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与“狐狸”：伯林与麦克莱伦的马克思研究模式

凌菲霞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世界许多地方都在筹备和举办纪念活动。对于这位破解人类历史发展之谜的思想大师，最好的纪念就是研究他的思想，并对这种研究进行反思。马克思是西方人，西方学界对他的研究由来已久且成果丰硕，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研究有许多模式，本文拟探讨其中最具对照性的两种模式，即以赛亚·伯林所代表的刺猬模式和戴维·麦克莱伦所代表的狐狸模式。

以赛亚·伯林是当代西方思想史（history of ideas，又译“观念史”）研究的开创者，他的马克思研究在西方学界影响很大。戴维·麦克莱伦曾是伯林在牛津大学指导的博士生，后来成了国际知名的马克思研究巨匠。西方学者认为，“伯林使马克思研究成为受人尊重的学问，麦克莱伦则使之成为流行的学问。”aT.Carver，“McLellan’s Marx：Interpreting Thought，Changing Life”，in Marxism，Religion and Ideology，edited by D.Bates，I.MacKenzie，and S. Sayers，London：Routledge，2016，p.32.麦克莱伦虽在很多方面师承伯林，却在马克思研究模式上与伯林迥然有别。比较他们的研究，可以例证这两种模式的差别以及各自的利弊，从而为中国学界提供借鉴。

一、刺猬模式与狐狸模式

刺猬与狐狸之分是以赛亚·伯林的一个影响很大的学术见解。他所说的刺猬与狐狸分别对应着一元论（monism）和多元论（pluralism）。b伯林曾提到过刺猬与狐狸只是有趣的学术比方，但很多人对此过于郑重其事了。然而，“批判一元论”以及“一元与多元的分歧”是伯林思想史研究的中心主题。本文在此突出这个主题，所根据的是伯林思想史研究的总体情况，并不限于他在《刺猬与狐狸》一文中的论述。刺猬型思想家把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归因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观点、某个连贯分明的理性体系或某个普遍的原则，并基于此观点、体系或原则理解、思考和感受一切事物。狐狸型思想家则追逐许多往往互不相关，甚至彼此矛盾的目的，善于捕捉生活中多种经验与对象的现象和本质，但又不试图把这些经验和对象归入某个一成不变、无所不包的一元解释体系。cI.Berlin，“The Hedgehog and the Fox”，in Russian Thinkers，edited by Henry Hardy and Aileen Kelly，London：Penguin Books，1994，p.22.

伯林认为两者的区别标志着思想家之间最为深刻的差异所在，这种差异是他对思想家进行观察与比较的根据和出发点。dIbid.，p.23.事实上，在伯林的思想里，刺猬与狐狸所分别对应的一元论和多元论有着较为复杂且多层次的分歧。（1）一元论认为所有人类问题，无论是知识还是伦理问题，都可以通过寻求单一或普遍的方法、命题、理论获得理解或解决，多元论则认为不可以用一种命题来表述或简化我们各种不可化约的多样命题和经验。（2）一元论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都统摄于前者的逻辑实证方法。伯林则认为不能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文科学，因为人文科学关注人类生活中“个别”的独特性及彼此间的差异，而自然科学则寻求可以解释整类现象的一般性规律，关注的是“类”、相似性和规律性。eI. Berlin，“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History”，in Concepts and Categories：Philosophical Essays，edited by Henry Hardy，London：Hogarth Press，1978，p.138.他反对历史决定论和历史必然性，重视自由意志、个人选择和个人责任。（3）一元论认为宇宙是和谐统一的，事物的真理或问题的答案能够彼此兼容并形成某个单一整体。伯林的价值多元论认为，真正的价值观很多并且经常相互冲突。选择或实现某些价值观，必然意味着牺牲另一些价值观，很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唯一的答案，他反对将“正确”方案强加于人。aI. Berlin，Liberty，edited by Henry Hardy，Oxford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213—214.

换言之，主张一元论的刺猬看到的是“一”，并有一个“关乎整体的观点”，以一种方法统摄一切学科并由此推出政治和伦理方面的单一价值观——例如，西方长期处于中心位置的理性主义和科学传统。主张多元论的狐狸看到的则是“多”，并没有一个“关乎整体的观点”，体会到（尤其人文学科）现实的繁杂，注重个体经验、个体间特殊关系、日常生活活生生的经验以及个别事件和现象等。因此，看到“一”还是“多”是刺猬与狐狸的根本区别。相应地，本文将刺猬型与狐狸型思想家所采取的研究模式分别称为刺猬模式与狐狸模式。

有趣的是，伯林认为《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对形形色色的人物、事情有超凡洞见和生动描绘，是那个时代的头号狐狸。然而，托尔斯泰追求的是浩大的一元整体、一元论的人生观，向往刺猬的见识和眼光，表达出一种决定论、宿命论。bI. Berlin，“The Hedgehog and the Fox”，pp.20—57.向往刺猬却成了狐狸，可见刺猬与狐狸之间也是有一定张力的。

刺猬是伯林的靶子，是他批判的对象。然而，作为伯林学生的麦克莱伦，似乎并没有继承导师的这种批判观点。这点在他们对待马克思及其思想的态度上尤为明显。鉴于马克思主张唯物史观，他们都认为马克思是刺猬型的思想家，且都被马克思的刺猬模式所吸引。不过区别在于，伯林是出于强烈的批判立场而研究马克思的，他为自己理解了“一个与自身格格不入的人物的思想”而感到自豪cM.Ignatieff，Isaiah Berlin：A Life，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98，p.139.；麦克莱伦则出于对刺猬的浓厚兴趣而研究马克思，他认为马克思全面看待事物的普遍理论契合了他的某种形而上学本能或追求——寻找一种包罗万象的东西，它虽不是所有东西的答案，却是思考世界的一种全面的方法论。d“Film Interviews with Leading Thinkers-David McLellan”（2013-02-15），http：//upload.sms.cam.ac.uk/media/1407133，Retrieved by 2017- 05-28.

马克思的刺猬模式是伯林和麦克莱伦研究马克思的共同出发点，但伯林批判之，而麦克莱伦向往之。在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下，两人的马克思研究会有什么不同呢？伯林批判刺猬的“一”，追求狐狸的“多”，但在他自己的研究中，特别是在对马克思的研究中，他是否真的践行了狐狸模式呢？麦克莱伦欣赏刺猬的“一”，对狐狸的“多”没有表态，是否就采取了刺猬模式呢？抑或他们也有托尔斯泰式的南辕北辙？要回答这些问题，有必要从两人的思想史研究和马克思研究入手探讨其各自采取的模式。

二、伯林刺猬模式的两重性

身处牛津大学分析哲学圈子中的伯林却在思想史研究中独辟蹊径，他的这一工作正是始于其24岁时所撰写的《马克思传》。此后，他研究了启蒙运动自然主义、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家以及启蒙运动批评家和浪漫主义思想家等。其中，刺猬型的思想家以及作为研究方式的刺猬模式是他批判的对象，可是，在批判过程中，他本人却不自觉地使用了刺猬模式。伯林反对刺猬却变成了刺猬，这体现了他的刺猬模式的两重性。

纵观伯林的思想史研究，可发现他对刺猬模式的批判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1）批判普适法则。哈曼反对无所不包的普遍抽象体系，认为这会使人们看不到杂乱无章、难以预见的独特现象或因素。aI.Berlin，“Introduction”，in Against the Current：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edited by Henry Hard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3，p.58.伯林赞同哈曼，并认为柏拉图、黑格尔、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等是持一元论的刺猬。bI.Berlin，“The Hedgehog and the Fox”，p.22.（2）反对以科学证明哲学，主张自由意志。他认为，洛克、贝克莱和休谟通过假定心灵为容器、“观念”为物理界的质点而将哲学改造成一种自然科学、一种机械论、一种类似万有引力的理论。在他们的影响下，孔狄亚克、拉美特利、伏尔泰等甚至把哲学家设想成工程师、解剖家等。cI.Berlin，“Introduction”，in Enlightening：Letters 1946—1960，edited by Henry Hardy and Jennifer Holmes，London：Chatto and Windus，2009，pp.67—89.根据伯林分类法，持有这些观点的启蒙思想家是刺猬。相反，维柯反对笛卡尔试图用数学这一种知识来同化一切知识形式，并提出了多元知识观，认为研究“外部”非人的物质自然领域以及人类“内部”的道德、艺术、语言、思想感情领域须有两种不同的探索方法。dI. Berlin，“Vico’s Concept of Knowledge”，in Against the Current：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pp.141—149.拜伦强调意志的不可征服性，发起了唯意志论哲学，并影响了雨果、叔本华、拉马丁、诺蒂埃、瓦格纳等。eI. Berlin，“The Lasting Effects”，in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edited by Henry Hard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p.131—146.因此，这些反启蒙思想家和浪漫主义思想家是狐狸。（3）在价值观上，伯林赞同孟德斯鸠，认为不可能存在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类问题的普适之法，也没有终极合理的判断标准以评价人的各种目的。fI. Berlin，“Montesquieu”，in Against the Current：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p.180.

事实上，伯林批判了自柏拉图以来信奉无所不包之思想体系的理性主义者、经验主义者、实证主义者、唯心主义者和现象学家等。同时，他关注多元论在人类知识、政治、伦理和美学等多个领域的表现。他的整个思想史研究就是对刺猬型思想家以及刺猬模式的漫长且坚持不懈的斗争。

根据伯林的上述研究，不难发现他的思想史研究模式——批判刺猬模式，辩护狐狸模式，思想家因此被分成刺猬与狐狸。这样的二分法犹如他的理论“眼镜”，他戴着这副分类之镜观照了他选中的所有思想家，他们要么是刺猬，要么是狐狸，此外并无他类。这样，刺猬狐狸之分实质上成了他的某种一以贯之的原则、某种单一普遍的方法，就此而言，伯林的研究方式本身就是典型的刺猬模式。

具体而言，伯林自己所采用的刺猬模式表现在两个方面。（1）单一、普遍的方法或命题。伯林将所研究的纷繁复杂的思想家和流派转化成一种命题，即刺猬与狐狸之分，并将此命题或方法应用于所有选中的思想家。面对纷繁复杂的思想史，他看到的是“一”而非“多”，只拣选跟自己的理论分类有关的对象，如理性主义、科学传统等，仅仅或主要抓取跟他所阐述的问题有关的事实，而撇开或遮蔽了其他异质的因素。（2）寻求分类和相似性的方法论。伯林在理论上主张，多元视角下人文学科侧重的是个别独特性和差异性，而非自然科学的类型、规律和相似性。然而，在他的思想史个案研究中，他却仅仅根据刺猬狐狸二分的标准来区分思想家，所采用的实际上就是他在理论上所反对的一元方法论。也就是说，伯林的研究模式与其理论主张是自相矛盾的，即：理论上反对刺猬模式，方式上却采用刺猬模式。

伯林的矛盾或反转，以及他的刺猬模式的两重性，典型地集中体现在他的马克思研究上。在伯林的《马克思传》中，他主要勾勒了马克思的一套完整的社会演变理论——唯物史观，此即他日后批判的一元论。不过，在传记中，伯林的批判力度并不大，也没有提出与之相反的多元论。后来，随着伯林多元论的深入和强化，他在后续著作《俄国思想家》《 现实感》《 自由论》《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中再谈马克思时则加大了批判力度，刺猬模式的特征越来越鲜明和突出。

在认识论上，伯林认为，马克思的综合社会理论继承了黑格尔和古典思想家的一元历史观，建立在自我证明的形而上学基础上，把现实看作单一的无所不包的理性体系，以此解释人类经验中的历史和自然这重要的两维。aI. Berlin，The Sense of Reality：Studies in Ideas and their History，edited by Henry Hardy，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96，p.38.在自由意志和决定论关系上，伯林认为，马克思作出了严格的历史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阐述，这表现在：马克思在谴责现存秩序时，将阶级剥削归因于铁一般的规律，而非人性的愚蠢或邪恶等非正义或不幸因素。伯林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过于轻视种族、民族、传统和宗教等非经济因素在历史中的作用，并将这些因素贬低为在历史上没有独立作用的上层建筑或者副产品。bI.Berlin，“The Divorce Between the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in Against the Current：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p.357.对于历史研究方法，伯林认为，马克思采用的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并将之视为探索历史动力规律的唯一途径aI.Berlin， Karl Marx：His Life and Environmen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p.124.；同时，马克思仿效达尔文进化论，探求历史进化的规律，但是他虽在所有思想家中“最敢为人先，却是最不成功的”bI. Berlin，“The Hedgehog and the Fox”，p.32.。伯林认为，马克思对无特殊技能或无土地的工人没有什么亲切感，一生也没有会见过多少工人，工人阶级只是马克思选中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则是置身工人阶级之外的科学家、“观察家、分析家、鼓动家、盟友、赞美者和领袖”等，这样的无产阶级是抽象的范畴、理想化的人群，是做了特殊规定后构建的阶级，“并非真正的工人，而是抽象的人类，有时甚至仅仅是义愤填膺的他本人”cI. Berlin，“The ‘Naivety’ of Verdi”，in Against the Current：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pp.354—355.。换言之，在伯林看来，马克思这样做是在模仿自然科学，关注“类”、相似性和规律，而人文科学则应关注个别现象或个人独特性。最后，在价值观上，伯林提出，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理想或未来是一个和谐合作的全球社会制度，即共产主义，并且只有这一个理想，而没有给福利国家等其他方案留下余地，这体现了他的价值一元论。dI.Berlin，Karl Marx：His Life and Environment， p.228.

综上所述，在研究马克思时，伯林主要选取了与马克思一元论有关的方面——单一理性体系、科学历史观和单一价值观等进行分析和批判。伯林这样做，是为了服务于批判一元论的理论需要，这种做法显然就是他在理论上所反对的刺猬模式。随着研究的深入，伯林趋于只突出马克思作为刺猬的特征，只抓住他的刺猬模式这条主线，而忽略了其思想的丰富内涵、差异特征和发展过程等。由于这些忽略，伯林对马克思一元论的种种评价是否公允恰当也就大有疑问了。

总而言之，伯林一心推崇狐狸，反对刺猬，为什么他本人却成了刺猬呢？这是因为伯林是带着自己的理论立场去研究思想史的，他的目的是辩护价值多元论，而非思想史研究本身。或者说，伯林思想史研究是服务于他的价值主张和立场的，是他达到批判一元论之目的的学术手段。刺猬与狐狸之分是他的逻辑主线，他只关注和搜集能够用这条主线贯穿起来的思想史素材，并集中力量或批判或辩护，从而实现自己的理论意图。正是因为有特定立场和内在逻辑“作祟”，他才不自觉地成为了“刺猬”。因此，伯林说托尔斯泰向往刺猬却成了狐狸，而他自己虽然在理论信念上推崇狐狸，但在研究实践中却是刺猬。

当然，需要注意的是，在伯林的《马克思传》中，他也探究了马克思思想与其社会历史背景的互动情况，并利用书信等历史文献重构了马克思的思想框架及其与同时代思想家的关系，还精心挑选与马克思思想有关的生平事迹不厌其烦地介绍。这些都反映了伯林善于将研究对象的多条线索综合起来的能力，一定程度地体现了狐狸模式的特征。不过，总体上看，伯林的马克思研究模式还是刺猬型的，他的有限的狐狸式做法是从属于刺猬式目的的。或者说，伯林赞赏托尔斯泰对人、事、物、环境之独特性的狐狸式把握，因此其自身也保留了一定的狐狸色彩；不过，随着多元论的强化，他对一元论的批判越发集中，他的狐狸特征便逐渐隐去了。

三、麦克莱伦狐狸模式的典型性

麦克莱伦是伯林的学生，也是有名的思想史家。在伯林潜移默化的影响下，麦克莱伦一方面不自觉地采用了伯林所主张的狐狸模式来研究马克思；另一方面则特别发挥了伯林的马克思研究中有限的狐狸式做法，最终成就了马克思研究之狐狸模式的典

型。麦克莱伦的狐狸模式最鲜明地体现在他思想史研究上的代表作——《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这本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著作是他围绕马克思的观念如何被重新发现的问题来书写的，从历史、经济学、政治学和哲学这几个角度勾勒出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演化的多样性。他的狐狸模式的特点可归纳如下。（1）多样性。表现为对思想家及其思想的多层次多角度的展现：挖掘思想源头、探索历史背景等对观念的影响，如他认为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物化、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总体性等概念都源自黑格尔aD.McLellan，Marxism after Marx，London：Macmillan Press，1998，p.174.；澄清对思想家的误解，如他认为把列宁的政党理论当成布朗基主义来谴责是不符合实际的bIbid.，p.96.；合理公正地评价思想家，如他指出卢卡奇不足的同时也称赞其独创性；联系对比不同思想家之间的观点，如他指出伯恩斯坦和考茨基在众多方面相同，只是存在主观分歧。cIbid.，p.38.（2）全面性、独特性。体现为对重要思想家的关键主题进行全面总结和呈现，而越是全面立体，思想家的独特性也越明显。如第七章《列宁》的政党、革命、帝国主义、国家、民族问题、哲学等。（3）丰富性。呈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复杂繁多。如经济学上探讨资本主义如何及何时崩溃、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马克思经济学如何衰落又如何复兴；政治学上研究党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意识和革命等的演变；哲学上探讨黑格尔渊源、自然科学实证主义及其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等等。

不难发现，麦克莱伦把纷繁复杂的思想和事实按照时间先后和内容主次顺序以简明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并无明显的内在理论立场或逻辑主线。他在思想史研究上并没有一个中心话题，他所看到和认取的不是“一”，而是“多”，并对“多”进行经验主义式的描述：摆事实、就事论事、归纳总结。麦克莱伦的这种模式实际上是对伯林所倡导的狐狸模式的一种继承和发展。伯林是狐狸模式的首倡者，他曾大篇幅褒扬过托尔斯泰的狐狸做法：体会到现实的纷繁复杂，认识到个别的独特性，善于对不同的人物、事情、观点进行对比，敏感于差异和冲突，并予以精确、具体、真实和自然的表达，无任何故弄玄虚，让读者一目了然。如前所述，伯林在自己的研究实践中也一定程度地示范过这种模式，尽管他主要采用刺猬模式。麦克莱伦的狐狸模式与伯林所刻画的托尔斯泰的模式如出一辙，可见麦克莱伦深得伯林所主张的狐狸之道并加以继承发扬。

除了伯林的影响，麦克莱伦的狐狸做法也源自他对刺猬模式的欣赏。麦克莱伦毕生以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为业，他当初之所以对马克思发生兴趣，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他欣赏马克思思想中的刺猬特征。对此，麦克莱伦有自己的表述。a“Film Interviews with Leading Thinkers-David McLellan”（2013-02-15），http：//upload.sms.cam.ac.uk/media/1407133，Retrieved by 2017-05-28.一方面，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满足了他对某种普遍理论的追求，虽然现在他觉得马克思的理论并非如此全面普遍，而且他相信马克思本人也不觉得自己的理论有这种普适性，但这多少反映了他对马克思刺猬模式的认同。另一方面，他热衷于马克思使宗教世俗化或者具体化的过程，这满足了他希望通过政治—社会学的角度去审视宗教理论以及世俗化概念的愿望。他认为，马克思学习了鲍威尔、费尔巴哈之后，觉得他们仍是半宗教的观点，于是要归结出一种脱离宗教的唯物主义。此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早期作品的英译本陆续面世，为麦克莱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同时，英国学界对马克思的评价多为负面的，因此他迫切想要弄清楚马克思本人表达了什么、意味着什么以及现有的评价是否合理等。总之，马克思的理论契合了其形而上学的追求和对宗教研究的兴趣，他因此对马克思的刺猬模式产生同情，并想向学界呈现出真实的马克思形象，以澄清不公正的评价，故而有了他全面解读马克思的狐狸模式。

这种狐狸模式不仅鲜明地体现在他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研究上，还具体典型地表现在他对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研究上。这点从他著作的丰富程度、对马克思的全面评价和同情性批判等方面可以反映出来。

首先，麦克莱伦是西方马克思研究的集大成者，他完成了马克思若干重要著作英文版的编译、马克思早期作品解读和马克思生平与思想的传记这三项重要工作。一般学者只是做了其中一项，有些做了两项，但麦克莱伦三项都做了。他在1977年编译了研究马克思较为全面的基础参考文本——《马克思选集》，这是他在西方很有名的书。他还编译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例证了早期人本主义马克思和后期科学主义马克思的内在连贯性，反对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之间的认识论断裂说。此外，对马克思早期作品的编译和解读，使麦克莱伦被誉为让英语学界关注马克思早期思想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首位重要学者。麦克莱伦还撰写了广受好评的巨著《马克思传》以及其他兼具历史性和理论性的马克思研究著作，塑造了立体且饱满的马克思形象，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清晰且具有启发性的阅读马克思的方式。他先后写就了十几种马克思研究著作，多次刷新学界和出版界的记录。

其次，麦克莱伦从各个领域评价了马克思的思想遗产。他认为：在经济学上，马克思的若干基本原理并不清晰，它们包括劳动价值理论是否可以有效分析现实经济生活，资本主义制度崩溃的确切机制如何，垄断的运动规律如何，等等。在社会学上，马克思把阶级对立简单化，后期他虽然提及中产阶级和非生产性服务业但是尚未加以澄清，而农民问题则是一大空白。在政治学上，马克思显然忽视了民族主义，也没有留下系统的国家理论。在哲学上，马克思留下了黑格尔主义者、人本主义马克思、科学主义马克思、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等纷争。aD.McLellan，Marxism after Marx，pp.1—5.

再者，麦克莱伦对马克思的同情比伯林要多，而他的同情性批判则可通过与伯林的对比来加以呈现。伯林认为马克思“讨厌一切形式的浪漫主义、情感主义和人本主义”bI.Berlin，Karl Marx：His Life and Environment，p.10.，麦克莱伦则通过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深入研究发掘出马克思人本主义的一面。就唯物史观而言，伯林更多地是加以批判，认为这是缺乏道德和政治考察的“科学”历史观，严重忽视了种族、民族、宗教等非经济因素的独立作用。麦克莱伦尽管也指出唯物史观的困难和缺陷，却充分肯定了它对生产力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解释力以及它看待历史的独到视角和方法。麦克莱伦认为：“马克思著作的思想力量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著作的概念结构意味着它不适合处理不具有明显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c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王珍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4页。他指出，唯物史观不同于唯心主义或个人主义书写历史的方法，其解释历史的出发点是社会生产中的经济关系和人们的物质需求，这是一种活生生的历史分析法。dD.McLellan ，Marxism after Marx，p.372.此外，尽管两人都认定马克思是在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历史，但伯林进一步认为，马克思提出历史进化论是对达尔文的仿效；麦克莱伦则指出，在马克思将自己与达尔文直接作比较的唯一一篇评论里，只能看出马克思非常欣赏达尔文的著作，但是并不能表明马克思以达尔文的进化论来研究历史。e麦克莱伦：《马克思传》，第400页。可见，伯林夸大了马克思所借鉴的自然科学的学科范围，而麦克莱伦则把评价置于严谨的文献考据基础上。此外，伯林批评马克思构筑了一个抽象化、理想化、特殊规定化的无产阶级，而麦克莱伦则一方面指出马克思的阶级划分过简，不适合后来出现白领阶层的社会现实分析，另一方面从社会学角度认为，种族划分、民族划分乃至性别划分可能比马克思的阶级划分更符合现实。aD.McLellan ，Marxism after Marx，p.374.在批判上，伯林抓住马克思的刺猬特征，的确有专门而尖锐的效果，但是有批判过头之嫌；而麦克莱伦在批判时既能兼顾马克思本身不同的作品，又能参考历史学、社会学等不同的角度，具有全面、平衡的效果。

总之，麦克莱伦真正地把马克思看作“个别”、独特的研究对象，他涉猎了马克思的大量作品，考察了马克思的多种思想、经验和事实，却不急于将它们化简成某个命题或结论，而是多角度地进行归纳和评述，这些都是狐狸模式的典型表现。此外，他在保留马克思刺猬特征的同时，兼顾到马克思思想的丰富、冲突、变化和发展等，刻画出马克思真实、立体且活生生的形象。

综上所述，麦克莱伦虽在思想趣味上欣赏刺猬模式，但在研究实践中却采用狐狸模式，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反差，而出现这种反差主要有三个原因：（1）他不是带着自己的理论立场去研究思想史的，马克思或思想史本身就是他的研究对象和目的。伯林是思想家，有一套自己的学说和一以贯之的理论逻辑；而麦克莱伦只是学者，既没有个人学说，也不坚持任何特定的解释逻辑。伯林的研究旨在反对一元论，突出他的多元论；而麦克莱伦的研究则就事论事，以描述和解释事实为目的。（2）麦克莱伦欣赏刺猬模式，同情马克思的理论，希望通过全方位的研究来反映马克思著作的真实意思，给予其公正评价。（3）麦克莱伦深受伯林理论主张的影响，并在事实上继承并发扬了伯林推崇有余而践行不足的狐狸模式。

四、两种模式的比较

就刺猬模式而言，不可否认的是，伯林对思想家进行刺猬狐狸划分，的确让人清晰且连贯地把握了众多思想家和流派的关键差异。借助这种区分，他不仅对刺猬型思想家或流派的某些特征——如普遍法则、科学主义和单一价值观等——批判得入木三分，而且对自己的多元论正面主张也表述得旗帜鲜明，从而为狐狸型思想家和流派进行了有力的辩护。由此可见，不管是驳论还是立论，刺猬模式都能做到立场坚定、原则确切，由此得出的结论显得毫不含糊，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都是刺猬模式的优点。

然而，伯林把刺猬与狐狸之分当作思想家之间本质的，甚至唯一的区别，只选取思想家跟一元论和多元论有关的方面来论述，难免会忽视他们之间其他错综复杂的区别与联系，也会忽略思想家其他有价值的思想。更重要的是，这样做也不符合他主张的以多元论为特征的狐狸模式。再者，相较于麦克莱伦的同情性批判，伯林在刺猬模式的影响下，忽视了马克思思想的人本主义等重要特征，在批判马克思一元认识论和科学实证法的时候有失片面；同时，由于缺乏辩证思量、全盘考虑和多方考据，对马克思的评价也无法做到全面和公正。可见，对于活生生人物的思想、他们的流派以及整个思想史，想做到全面真实呈现或客观公正评价，靠刺猬模式显然不行。

就狐狸模式而言，在马克思研究以至整个思想史研究上，这种模式倾向于注重个别对象的独特性、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和经验事实的复杂性，并能统观全局、权衡各方、同情地批判，尤其注意事实的全面性和评价的中肯性。这些优点使得狐狸模式更加适合于那种单纯学术的研究。

然而，若论观点的深刻性和影响力，麦克莱伦并没有什么见解足以抗衡伯林的自由学说，正所谓“狐狸机巧百出，不敌刺猬一计防御。”a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这也是我们在阅读麦克莱伦的作品时难以找到鲜明深刻的中心论点的原因所在，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刺猬模式往往更加吸引人。正是因为刺猬模式的深刻性，伯林和麦克莱伦都被马克思所吸引。就此而言，要想辩护立场、确立原则、主张观点，狐狸模式是显然不及刺猬模式的。

合而言之，刺猬模式和狐狸模式无论在理论原则上还是在研究实践中都不是非此即彼的，而是可以分工互补的，关键是要划清两种模式的界限。如果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理论观点的破与立，就要采取刺猬模式；如果研究的最终目的在于尽可能全面地呈现客观事实，就宜采取狐狸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伯林作为导师，提出了思想家的刺猬狐狸之分，奠定了思想史的研究基调或格局，因而是首倡者、奠基者；麦克莱伦作为学生，特别出色地发挥了其中的狐狸做法，不愧为一名优秀的学生。从这个角度看，一方面，作为学术人物，伯林在总的地位上要高于麦克莱伦；另一方面，单就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言，麦克莱伦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五、结论：两种模式的划界与互补

执于“一”还是兼顾“多”是刺猬模式与狐狸模式的根本差异。伯林在理论上反对刺猬模式，却在研究马克思和思想史的学术实践中采用了刺猬模式，相反，麦克莱伦虽在理论趣味上欣赏刺猬模式，却在研究马克思的学术实践中继承了导师伯林在理论上所倡导的狐狸模式。事实上，这两种模式各有利弊，本文的目的不在于区分高下，而在于厘清界线。迄今为止，西方学界对马克思的研究模式主要是刺猬模式，如伯林、马尔库塞、哈贝马斯、萨特、阿尔都塞等，这些学者往往只抓取马克思思想的某个方面来服务于自己的理论目的，并因其观点简明深刻而影响广泛。诚然，为了支撑研究者的特定观点，必须对材料有所取舍，尽量集中，刺猬模式可谓不二之选。但是，如果想要完整地把握马克思，刺猬模式不仅不能胜任，还往往起遮蔽作用，此时，狐狸模式是最佳选择。由于西方学者中成功运用狐狸模式的人不多，因而麦克莱伦的研究就具有典范意义。

当然，马克思研究的模式绝不止本文所概括的两种。本文提出西方学者研究马克思的这两种模式，只是为了抛砖引玉，期待国内学界去总结和反思研究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模式，从而进一步提升这个领域的学术自觉和成果质量。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这也是我们作为学者对他的一种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