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稚珪交游考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海南 海口 570100)

孔稚珪，一作孔珪，字德璋，南齐时著名文学家。他一生交游甚广，与当时的皇室宗族、世家大族、出身庶族但位列高官者及隐逸名士等多有往来。孔稚珪的交游，不但促进了其仕途的良好发展，得以被引荐、擢升，而且在交游中与交游对象进行了一系列文学实践，对其文学创作的成熟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一、孔稚珪交游之对象

孔稚珪的交游对象，大致可分为皇室宗族、世家大族、出身庶族但位列高官者、隐逸名士等几类。

孔稚珪父子与齐高帝萧道成渊源颇深。孔稚珪之父孔灵产早年与萧道成来往密切。沈攸之叛乱时，萧道成辅政，孔灵产曾预言：“攸之兵众虽强，以天时冥数而观，无能为也。”[1]925事验，孔稚珪被萧道成提拔为光禄大夫。孔稚珪少时亦受到萧道成嘉许而获得擢升：“太祖为骠骑，以稚珪有文翰，取为记室参军，与江淹对掌辞笔。”[1]925

孔稚珪与竟陵王萧子良来往甚密，二人多有书信往来。萧子良《与孔中丞书》二首，即为写给时任御史中丞的孔稚珪之书信，意在劝其弃道从佛。孔稚珪作《答竟陵王启》三篇回复，并与其交流探讨，表示愿遵从“通源之论”，并尊佛道二教，可见萧子良对孔稚珪影响之深。

孔稚珪与衡阳王萧钧也结缘甚深。《南史·衡阳王钧传》载：“会稽孔珪家起园，列植桐柳，多构山泉，殆穷真趣，钧往游之。珪曰：‘殿下处朱门，游紫闼，讵得与山人交邪？’答曰：‘身处朱门，而情游江海，形入紫闼，而意在青云。’珪大美之。”[2]1038从孔稚珪建造园林，萧钧前往游览，及孔稚珪对萧钧身居庙堂而“意在青云”之赞美，知其交情当不浅。孔稚珪与萧子恪也有往来。受萧子恪所托，孔稚珪晚年为豫章王撰写碑文：“建武中，第二子子恪托约及太子詹士孔珪为文”[2]1067。

孔稚珪出身会稽四大家族注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会稽孔沈、魏觊、虞球、虞存、谢奉，并是四族之俊，于时之杰。”(见《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9页。)之一，与当时的世家子弟自然多有联系。吴郡张氏家族中，孔稚珪与张融交情最笃。张融为孔稚珪外兄，更是志趣相投的挚友。《南齐书·孔稚珪传》载：“稚珪风韵清疏，好文咏，饮酒七八斗。与外兄张融情趣相得。”[1]930二人不乏唱和之作，孔稚珪《酬张长史》，虽仅存“同贫清风馆，共素白云室”[3]1048二句，但也可看出其视张融为知己，并对张融之高洁品格大加褒赏。此外，张融常与孔稚珪切磋佛道问题，如张融在阐明佛道观的《门律》中，专门向孔稚珪等征求意见：“吾已翔其所集，汝可专遵于佛迹，而无侮于道本。书于二何、两孔、周剡山茨。”[4]149其中，“两孔”为孔仲智、孔稚珪兄弟。孔稚珪曾有言：“会同佛道，融之此悟，出于民家。”[4]198可见，张融著名的“通源之论”，有受孔氏影响的影子。除思想上契合外，二人政见也颇为一致。据《南齐书·孝义传》，朱谦之案时，孔稚珪与张融、刘璡一同向豫章王求情。[1]1065建武四年(497)，张融病卒，孔稚珪作《祭外兄张长史文》称：“惟君之德，高明秀挺，浩汗深度，昂藏风领，学不师古，因心则睿，筌蹄象繇，糠比庄惠。吾与夫子，分协芳金，凭风共酒，藉月同琴。”[4]200褒美之意，交情之笃，溢于言表。韦应物曾以“何掾张融傲，每重德璋亲”[5]612称颂二人之情谊。

孔稚珪与琅琊王氏家族的王思远，以及庐江何氏家族的何点、何胤、何遁等人，颇有深交，史家称之为“款交”[1]930。作为世家子弟，他们殊为投缘，经常雅聚，诗酒唱和。《南史·何点传》载，何点与陈郡谢瀹、吴国张融、会稽孔稚珪为莫逆之友。何遁“以东篱门园居之，德璋为筑室焉。”[2]788孔稚珪为何遁在东篱门筑室，可见其关系非同一般。孔稚珪与张融之弟张宝积、陈郡谢瀹、吴郡陆惠晓等也是好友，他们三五成群，经常聚会。《南史·张宝积传》曾载其雅聚之事：“(张融)第六弟宝积，建武中出为庐陵太守，时名流谢瀹、何点、陆惠晓、孔稚珪至融弟铁之舍。点造坐便曰：‘今日可谓盛集。二五我兄弟之流，阿六张氏保家之子。’顾见王思远曰：‘卿诈作善非实得也。五谓孔稚珪及融并第五。’”[2]837戏谑调侃如此，关系之亲昵可想而知。

孔稚珪与琅琊王氏家族的王僧虔关系较为密切。王僧虔对孔稚珪有知遇之恩，“珪少涉学，有美誉，太守王僧虔见而重之，引为主簿”[1]925，这成为孔稚珪踏入仕途的第一步。孔稚珪与王融也应有些许交往。王融为竟陵王萧子良的幕佐，不幸卷入竟陵王与郁林王萧昭业的政治争斗。萧昭业即位后，“深忿疾融”，将王融“收下廷尉狱，然后使中丞孔稚珪倚为奏”[1]912。孔稚珪时任御史中丞，出于职责，上《奏劾王融》，奏劾其“立身浮竞”“抗言异类”“扇诱荒伧”“狡弄声势”。[4]913其实多劾其皮毛，少有实指。二人平时当有交往。

孔稚珪与出身陈郡谢氏的谢朓结缘甚深。二人都重视才学，嘉掖后辈。“朓好奖人才，会稽孔觊粗有才笔，未为时知，孔珪尝令草让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简写之，谓珪曰：‘士子声名未立，应共奖成，无惜齿牙馀论。’”[2]534出言如此，孔稚珪与谢朓交谊之笃，略可见之。

另外，孔稚珪与汝阳周氏家族的周颙也有一定联系。《南齐书·周颙传》载：“于钟山西立隐舍，休沐则归之。后孔稚珪作《北山移文》讥之。”[1]814

孔稚珪与许多出身寒门素族的高官也过从颇多。“竟陵八友”之一的沈约位列三公，孔稚珪与之交往颇多，且二人之间曾发生过摩擦。永明七年(489)，时任御史中丞的沈约上《奏弹孔稚珪违制启假事》奏劾孔稚珪“历俸朝班，频登近要，九棘之任，理无休谒，昌制干闻，实亏恒典”[6]103，但二人并未因此交恶。永明十年(492)，沈约曾与孔稚珪等人联名表荐杜京产，事虽未果，但可见二人意见相契合。及至建武元年(494)，二人又同受萧子恪之托，为其父撰写碑文。孔稚珪与王敬则也有来往。孔稚珪与王敬则初次结交，当在解褐任安成王法曹参军之时。王敬则“转越骑校尉，安成王车骑参军”[1]536，二人同在安成王幕下，可能定交于此时。建元三年(481)，王敬则任会稽太守，与孔稚珪有了直接交往。《南齐书·孔稚珪传》载孔稚珪“父忧去官，与兄仲智还居父舍。仲智妾李氏骄始无礼，稚珪白太守敬则杀之。”[1]925永明十一年(493)，王敬则晋职司空，孔稚珪代作《为王敬则让司空表》，以示谦让。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隐逸蔚然成风的时代。孔稚珪对许多名重一时的隐士十分倾慕，甚至执弟子礼，游于其门下。褚伯玉为南齐隐逸名士，享有盛誉，又是孔稚珪的道法老师。孔稚珪对其十分推崇，褚伯玉卒后，为其在太平馆侧立碑，并撰写《褚先生伯玉碑》，称其“夫河洛摛宝……心图上玄，志通大造”[4]194，表达对褚伯玉的追思钦慕之情。陆修静是孔稚珪崇慕的另一位道法大家。《云笈七签》称：“后孔德璋与果之书论先生云：‘先生道冠中都，化流东国，帝王禀其规，人灵宗其法。而委世潜化，游影上元，微言既绝，大法将谢。法师禀神定之资，居入室之品，学悟之美，门徒所归，宜其整缉遗踪，提纲振纪，光先师之馀化，纂妙道之遗风，可以导引末俗，开晓后途者矣。’”[7]74李果之为陆修静之弟子，信中对陆修静功德的称扬和赞叹溢于言表。孔稚珪与陆修静之门徒孙游岳等人也十分交好：“齐永明二年(484)，召以代师，(孙游岳)并任主兴世馆。于是搜奇之士，知袭教有宗，若凤萃于桐,万禽争赴矣。孔德璋、刘孝标等争结尘外之好。”[8]76

齐梁大隐士杜京产也是孔稚珪渴望结交的对象。杜京产，杜子恭之玄孙，与会稽孔氏一族结缘颇深。《南齐书·孔稚珪传》载：“父灵产，泰始中罢晋安太守。有隐遁之怀，于禹井山立馆，事道精笃，吉日于静屋四向朝拜，涕泗滂沲。东出过钱塘北郭，辄于舟中遥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东向坐，不敢背侧。”[1]925孔灵产对杜子恭的崇拜，影响到孔稚珪对杜京产的仰慕，当不难理解。事实确亦如此。建元中，杜京产请刘瓛至山舍讲学，孔稚珪主动写信“以通殷勤”：“孔稚珪、周颙、谢瀹并致书以通殷勤”[1]1038。永明十年(492)，孔稚珪与陆澄、宗懔、沈约、张融表荐杜京产称：“窃见吴郡杜京产，洁静为心，谦虚成性，通和发于天挺，敏达表于自然。学遍玄、儒，博通史、子，流连文艺，沈吟道奥。泰始之朝，挂冠辞世，遁舍家业，隐于太平。葺宇穷岩，采芝幽涧，耦耕自足，薪歌有余。确尔不群，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余载。虽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谓宜释巾幽谷，结组登朝，则岩谷含欢，薜萝起抃矣。”[1]1039其中，对杜京产的人品、学识、隐逸志向称道不已。

孔稚珪与处士顾欢、刘法先同样是好友。“杜京产与顾欢开舍授学于东山下”[9]187-188，孔稚珪主动寻访，并与之交往。《南史·顾欢传》载：“会稽孔稚珪尝登岭寻欢，共谈四本。”[2]1875他们常相互切磋，各抒己见。《太平御览》载：“时顾欢著道经义，于孔德璋多有与夺。法先与书讨论同异。顾遂屈服，乃答曰：‘吾自古之遗狂，水火不避。得足下此箴，始觉醒悟。既往狂言，不足在怪。’又云：‘法先每见道释二众，亟相是非，乃著息争之论。’顾欢又作《夷夏辩》。或及三科，论明释老同异。”[10]2972由此可见,孔稚珪与顾欢、刘法先经常就释道异同等问题进行交流论辩。

二、孔稚珪交游之特点

(一)功利性

在孔稚珪交游的对象中，萧齐皇室占很大比重。魏晋时期，士人想要进入庙堂得到仕进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凭借对统治者的依附，故皇室宗族成为士人争相结交的对象。孔稚珪正是因高帝萧道成赏识，而“取为记室参军”[1]925，与皇族的交游成为其步入仕途的重要途径。皇室对其特别赏识的士人可以直接授予一定的官职，如：杜栖因萧子良的重视而“以为学士，掌婚冠仪”[1]1068；王僧儒因萧长懋赏识，得以“召入东宫，直崇明殿”[11]469；刘绘“警有文义”，结交豫章王萧嶷后，“数被招赏”，不但以其“为左军主簿”，更“进封华敏，僚吏之中，见遇莫及”[1]931。由此足见结交皇室宗族对于仕途的进益。可以说，孔稚珪仕途顺遂，与其和皇族之交游密不可分。

孔稚珪与世家交往的功利性也十分明显。其原因有三：首先，世家大族具有显赫的地位。南齐时期，世家大族虽然不再拥有晋时那种与皇室势均力敌的势力，但其与出身寒素的士人之间仍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如齐明帝为力行节俭而“驱使寒人不得用四幅伞”[1]98，足见高门与庶族之别。一些庶族人士即使凭借自身才能得以位居显贵，也始终忐忑不安，如出身行伍的陈显达，“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时常慨叹“我本志不及此”，并谓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逐”[1]546-547。在这种背景下，士人争相结交高门世家便是自然而然的了。其次，世家大族拥有举贤荐官的权力。魏晋时施行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通典》卷三二《职官·州郡·总论州佐》中云：“中正，……择州之才优有昭鉴者，除为中正，自拔人才，铨定九品，州郡皆置。齐、梁亦重焉。”[12]184可知九品中正制在南齐时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世家大族仍以绝对的优势操纵着仕途。在这种制度下，士人攀附权门，无形中可以增加自己被知遇、被举荐的机会。孔休源因与琅琊王融交好，而被王融“荐之于司徒竟陵王，为西邸学士”[2]1471。裴子野因“少而学，善属文”得范云赏识，“天监初，尚书仆射范云嘉其行，将表奏之”[11]441-442。再者，除权力资源外，世家大族也掌握着文化特权。《南史·始安王遥光传》中载：“文义之事，此是士大夫以为伎艺欲求官耳。”[2]1040由此可知，文学与士人的仕途息息相关，故代表文化权威的世家成为士人竞相结交的对象。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世家有着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南齐时，门阀学制依然发挥作用。《南齐书·礼志上》中谓：“永明三年正月，诏立学，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1]154这样以出身为入学标准的国子学，就是专门为世族官僚子弟创办的。基于此，士人与代表先进文化权威的世家交游，可广邀盛誉，甚至可以文做官。如江革，因其“解属文”而声名远播，“司徒竟陵王闻其名，引为西邸学士”[11]523。

孔稚珪对隐士的追慕也具有鲜明的功利色彩。南齐时期，隐逸备受推崇。《南齐书·高逸传》续曰：“含贞养素，文以艺业。……若今十余子者，仕不求闻，退不讥俗，全身幽履，复道门儒，斯逸民之轨操。”[1]1021-1022可见，当时隐逸在时人眼中是“含贞”的高洁行为。《南齐书·明僧绍传》载：“齐郡明僧绍标志高栖，耽情坟素，幽贞之操，宜加贲饰。”[1]1023时人赞誉隐士明僧绍具有“幽贞之操”。隐士在社会上享有声望，连帝王皇室都对其礼遇有加。如著名隐士何点，《梁书·何点传》载：“(何点)不入城府，而遨游于市，不簪不带，或驾柴车，蹑草履，肆心所欲，至醉而归，士大夫多慕从之，时人号为‘通隐’”[11]732。其兄何胤，萧梁时栖迹若邪山，衡阳王元简“深加礼敬，月中常命驾式闾，谈论终日”[11]738。梁时陶弘景深受武帝器重，每有大事必向其询问，被时人誉为“山中宰相”,可见地位之高。士人也颇以隐士之名自得，如顾欢，萧道成辅政时，因“悦欢风教”，“征为扬州主簿”，但其仍自称“山谷臣顾欢”。[1]1025因此，士人与隐士的结交还可以获得高情、硕德、博学等美誉。

(二)群体性

这种群体性首先表现为群体性交游。孔稚珪交游的对象中，张融、王思远、陆惠晓、何点等人与之年龄相仿，且同样出身世家，志趣相投，故常常在一起雅聚、唱和，在交往中呈现出群体性的特点。这些人充满雅趣、欢乐、诙谐的几次聚会，都是群体性的，如孔稚珪与何点、何遁等人筑室饮酒；与张融、王思远、陆惠晓、何点等在张融弟张宝积家中聚会，彼此戏谑调侃。此等文人雅聚，即是群体性交游。除小型的聚会外，亦有大型的文学集会或聚众讲学。如萧子良永明五年(487)“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1]776南齐时，许多释道人士为自神其教，都会讲学授徒。《齐上定林寺释僧远》记载，僧远“山居逸迹之宾，傲世陵云之士，莫不崇踵山门，展敬禅室”。何点、周颙、吴苞、张融等名士，“皆投身接足，谘其戒范”[13]319。文人在一起聚会，讲经论道，也是一种群体性交游。孔稚珪与许多隐逸名士来往密切，自然也极有可能曾参与这样的讲学活动。如，杜京产、刘瓛等人在山舍讲学，孔稚珪就写信联络；顾欢至东山讲学时，孔稚珪也主动寻访。名重一时的道法名家陆修静、褚伯玉皆为孔稚珪的老师。二人讲学不在少数，孔稚珪作为弟子，也当在其席下受业。其次，这种群体性体现于集团交游。南齐时，形成了许多著名文人集团，如萧子良文人集团、豫章王萧嶷文人集团、萧子隆文人集团及王俭文人集团等。其中孔稚珪与萧子良文人集团交游最多，与豫章王集团也过从甚密。萧子良文人集团中沈约与孔稚珪来往颇多，王思远、陆惠晓、张融等人更是孔稚珪的至交好友。这种群体性的交游扩展了孔稚珪的人脉，使其得以借助群体的力量提升自己，为其日后在朝堂及文坛的发展都带来了极大帮助。

(三)文学性

孔稚珪交往的友人多具有文学才华，沈约、谢朓、张融、萧子良等人都是著名的文学家，孔稚珪与他们的交游天然地具有鲜明的文学性。孔稚珪所留存的作品不多，诗文共十八篇，大部分都与其交游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如，《酬张长史》是写给张融的赠答诗，开头两句为：“同贫清风馆，共素白云室”[3]1048。张融亦有《别诗》一首：“白云山上尽，清风松下歇。欲识离人悲，孤台见明月。”与孔稚珪《酬张长史》诗对读，头两句皆有“清风”“白云”意象，且句式体例相似，或为二人酬唱之作。孔稚珪的文现存十三篇，其中《祭外兄张长史》《褚先生白玉碑》是其为师友所作的祭文；《为王敬则让司空表》《荐杜京产表》是为他人谦让官职及举荐之作；《答竟陵王启》是其与竟陵王交游过程中的书信；名作《北山移文》为戏谑周颙而作。其交游活动与文学创作关联之密切由此可见一斑。交游是一种双向选择，士人对交游对象的选择绝非漫无目的。南齐时，交游尤重文史才能。《梁书》载：“(刘)之遴八岁能属文，十五举茂才对策，沈约、任昉见而异之。”[11]572“(邱)迟八岁便属文，灵鞠常谓骨气似我。黄门郎谢超宗、征士何点并见而异之。”[11]687在交游中，想要达到自己的目的，引人注目的文学才能必不可少。如“宋武帝殷贵妃亡，(丘)灵鞠献挽歌诗三首，云：‘云横广阶暗，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赏。除新安王北中郎参军……”[1]981-982孔稚珪亦如此，正因其“有文翰”[1]925，才被高帝萧道赏识并任命官职。此后，其无论是在朝堂上撰写的公文，还是与友人交往中的唱和，若想得到青睐与肯定，都离不开深厚的文学底蕴。因此，他十分注重提升自己的文学才能，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如其名篇《北山移文》即为友人间的戏谑之作。此文以拟人化的手法，借“钟山之灵，草堂之英”的口吻，对假隐士进行了戏谑与嘲讽，语言辛辣，对仗工整，颇受时人及后世激赏。钱钟书先生赞曰：“此文传诵，以风物刻画之工，佐人事讥嘲之切，山水之清音与滑稽之雅谑，相得而益彰”[14]1347。又如其诗《游太平山》：“访逸追幽踪，寻奇赴远辙。制芰度飞泉，援萝上危冈。万壑左右奔，千峰表里绝。曲栈临风听，散檐倚云入。石险天貌分，林交日容缺。阴涧落春荣，寒岩留夏雪。昔闻尚平心，今见幽人节。志入青松高，情投白云洁。泛酒乘月还，闲谈待霞灭。接赏聊淹留，方今桂枝发。”[15]6448从开篇“访逸”“追幽踪”知孔稚珪是为了寻访“幽人”杜京产而登上太平山，被沿途美景所吸引，遂写下此诗。由此可知，孔稚珪在追慕隐士的过程中，获得了许多文学创作的灵感。这都与孔稚珪交游活动的文学性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