中所占据的位置。

正如强大的美军在阿富汗战场却无法战胜在政府军和塔利班内部都有血缘关系的地方家族，这是因为在这一场景之下，“美军改造民主阿富汗”这个故事的架构框定了这一博弈中各种需求和资源将占据的位置。那些关系广泛的地方家族拥有对于美军“维持当地关系网”和“以夷制夷”需求至关重要的在地化资源，而美军虽然财大气粗、武器先进，但它来到阿富汗不是为了(也不可能)把所有敌人杀光，而是所谓要“将阿富汗人民从塔利班恐怖分子手里拯救出来”；同时，美国人的到来也不是阿富汗人的请求，这也决定了美国人比阿富汗人更希望能够“体面地离开”。因此，这一场景就决定了在地化关系资源比飞机大炮资源更重要，美军对地方家族网络的需求比阿富汗人对美军的需求更“刚性”，从而决定了阿富汗地方家族在博弈中的结构性优势——这也体现出了状况属性的定义支点功能之外的限定范围功能。

在这一逻辑下，结构实力还有它的多维度属性。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一个国家在博弈中是否能占得先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基于多结构互动中产生的杠杆力有多大”(辜学武，2013)32。换言之，这一“多维度”的分层属性体现出的是一种“积分模式”，即在每一个场景划定了的各种需求范围之下的博弈评价机制。全球化造成的跨国相互依赖排除了“全能第一”的可能性。既然没有全能第一，那么就涉及各项评价指标的设定和计算的问题。虽然对政治事件的一些特性进行量化评价的可操作性和可信度目前还存在疑问，但结合上述“状况属性”的逻辑，在具体的事件中还是可以看出哪些相关指标将会获得更高的加权。如在2016年菲律宾向所谓“国际仲裁庭”起诉中国这一事件中，由于由西方掌握话语权的国际社会首先就将这一事件框定为所谓“小国弱国菲律宾反抗大国海权霸凌”的博弈场景，那么在这一情境下，对于所谓道义资源的加权和国际话语权的加权显然高于对军事实力的加权——甚至在这一情景下，过于强大的军事实力反而会成为这场博弈中的“负资产”。因此，可以说这一“多维度属性”是对上述“状况属性”框定出的各种需求之间的消长以及中和对比做出质性评判的机制。

综上所述，状况属性确定博弈场景和支点所在，杠杆力属性体现杠杆的撬动运作情况，多维度属性进行撬动和博弈的综合评价，一个结构实力的完整过程图景就蕴含在其中。下面本文将使用这一分析框架对朝鲜在朝核问题博弈中操作结构实力的情况进行回顾和梳理。

二、 朝鲜在朝核问题中对结构实力的运用

回顾历史，朝鲜曾成功加以操作并从中获利的结构实力杠杆多是基于各类需求交换逻辑的多层结构博弈过程。

“二战”后特别是近年来，朝鲜参与的半岛博弈主要有两个大三角结构：首先就是中美朝这一在朝鲜半岛占主导地位的博弈结构，另一个是承袭自冷战时期中苏朝三角博弈的中俄朝结构。在今天的中美朝博弈结构中，由于两个大国不仅势均力敌，而且在很多议题上都存在根本性的观点分歧和需求的不同，因此朝鲜可以成为中美朝三角关系的中心，并在很大程度上利用大国需求的不同，通过这种需求差异来为两者提供“差异化”服务，从而将自己打造成一个“需求顺差”者。

与此不同的是，朝核问题中的中俄两大国总体诉求是一致的，并且双方为对方提供的外部选项(OO)远多于朝鲜可以提供的“OO”。而朝鲜一方面需要本地区的中国作为利益攸关者提供的基本保障，另一方面亦想要在中国对其态度趋严时获得俄罗斯相对温和的帮助。因此，朝鲜在这一场景下虽然仍可以利用中俄之间在具体问题上的态度差异来施展“杠杆力”，但总体来看，它作为一个“需求逆差”者，无法完全做到像在中美之间那样(甚至无法像1960年代后在中苏之间那样)“分而治之”。朝鲜利用它独一无二的结构实力来撬动各个“杠杆”的效果可以从以下两个典型的案例场景中得到验证：

1. 中美朝博弈结构

冷战后特别是近年来，中美在东北亚地区围绕朝鲜半岛的博弈是一个典型的地缘博弈，这一场景决定了它的权力博弈结构具有布热津斯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geopolitical pivots)概念的特点，也就是说，该场景决定了朝鲜的重要性以及它能站在地缘杠杆的支点上的原因“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或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Brzezinski, 1997)41。

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将和平与发展看作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题。对于正在力图实现“中国梦”和“两个百年”目标的中国来说，东北亚地区的任何地缘动荡不仅会打破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还会严重滞后中国发展目标的实现。这样一个大的世界背景和地区背景更加为朝鲜的“脆弱状态”提供了加权。而在这一背景下，即使朝鲜有着明显的脆弱状态，任何对它的武力行动都会被框定为“缺乏正当性”或“缺乏逻辑性”的选项。

在朝鲜半岛博弈中，美国放在台面上的诉求是在朝鲜弃核的基础上实现半岛和平。但对美国来说，在回答“和平”与“去核”中的一项(甚至是两项)“作为工具理性是否符合其更高层面的战略利益”这个问题时，华盛顿当局要看该选项作为工具能否帮助其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大战略。对自今年年初以来已明确将中国定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White House, 2017;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18)并挑起对华贸易摩擦的美国来说，现在最大的亚太战略和需求就是遏制中国、压服中国，朝鲜半岛的任何动作都要有利于而不是阻碍这个大战略的实施。

换言之，美国在这一场景中更大的“打击”目标是中国，而不是朝鲜。事实上已有分析人士开始建议美国要好好利用朝鲜因素，如日本《日经亚洲评论》刊文称：“特朗普对朝战略的核心是遏制中国” (“At the core of Trump’s North Korea gambit is the containment of China”)(Chellaney, 2018)；防务重点智库(Defense Priorities)研究员Willis L. Krumholz(2018)表示，“有核的朝鲜同时也是中国的问题，朝鲜和美国之间关系的持续改善对北京来说将是一个损失” (“A nuclear North Korea is China’s problem too, and any sustained improvement of ties between North Korea and the U.S. would be a loss for Beijing”)。

持同样观点的还有Zhang Hongyu和Kevin Wang(2018)。他们通过在《国家利益》(TheNationalInterest)上的刊文更加直白地声称：“默许朝鲜保留极少但可信的核威慑能力有利于美国利益，因为它可以在中朝关系中制造摩擦” (“A tacit agreement to allow the DPRK to retain a minimal but credible nuclear deterrent is advantageous to U.S. interests in that it maintains a source of friction in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在这个前提下，朝鲜越是大动作，美国就越有理由在中国周边部署重兵(Pawlyk, 2016; Holmes, 2017; Lockie, 2017)。而一旦局势向着有利于遏制中国的方向发展，对美国而言，朝鲜去不去核、去核计划是不是“可验证的”也就不重要了。

事实上，自从特朗普在2018年6月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成功实现了会面(特别是对华挑起贸易摩擦之后)，他的政府就对于朝鲜弃核问题表现得不再如过去一样急切了。特朗普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先后多次对朝鲜表示：“我们没有时间限制，也没有速度要求”(“We have no time limit. We have no speed limit”)，“我们正在着手进入程序，不过我们的关系非常好”(“We’re just going through the process, but the relationships are very good”)(Labott, 2018; Hurst, 2018)；近期，特朗普甚至在一次选民集会上表示，他现在“已经与金正恩相爱了”(Rampton, 2018)。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需求，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傅莹(2017)在她刊登于布鲁金斯学会的长文中有非常明确的阐述。她表示，“在朝核这个涉及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坚决反对核扩散”。同时，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认为，“不管是谁，如果要在半岛生战生乱，那就必须为此承担历史责任，为此付出相应代价”(新华网，2017)。这一系列表态确定了中国对朝核问题的需求是反对核扩散和“不能生战生乱”，但中国官方关于“生战生乱将要付出代价”的表述显然分量和语气更重。这一“以不能乱为优先考虑”的观点也为许多分析人士所认同(如：Calamur, 2017; Haass, 2018; Dittmer, 2018)。他们研判，一旦半岛发生战事，在大量难民涌入中国的同时，美国及其日韩盟友的势力将会非常具有正当性地直接来到中国边境线附近，或许还会出现中国军队与美国军队正面交锋的情况——这都是正在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而努力保证经济增长的中国所不愿看到的。

在此情况下，朝鲜深知自己“脆弱状况”的价值以及中美两大国的需求。因此，它作为表面上处于弱势的小国，却经常扮演可以提供“差异化服务”来满足某一方需求的外部选项(OO)的角色，并以此来换取对方在另一个场景中成为自己的“OO”。这种“差异化服务”体现为：它时而用难民问题和核试验为中国“制造”稳定需求以换取中国对它的依赖，时而用远程导弹为美国及其盟友“制造”安全需求以换取它们对自己的依赖；同时，朝鲜还会从更高的战略层面为中国“描绘”一幅自己完全倒向美国的虚拟场景，或为美国“描绘”一幅自己完全被中国控制的虚拟场景，以此一边让美国成为撬动中国对其缓和的“OO”，一边让中国成为撬动美国对其缓和的“OO”。

同时，在制造需求和适时满足那些由它自己制造的需求之外，朝鲜还通过利用其中一方将另一方资源“相对化”的办法来化解来自大国的压力。正是这个长期以来经济上高度依赖中国的朝鲜，现在做出了要实行“改革开放”的姿态，似乎要对各国投资打开一扇门缝，以此来稀释中国经济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朝鲜也利用中国近在咫尺的强大军事力量作为降低美国对其进行军事打击可行性的资源。这一系列操作最终的结果就是，朝鲜不仅成功地拥有了核武器和洲际导弹，同时中美两个大国对它突破红线的行为不仅无法达成共识进而实施实质性打击，反而还都因为朝鲜一些姿态上的让步对其大加赞赏。

2. 中俄朝博弈结构

中苏朝/中俄朝博弈是朝鲜历史上“环境最优”的一种大国间博弈模式。这一博弈场景首先确定了其具体状况是在伙伴间争取更多支持的“人民内部博弈”。以朝鲜战争时期朝鲜借苏联之力调动中国参战为例，在这场博弈中，博弈的场景决定了中苏这两个可以决定朝鲜命运的大国由于各不相同却又互为表里的物质需求给了朝鲜一个从中获利的杠杆支点：朝鲜看准了苏联对远东不冻港和势力范围等的需求，并利用这种需求撬动了中国对苏联援助和中苏友好的需求。这里苏联和朝鲜互为“外部选项”(OO)，中国和苏联互为“OO”。虽然中国当时在朝鲜并没有什么具体需求，亦没有太多介入的资源，且苏联和中国都不愿意自己出兵与美国直接对抗，但是朝鲜却可以利用苏联对自己的物质需求结构，让既想获得朝鲜的战略要地来弥补损失又不想亲自上战场且拥有中国急需资源的苏联成为它撬动中国参战的“OO”。而在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以后，朝鲜又利用基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和道义杠杆不断为中国和苏联制造“得道多助”的需求(并适时满足两大国的这种需求)，从而在中苏两大国间左右摇摆、左右逢源，以换取两大国的安全保障和经济支援。

在本世纪以来的朝核问题当中，虽然中国和美国逐渐成为两个主要当事大国，而俄罗斯则更多地表现出在联合国安理会与中国同进退的态度，但在这个不同于冷战结盟的时代，俄罗斯作为一个有着独立主权的大国，其在朝核问题上也会有自己的具体利益诉求——特别是基于地缘考虑的国家利益。处在两国关系历史上最好时期的中国与俄罗斯在朝核问题上总的态度是一致的，即反战、反核和反对朝鲜政权更迭所造成的动荡；但在一些具体考量上，中俄双方的优先顺序是略有差异的。

在战略层面，俄罗斯在帮助解决朝核问题时同样也想要扩大在东北亚格局中的影响力。冯玉军(2018)17认为，近年来与西方交恶的俄罗斯逐渐向东转，开始将介入朝核问题当作扭转局面、提升国际影响力的手段。他分析道，“俄罗斯在朝核问题上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感，担心自身实力下降和影响手段有限会被排除在东北亚安全格局重组进程之外”，并认为“为避免被边缘化，俄罗斯经常出现策略上的摇摆”。

在分析朝鲜核武开发给俄罗斯的安全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时，林利民和程亚克(2017)28则持一种否定的观点。他们指出，俄罗斯与日本一样，“都不真正惧怕朝核武开发，并认为朝搞核武开发对中美韩形成了牵制，而日俄则相对逍遥”，俄对朝核谈判的态度也是“能参与就乘势扩大影响，不能参与就作壁上观”。Sarah Lain(2017)也认为，参与到朝核问题中来，除了能给俄罗斯带来地缘和经济收益，还能“给俄罗斯提供那种它常常梦寐以求的国际尊重”。在这些动机的驱动下，俄罗斯虽然在2017年以来联合国安理会的几乎历次决议中都与中国一起表示同意加大对朝鲜经济制裁的力度，但也曾出现过2017年4月独自否决制裁决议的情况，以及出现放松关于雇佣朝鲜劳工和对朝鲜能源进出口制裁力度的争议[注]参见观察者网：《获友谊勋章、收朝鲜劳工 俄罗斯谋求深化与朝鲜关系》，https://www.guancha.cn/global-news/2017_03_29_401215.shtml；俄罗斯卫星网：《俄远东发展部：为朝鲜劳工提供3200个工作配额》，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807211025934752/; The Guardian, “US Accuses Russia of Covering up North Korea Sanctions Violation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sep/17/us-russia-north-korea-sanctions-violations-nikki-haley.；此外，俄罗斯方面在谴责朝鲜进行核试验的同时，一直都在表示经济制裁不利于解决朝核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曾说：“对朝鲜制裁没用，朝鲜宁愿吃草，也不会放弃核计划”(环球网，2017)。而且，俄罗斯也一直在积极筹措、开展涉及朝鲜的经济开发与投资计划，如俄方在2018年半岛局势得到缓和之后就迅速推进包括交通、输油管道项目在内的俄朝或俄韩朝三方经济合作项目[注]参见俄塔社：“South Korea, Russia, North Korea May Implement Big Trilateral Projects — Moon Jae-in,” http://tass.com/economy/1010252；Washington Post, “Russia Wants to Build a Bridge to North Korea. Literally,”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worldviews/wp/2018/03/24/russia-wants-to-build-a-bridge-to-north-korea-literally/?utm_term=.7a40f147af32 .。

对于俄罗斯与中国的这些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细微态度差别，善于在大国间平衡与博弈的朝鲜自然不会不加以利用，并以此来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甚至有韩国学者认为，俄罗斯通过取代中国可以获得巨大收益并成为新的地区平衡者，并建议韩国也效仿朝鲜的方法利用俄罗斯，以在中美之间保证自己的战略独立(Lee et al, 2018)113-130。对于朝鲜而言，欢迎俄罗斯介入朝核问题和半岛事务可以被看作它能提供给俄罗斯的“外部选项”(OO)，而在朝鲜满足了俄罗斯进入东北亚地区并扩大影响力的同时，它获得了俄罗斯相对温和与宽松的对待。相较于中国对朝鲜大搞核武实验和恶化地区安全局势的行为所采取的严厉措施，俄罗斯的温和无疑对朝鲜是一个极大的满足，因为它满足了平壤对“OO”的需求，以中和其所面临的来自中美的巨大压力。对于这种情况，事实上中国和俄罗斯方面也有类似认识。如在2017年4月俄罗斯的那次联合国安理会反对票之后，中国《环球时报》于该年4月26日以一篇题为《俄罗斯是在用朝核问题“怼”中国吗？》的社论分析俄罗斯在朝核问题上的态度。该文章表示，中俄作为坚定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虽然不可能每次都表现得像一个人，但中俄关系不是那种在对方核心利益领域互挖墙脚、互相拆台的关系；不过该文同时也指出，“朝鲜很愿意加强同俄罗斯的关系，缓解它因中国制裁受到的损失”，并强调“从朝鲜的角度说，它一直希望制造、利用大国分歧，这是它的一贯策略”。与之类似，有俄罗斯官方背景的媒体《透视俄罗斯》也承认(2015)，“朝鲜同样对(朝俄)两国关系正常化感兴趣，希望利用俄罗斯来平衡中国的影响”，但同时表示“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可以看到，尽管中俄在对朝核问题的态度上有这些具体利益诉求的不同，但是从全局上来看，俄罗斯与中国关于朝核问题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一现实决定了在中俄之间朝鲜能做的更多的是利用俄罗斯在制裁问题上较为温和的态度来“相对化”中国在2018年之前对其趋严的立场。但是中俄双方很清楚，从全球层面来看，它们对对方的需要都会大于它们各自对朝鲜的需要，双方为对方提供“外部选项”的能力也都远大于朝鲜的能力——换句话说，与美国和冷战中后期的苏联不同，对俄罗斯来说，中朝悬殊的资源储备决定了它不可能因为朝鲜而和中国发生冲突，相较于朝鲜，它更需要的是中国的支持；而对美国来说，它越来越积极地操作朝鲜问题本来就是为了遏制中国。这决定了即使朝鲜非常善于为大国制造需求并以充当解决这些需求的“外部选项”来撬动大国，但在中俄具体诉求存在差异、根本利益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朝鲜虽然也可以操作“杠杆力”的相对化功能来挽回一些损失，它对“差异化服务”的操作空间已远达不到它在中苏和中美之间的水平。因为在前两个场景下，“中苏朝状况”甚至“中美朝状况”都是两个大国要通过互相“争夺”朝鲜来针对对方，而在中俄朝之间，朝鲜才是那个要争夺外部选项(OO)或者说是存在“OO逆差”的一方。

三、 结 语

朝鲜之所以能在战后的历次大国博弈中获得主导地位和自己需要的结果，首先是因为它作为夹缝中的小国所具有的出色的“察言观色”能力，用结构实力的语言来说就是，它能很好地把握“状况属性”，从而判定结构杠杆的支点所在。无论是在中苏之间关于朝鲜战争的博弈或是中苏分裂以后分别大力拉拢朝鲜的博弈，亦或是近年来在中美和中俄之间的博弈，朝鲜分别把握住了中苏场景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志之间的内部问题，中美场景则是在和平发展这个世界主题下的地缘问题，这两个博弈场景不仅定义了对朝鲜有利的支点位置，而且都排除了那些朝鲜没有资源进行交换的杠杆支点，这使得朝鲜可以有机会也有可能通过制造和满足大国需求来撬动一方制衡另一方。其次，从结构实力的杠杆力属性可以看出，在这一类场景下，朝鲜之所以能够用手头不多的资源撬动世界大国，主要是由于大国间的利益相悖、大国间的需求落差和大国间的着力偏差所致。正是这一多重的结构失衡导致了东北亚地区权利空间碎片化。碎片化的直接后果就是，大国无法集体对朝鲜采取致命性的措施，甚至还会在不同的议题和层次上各自为朝鲜所用，这就为朝鲜这个夹缝中的小国提供了从中获利的真空地带；加之朝鲜能够非常好地将自己的需求控制在最低限度，并可以利用结构状况的优势凭空为大国制造非常致命的需求，以满足这些需求来换取大国在其他议题中的回报，因此这也就是朝鲜如何得以在大国之间进行撬动的杠杆操作。

不过，作为夹缝中生存的小国，朝鲜在大国间进行以小博大、借力打力的操作时对于场景和环境的要求也很高。由于结构实力的核心落在一个需求和交换的逻辑基础之上，这就决定了小国利用结构杠杆撬动大国的前提是大国之间的全球战略和根本需求的不一致。正如在中俄朝三角关系当中，虽然俄罗斯与中国在一些具体议题上的优先顺序略有不同，但由于中俄两国在最高战略层面有着高度一致的立场，且中国和俄罗斯对彼此的需求(以及为对方提供需求资源的能力)都远远大过对朝鲜的需求，因此，朝鲜通过提供“差异化服务”从而撬动杠杆的空间已被大幅压缩。诚然，朝鲜在具体的操作层面仍可以利用中俄之间的细节差异来为自己换来些许喘息的机会，但已失去“外部选项”光环的它，无法再做到像在中苏和中美之间那样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