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文献解读与洪承畴“贰臣”形象的演变
——兼论历史人物评价

冀震宇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熟悉清初历史的人们都对洪承畴不陌生，洪承畴一直以“贰臣”的形象镌刻在人的头脑中。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洪承畴的评价发生了较大争论，1996年1月24日至26日，洪承畴学术研讨会在福建省石狮市举行，会议认为“洪承畴作为清朝统治集团的重要谋臣在为满族夺取全国统治权、缓和满汉民族矛盾、完成统一中国大业中的历史作用是不可磨灭的。”[1](P122)2015年2月6日，《文汇报》发表杨海英《洪承畴翻不了案》，认为“要想将洪承畴纳入促进‘统一中国’的历史功臣行列,塑造成一个对‘中华民族的团结’有贡献的正面人物,就存在无法克服的历史和逻辑困难,哪怕是将历史再多颠倒几遍也不行。”[2](P15)因为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争论，促使笔者对洪承畴身后的形象演变进行系统梳理，试图从社会变迁和文献解读两个方面对“洪承畴现象”做出解析，还望方家赐教。

一

洪承畴死后，清朝即下令为洪承畴撰写碑文，至康熙六年(1667)撰写完毕。碑文中对洪承畴多有赞美之词，肯定洪承畴在清朝的功绩。碑文中称洪承畴为“贤良之臣”，“才能敏练，器宇渊宏”，随清入关之后“尔能夙夜宣劳，恪供厥职”，经略江南五省时“招抚军民、土司，供应大兵粮饷，能济军需，边疆有赖”，“克襄王事，屡建功绩”，最后称赞洪承畴为“国典臣忠，庶其昭垂”。[3](P335)赐谥“文襄”，并于授世职。谥法中对“文”字解释：“经纬天地曰文。道德博闻曰文。学勤好问曰文。慈惠爱民曰文。愍民惠礼曰文。赐民爵位曰文。”[4](P678～680)“襄”字：“辟地有德曰襄。甲胄有劳曰襄。”[4](P690～691)可见,清廷此时对洪承畴颇为肯定。洪承畴被俘降清一事，仅用“获之”两字带过，替其遮掩。

撰修于康熙十一年(1672)的《南安县志》和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泉州府志》均有《洪承畴传》。两部传记将洪承畴在明、在清两朝的事迹记载较为详尽，其形象评价多是正面的。

康熙十一年(1672)编纂的《南安县志》第十四卷人物志之三，是最早的洪承畴传记，撰写于洪承畴死后五至七年间。这篇传记对洪承畴在明朝事迹记载较为简略，仅叙述洪承畴历任的官职，或因何事升迁；而对于其在清朝事迹较之明朝更为详实。全传600余字，洪承畴仕明仅仅120余字，在清朝的事迹，多达400余字。(顺治)二年，驻守江宁，“驭吏镇静有方”，六年“同掌会试”，九年“修文庙实录”，十年，经略江南五省，十三年“常德告警…乘夜趋常德败之，以捷闻”，十四年“会师入贵，五旬而举之，定其地”，十五年“再举入云南……遂平云南。区画分防，多方赈恤，使滇黔之民离兵革之患，以登衽席者，皆承畴力也。”十七年“以病乞休，召还京师”。400余字将洪承畴在清朝的功绩排列比勘，且行文之中，多有赞许之意。传文最后，对洪承畴的评价，更为褒奖，其文如下：

谨按：公身不满七尺，恂恂儒雅，而屡历边疆，出入行阵，运筹决策，功在社稷，可不谓伟软。至王师入闽，其所保全桑梓者，为功尤钜。泉人立祠祀之。其有以也夫。[5](P103)

对洪承畴兵败被俘之事，用“太宗破松山，得承畴喜甚，遂厚遇之”之语替其掩饰。

乾隆二十八年(1763)纂修的《泉州府志》五十六卷《勋绩·洪承畴传》，以康熙年间编纂的《南安县志》为底本，参阅其余各省通志，重新修纂，补充洪承畴在明朝事迹和在顺治年间在贵州、云南两省的德政，扩充了原传。[5](P104)对于洪承畴被俘投降，还是沿用“太宗破松山，得承畴喜甚，遂厚遇之”之说。

由《洪承畴碑文》及此两传记可以看出，清初对于洪承畴的评价较为正面，多用褒奖之语。记载洪承畴武能为清朝随军入关，征战四方，平定江南，稳定政局；文能同掌会试，修实录，抚恤云南，消除兵革，经略江南，对百姓有一定贡献。附在《南安县志》中《洪承畴传》文末的按语，对其做了一个较高的肯定，并提到泉州建有洪承畴祠堂，可见其在江南地区乃至清政府眼中是对社稷有功之人。

这一阶段，对洪承畴较多正面记载，而对其降清一事一笔带过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延续了洪承畴生前的评价。洪承畴降清后，历经皇太极、顺治、康熙三朝。除康熙时期洪承畴因病在北京修养外，皇太极和顺治两位皇帝都颇为倚重洪承畴。皇太极在大宴群臣时说道：“譬诸行道，吾等皆瞽，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6](P9467)皇太极将洪承畴看做灭明的引路人，这种评价不可谓不高。崇德七年五月，皇太极召见洪承畴，并对其说：“君暗臣蔽，遂多枉杀。将帅以力战没敌，斥府库财赎而还之可也，奈何罪其孥。”[6](P9468)主动将洪承畴降清的责任归结于君暗臣蔽，替洪承畴开脱。顺治皇帝自继位后，顺治二年派洪承畴平定江宁，顺治六年主持会试，九年修实录，十年经略江南，重用洪承畴。两任帝王给洪承畴高评价，委以重任，加之洪承畴身居大学士之高位，故在洪承畴死后的近百年间，对其评价较为正面。

其二，为尊者讳，为逝者讳。洪承畴对于明、清两朝，都立有功绩，生前身居高位且此时距其死不足一百年。洪承畴在明时，受命征剿农民起义军，大败李自成，收复关中失地。后出任蓟辽总督，抵御清朝四年之久，清不得寸土之地。后因“松山围久粮尽”，无兵员补充，洪承畴独木难支，被俘投降。当洪承畴任蓟辽总督之时，李自成和张献忠“复猖獗不可制”。顺治继位后，洪承畴随清军入关，为多尔衮参赞军机，并劝告多尔衮少屠城，使百姓少遭刀兵之祸。后洪承畴经略江南，在江南地区制定官制，任命官员，使江南地区在战乱之后，重新建立较为健全的行政体系、行政区域得以区划，使得百姓在战后尽快恢复生产，减少损失，为清朝立下汗马功劳，当今学者称其立有“开清第一功”。[3](P163)洪承畴身前官至大学士，世袭三等轻骑都尉，死后，康熙赐祭奠如制，谥“文襄”。

其三，地方志对乡贤耆旧的回护之情。洪承畴为福建省泉州府南安县人，上述两部史书，均为他籍贯地的志书，所做乡贤传记均将他列为传主，多有溢美之词也是可以想见的。

二

乾隆四十年(1775)后，对洪承畴的评价急转直下。乾隆四十年(1775)至四十一年(1776)，乾隆皇帝下三道谕旨，令修纂《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四十一年年底，下旨编纂《钦定国史贰臣表传》(即《贰臣传》)。修前书为“崇奖忠贞，所以风励臣节”，[7](P316)修后书是为“此实乃朕大中正之心，为万世臣子植纲常”。[7](P694)自此，洪承畴被打入了“贰臣”序列。

《清史列传·贰臣传甲·洪承畴传》记载洪承畴事迹更为详尽。全传七千余字，补充上述两部地方志所阙略的史料，其“内容是直接抄自清国史馆修纂的《大臣列传稿本》”。[8](P2)对比上述两部地方志，对洪承畴投降一事不再是含糊不清，一笔带过，而是“生擒洪承畴，送盛京赡养之”，(明)崇祯皇帝也曾想祭奠洪承畴，突然得知“承畴降”才不再去祭奠。洪承畴投降时与(清)太宗皇帝的对话也记录在册。通过这两件事的描写，明确指出洪承畴的降臣身份。除此之外，还增加几点体现洪承畴在清时，有“贰臣”嫌疑的史料：

(顺治)四年四月，驻防江宁巴山、张大猷奏：柘林游击陈际可擒贼谢尧文，获明鲁王封承畴国公及其总兵王(黄)斌卿致承畴与巡抚土国宝书，有伏为内应，杀巴、张二将，则江南不足定语。上奖巴山等严察乱萌，而谕慰承畴国宝曰：朕益知贼计真同儿戏，因卿等皆我朝得力大臣，故反间以图阴陷。朕岂堕此小人之计耶？[8](P6447)

(顺治四年)十月巴山等以察获游僧函可金腊等五人携有谋叛踪迹，牒承畴鞫讯……得旨，下部议。以承畴徇情，私给印牌，应革职。上以承畴奉使江南，劳绩可嘉，宥之。[8](P5447～6448)

(顺治)八年闰二月，命管都察院左都御史事……并劾承畴不请旨私送母回闽，又屡与名夏及尚书陈之遴聚集火神庙屏左右密议逃叛……得旨：“聚议事，不必悬揣。送母回闽未奏，为亲甘罪，其情可原；仍留任，以责后效”。[8](P6448)

以上三条史料，是方志中《洪承畴传》中所没有的。记载了洪承畴有嫌疑与前明遗臣勾结、给故友之子印牌、包庇门生、与大臣私下联络等事件，虽然顺治皇帝并没有对其作出处罚，但给人一种并非忠心于清、反复无常的“贰臣”印象。

此时，出现了与前期对洪承畴截然不同的评价，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时局相对稳定，急需树立忠君观。到乾隆四十年，此时建国一百余年，满汉民族矛盾已经趋弱，汉人对于满清抵抗情绪减少，前明割据势力消灭干净，各地经济恢复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安稳，出现“康乾盛世”。清朝统治者为避免出现明朝末年大量朝廷官员投降的局面，必定要树立忠君观念。修纂《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明为表彰明朝忠君殉节的大臣，实际是要清臣以此为榜样，忠于清朝。修纂《贰臣传》，将这些“不能为其主临危受命，辄复畏死幸生，忝颜降附”的“贰臣”，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给后世臣民以警示。

其二，对大臣叛清的隐忧。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爆发农民起义，清水教“教主”王伦带领数千人攻入寿张县城，杀死知县，之后又粉碎山东巡抚的围剿。清朝统治者派钦差大臣，率领禁卫军，最终才将起义军消灭。王伦领导的起义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在盛世之中爆发，使得清朝统治者看到危机，担忧有大臣响应王伦叛乱，为维护自身统治，使臣下忠于清朝统治，故褒奖“忠臣”，贬斥“贰臣”。

其三，消除降清明臣的影响，确立满族的正统地位。在清初，由于清朝统治力量薄弱，没有治理国家的经验，不得不依靠降清大臣，制定官制，管理国家。洪承畴为江南总督时，将其治理江南地区的建议上奏顺治皇帝，顺治皇帝全部准奏。到乾隆时期，为确立自身正统地位，消除明朝对于清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借助修纂四库全书，篡改史书，重修历史；一方面消除投清官员的功绩，将其打入“贰臣”传。

另外，清朝统治者尊儒家忠君思想为正统。乾隆时期，皇帝和满洲大臣都已经接受儒家忠君思想。乾隆皇帝先后八次祭拜孔子，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科举考试也以《四书》《五经》为范围，并利用儒家学说统治国家。乾隆皇帝下令编纂这两本书，就是以儒家“忠君”思想为标准，将明朝臣子划为两类，利用儒家的道义，以规范臣民的行为。

三

民国初期，有关洪承畴的评价大体还延续乾隆时期的论断，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同声音。

刘籀爻在《洪承畴论》中评价说：“夫洪承畴失节事虏，稍有知识者，孰不痛骂而唾弃之。”[9](P15～17)对于洪承畴投降清朝，痛恨之极。

《清史稿》对洪承畴还延续乾隆时期的评价。据《清史稿·列传二十四》记载“遂克其城，获承畴”，[10](P9467)虽然此处改《贰臣传》中“生擒”为“获”，但其后文中并未对其投降行为进行掩饰，并增加范文程劝降洪承畴时，看其拂尘，而知其惜命，太宗亲自劝降，遂“叩头乃降”之事。更加显现出洪承畴是一个从未想为明殉节的“贰臣”。

论曰：国初诸大政皆定自太祖太宗朝,世谓承畴实成之,诬矣。承畴再出经略江南、湖广，以逮滇黔，皆所勘定，桂王既入缅甸,不欲穷追,以是罢兵柄。[10](P9488)

这则史料，是在贬斥洪承畴在投降之后的功绩，认为清朝的国政都是太祖太宗朝既定的，而非洪承畴的功绩，并且其对南明小朝廷抱有怀旧之心。通过这条论断，将洪承畴定义为既不愿为明牺牲，也不愿为清效力的“贰臣”。

《清史稿》虽然是北洋政府设馆修纂的史书，但清史馆馆长赵尔巽和参与编修的柯劭忞等大多曾在清朝担任过高官，其尊奉的是清朝统治者的史学观念，还是站在回护清朝统治者形象的立场来编修史书。虽是易代修史，实际还是清朝人修清朝史，视清朝为正统，继承对洪承畴的“贰臣”评价。且其也是以清国史馆编修的国史为来源，[11](影印说明)故对洪承畴的评价还是延续乾隆时期的标准。在清朝末年，面临国内农民起义和外国侵略者的入侵，清朝的统治面临着危机。然而，不仅没有大臣可以使清朝摆脱危机，还有一部分大臣，或投降农民起义军，反攻清朝；或对洋人卑躬屈膝。“天朝上国”的威严不复存在。在1912年，被北洋政府取代。这一情景，与明朝灭亡时，有相似之处。站在清朝立场上的赵尔巽等人，自然对洪承畴加以贬斥。

孟森先生在其《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跋》一文中，重新对《清史稿·洪承畴传》解读：

太宗初本无留洪意，后以洪自请降，范文程诸臣又奏保，始从其请，旧档有奏稿可证，又何劳说降耶？……金以满人为清太宗夸饰，语不足据。[12](P470)

《史稿传》大致同《贰臣传》，间用《东华录》补入数语，亦有略采自他人传者，惟此叙承畴出降，多出范文程说降一节，未知所出。考《文程传》及其他私家纪文程事者甚多，俱不言有此事。案其事宜即张存仁语意，而又用明靖难时吴溥决胡广不肯殉国语相附会，其实无此事也。即称叩头请降，何必再过月余而后有张存仁请令剃发。[12](P471～472)

在孟森先生看来，洪承畴是自请降清，既不是范文程奉命前去劝降，看到其拂去衣上灰尘，得知洪承畴有不死之心，也不是皇太极到监狱里为洪承畴添衣，感动洪承畴，因而投降。前者附会靖难之役吴溥决胡广的言辞，后者为夸饰皇太极。《清史稿》中如此描述，彰显清朝统治者重视洪承畴，为凸显洪承畴的“贰臣”做铺垫。

就本辑观之，承畴事任甚重，与《东华录》及《贰臣传》皆合。考承畴用事年代，实写当时不可少之人物，且舍承畴更无可用之人……声势最张之平西王吴三桂，即其督蓟、辽时旧部八总兵之一。发纵指示，足孚众望，而又读书知政体，所到能胜察吏安民之任，与武夫狼藉扰累者不同。假以事权，执梃为降臣长，用人之妙，无过于此。东南西南天下大定于承畴手，而以文人督师，不似旧日镇将，各拥死士，有其羽翼。用则加诸膝，退则坠诸渊，了无留恋抵抗之患。以故以督部之尊，为招抚，为经略，所向成大功。[12](P472)

孟森先生认为洪承畴对于清初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其一，在前明官员之中，资历较老，可以为清朝招揽故明大臣，动摇抵抗清朝军队的气势。其二，投降清朝的武将，在明朝时期，大多为洪承畴的部下，享有很高的威望。其三，洪承畴以文臣督军，平定东南、西南，没有武将尾大不掉的顾虑，统治者好控制，百姓不受其害。

因此知十四年之乞解任，亦必有故。留任则以进去贵州非承畴所惮也。然则承畴之不甚得志于新朝，犹终以天良之微存一先与？三桂唯恐失兵柄，而揽事向前；承畴惟不忍向前，而甘解兵柄，此可以观稍解儒书之人品，毕竟有殊，不能不为承畴略予表白矣。[12](P473)

洪承畴虽为清朝平定东南、西南，但对于进攻缅甸，几次上书称病，不愿带兵攻打南明小朝廷最后栖身之地。清政府也知道洪承畴对南明小朝廷还有恻隐之心，就解除其兵权，允许回京养病。一方面，洪承畴还存有一丝天良，不愿南明绝裔，一方面，其确实摇摆不定，怀有“贰心”。

孟森先生站在史学家的角度，对洪承畴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即书写其为清朝平定东南、西南，使百姓少受战火灾害，也不隐瞒其背明投清的道德缺失。

民国初年，也有褒奖洪承畴的论调，虽然不多，也值得指出。1912年，《小说月报》上刊登一篇《洪承畴有功汉族》，其中说道：“(洪承畴)建以汉人养旗人，不令旗人营生计之策。从此满汉分居，汉人得安其农工商贾之业，二百七十年来免受其扰。”[13](P2)认为洪承畴向清朝统治者提出以汉人养旗人的建议，是将满汉分开，使得汉人虽然要向旗人上交赋税，但可以使汉人自力更生，不受旗人干扰。旗人依靠汉人才能生存，旗人数月之内而亡，正是因为洪承畴的建议，这一功绩，完全可以弥补其降清的过错。作者在1912年看到清帝逊位，延续270余年的清朝瞬间覆灭，而旗人束手无策，无回天之力，得出这受益于清初洪承畴的建议，虽然有些夸大，但也是一家之言。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中国处于抵抗外来侵略者的特殊时期，这一时期，有关洪承畴的评价，无一不是斥其为“汉奸”。

1936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贰臣传》重新命名，编为《明末汉奸列传》，《洪承畴传》在此书第三卷中。蒋介石为此书作序称：“满清入关，利用以汉制汉手段最为毒辣……其间尤以巨奸洪承畴最为卖力，倾灭祖国，皆其一手造成。”[14](P1)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出现大量汉奸，成立伪政府，替日本人卖命。日本人利用这些汉奸，统治占领区。南京国民政府将《贰臣传》改名为《明末汉奸列传》，用来警醒中国军民，为日本卖命者，与明末这些汉奸一样，终将遗臭万年。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也称洪承畴为汉奸：“清既赖汉奸得占全中国，事定酬庸。”[15](P826)《国史大纲》成书之时，正是中国面临民族存亡危机的时候，其作为大学教材，编写时带有极强的爱国主义情感在其中，所以痛斥洪承畴、吴三桂这些背明投清之人。

1941年，《时事半月刊》刊登《洪承畴与汪精怪》一文，将洪承畴与汪精卫并列，斥责他们为异国卖命，“从此也就成为了大汉奸”。[16](P35)1940年，国民政府二号人物汪精卫叛降日本，对中国军民抗日情绪造成了严重的打击。时人将洪承畴与汪精卫并列，是在讽刺这种投降卖国行径。

范文澜先生称洪承畴“丧尽羞耻心，与猪狗无异”，“汉奸洪承畴又建议汉人养活旗人，凡旗人得领世禄口粮，止许做官做兵，不许做工商”，“洪承畴谄媚满族，取得宠信，对汉族却假意保护，藉以掩饰自己的丑行。”[17](P692)在道德层面，将洪承畴定义为汉奸。这种评价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四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洪承畴的评价表现为三种形式。其一，认为洪承畴镇压农民起义军，背明投清，残杀黄道周等人，是一个汉奸；其二，对于洪承畴背明降清，应该贬斥，其在清朝功绩，不应抹杀；其三，从多民族大一统国家角度来看，洪承畴降清并无太大过错，有利于国家、社会和人民，应该给予肯定。

1982年出版的《中国历代名人辞典》中洪承畴条目：“(顺治)二年。豫亲王多铎师下江南。命他以原官总督军务。既至江南残杀南明大学士黄道周和左佥都御史金声，继又执杀明长乐王朱谊右、瑞安王朱谊泐、高安王朱常淇、瑞昌王朱谊贵、金华王朱由产等明宗室，江南遂定。”[18](P444)此条目中，洪承畴杀南明小朝廷大学士黄道周用残杀，又执杀故明宗室。可见，此书编者是在贬斥洪承畴。

“只要在洪承畴面前存在着死不低头的张春、黄道周等人,存在着‘矢死崇祯人’的傅山、顾炎武等人,要想将洪承畴纳入促进‘统一中国’的历史功臣行列,塑造成一个对‘中华民族的团结’有贡献的正面人物,就存在无法克服的历史和逻辑困难,哪怕是将历史再多颠倒几遍也不行。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为“汉奸”洪承畴翻案的声音起,30多年来,与之有关的话题一直是热闹非凡。”[2](P15)可见，作者是旗帜鲜明的认为，洪承畴是“汉奸”，绝对不能将洪承畴划为统一中国，对中华民族团结有贡献的正面人物。

1991年，出版了由王宏志撰写的第一部《洪承畴传》。在该书《序言》中作者写道：“洪承畴作为清朝开国功臣，本应属于基本肯定的历史人物。但是，由于儒家正统观念和大汉族主义情绪影响，对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从历史到今天，却一直受到非议。绝大多数否定洪承畴的人，只是简单地把他视为‘汉奸’而对他的实际历史作用，竟很少有人进行过认真的考察。事实上，洪承畴成为明王朝重臣的那段历史，恰恰是他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历史，是应受到非议的。而他在降清之后的历史，则是为统一中国，缓和民族矛盾而尽心尽力的历史，也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历史。”[3](P153)在王宏志看来洪承畴背明降清是“弃暗投明”，正是因为洪承畴降清，才使得其能够致力于统一中国。

苏双碧在王宏志《洪承畴传》修订本出版后，撰写了一篇《关于洪承畴问题》，其中提到“从宏观史学看,作者立足于我国是多民族国家,评价历史人物也应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出发。把满族看成是中华民族的主要成员之一,把清代看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以清代明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正常现象。洪承畴弃明事清和历代王朝的建立一样,新王朝缔造者都争取大量的旧王朝的官吏到新王朝任职,这可以起到对旧王朝的瓦解作用,以及解决新王朝的官源不足的困难。所以,历代王朝的更替都有大批旧王朝官吏到新王朝任职,几乎没有例外,甚至包括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新中国建立时,都有大批官员是来自旧政权。这些旧朝代、旧时期的官员不少是在新朝代、新时期起着安邦定国的作用。”[19](P29)作者认为，历朝历代乃至新中国成立，都有大量前朝官员效力于新政权。不能因此来批判洪承畴为“汉奸”。应该重视的是其是不是为新朝代新朝代作出了贡献。对于这些在新朝有贡献之人，必须给予肯定。

此阶段，大多数学者采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来评价洪承畴，功归功，过归过，有功必书，有过必斥。李鸿彬认为“洪承畴归清后，积机投身到统一全国的历史洪流中去并作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应该充分肯定。……这里我们肯定洪承畴在统一中的贡献不等于说他一切都是好的。如他镇压农民起义军就应该批判。另外，由于清初历史复杂性我们肯定进行统一大业的历史人物，不等于就否定坚持抗清的明朝将领和农民军领袖。”[20](P30)陈梧桐认为“我们说洪承畴降清是大节有亏并不因此而否定他此前的抗清斗争和此后为清朝统一事业所做的贡献。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他的一生中条件、地点和时间随时都在发生变化他的政治活动和历史作用也可能随之发生变化。”[21](P61)李尚英提出：“今天肯定洪承畴，并非说他一生无瑕，而是有批判地(例如，他镇压人民群众和有正义感的士大夫)肯定洪承畴,并非否定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等民族英雄(他们的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是不能撼动的),他们对旧皇朝虽有‘愚忠’的一面,但行动上却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屠戮,具有正义性，同时也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2](P131)这种评价方式既看到了洪承畴在促进多民族国家统一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也看到了他在道德上的瑕疵，是符合辩证统一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的。

五

瞿林东先生认为，在历史研究领域，存在着“对同一批评对象有所肯定，有所否定……从他们的批评中，对其肯定与否定之方方面面，都会激起人们的思考，不论赞成不赞成这些肯定与否，人们都会凭借自己的认识提出一些根据，这些认识和根据一旦写成文字，流传开来，又会引起更多人的思考，从而促进了人们对史学的深入认识。”[23](P1)通过梳理洪承畴身后300多年人们对他的评价，能够反映出人们在评价洪承畴时所显示出的不同评价标准，或者基于价值取向的判断，或者出自情感立场的殊异，或者迫于史学以外因素的搅扰。

在对洪承畴这类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进行评价时，不同时期社会思潮所产生的影响最为显著。明清易代之际，战乱四起，民不聊生，洪承畴降清后，为重建江南五省行政体系、恢复民生做出一定功劳，对稳定和恢复社会生产有一定贡献。而在此时，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史家虽多表彰忠烈、高扬气节、口诛失义，但也指出：“杀其身以事其君”并非“臣道”；“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24](P48～49)在这种“为天下，非为君也”的思想影响下，朝野内外对洪承畴的评价多趋于正面也就不难理解了。而在之后的乾隆时期，对洪承畴的评价急转直下，也有着社会思潮方面的影响因素。自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后，清修史书极其注重扶植纲常，将纲常名教准则贯彻到修史过程中，突出“臣节”和“忠君”，[24](P183)整个社会弥漫着“道德”超越“功业”的臧否人物标准；再加上乾隆皇帝以上谕的形式将洪承畴打入“贰臣”，他的“贰臣”形象就此被定格。清末民初，时局动荡，内忧外患交困，清朝最终走向灭亡。孙中山等发表的《军政府宣言》称：“满政府穷凶极恶……驱逐鞑虏之后，光复我中华。”[25](P297)在当时也引发了新的社会思潮。如萧一山在其《清代通史》中对清朝评价：“吾国受异族最大之蹂躏，积专制无上之权威，皆在于清代”。[26](P214)在这种思潮下，对整个清朝的评价都是否定的，更何况评价投降清朝的洪承畴呢？在《清史稿》中，编修者对清朝的统治进行了回护，自然也不会推翻乾隆皇帝对洪承畴的定位。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灭国亡种的危机，爱国主义思潮出现在各个领域，史学界也不例外，对洪承畴的投降行为自然不耻，“汉奸”、“卖国贼”这样的字眼放在洪承畴身上也就不足为奇了。改革开放之后，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指导下，历史学家开始持一分为二的历史评价标准评判洪承畴，一方面肯定其“功业”，另一方面也指摘其“道德”，从而使“立体”的洪承畴出现在各种论著中。

历史人物单纯以“好”和“坏”来区分的简单方法，显然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而正是这样的复杂性，才为不同评价标准与结果的产生创造了先天的肥沃土壤。我们很难拿一个评价结果来比对另一个评价结果，其原因就在于各种评价因素的复合作用。“世易时移”、“事易时移”，历史的长河在静静流淌。“历史人物”洪承畴已经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人们眼中”的洪承畴却在不断变化，今天的人们在想到洪承畴的时候会是怎样的形象呢？用“一千个哈姆雷特”来形容可能有些夸张，但总不会是“千人一面”。克罗齐提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有其特定的背景和语境，但就对洪承畴的评价来说，多少有些印证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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