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喀索斯的凝视与厄科的召唤
——中西视听文化差异初探

路文彬

(北京语言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083)

听觉先于视觉，虽然古希腊哲学奠定了西方的视觉理性范式[1]，但这一文化的初始形态依旧免不了要呈现出更多偏爱听觉的趣味；只是此种趣味未能像古典时期的中国那样表现得如此执着罢了，而后者则始终坚持在这一场域生成着自己的理性自觉。如果向道家形态的文化源流看去，我们的理性自觉基于归属冲动的愿望，最终表现出来的乃是针对理性本身的消弭。道家的听觉诉求显然要比儒家来得更为彻底[2]，为了完成这一归属愿望，它将所有热情给予了死而不是生。死在此是对生的超越，是向生之永恒的进发。对于理性的绝弃，实现着对于现实的遗忘。然而，古希腊却是无法拒绝现实的诱惑，“快乐地生活，认识到世界的美好和生于其中的无限乐趣，是希腊迥然不同于以前所有的社会的一个特点”[3](P13～14)。就是此种生之快乐使其不断疏远着有关来世的记忆，并促其将理性之根深深地埋植在了现实的厚土。两种文化在同一基点上的背道而驰，无疑是与各自从现实那里所获致的不同启示息息相关。它们之间由此产生的某种张力，表达的其实恰是这个世界所能够给予的和谐真实。关于生和死的差异性认同，作为一种生活真相在这里彼此映衬，言说着现世与来世的全部真理。东方和西方、困守和释放、悲苦和狂欢，它们遥相呼应，令生与死在存在那里达成和解。死不再是对生的否定，而是对生的宽恕；它接纳了有罪的生，让生通过死的瞬间重新回归永恒的存在。当然，生也并不是对于死的叛逆(生根本无以向死叛逆，死并不作为生的客体而在)，更不是对于死的补偿(死根本不需要补偿，死之本身无所谓损失)，它只不过是对于死的回忆。在回忆这一过程中，生延续着死，抑或说生死互相延续。生和死的彼此肯定共同趋向着永恒的善之存在，从而使虚无之恶的否定得以被否定。对于听觉与视觉这两种共在的文化范式，我们实际上不应进行厚此薄彼的比较，这样的比较导致的将不是包容与和谐，而是对抗和单调。我们文化的历史与现实一直就如阿诺德所指出的那样：“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整个世界就在它们的影响下运转。在一个时期世界会感到一种力的吸引力更大，另一个时期则是另一种力更受瞩目。世界本应在这两极之间取得均衡，只是事实上又从来不曾做到过。”[4](P111)不能不认识到，听觉与视觉皆有着各自的辩证法宿命，即使是在它们之间，辩证法亦是互为的：听觉是视觉的辩证法，视觉是听觉的辩证法。当人们一再激烈地强调眼睛相较于耳朵的重要程度时，我无意反唇相讥。我只是想要指出，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这种重要程度里所暗含的依赖程度的严重性。必须认识到，就在我们格外依赖于眼睛、依赖于光的同时，我们的人格独立性也在相应遭罹着格外的破坏。设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承受的人为灾难更多的是与视觉有关的话，那恰恰就是由于我们之于视觉感官的如此依赖。只要某种依赖不能将我们引向独立和完善，那么迟早它都会演变为某种恶行，致使我们被这种依赖所伤。所以，面对给予的听觉和视觉，偏重任何一方对于我们的生活都是无益的。但我之所以偏偏要在这里花费如此漫长的篇幅厚此薄彼，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现实早已呈现出厚彼薄此的严重病态。通过针对听觉的褒扬以及针对视觉的贬抑，也许我们可以就此开始重新思量一种文化和谐的现实可能性，并为此积极付出努力。要知道，视觉文化为我们所诟病的那些劣迹正是其力图与听觉文化彻底决裂之后的自然反应。一旦它表现出诋毁听觉文化的迹象，其优长之处便再也难以成为优长。视觉文化的优势唯有在听觉文化优势的映衬之下，方能显示出它的优势。听觉文化亦然，它的优势同样不能脱离视觉文化的优势而成为优势。然而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总体说来，听觉是一种更为源始故而也是更为基本的感官，它因此成为我们始终需要坚持的一个根基。视觉的发展绝不能以牺牲听觉的能力作为代价，否则超越便成了背叛。如果非要在两种文化范式间作出抉择，我以为真正智慧的做法应该是挽留住后者。原因除了它是一个根本性存在之外，还在于它所蕴涵的一种优势就是能够容忍前者的优势。而视觉文化在彰显自我优势时，往往顾及不到听觉文化的优势；它甚至会借消灭后者的优势来炫耀自己的优势。听觉文化总是以谦卑的姿态言说着自己的优势，视觉文化则不然。在这两种文化范式中，视觉一直属于潜在的危险因素，它随时可能会有意无意将既有的和谐秩序颠覆。基于此，我们已有充分的理由对视觉文化保持警惕。

耐人寻味的还是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绝美少年纳喀索斯和回声女神厄科之间的那个故事，它宛如一个预言，生动传释着视觉与听觉两种文化在今天的不幸命运。厄科爱上了纳喀索斯，可是由于无法主动发声，而只能以回声的形式重复着他人的话语，所以她对于后者的爱之召唤必须是等待之中的应和。厄科以爱等待着爱，爱在她这里不是进攻和占有，而是等待和回应。通过这种方式，厄科的爱在激发着爱。她似乎是在告知我们，爱属于倾诉和倾听的过程，故而首先需要借助于声音来完成。然而，纳喀索斯压根就不关心什么声音，他的生活几乎全为视觉所占据；目光使其依恋上了自己的美貌。爱在纳喀索斯这里仅仅属于视觉范畴的事件，因而它只同外在有关。这为纳喀索斯执着于伪装和迷惑埋伏下了隐患。就在他痴迷于自我在水中的倒影时，实际上，只要稍稍回转过头去，他所爱恋的对象便不复存在了，但是他不能。此种情状指涉着视觉反观能力的缺失，这其实也是内省能力的一种缺失。与此同时，视觉在此还指涉着幻觉、自恋与偏执。不过归根结底，这是一场虚假的爱。纳喀索斯爱恋的是一个虚假的对象，它不过是真实自我借助于光的外在投射，属于自我的虚假分离。问题在于，如果这种分离不是投射在水面，它可能就仅是个模糊的影子，而模糊的影子在一开始引致的或许只是含有恐惧性的好奇。纳喀索斯的遭遇启示我们，愈是有利于视觉的清晰与美丽，对于我们愈可能存在着威胁。视觉将我们引出自我，却又无法让我们回归自我。在这里，凝视是一个静止的过程，是与渴望对象之间的僵持；目光的占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使主体实际占有的渴望得到缓解。因此，纳喀索斯有理由满足于他的凝视。这种凝视使其成为了自己的中心(但同时也使他成为了自己的囚徒)，实质上，在产生自恋之前，视觉就已经令纳喀索斯成为了自我中心主义者。自恋的发生在此只不过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一个极端性后果，它暗示了自我中心主义同幻觉之间的必然联系。“在幻觉的世界里，一切现实都改变了自己的位置并相互混淆，都被歪曲，存在的结构被破坏，一切都成了被各种欲望所控制的自我中心主义的存在物。”[5](P239)欲望之所以能沦落为罪恶，就是因为它大有机会导致这样的幻觉。鉴于此，纳喀索斯爱的实质只能属于低级欲望的诉求，它明显带有堕落的特征。这样的爱不会使其升华，只会促其毁灭。而且我们看到，如此欲望最终是无法被满足的。换言之，自恋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爱，爱的给予和圆满本质在自恋情境中遭到了遏抑。爱在自恋情境中的命运是衰萎和枯竭。

听觉的命运则全然不同，它时刻面临着失去。时间之于它意味着无限的有序瞬间，但这瞬间给予它的直接体验就是失去。时间在它那里是即将到来的和正在失去的，二者之于它皆不属于拥有。所以，听觉无以自恋；自恋是关于现在的满足，是对于现在的假想占有。可听觉没有现在，它不可能在现在那里驻足；它只能转过身去，面对着失去赶往的那个方向，以便向其曾经拥有的一切表达着自己深深的眷恋。在听觉这里，所谓的拥有只等于拥有过去，而非现时的持续。它的眷恋便是它的全部，为了这眷恋的追随，听觉只好献出自我，即告别现在向过去归依。爱在听觉这里恰是给予以及针对所失进行的恢复性圆满努力。爱之所以发生，正是由于我们针对缺损自我的不满；唯有首先意识到了自我的缺陷，爱方有可能成为完善自我的渴望，而不是自我盲目的膨胀与扩张。爱的给予终究是回到主体这里的丰富，而视觉性的攫取之爱却促使主体变成依赖于外在的饥饿意识。前者向内的诉求实现的是对主体的维护，后者向外的进攻则是主体对自我的不断疏离。故此，纳喀索斯抑或说“自恋是一种虚假的主体性”[6]。在客体面前，这种主体表现出的竟是十足的奴性依赖。纳喀索斯的遭际证明，单纯从视觉出发的爱根本就不可能使美好继续。事实上，厄科爱的回声始终陪伴在纳喀索斯的左右，这完全可以使其获救，让他由幻觉之中清醒过来。然而，纳喀索斯拒绝了厄科的爱，这也就意味着他拒绝了获救的机会。来自厄科回声的爱之示意在召唤着纳喀索斯主体意识的复苏，但是，爱的对象对于纳喀索斯而言，只有处于与之相对的位置才能被其纳入自己的视野。可厄科却始终伴随在他的左右，这对于他的凝视范围是无效的。对厄科来说，爱的对象不是必须要置身在自己的对面，她更喜欢他陪伴在自己的身旁。厄科无需凝视，她在乎的只是耳畔的喁喁私语；她不愿让爱的依偎为目光的凝视所拆离。爱在纳喀索斯那里具有某种对抗的意味，在厄科这里则只是携手。但不管怎样，爱对于二者都是无法兑现的希望。纳喀索斯和厄科的结局让我们发现，只要视觉不同听觉合作，爱便注定属于两败俱伤的事情。无望的爱令纳喀索斯的生命终结成孤独的水仙，而厄科则因此丧失了自己的血肉之躯。不过不一样的是，化成水仙的纳喀索斯已在根本上丧失了自我，等同于自我的凝视再也无以附焉；而丧失身体的厄科却并未因此也丧失自己的声音，她的声音依旧可以继续为自己的所爱持存。在此，听觉比视觉显现出了更加顽强的独立性。美是没有理由不被爱的，但倘若它只能经由视觉去爱，那么沉沦的自恋便就此开始了。真正的爱是在厄科回声的召唤里，它意在让美的主体通过聆听将美作为一种赐福与他人共同分享。美通过分享使自身获得增殖，从而不再只是纯粹的视觉消耗，消耗着自身，亦消耗着他人。并且，就在这一分享的过程中，爱上升成为了感激。一位日本医学博士针对水结晶体所作的一系列实验表明，“感谢的能量比爱要大两倍”[7](P108)。爱虽是一种主动而积极的力量，但它只同爱者有关，在它得到被爱者的回报之前，并没有将爱与被爱两者实际结合起来。感激则不然，它已然包含了爱，它的爱是基于偿还动机的爱之回报。斯宾诺莎说：“感恩或谢忱是基于爱的欲望或努力，努力以恩德去报答那曾经基于同样的爱的情绪，以恩德施诸我们的人。”[8](P161)当感激发生时，爱者与被爱者已有了必然的关联，爱的召唤和回应在此得以实现。在感激者的心灵里，拥有的不仅是自己的爱，还有对方的爱。因此，感激是双重的爱，它虽被动却具有超越于单纯之爱的力量。其实，感激虽缘起于偿还，但却并非纯粹的偿还；纯粹的偿还是被迫性的，它来自于先在亏欠的不安。然而感激绝不被迫，也没有不安，相反，它是喜悦和幸福的体验。满怀着这样的体验，感激在主动表达着之于生命的认同，诠释着生命和存在的真谛：“生命不是债务，生命是恩惠，存在是恩惠，而这是感激的最高的教训。”[9](P141)感激让我们懂得满足于这个世界的给予，它倾向于自觉去发现爱，即使这爱的给予不是自觉的。可见，唯有在听觉那里，美才有可能同真正的爱联系起来，并因此获致救赎。

我们理当想到，听觉世界所蕴藏的美好资源或许尚有许多未向我们敞开，但我们只有像听觉那样，秉持着谦卑的姿态去亲近听觉，才会感受到听觉世界里的无限和自由。否则，我们将永远无以理解听觉被动的感激。正是由于缺失了感激，基于视觉诉求的主动之爱总是张扬着某种咄咄逼人的积极性，而就是此种积极性致使我们同他者的关系变得日趋紧张，诚若博德里亚尔(波德里亚)所言：“我们根除各种形式的恶，同消极和死亡作了斗争。在消除负面作用时，我们激发了积极性，而在今天，正是它变成了凶手。”[10](P111)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实已然证明，被动的感激总在遭罹着主动之爱的戕害。回想一下，来自听觉文化世界的郑和率先创造人类航海历史上的一大奇迹时，他给异国文明带去的是礼物和友谊。而在近400年之后，当来自视觉文化世界的哥伦布踏上其披风斩浪的寻找之旅时，他为自己发现的那个所谓新大陆送去的却是屠刀与杀戮。不同的航海动机源自不同的文化，产生的也是截然不同的结果。郑和是为着某种召唤而去的，前方对于他仿佛不是一处陌生或新奇的地界；所以他不是要去发现它，而只是为了去亲近它，一种熟悉的感觉在他同前方之间生发着亲近的冲动。哥伦布则聆听不到这样的召唤，前方之于他意味着某种神秘的诱惑，他必须清除掉横亘在他和前方之间的视觉障碍，用目光全面占领其所要抵达的那个目的地。因此，这对于哥伦布来说是一次探险和征服的旅程。不可否认，面对屠刀与杀戮，礼物和友谊总是显得那么的无力。然而，我们却不能把过错归之于后者；首先要遭到谴责的永远是前者、前者。但问题是，谴责并不足以确保听觉文化的安全。听觉文化也不能在遭逢视觉文化的暴力侵害之际，除却显露出一副无辜的神情之外别无所为。听觉无法超越自身，但是作为听觉主体的人却可以通过认清听觉本质的局限，进而竭力去完成对于这一局限的超越。我所肯认的听觉理性应该就是实现了这一超越的理性。如果视觉文化只能将听觉文化对它的容忍视为软弱的表现故而得寸进尺，甚至由此威胁到听觉文化的存在，那么，听觉文化就必须开始考虑将自己对视觉文化的接纳变成对它的消化。而要做到此点，听觉文化又必须要先行具备这种消化的能力。唯有在具备了此种消化能力以后，听觉文化给予视觉文化的所有宽容才可能是有说服力的。听觉文化固然有充分的理由保留住自己的消极与被动，但在遭遇了视觉文化的积极和主动的时候，它只有能将后者的积极和主动纳为自己消极与被动的从属部分，方能在不改变自身实质的情形下持续自己的生存。

听觉文化所要努力的方向无疑也是中国文化理应努力的方向，但是，我们首先要去做的乃是必须重新回至现代性的起点，找到我们自己的文化之根。我们必须尽快抛弃视觉理性为我们养成的傲慢习惯，向被我们的傲慢所伤害的这个文化之根表达最虔诚的忏悔。这亦是我们重新学会谦卑与敬畏的开始。这里有必要提及的是，在深刻领会到中国听觉传统文化之于视觉文化所存在的救赎可能性时，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这种可能性就是一种现实。因为，听觉文化的善面临视觉文化的恶所难免暴露出来的“劣势”这一状况还远远没有得以改变。更何况，中国传统文化本身还有着它特有的不完善。“仁、智、礼、义、信”意欲达成的文明标的无不是以他者为中心的，在向他者赠与无私的善意时，我们显然于无意之中流露出了过多对于关系的依赖。虽然这种依赖指涉着和谐及秩序的诉求，但它同时亦严重妨碍了我们自身个体人格的独立。我们不是不要服从权威，但不能因此就放弃了我们的独立，否则，服从便真的沦为了奴性，归属即变成了逃避，美德因此也就不再是美德。结合前面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认识到，被中国传统文化所忽略的人格建构任务至今也尚未完成。此刻，我们可能拥有无数的个人，但却欠缺足够丰富的个性。有鉴于此，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文化建设任务不仅来自听觉文化本身，还来自我们自身迟到的觉醒。当然，我们还要充分估量到当下文化现实中的种种不利因素，如何令其向听觉文化让步，这关系到我们的文化是否能够进行成功转向，从而达至圆满境地的希望所在问题。必须清醒地看到，后现代并未表现出丝毫向听觉文化偏移的迹象，完全不像某些人乐观断言的那样，以为“我们迄至今日主要是为视觉所主导的文化，正在转化成为听觉文化”[11]。事实恰恰相反，人们正以为“图像转向”[12]推波助澜的方式，继续强化着这个时代的视觉耗费。至于国人对所谓“读图时代”的欢呼，则同样亦在传达着他们对于视觉文化的狂热。影像依然在变本加厉地担当着这个世界的文化核心，它越是不断借助科技的神奇力量更新着自我惊人的迷幻效果，越是能够博得大众的信赖和崇拜。现今的人们更偏爱用“眼球”来取代对“眼睛”的称呼，这似乎在昭示着人们之于视觉文化的迷恋已经到了赤裸裸的程度。尽管影像在表面上仍旧给声音留有一席之地，但这只不过是附属性的位置。影像终究是声音的主宰，它始终要根据自我的喜好去管理声音的释放。在影像的统治权限内，声音不得不呈示出立体、丰满的视觉化趋势。无疑，愈发肥胖的声音已经不是冲着听觉的单纯诉求而去的；它在功能上真正实现的是对我们听觉的麻醉。这种声音密切配合的是视觉的狂轰滥炸，它在最终的结果上是铲除听觉所赖以栖息的宁静场域。要知道，宁静在视觉文化里只能以失聪的方式存在。这当然不是听觉想要的宁静，因此听觉文化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不能不首先设法争取宁静的场域。我们并不奢求绝对的宁静，这样的宁静在现世是不存在的，它只属于无限和永恒的来世。然而现状告诉我们，现世的宁静场域可能不会比来世的宁静场域更容易得到。那么，难道我们因此就只能等到视觉被耗尽至失明的那一刻了吗？

[1]路文彬.真理与视觉：论西方形而上学的视觉认知范式[J].中文自学指导,2007,(3).

[2]路文彬.论道家真理的听觉认知范式[J].中文自学指导,2007,(1).

[3]依迪丝·汉密尔顿著，葛海滨译.希腊精神[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

[4]马修·阿诺德著，韩敏中译.文化与无政府状态[M].北京：三联书店，2002.

[5]别尔嘉耶夫著，张百春译.论人的使命[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6]David Michael Levin：The Opening of Vision，P．128, published in 1988 by Routledge.

[7]江本胜著，猿渡静子译.水知道答案[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4.

[8]斯宾诺莎著, 贺麟译.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9]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著, 吴岳添译.小爱大德[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10]让·博德里亚尔著, 王为民译.完美的罪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11]沃尔夫冈·威尔什著，陆扬译.走向一种听觉文化[A].陆扬等选编.大众文化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12]W．J．T．米歇尔著，陈永国等译.图像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