雁北方言
——解读曹乃谦小说的重要视角

(复旦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433)

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地域分支，它是跟标准语普通话有区别的地方土话。地域辽阔的中国，各地方言差异极大，任何一种方言都有与之相对应的风土民情，都能表现当地人的生命经验和思维方式，都彰显着语言背后的乡土特质和地域文化。曹乃谦出生在山西应县下马峪村，幼年曾在应县南山脚下的姥姥家居住，上学后就到了大同。他在晋华宫矿当过井下装煤工，在大同矿务局文工团当过器乐演奏员，最后是从大同市公安局政治部退休的。曹乃谦著有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村庄》、中篇小说集《佛的孤独》、散文集《你变成狐子我变成狼》等系列作品，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他历时十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瑞典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曾称他是“中国一流的作家”“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之一”。纵观曹乃谦成长和生活的地域——无论是应县还是大同，都是雁北的腹地所在，曹乃谦就是这片土地的儿子，他那飘满“莜麦味儿”的小说世界就是个地地道道的“雁北方言场”，土、俗、脏、简、活、涩、拙、朴的雁北话在字里行间成了活蹦的兔、咆哮的狼。

马悦然说曹乃谦：“他是一个单纯地立身在农村里的作家，他的耳朵很灵便，他会把农民的语言搬进他的小说里”[1]2。曹乃谦自己说：“我的语言习惯、饮食爱好都是咱们雁北的，自然而然，那些故事也就带出了雁北的文化和风情。”[2]解读曹乃谦小说，我们认为雁北方言是个重要的切入视角。正是这些带着土腥气的语言，才生动表现了乡民真实凡俗的生活，才准确表达了作家原始恳切的感受，才最为张扬地显示了雁北的地域文化。简言之，雁北方言就是曹乃谦小说的重要力量，作家的个性和作品的底色在这里，文化的根源也在这里。

一、方言书写是必然选择

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里曾说过：“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3]59。由此可以看到，鲁迅先生不仅不回避把方言作为文学语言，甚至极为赞同将可贵的方言艺术化地加以应用。

其实在现当代文学史中，不乏将方言引入小说的先例：从晚清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的吴侬软语到五四废名《桥》的黄梅方言，从建国伊始周立波《暴风骤雨》的湖南土话到改革开放林斤澜《矮凳桥风情》的温州方言，这些有乡土语言自觉意识的作家都以自己所熟悉的方言另辟了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从而展现了各自乡土的无限风光。

雁北既是个地理概念也是个行政概念。它既指山西省内雁门关以北的地区，也指1970年到1993年这一地区行政区划的名称。1993年7月10日，国务院决定将此行政区划撤销，从此雁北地区不复存在。区划虽撤，但该区域地理相近、人文相亲、方言互通，侯精一、温端政两位先生主编的《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1993)就将大同、朔州两市的所有方言均列在《北区方言》一章。[4]曹乃谦出生在雁北农民家庭，后来也常常与雁北农民打交道，作为土生土长的雁北人，他对雁北方言再熟悉不过。他在《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台湾版《自序》里曾说：“我之所以关心这些饥渴的农民，是因为我出生在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我身上流动着农民的血液，脑子里存在着农民的意识，行为中有农民的习惯。”[5]205正是这种自然的深刻意识与文化自觉，使得他的小说题材内容锁定在了乡间，使得他的叙述语言成为了原汁原味儿的雁北方言。

曹乃谦对方言的使用厚足而直接，赤裸而彻底——从语法到用词，从人物对话的农民口吻到叙述语言的土气俚俗，乃至思维方式、文化气息，他的小说全方位地雁北方言化。生活口语和方言土话是有地域局限的，许多写作者对其应用都战战兢兢，生怕用得“太过”会由于理解障碍而失去读者。于是许多写作者采取了折中的态度：以大家能一目了然为限度，以现代汉语能无障碍书写为原则。更有甚者会自作聪明用普通话来翻译方言，没想到弄得味道全无，最后沦为不伦不类的“杂拌儿”语言。曹乃谦不是这样，他不仅没有考虑方言的使用限度，也懒得将方言有意识地修改为普通话，而是将方言豁喇喇地照搬在了他的小说世界里。在他的概念里，方言就是他的写作工具，方言就是他的文学骨骼。

曹乃谦有十足的自信，相信自己那方言里的味道和意思能为读者所领会、所接受。2005年9月，台湾天下文化出版社首版长篇小说《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在出版期间有人希望作者给那些难懂的方言加上注释，曹乃谦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谁能看懂，谁就是我的知音。谁看不懂就让他看不懂去吧”[6]55。马悦然先生对于曹乃谦执着方言的精神十分感动，并给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予以赞同：“读者不是婴儿，不需要拿着勺子强喂。”[6]55

方言书写有其源流和传统，曹乃谦的方言写作无疑也是其必然选择。汪曾祺曾说：“一个作家能不能算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在作家之林中立足，首先决定于他有没有自己的语言，能不能找到一种只属于他自己，和别人迥不相同的语言。”[7]4可以说，曹乃谦的成功就在于他驾驭了属于他自己的语言。在小说创作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当下，曹乃谦独特而简捷的方言写作一扫我们书海苦熬的疲惫，陌生的话语给我们巨大的视觉冲击，特别而鲜为人知的地域文化令我们眼前一亮。

二、曹乃谦小说里的方言

在对民间大众语言和审美趣味的追求上，曹乃谦与同为山西作家的“山药蛋”派代表赵树理有相似之处，但更有不同。赵树理曾说劳动人民的语言是“话海”，并要求自己“泡在广大群众的话海里继续学下去”[8]219。赵树理广为汲取大众口语，并将其以普通话的形式表现在自己创作的文学语言中，其小说中的方言已尽“化”为普通话。回想《三里湾》也好，《登记》也好，赵树理用的基本上都是普通话、大白话，即便碰上几个方言也要添加注释，生怕读者看不明白。而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地域的方言都是独立的，都是纯正的，都是自成系统的，其微妙之处都是普通话所不能及的，其珍贵之处恰恰在这些独特而无可替代的地方。霸王硬上弓式地去翻译，不仅使方言失了滋味，没了情调，错了味道，更可怕的是：无法付诸文字文章来流传的方言，绝对无法逃避被普通话“普化”的命运，最终会遗失于今人。笔者以为，认为“方言有阅读障碍”的人，其所恐惧的仅是恐惧本身，无非心里早已预设了没有能力去阅读小说、接受文本的先验，是否真的有障碍其实也未必。东北话的“唠嗑”“忽悠”，妇孺尽知其义，没有人会把它看成英文或鸟语而望而生畏。东北方言可以理解得了，雁北方言自然断无不可理解之虞。试举雁北人说的一句很押韵的俏皮话：“有心捏个蛇盘兔，粑粑稀得立不住”，难道大家会对“粑粑”所云何物不明白吗？肯定明白！曹乃谦曾说他与讲江淮官话的汪曾祺交谈时，“我不会讲普通话，说的是带有应县腔的大同话，但汪老完全能听懂我的这种话。就连我不注意时说了地方方言，他也能完全听得懂”[9]。

曹乃谦对方言的运用由里到外，全然不假替换，这源于他对方言价值的认同和自信，当然还有更为深层的尊重和热爱。他爱这方热土，于是温家窑、二十一、对坝坝、圪梁梁、东坡、西沟、土圪楞、狼嗥沟、峪底村……这些地方，乡亲们叫什么，小说里就叫什么。他爱这里的村民，于是黑蛋、楞二、锅扣大爷、老柱柱、板女、三寡妇、狗子、下等兵、五圪蛋、福牛、贵举老汉、黑女、丑帮、老银银……这一个个原生态的甚至与牲畜同名的人名在小说中以被尊重的态度最大限度予以保留。怪不得看过《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村民深情地说：“曹队长(曹乃谦文革时期在当地任知青队长一年)是咱自个儿人，写的说的都是平素下的话，谁也能看懂。”其实从语言学角度看，方言才是更为纯粹更为原生态、未经人为干预和操纵的语言。

曹乃谦在小说叙述中采用方言土语，虽说泥土气很浓酽，却也象征义十足地道出了雁北乡民难言的苦痛，难以启齿的隐秘，从而达到另一种“雅致”，即“既雅且俗、大俗大雅”。“共妻”这个动宾结构的小词，也许是普通话中对一妻多夫这种异常婚姻状态的表述。但在温家窑这里，乡民们称之为“朋锅”。“朋”即“同、共同(占有)”，为众人所公共所有，类似于“共”；“锅”则是每个人家中烹调做饭必不可少的工具，雁北人对锅是十分看重的，这是一种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外借的家什——它具有私人独有物品的属性。当“朋”与“锅”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本为私人所有的锅变为共同占有，这种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指代了两个甚至多个娶不起媳妇的光棍共同占有一个女人这一无比尴尬却又无法明言的事实。当然，在男权话语下，女性就是“尤物”，自然就以实物“锅”来指代。可以说，“朋锅”这个词以隐晦而不失雅致的方式表述了贫苦的雁北农民一种无奈的真实生存状态，这个效果绝对是普通话所不能及的。“脖工”在小说里的意思是“相互帮忙去做工”，其实这个词的背后也有现实理据：毛驴脖子痒了，没法子自己解决，就吼叫别的毛驴过来用嘴给它咬脖子解痒。痒痒缓解了，这“驴情”可就欠下了——以后“我”痒“你”也得给“我”咬一咬。驴在“脖子”上相互做的工作叫“脖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忙也就这么叫了。由驴及人，形象生动而风趣幽默，试问普通话我们能以何词代替之？

在《到黑夜想你没办法》里，像“朋锅”“脖工”这样的词俯拾皆是：“人要那个扭妖折怪”(故意出点花样)(《看田》)[1]174；“玉茭最是个门限大王”(在家里吆三喝四、凶狠厉害，在外面却窝囊软弱)(《玉茭》)[1]208；“温孩听了妈的，回家就把女人揳了个灰”(把女人打成不像样子)(《女人》)[1]5。除了这些形象生动、文化气息十足的方言词汇，还有许多重言叠字，如“共家家”“毛团团”“凉荫荫”“好人人”……或表程度或表连续或表强调，都起到了独特的艺术效果。笔者认为，这都是普通话在书面语表达效果上所望尘莫及的，而外域人也断不会因为几个方言土语而影响他们对文章的理解乃至热爱。

另外，曹乃谦还在小说中引用了许多雁北地区的民歌俚曲——“麻烦调”(又称“苦零丁”“爬场调”“山曲儿”)。这一首首类似陕北“信天游”的民间小调，痛快大胆地宣泄了人的七情六欲，真实而有情趣地反映了乡民百姓的无奈生活，更由于其中蕴含大量地域文化信息的方言词语，增加了小说的乡土气息，沉淀了原生态文化。

无法和相好花好月圆的贵举老汉在唱：

白羊肚手巾方对方

咱俩心思一般般样

红公鸡站在碌碡上

不能说的话用嘴唱[1]59

没有老婆的苦命羊倌羊娃在唱：

羊羔羔吃奶前蹄蹄跪

没老婆的羊倌活受罪

羊羔羔吃奶后腿腿蹬

没老婆的羊倌好惨心[1]112

一生希望身边有个好妹妹的狗子在唱：

对坝坝圪梁上那是谁

那就是要命鬼干妹妹

崖头上杨树不一般高

天底下就数干妹妹好

你在那圪梁上我在沟

亲不上嘴嘴就招招手[1]28

就连小说题目本身也出自一首民歌：

白天想你拿不动针

黑夜想你吹不灭灯

白天想你盼黄昏

黑夜想你盼天明[1]240

方言民歌是社会在进化中被保存下来的尤为珍贵的原生态文化，曹乃谦以此作为写作工具表现了雁北民间的伦理观念和风土人情，这是他长期浸润在民间文化并积极运用民间文化资源的结果。正如他自己所言：“只有这些民歌才能表达出人们对食欲性欲得不到应有的满足时的渴望和寻求。也惟有这些民歌才能表达出他们的思情和苦念，才能表达出我对那片黄土地的热恋和倾心。”[1]240民歌是原生态方言的结晶，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标志。讲方言的人们喜时会欢歌，愁时会悲歌，黎明黄昏时会唱，劳作歇休时也会唱，有乡民的世界就有民歌存在的家园。而“写作里把民歌和故事掺合在一起，能增强雁北所独具的地方风情,这种生活不论是苦还是乐，都让人觉得它很美。另外，故事里每每有人物唱起这麻烦调的地方，往往是他们命运或内心感情起伏最大的地方,当然也是人物性格表现最充分的地方”[2]。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引用民歌就是在原生态地讲述农民的生存与毁灭，希望与绝望，幸福与悲哀。曹乃谦自己也说：“对我小说写作影响最大的还是‘要饭调’，就是咱们大同地区要饭人唱的歌”[2]。这些朗朗上口的歌谣补充了小说的细节，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是方言书写的又一实质性突破。

毋庸讳言，曹乃谦的小说长于呈现、说事，短于追问、讲理，在一些原本能深入的地方，他常常欲言又止。我想这是一种方言局限下的隐而不张吧，但也正是因为这种隐而不张，才成就了一种文学的留白，文化的美感，为广大读者留下了极为开放的想象空间，使读者能够在苦烈的温家窑风景背后看到更深远的东西，挖掘到更本质的人性所在。

三、方言表现了雁北文化

方言民歌与地域文化关系密切，前者是后者的组成部分，在后者滋养下生存和发展，并成为后者最直接最广泛的表征。曹乃谦在小说创作中大量运用方言引用民歌，正是依靠了原生态的、地方的、民间的“雁北文化”，而原汁原味的方言和民歌也展示了别样而独特的“雁北文化”。有人在此看到了新鲜，更有人在新鲜背后看到了陈旧；有人在此看到了陌生，更有人恰在陌生背后看到了熟悉。

曹乃谦对雁北民俗非常熟悉，对农村生活的理解也非常深刻到位。报丧、叫魂儿、看三星、捏对儿、马布、揭盖儿头以及狗游食、猫嚎春、鸡匝蛋等方言特有的词汇，为他的作品营造了一种浓厚的雁北生活氛围。农村活计、劳动工具、时令节气、方言土语以及风俗习惯、饮食男女等乡土情貌，更使他的作品成为了农村百科全书以及雁北大地的“清明上河图”。在他笔下，新媳妇要挨打，害虫黄鼠不能让人吃，起了性的牛要骟蛋，死了的玉茭要给配阴婚，这是乡间的景、民间的情，也是作者看到的雁北厚土万象。在短篇小说《黄花灯》里，曹乃谦细致而唯美地描绘了谷家窑村农民每年正月十四到十六热热闹闹闹红火三天的场景，在乡民节日习俗这一线索中推进了故事，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凶杀案。在小说最后作者写道：“黄花灯场的主杆还没有拆去，杏黄色的幡旗仍在蓝天下随风飘荡，像是在召唤着什么，又像是在诉说着什么”[10]81。

雁北地处山西北部，其风土人情以及乡民习俗都是三晋文化的折射。段崇轩先生曾谈道：“山西是原始人类繁衍生息的聚散之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被称为中华民族的‘直根’，其历史可以上溯到炎帝、黄帝及至尧、舜、禹，农业文明与封建文化根深蒂固。”[11]由于山西山川险固奇崛，地理封闭孤立，此种自然格局长期束缚了山西人的目光和视线，固步自封、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也渐渐使得山西人蒙昧混沌、粗鄙保守、愚昧迷信，雁北也是如此。在《丑帮放羊》这个篇目里，一个患有“夜游症”的女娃硬是被本村大仙爷说成是“山怪精”，大仙爷说不把女娃烧死就要“遭灾”，弄得无辜的女娃躲进山洞，独自一人孤苦生活。但当村里的庄稼被冷蛋打了，大仙爷便“断出”“山怪精”还没离开，村民们便要搜山并放火烧人。没有科学文化或者就是有也不屑一顾，这就是仍处在蒙昧状态里的雁北乡下人，他们的观念没有任何进步，行为举止类似原始人类，可怕又可悲。更有甚者仿佛“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生活的需求只有吃穿住，做人的使命也只有传宗接代“做那个啥”。在《狗子》里，当狗子冒死抢救公家土坯的事儿被上报，报社和广播电台的记者来采访他时竟发生了这样可笑的情况：

“球。顶大的是鸡蛋大的。没有碗大的。碗大的还不得把我给揳死。”狗子说。[1]31

“球。我原根儿也不机明那是公家的还是母家的。”狗子说。[1]32

“球。这会儿我是老了。年轻时候给皇军盖炮楼，可比这能受呢。皇军每回都夸我幺西幺西大大的。这是句日本话。”[1]32

数百年的封闭使得温家窑人从不晓得外面的世界，更没有自身的觉醒，只就日复一日地重复着食与性的悲哀，百年前如此，百年后依然如此。文化，由于含义范围的广大，从未有一个明确而稳固的定义，但在人类社会里，它无所不在的威力尽人皆知。文学即人学。除了对地域乡土文化“风俗画”的展示，曹乃谦的小说在更高的层面上对人类文化进行了追问，具体表现有三：一是人类永恒的基本欲望；二是人类苦难的生命存在；三是“人之为人”的尊严与荣耀。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曾说：“人类的需求，不管什么地方，也不管什么时候，基本上是相似的。”[12]11无可回避，从美利坚的中央大平原到南美大陆西部的安第斯山脉，从欧洲牛羊满布的大牧场到非洲静谧幽深的大峡谷，再到中国山西雁北的温家窑，人类生生不息、代代相续。从先秦《礼记》里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到温家窑光棍们的口头禅“油炸糕，板鸡鸡，谁说不是好东西”[1]5等等，这一切都揭示了人类文化的核心要旨：生存和发展。要生存就要明白“肚饥饿”为的是不致饿死；要发展就要懂得“性饥渴”为的是繁衍后代。

多数读者和批评家都把温家窑风景看成了原始野蛮而让人难以置信的“异象”，把一个个无奈的光棍、受苦的村妇看成了乡里乡间远离文明的奇葩，或许这可以成为一种解读方式，但这种浅层次印象式解读是不完整的，没有从根源上看到作者苦心经营的、超越时代和国界的、具有人类普遍性的永恒“基本欲求”。诚然，小说里描写的仅是世间一隅乡民的原生态生活，而在荒诞、愚昧的人事背后显示的却是全人类在任何时代和地方都普遍共有的人性，是“人之为人”的自然本质和原始形态的现代遗存。正如小说中没眼的光棍官官问的那样：“人活着做这呀闹那呀，折腾半天不就是为了个这？”[1]167应该说，“食”与“色”不再仅是原始欲求本身，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支柱，支撑着人类顽强生存，瓜瓞绵绵。

四、方言背后的人性光辉

人世间充满苦难，生老病死、别离怨憎、欲求烦恼自始至终与人相伴。可以说，苦难是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人类尽管于生死两点之间奋力挣扎，但似乎永远无法摆脱。因此，基于自己的生命感受和生活经历，曹乃谦把对苦难这一文学主题的书写定位在了雁北乡土世界，在村言土语中对人类处境进行了凝重而深远的思考。其实，从《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小说题目就能看出苦难以及苦难之下无所适从的人们。“到黑夜”是指人从光明走向黑暗，承受这种使人压抑而绝望的“外部苦难”；“想你”是心灵的炼狱和煎熬，是发自内心的更为彻底更为可怕的“内部苦难”；内外皆有苦难，正所谓苦海无边。在苦海里熬度的温家窑人苍凉嚎歌却无力改变，无奈之中只能“没办法”。对于苦难的人生，虽是山野村夫，官官自有自己的认识和思考，虽说讲出的道理和没讲一样，但在那像废话般的民间哲学里，我们也似乎能体察到某些深邃和奥妙。如：

“人活着就是个这。有时候不瞎笑。有时候就瞎笑。”[1]89

又如：

“唉——人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这么个东西。”[1]93

当然，仅是“原始欲望”的钳制，以及无尽的苦难流离，人和动物也就没了什么区别。“人之为人”最可贵的就是人的尊严与荣耀。黑蛋为了儿子的婚姻，“半出卖”了自己的女人，这是另类的“父爱一种”；对亲家接走妻子极不情愿，却说“中国人说话得算话”(《亲家》)[1]1，他懂得信用；心上人要嫁给有钱的窑黑子了，临走前一夜对丑哥说“要不，要不今儿我就先跟你做那个啥哇”[1]11，爱她的丑哥却坚决拒绝了这个好意：“甭！甭！月婆在外前，这样做是不可以的。咱温家窑的姑娘是不可以这样的。”(《莜麦秸窝里》)[1]11温家窑的姑娘愿意这样，温家窑的汉子却老实、敦厚、本分；蛋娃误解乡邻，恼羞成怒，祸害了人家的庄稼，当事情“峰回路转”后，无地自容的他只好以一句不堪入耳的话深深自责：“我。我。我日死我妈。”(《蛋娃》)[1]目睹光棍招招骑奸母羊未遂，“黑女老想：鸡子还要匝匝蛋，狗子还要连连蛋。咱一个当女人的，总不能眼看着他们连个鸡子狗子都不如”。“就在那次，黑女主动脱下裤子，让招招跟她做了那个啥。”“从那以后，光棍儿们谁要是有个啥想望，只要说出来，黑女都没顶碰过。”(《黑女和她的二尾》)[1]81也许黑女是不守贞洁的，违背了俗世道德，但她无私献身的背后是一颗如金子般的心，她是古希腊悲剧里的女杰，她也是“普度众生”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一个女娃”“光溜着身子”“就在自个儿身旁迎天躺着，一伸手就能摸住”[1]144，但光棍丑帮却坐怀不乱。其实“丑帮真想也把自个儿的衣裳脱光，陪伴着女娃。没有。他没这么做。他只是这么的想想”[1]144，因为他心里明白：“不管她是姑娘家还是小媳妇，我都不该惹动她。她要是姑娘家的话，咱温家窑的男人是不可以害姑娘家的。她要是小媳妇的话，也不该惹动她。”(《丑帮放羊》)[1]142丑帮是有天地良心的！他是不会把它脏了的！温家窑人是有天地良心的！温家窑人也是不会把它脏了的！也许温家窑人生活得卑下、苦涩，但那只是因为贫穷因为落后。他们是苦，但他们不贱，他们是人，他们也有尊严和荣耀，有善恶判断和道德认知。他们无法改变世界，也只能在极小的限度内把握自己，但正是这点把握，显示出了人性的光辉和力量。人性挣扎后的胜利值得拥有掌声！

曹乃谦的小说能冲出山西，走向世界，被国外译介与评论，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终审评委马悦然先生青睐和力荐，笔者认为他靠的绝不是讲述“异地异类”，更不是迎合西方人对中国的鄙夷想象，而是他那对人类共同欲求的观照，对人类苦难存在的书写，更是他小说中所表现的深刻的人类之爱、人性之光——人的尊严与荣耀。正是这些突破了国界、地域、种族的限制，超越了不同文化背景的文字，显示了文学的力量。“天同覆，地同载，凡是人，皆需爱”[13]19，我们千万不要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好的文学就是要同情人的无奈和苦难，就是要理解人的渴望和欲求，就是要相信人的挣扎和努力，就是要赞美人的光辉和尊严。

五、别样的路其实走不通

曹乃谦是一位风格独具的作家，他在一系列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创作个性以及在内容和形式的有机统一中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无不显示其特色鲜明、卓尔不群的文笔功力。对于小说创作本身，不知道曹乃谦自己是否有体会，笔者认为有始终支持其走向的力量所在，那便是方言。温家窑里的那些事，如：兄弟朋锅、母子乱伦、兄妹越界、光棍自慰、粪坑偷窥，如果用现代汉语普通话来描写，将是多么不堪入目、几近色情泛滥的黄色读物，只有用那简涩朴拙而讳莫如深的雁北话，才能如此无障碍地晓谕丑事，并营造出另一番文学天地。

对于方言写作，曹乃谦有深刻认识：“我是个土生土长在山西雁北地区的村香瓜、土包子、乡巴佬，平时说话用的就是方言土语，所以，当我想写个什么人和什么事的时候，也就很自然地用我们的方言土语来叙述。我不是故意这样，这是无意识中的做法。我倒是也试着用过别样的语言，如收在《最后的村庄》一书里的《忏悔难言》《小精灵》《不可难闻》这三篇。我是想告诉读者，我也会来这一套。而我那是在刻意地模仿。但写起来，实在是不如用我的方言土语，来得自如，表达得准确，写起来顺溜。可我也听到有读者夸我的这三篇小说。但我的看法是：一个人拿着大顶头朝下走路，尽管也会博得喝彩和掌声，但最终还得靠他那忠实的脚，去跋涉，去远行。把脚放在土地上，这样才有力量。”[5]218

正如鲁迅的浙东、沈从文的湘西、贾平凹的商州和莫言的高密，雁北就是曹乃谦地理上的“立足点”，依靠雁北这里的风俗、伦理、语言、文化，曹乃谦书写出了远离主流的却又真实存在的现实大众化文本，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风格。不客气地说，如果这些作家抛弃了自己熟悉的乡土，而去书写别样的他者，必然无法取得今日之成就。固然，沈从文除了《边城》《长河》，还有《八骏图》，但就是《八骏图》，如果没有乡下人和大城市知识分子的比照，它也是无法成就的。况且，光靠《八骏图》远远成就不了我们心中的沈从文。同样，曹乃谦的笔触一离开乡土就像古希腊的大地之子——大地之子有大地母亲赐予无穷力量，没有谁能够战胜他。但他的对手有一次将他诱到空中，双脚一离开大地，大地之子就无法再从母亲那里获得力量，最终战败被杀。瞧瞧，离开了大地母亲的怀抱，即便是神勇无比的大地之子也会变得不堪一击。所以笔者认为，雁北方言就是曹乃谦的大地母亲。连曹乃谦自己也承认：“写到温家窑，我就用村里头人的语言，因为我对村里乡间太熟悉太熟悉了。但是万没想到，正是这个语言一换，故事一换，一炮给打响了，我原来根本没想到。”[2]

当然，汪曾祺在《读<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中的确这么说过：“曹乃谦说他还有很多这样的题材，他准备写两年。我觉得照这样，最多写两年。一个人不能老是照一种模式写。曹乃谦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写法，别人又指出了一些，他是很可能重复一种写法的。写两年吧，以后得换换别样的题材、别样的写法。”[1]235但笔者认为这段话的中心仅仅是一个老作家对一个“文坛新手”的希冀。有良知的前辈希望长江后浪推前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是一码事；但作为一个乡土作家，曹乃谦是否要“逃异地，求异路”，是否应该走别样的路，那又是另一码事。

曹乃谦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我也能用别样的语言写，如《忏悔难言》。人们说老曹你都是老一套了，那么我就写一篇《忏悔难言》吧。后来说这个短篇‘用美丽的语言写了一个卑琐的灵魂’。这不是突破，而是为了证明我能写这样的题材。发表了，正好也有人喜欢。”[14]但我们真去用心阅读这个短篇，它只不过是一个以书信的文体、抒情的笔法写的一个自我忏悔的故事，虽情真意切，但已然无法与《到黑夜想你没办法》中苍劲古朴的笔力相媲美。《忏悔难言》是曹乃谦短篇小说集《最后的村庄》里的一篇，其实《最后的村庄》是一本血液不纯的小说集。其中，有警方治黑打恶的治安小说，如《老汉》《老汪东北蒙难记》《豺狼的日子》；有文人抒情小记，如《忏悔难言》《小精灵》；还有写城市平民的，如《不可难闻》。上述作品有失“曹乃谦水准”，因为这些作品都失去了其小说创作背后的力量：雁北方言和方言文化。于是，别样的题材是有了，别样的写法也有了，但最别样的曹乃谦却不见了。无论是受评论界的压力，还是作者发自内心的风格变换，曹乃谦离开雁北乡土的书写都无可避免地陷入闷局流入平庸。而在《最后的村庄》里继续走“温家窑”路子的作品，如《山药蛋》《山丹丹》《豆豆》《根根》《沙蓬球》《斋斋苗》等短篇，继续展示雁北乡民苦难生活、无奈命运，“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5]88的，依然以乡土口语和地域文化获得成功，因为曹乃谦找到了小说创作背后的力量，也找到了自己。

六、结语

曹乃谦依托乡土打造了自己的“雁北世界”，以边缘地区的边缘文化当作自己创作的“源头活水”，不断开掘乡土的、民间的文化资源，并用之于自己的故事中，在增强阅读新鲜感的同时，也拓展了文本内涵，更显厚重和深度。难怪曹乃谦出版的小说集上常印有“沈从文的湘西，曹乃谦的雁北”字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曹乃谦在写作语言上对方言的选择，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使然，这种原生态的语言都会以最朴素、最本质的方式表现雁北文化的传承因袭和独特所在，以陌生化的审美特色产生强大的吸引力。

雁北的文化广博浩瀚，断然不止“食色”二者，“别样的题材”不难找到；乡土方言还有挖掘可能，“别样的写法”也可出现。一个作家风格一旦形成，虽然说改变不无可能，但是极需很深的修为造化，否则会于不自觉中丢失了自己，更何况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作家。暮年变法，胜算几何？其实曹乃谦完全可以继续进一步发掘民间资源，根源于自己特殊的文化基础，不断去丰富开拓类似“温家窑”一样的乡土世界。照老路子走下去未必不会成功，在别样的路途上用力也未必不会失败。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孤篇压倒全唐”，陈忠实只就《白鹿原》一本史诗性的小说便可当作“死后的枕头”，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已如明星一样闪耀，根本不必苦于其他！笔者认为，无论何时，作家千万要找到自己的立足点。用雁北方言的两句民谚来说，那就是“葫芦稀，葫芦稀，自个儿肚里有主意”，万不可“人离地皮虎离山，长虫离了草泊滩”！七年前笔者曾对曹乃谦先生做过访谈，当时曹乃谦先生说的一句话可以作为本文的结语：“小说最重要的是语言，语言是小说的味道，一个小说语言写不好了，你的这个小说就没味道了。我的味道，就是雁北的味道。”[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