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语言与世界
——访清华大学王路教授

戴冕 王路

戴冕（以下简称“戴”）：《语言与世界》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是您最近出版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作品。我注意到您之前的著作中谈“是”与“真”比较多，这两个主题贯穿了您关于亚里士多德和弗雷格的研究，您甚至还直接以“是与真”为名出版过专著。为什么您这次不再专注于这两个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核心概念，转而开始谈“事实”“世界”这样的东西？

王路（以下简称“王”）：你是认为事实、世界这些东西不是传统意义上逻辑和形而上学讨论的东西，对吧？实际上，它们与我在《语言与世界》这本书里所要强调的认识密切相关：要区别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我们说出的话，这是语言层面的东西，那么它表达的是什么呢？人们一般回答，表达的是我们的认识。可是它们是关于什么的认识呢？可以笼统地说是关于世界的认识，对吧？在谈到世界的时候，有的人说世界是由事物构成的，而维特根斯坦认为，世界是由事实组成的。无论是哪种观点，都已经是在语言表达的东西层面上谈论问题了。至于你的疑问，为什么我以前集中谈论的是“是”与“真”，它们和我这次谈论的话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这就要涉及具体思考和论述的细节了。“是”与“真”是关于世界认识的两个维度：“是”是一个句法的维度，“真”是一个语义的维度。在传统哲学里，实际上这两个维度是一直有的。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是”的那个维度更突显，集中出现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讨论中，而“真”这个维度不太突显。可是分析哲学产生之后，“真”的维度一下子就突显出来了，而“是”这个维度没了，或者说是大大地弱化了。所以说，这实际上是探讨哲学的两个维度。而《语言与世界》主要显示“真”这一维 度。

谈论哲学总是要有一种方法和角度，或者说有一种眼光，一个切入点。谈“是”与“真”即是我探讨哲学的方式，其中包含着我的哲学眼界和方法。别人总认为王路你是搞逻辑的，你不是搞哲学的。假如我们把这话当作褒义的（笑），那么搞逻辑的就得有点搞逻辑的特点，所以我谈“是”与“真”。在我看来，“是”与“真”恰恰是哲学中的根本问题。当我谈论“是”与“真”的时候，是着眼于最根本的哲学问题，这说明我已经研究哲学很多年了，只不过我此前一直没有写这方面的文章而已。人们常常看到我关于逻辑的文章，比如探讨逻辑的观念，探讨逻辑的一些具体问题，包括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弗雷格的逻辑思想及其相关理论方法等等。但是，谈这些东西并不意味着它们与哲学没有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读书过程中没有学习、研究哲学。哲学的学习需要长期的积累，不是花三四年时间写一个论文获得一个学位那样简单的事情。哲学也是需要有境界的。一旦我们的思想达到这个境界，达到它所产生的结果的时候，就是说，当我们认识到哲学是形而上学的时候，你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你谈出来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所以2003年我那本书的名字叫《是与真》，它的副标题就叫“形而上学的基石”。

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一会儿再谈。我们还是先谈《语言与世界》。您这次谈论的“事实”这个词本身，好像也是有歧义的。维特根斯坦的事实是针对客观世界所讲的，是语言外部的东西，而弗雷格在《概念文字》中也提到了事实，即断真符号后面的部分，这是一种语义层面的东西。您在《语言与世界》中说的事实，究竟是哪种含义呢？王：我的这个说法主要是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弗雷格的“事实”其实是一个常识性的说法，主要在他早期的著作中。他在《概念文字》中引入的第一个符号是“┠”。他说过，当写下其中这条横线时没有断定它是真的，但是当写下这个竖杠时，它表示“是一个事实”。这说明他用“事实”表达一些东西，但对这些东西所做的考虑其实是关于真假的。后来他就不用“事实”这个概念了，比如1906年的《逻辑导论》里边，他直接使用“真”这一概念。这表明他早期的说明很可能是借助一个常识概念、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东西来解释与真假相关的东西。所以这个“事实”是一带而过的，这个概念在弗雷格思想中并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戴：在《语言与世界》这本书中，您集中使用了句子图式a句子图式指一种刻画语言与语言所表达的东西的图式。它区分出三个层次，而且是可构造的，适用于不同句子类型，从而为语言分析提供帮助。比如以下最简单的一种：（语言）句子：谓词 / 专名（涵义）思想：思想的一部分 / 思想的一部分（意谓）真值：概念 / 对象该图式适用于简单句。比如，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参见王路：《语言与世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来进行对语言哲学问题的分析。但是您最早谈论弗雷格语言哲学的时候，使用的并不是句子图式。我记得您在《弗雷格思想研究》一书提供了一种模式解释。我最初读您的书对您那个模式解释很感兴趣。这两种解释方式显然是不一样的。因此我想请问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转变？您又是如何实现这种转变的？

王：这个问题说来话就长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学过语言学，后来对语言学的东西关注和研究的时间也比较长，那时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语言学研究成果，叫做范畴语法。它很时髦，一些哲学家也喜欢用它来讨论问题。特别是1992年我去英国访问的时候，跟很多人做过交流，发现大家都在用这个方法，我也感觉到这个方法的一些优点。我发现解释弗雷格的思想可以使用这种范畴语法。所以我在1994年写书的时候，也沿用了这种方法。但是后来我发现范畴语法这个东西不太好用，为什么？因为范畴语法是从语言学来的。它有一个好处，对于语言的结构刻画得好，清晰简便。但是它的语义却跟不上。因为它所考虑的语义不是真假，这跟我们考虑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弗雷格的基本思想：句子的涵义是思想，句子的意谓是真值，本身就是考虑真假的，真假是其核心概念。如果你弄一套语法，你能解释它的语法结构，可是语义方面没有帮助，那就比较麻烦了。还有，范畴语法不能很好地解释量词。我们都知道，量词在弗雷格这里太重要了，如果解释不了量词的话，那么很多关系的东西都显示不出来。后来在研究弗雷格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问题了。其实《弗雷格思想研究》一完成我就发现了。那是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成果必须得发表。但是既然认识到这种模式解释不行，就得想办法解决。大概在2006年、2007年的时候，中译本《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再版时，我已经把句子图式的雏形搞出来了，就是弗雷格最初表达的那个，但是还没有形成整体的东西，还没有形成一种方法。我在译著序中第一次给出句子图式，就是一个句子，一个谓词，一个专名。我开始做的时候，那个顺序和现在是倒着的，专名—谓词—句子，后来我把它改了，句子—谓词—专名。我发现句子图式要比范畴语法好，第一它有真假概念，第二它能显示出三行来，而范畴语法显示不出来。在模式解释中，涵义层面和意谓层面的东西都是我说出来的，而不是那个模式展示出来的，而句子图式本身就显示出三个层次。我们可以根据这三个层次来说明涵义和真假。因此有了句子图式后，我就把范畴语法那样的模式解释放弃了。但是，认识到句子图式的好处和真正拿它来做事情，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这中间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我记得最开始在课堂上用句子图式讲弗雷格的思想，也讲句子图式本身，当时还说这里有些问题，比如为什么谓词的意谓是概念，围绕着这些问题还有很多讨论。但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句子图式显然更好，因为它这三行的核心是真，这样语义就有了，它与句子相对应，句法也是清楚的。这样，相关哲学问题讨论的重要性才能体现出来。没有真假，这个讨论是不行的。

戴：您刚才提到过，句子图式是受弗雷格启发的，不过您在《语言与世界》中分析问题时，又对它进行了一种拓展，产生了包括量词、数词以及内涵语境等的讨论内容，而这些似乎超越了弗雷格的图示中显示的内容。我觉得句子图式的功能很好，但是想请问您，它会不会与弗雷格原有的想法不相 合？

王：我认为不会的。我这个图式是受了弗雷格给胡塞尔的信的启发，在弗雷格的信里已经可以看到今天的图式了。比如从概念词到概念，再到对象，他多画了一步。多画的那一步是什么？概念的外延，也就是量词域。所以实际上，这些也是弗雷格谈的问题，只不过他谈论问题的方式不是句子图式，而是一阶谓词逻辑。我这个句子图式，不可能比他的一阶逻辑更厉害。我现在做出的东西，仍然是按照他的想法，在做出三个层次（语言—涵义—意谓）的区分后，谈论关于量词、模态词、认知词及其相关内容。这里当然有我自己的一些工作，但是基本思想完全是弗雷格的，基本的理论依据也是建立在一阶逻辑和模态逻辑的研究成果上。比如说我在讲模态句和认知句的时候，讲内涵语境，讨论间接意谓，那不就是借助了弗雷格的思想吗？这些都是弗雷格当年讨论过的东西，只不过他没有系统化。还有一点是受到达米特的启发。当年他对我说过一句话，大意是当一个人解释别人思想的时候，总是还有一些自己的东西。比如他把弗雷格的意义理论解释为关于所指的理论，关于涵义的理论，关于force（力）的理论，而他本人特别强调那个force。同样的，我研究弗雷格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我搞出句子图式，希望它最好能起到一种辅助的作用，就是对不懂逻辑的人能有帮助，也对于只懂逻辑的人有所帮助。另外，既然它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东西，我当然希望它一方面对于研究弗雷格的思想能够起到帮助，另外一方面也能够进行扩展，扩展到弗雷格以外的其他哲学，所以这里边肯定也有我的一些想法。但就基本精神来说，句子图式跟弗雷格的思想是一致的。

戴：您提到，希望句子图式可以应用于弗雷格之外的哲学理论。可我们知道，后来分析哲学的理论有了很多新的发展，跟弗雷格时期的思想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为什么还能认为，来自弗雷格的句子图式可以在这些理论上保持解释力呢？

王：我把你的问题变换一下说法吧：当我们有了一个理论和方法后，我们该如何应用它，如何往前走？我们可以想一下，弗雷格给我们提供的是一阶谓词逻辑。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它呢？有了这样一个理论，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做与一阶谓词相关的东西，而不能做一阶谓词以外的东西。我认为关键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东西。戴维森不是说过一句很出名的话吗？他说，是弗雷格使我们认识到有这样一种探讨意义的方式，但是还这么走是不行的，我们必须要另辟蹊径。他走的路是什么？他把“真”这个词作为一种自明的东西使用，做出他那个著名的T语句：x是真的当且仅当p。他的成果好像是脱离了弗雷格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他真的脱离了弗雷格的理论。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从弗雷格思想来的。你想想，假如我们把戴维森的T语句放在句子图式中去看的话，它就相当于拿第三行在解释第二行的东西，就是利用真来解释一个句子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说我的句子图式是一个辅助手段，你对它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认识以后，就能够用它来认识戴维斯的思想。当然这里边还会产生其他问题。甚至当你这么解释的时候，本身就会出一些问题，因为你直接在用真来做事情。按照弗雷格的解释，当我们说一句话的时候，这句话本身先天的就有真假。这里说的“这句话”自然也应该包含T语句，那么T语句是否也先天的包含真假呢？这里当然是有许多问题值得思考的。所以T语句一出来，很多人就开始批评戴维森了。所以我在书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过，说出的真和隐含的真是有区别的，就是这个原因。

戴：那么模态句呢？您关于模态词的句子图式显然是依据模态逻辑做的。弗雷格并没有形成模态逻辑的东西。

王：确实是这样。但是模态逻辑是怎么来的？我在课堂上反复强调弗雷格的论述：逻辑关系到处反复出现，你可以选出具有特殊内容的符号，使它适应概念文字的框架。模态逻辑并不是脱离了一阶谓词逻辑另起炉灶的东西，它是将“必然”和“可能”这样的算子加到一阶系统上，它的产生和形成恰恰证明弗雷格是对的。所以，你可以说我的句子图式中有些超出了一阶逻辑的范围，但是更应该看到，即便如此，它仍然是弗雷格思想的延续。

戴：我知道您一直非常重视一阶逻辑。我就再问一个与它相关的问题。您提到了弗雷格建立一阶逻辑是不需要句子图式的，您也曾经说过弗雷格在构造一阶逻辑之前，一定先有了自己的一套直观的思想。那么我想请问这个直观思想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句子图式显示的东西？

王：我这么说过吗？这种说法大概有些问题。我可以承认弗雷格在构造他的逻辑之前一定有些想法。至于这个想法是不是直观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直观”这个词本身有一些歧义。弗雷格当时的想法是很明确的，就两个方面。第一是要为从逻辑推出数学做准备，第二是在这样一个准备过程中，他发现现有的逻辑不行，所以他立刻把它放弃了。弗雷格没有说为什么不行，而我要替他补充一个说明。弗雷格在《概念文字》中说，用函数和自变元来取代主词和谓词的做法，将能经受住长时期的考验。这也就是我总是强调的一个思想的来源：传统逻辑基于“S是P”这样一种句式，而现代逻辑基于一种函数结构，二者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函数结构的最大特点是可以借助两个及多个自变元来表达关系。罗素曾说过，当我发现关系以后，我的思想再也没有回到从前。罗素讲的关系不是一个简单的像“鲁迅爱许广平”这样的关系，它指的是量词所表达的关系，是两个值域之间的关系。这个才是一阶逻辑表达的最关键的东西。所以按照弗雷格的说法，他最初一定在这方面遇到了麻烦，因为传统逻辑无法表达关系。这是我为他补充的说法，当然这个补充是基于我对弗雷格的认识，基于我们对逻辑本身的认识。假如这个补充是对的话，那么他最开始的想法，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东西。

戴：最后我还想引申一下。您的句子图式显示出了三行，即语言—涵义—意谓。我想请问，这是否在直观上，恰好对应着哲学中的语言转向—认识论—本体论这样的问题维度呢？

王：不是这样的。在意谓层面，我们用了几个基本概念，比如说真值，比如说对象，比如说概念，然后是个体域等这样的东西。那么这里边用的对象和概念，是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对象和概念？不是，我觉得它首先是语义值。这里的“对象”和“概念”只是说法，我也可以把它们换成“个体”和“性质”，或者说一元的是性质，二元的是关系。因为弗雷格当时用“对象”和“概念”这样的词，我们也跟着弗雷格用，而这些只是说法而已。对于他来说，只是借用了日常语言中的说法，实际上，这和我们日常使用的对象和概念还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当我们用这样的东西去解释日常语言中的表达时，有些对应起来非常自然，比如专名指称的对象。但是有些对应起来就不是那样自然，比如谓词指称的概念，句子指称的真假。所以，对理论的认识和把握是一回事，对理论的应用是另一回事。若不认识清楚这一点，会发生非常严重的混淆。句子图式中的“对象”不是外界中的对象，这里的表达和哲学中通常的说法是有所区别的。

戴：您在《走进分析哲学》的序中说，写那本书一点激情都没有，因为您是在说别人说过的东西。但是您在写《语言与世界》这本书时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为什么？是因为句子图式吗？我也很为您的句子图式触动，它确实给人一种新的思考方式。但是我发现您在《语言与世界》中，大部分论述是关于语言哲学的，关于真的，可是在后面，您专门用了一章谈到了传统哲学。我想请问，这是否意味着，句子图式也可以用来研究传统哲学？如果是的话，那么它能不能支持您在传统哲学研究中秉持的“一是到底论”？

王：我在书中说得很清楚，我希望句子图式不仅能够用于解决弗雷格思想本身，同时也能用来解释分析哲学的问题。刚才咱们提到过的，一个人在解释别人思想时，总是想加入自己的东西，而这就是属于我的一个想法。因为我确实觉得句子图式是有作用的。我觉得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做自己的事情，这时句子图式可以被看作一种工具，被用来讨论分析哲学中的问题。关于句子图式，其实我还有一个想法，在书中没有明确表露出来，那就是我认为句子图式不只对分析哲学有用，对传统哲学也依然是有用的。一本书当然应该有它的重点，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

戴：可是我从句子图式中，看不出来它对传统哲学的解释力，因为传统哲学中强调的是“是”，而句子图式中强调的是“真”。还有您刚才也说，传统哲学基于基本句式“S是P”，而分析哲学基于一种函数结构。二者是根本不同的。我想请问，句子图式如何用来做传统哲学分析？你能说具体一些吗？它和您一直强调的“是”的系词涵义和普遍性又有什么关系呢？

王：句子图式是什么？直观上它是用来告诉我们几个层面的：语言层面、语言所表达东西的层面、语义层面。这三个层面的区分，不仅对分析哲学有效，对传统哲学也是有效的。比如面对Being进行讨论，首先认识到它是一个词，是语言层面的东西，位于句子图式第一行。那么对它进行翻译，结果也是一个词，因而也是语言层面的东西。人们一定会认为，翻译涉及对Being的解释，涉及它的涵义。这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是哪个层面的？当然属于语言表达的东西范围，所以是处于句子图式第二行的。无论你的理解是什么，比如系词含义，或者存在含义，它们都属于第二行。也就是说，当你基于自己的理解将它翻译为中文之后，它就成为第一行的东西。它对应的外文也是第一行的东西。难道我们在翻译时不是首先看到一个词吗？所以使用句子图式来解释“一是到底论”是可行的。我所讨论的两个问题，是与真，可以简单地这样看：“是”位于第一行，“真”位于第三行，一个是句法层面，一个是语义层面。那么第二行的东西是什么？这就是人们想拿Being来说的那些东西，那些事情。西方哲学一直就是这么做的。所以可以说，句子图式的分析是具有普遍性的，它完全可以应用到对传统哲学的讨论中。

戴：对我来说，这个看法真的是很新鲜，我根本就没有想过。那么我想请问，句子图式的理论基础是现代逻辑，它所用来分析的东西不是语言转向后的成果吗？我们怎么才能确定，这之前的哲学家们也是按照类似的方式进行哲学思考的？

王：你这个想法，在直观上是有道理的。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语言转向这个词就大行其道。那么，语言转向的特征是什么呢？我的看法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这就要求两点，第一要考虑语言，第二要进行逻辑分析，就是把逻辑的理论应用到对语言的考虑中。传统哲学中难道没有这两方面的东西吗？也就是说，传统哲学中没有逻辑理论的应用吗？没有对语言的考虑吗？有。这就是关键。因此可以说，对语言进行考虑、应用逻辑的理论和方法，并不是分析哲学产生以后才有的，实际上在传统哲学就已经有了，只不过它不突显，不像今天分析哲学表现得那么充分，仅此而已。所以说，句子图式是完全可以应用到传统哲学的分析中去的。

戴：可是王老师，传统哲学中使用的传统逻辑与分析哲学中使用的现代逻辑是很不一样的。从句子图式看，它的第三行显示了现代逻辑中的“真”，第一行也没有突显传统逻辑中的“是”，这样的差别对句子图式的应用难道不会造成影响吗？

王：我在书中说过，句子图式是可以构造的。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在书中构造了七个句子图式，它们的结构不一样，有谓词—专名的，有量词—谓词的，有模态词—子句的，等等。但它们有共同的核心，就是句子。就分析句子的方式来说，传统哲学和分析哲学确实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从传统哲学的角度看，句子也有思想，有真值，能够被句子图式的层次所解释，这就够了。句子图式不是可构造的吗？你可以据此构造出符合传统哲学的句子图式，比如有主词、系词和谓词的，然后进行分析。通过这种构造，可以看到传统哲学的问题，就是不考虑真假，或者说，在讨论Being或者主词谓词时，不能把其中的真假考虑和句子图式显示的语言结构直接联系起来。但有一点还是明确的，那就是Being一定和真假相关，因为Being就相当于句子。比如说，亚里士多德说“说是者是，就是真的”，这句话中提到的对“是者”的“说”，就是语言层面的，是句子图式的第一行。“是”是被说出的，当然也是第一行。“真”是句子图式的第三行，而你说出的“是”所表达的东西就在第二行，第二行的东西跟世界中的东西是对应的，“是者”就是世界中的或相应于世界中的。

戴：我大致明白了，但是老实讲，还是不特别清楚。您别怪啊，我想也可能这是大多数人的问题。

王：举个例子吧。过去符合论的说法是：真就在于知识与对象相一致。现在的说法是：真就在于命题（或认识）与事实相符合。放在句子图式看，“真”在第三行吧。对象不在图式之中，是外界的东西。那么“知识”应该在第几行？如果说直观上不清楚的话，你可以把它看作语言所表达的东西。（戴：那当然是第二行。）对，这是第二行的。所以，在传统哲学中，其实也是有这样的或相似的考虑和论述的。句子图式完全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这样的讨论。我以后会慢慢讲这些东西。

戴：有人批评您的“一是到底论”时认为，您的逻辑背景让您倾向于将Being翻译成“是”。您认为这种批评有没有道理？如果有，您认为“一是到底论”的客观性是否因此会被动摇？

王：如果有人说，我今天所有的研究成果都和逻辑有关系，那我一点也不反对。这里说的逻辑并不是人脑子中的逻辑能力，而是作为一门学科的逻辑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这些东西包括弗雷格、罗素、奎因等的经典著作，它们的基本内容已经形成了我的知识结构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有人说，我思考问题离不开逻辑，这本身是没错的。而且，逻辑也是哲学所要依据的最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所以通过逻辑思考哲学的方式，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很多时候，当人们抛出你所提的观点的时候，总是含着一个潜台词，即王路不懂哲学，或者过分强调逻辑。所以，我从来也不在乎人们怎么说我。重要的是讨论什么样的问题，如何讨论问题，讨论的结果如何。我在谈论哲学的时候，一定是立足于文本的。所以，人们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其实是很容易的，只要讨论相关文本就可以了。比如，我使用的那些文本是不是有意思的，是不是重要的，我的讨论是不是有道理，如果不赞同，那么不赞同的理由是什么。这些其实是很容易做的，也是应该做的。换句话说，说我依据逻辑是可以的，但是仅仅这样说是不够的，还应该说，这样做的结果如何，这才是最重要的。

戴：按照您的观点，逻辑是哲学最重要的方法论。那么在现代逻辑中，Being，或者说“是”，已经不是逻辑常项了，是不是我们据此可以认为，在现代哲学中，关于Being的讨论也没有那么重要了？王：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你提到的“现代哲学”中的“现代”是什么意思？是现代人做的哲学研究，还是用现代的方式做的哲学研究？海德格尔算是现代哲学家吧，但是他讨论问题的方式还是传统的，和语言转向之前的方式一样。你的问题大概是这样的：在弗雷格之后，人们讨论问题的方式变了，使用的逻辑也变了，而在这一过程中，关于Being的讨论没有了。这一现象的背后，实际上就是我常常提到的观点，即不同的逻辑导致不同的哲学，或者不同的方式形成不同的哲学。自从亚里士多德建立了逻辑这门科学，他就针对Being，也就是他的逻辑中的常项进行了一系列讨论。而当弗雷格建立起一阶逻辑之后，being不再是逻辑常项，因而相应的哲学讨论中这部分内容就没有了，或者说就不突显了。依据一阶逻辑，现代哲学讨论的主题变成了对象、概念、事实、真、必然性与可能性，等等。关于本体论问题的讨论，奎因说：To be is to be a value of a variable。（我把它翻成“是乃是变元的值”。）这个命题包含丰富的内容，比如可以将专名转换成摹状词，然后应用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将摹状词消去，最后只剩下量词和变元。所以，它的基本思想和精神实质，它实现的每一步都是应用一阶逻辑的结果。如果不懂一阶逻辑，自然就不太容易看懂这样的观点。所以我说，同样是关于世界的认识，只是因为使用的逻辑理论和方法不一样了，表达的方式和内容、讨论的结果和提供的认识就发生了变化，这是很正常 的。

戴：您所表达的内容和提供的认识发生变化，这让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您在阐述“一是到底论”的观点时坚持认为，用中文的“是”可以翻译英语中所有时态的Being，可是中文本身和英文有极大的差异，比如说您提到过的，前者不是语法语言而后者是，那么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把Being的所有出现换成“是”，原来表达的东西仍然保持一致呢？

王：这个问题我讨论过很多了。我们就以最简单的翻译来做一个说明吧。一个句子，比如说“天是蓝色的”，是否可以采用其他翻译？比如说，翻译成“天蓝色的”，或者“天蓝色也”，可不可以？如果只是理解这句话，那么只要它不造成理解的困难，我认为是可以的。对句子的理解与句子图式的第二行相关，而句子本身是句子图式的第一行。只要第二行的理解不出问题，第一行的东西是可以调整的。比如海德格尔在谈论Being这个词的自明性时论证说，在每一个命题中都会用到它，然后举例“天是蓝的”。这时你必须把这个“是”翻译出来，否则，这个例子怎么能够说明他所说的在每一个命题中都会用这个词，又怎么会以此来说明它是自明的呢？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关于Being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翻译问题，而是如何理解西方哲学的问 题。

我去年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语言的转换与思想的呈现》。语言的转换实际上是句子图式第一行，是从一种语言的第一行转化到另一种语言的第一行。思想的呈现是第二行的东西，正是通过第一行的转换，才能将第二行的东西呈现出来。好的翻译在我看来需要满足两点，第一是保持第二行的东西不走样，第二是保证第一行的东西表现得漂亮，这就是所谓信达雅的要求。尤其在形而上学的讨论中，Being的系词含义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认识这种含义。怎样认识，当然是从第一行来认识。所以要把它翻译成“是”。当然，人们说Being也有存在的含义，但那是第二行的东西。国内的主流做法是将它译为“存在”，这样就使“存在”这个词成为第一行的东西，这无疑是错误的：它至少没有系词含义。关于这两行，也就是语言和语言所表达的东西，弗雷格从来不混淆，奎因基本不混淆，罗素有时候混淆，所以不要以为区分这两层东西很容易。实际上，我最初在翻译弗雷格著作的时候也出现过这方面的问题，比如有的时候译文中“谓词”其实是有问题的，原文表达的意思是“谓述”。这些问题在再版时我就要做出修正。在讨论“一是到底论”的过程中，我发现人们经常出现这种混淆，由此形成的批评和观点我认为是有问题的。

戴：我在阅读《语言与世界》时，感到很多新奇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发现这是您的一部充满原创性的学术著作。这种感觉，以前我在读您的《逻辑的观念》时也有过。但是读您的其他作品，包括《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说》 《走进分析哲学》 《弗雷格思想研究》等，总觉得您做解读性的工作比较多，这次为什么会转到阐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上来了？

王：对我来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这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还真没有考虑过你说的原创性或非原创性的事情，真的没有这种感觉。

戴：原创性或创新性是对博士论文的主要要求之一，所以我特别在意。而且我确实发现您这本书与您的其他著作不太一样。

王：是这样吗？我的研究体会是，在解读别人的过程中，其实我也在向那些人学习，包括亚里士多德、弗雷格、奎因、康德、黑格尔等。解读工作的实质是一种跟大师的交流。其实《语言与世界》这本书，你仍然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解读，一种关于西方哲学思考和探讨问题方式的解读。我没想过刻意去创新。在我看来，按照文本进行解读，形成自己的认识，阐述自己的想法，这就叫哲学家的工作。一些人谈到哲学研究，总说要有问题意识。这话本身不错，可问题从哪来的？难道不是从文本来吗？先要有文本的解读，才会有问题。这是我对哲学中问题本身和问题意识的一个看法。只要认真读他们的论著，解读他们的思想，我们一定会有收获。除了带来问题和对问题的思考，解读还会给我们提供新的知识结构和思考方式。比如弗雷格的东西，你如果都能够吸收，那么你的知识结构会发生变化，与传统哲学看问题的角度一定会不一样。你说我有原创性，我想，你的意思可能是说，你觉得王老师现在写的东西比以前有进步。其实，原创性也好，有进步也罢，这都不是刻意而为的，也不是想做就能够做到的。我的看法是，你阅读和解读的那些人太牛了，你跟着他们往前走，只要态度端正，方法得当，持之以恒，一定会有自己的收获，一定会有自己前所未有的东西，或者产生你说的“原创性”的东西。

戴：谢谢您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