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韩”的新式里程碑〔*〕
——严复《辟韩》及其影响与反思

○ 查金萍， 莫砺锋

(1.合肥学院 中文系, 安徽 合肥 230601；2.南京大学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3)

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以及思想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是非常重要的，但同时也是非常复杂而矛盾的。他不像李白与杜甫，不管哪个朝代都无法动摇他们一流诗人的宝座；他亦不比孔子和孟子，不论哪位士子都不敢质疑他们万世圣贤的称号。在韩愈横空出世后的一千两百多年里，他成了文学界、思想界绕不开的典型，有人对他仰之如泰山北斗，有人对他唾之如懦夫禄蠹，历来毁誉参半：学韩与非韩，扬韩与抑韩，或交叉纠缠，或此起彼伏，绵延不绝。这种现象固然与韩愈的性格、对文学的变革力度以及儒学修养密不可分，同时亦与各个时期的时代背景(政治、文化、学术等)以及接受者们的个性、信仰与追求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来说，研究韩愈的负面接受情形与研究其正面接受同样重要。在历代非韩(贬韩或抑韩)的历程中，有几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对韩愈的批判对当时与后代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北宋契嵩、明代屠隆、清初王夫之、晚清严复等。除了对契嵩《非韩》三十篇学界讨论比较充分外，其他人物的非韩之举并未引起足够重视，故本文将就严复的非韩大作《辟韩》展开论述，以期探明《辟韩》一文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创作原因，并由此进一步探讨严复的韩愈观及其在韩愈接受史上的意义。

一、严复为何写《辟韩》

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严复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被誉为“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的开启性与先进性较为明显地体现在甲午战争之后与戊戌变法之前这个时期，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激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年富力强的严复面对甲午战争的惨败，面对国势的衰微，他勇敢地走上了宣扬变法自强的道路，与维新变法派遥相呼应。在这三年他做的所有努力中〔1〕，非常重要的一点便是用他的如椽大笔写下了四篇重要论文——《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其中，《辟韩》一文可谓振聋发聩，在晚清封建专制的背景下，竟然发出了反封建的呼声。

那么《辟韩》一文的创作动机是什么？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辟韩》首次发表于1895年3月13日至14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七日-十八日)天津《直报》上，并转载于1897年4月12日(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一日)出版的《时务报》第二十三册上，署名改为“观我生室主人”并被编辑稍作删改〔2〕。

从《辟韩》的写作时间来看，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自鸦片战争以来，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时期：两次鸦片战争的后遗症，以及太平天国运动等农民起义的影响，最为直接的打击便是甲午中日战争的节节败退，给当时的清政府以及洋务运动当头一击。正如梁启超所云：“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初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3〕救亡图存的有识之士纷纷探索救国良方。作为早期留学英国的知识分子，严复对西方近代社会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以这样的西学背景来考察当时中国的政治与思想，严复逐渐认识到：中国最大的问题还是国内政治制度的落后、黑暗、腐朽，“公事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4〕。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严复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开民智、鼓民力、新民德，才能避免亡国灭种之危机。在最具代表性的《辟韩》一文中，他选择了韩愈这位中国文化史上的“箭垛式”人物，选择了最能代表韩愈思想的《原道》一文发起了猛烈攻击。严复反中国封建专制，宣扬西方民主思想的文章，为何选择了“辟韩”为题？韩愈为何成为严复首先要攻击的古人？在韩愈诸多作品中为何选择《原道》为批判对象？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韩愈的地位。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无疑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自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开始，韩愈在文学、思想以及人格方面被历代统治者、思想家与文学家所推崇，尽管其中也有非议与指责，但主流的声音仍是推尊，尤其在宋、清两代，韩愈的地位居高不下，影响深远。就清代而言，在国家层面，韩愈一直是吏部、翰林院、礼部、国子监土地祠祭祀的土地神。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多见于清人笔记，如朱彝尊的《日下旧闻》与王士禛的《池北偶谈》，民国时期钱基博《韩愈志》亦有论述：“自明以来，北京吏部、翰林院、礼部、国子监土地神俱祀韩愈。”〔5〕由此可见统治者与各级官员对韩愈的重视；在文学界，韩愈的古文与诗歌一直是清人接受的重心。古文方面，贯穿清代始终的桐城文派，自始祖方苞开始即“文介韩欧之间”，诗歌方面，叶燮在《原诗》中对韩愈极尽赞誉：“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6〕并将韩愈推举为古今三大诗人之一。清代的宗宋诗人无不以韩愈为宗，直到晚清的“同光体”，韩愈仍是他们效仿的对象。到了严复所生活的时期，桐城派古文仍然占据南北文坛，“同光体”如日中天，而直到戊戌变法那一年，新任礼部尚书照例要向部中供奉的土地神韩愈行跪拜礼〔7〕。韩愈在思想界、文学界的崇高地位不言而喻，选择这样重磅式人物作为“箭垛”，自然更具代表性与震慑力。

第二，《原道》的影响。诚然，假使韩愈只具备名气与影响，而与严复所要抨击的对象毫无关联性，与其所要提出的主张毫无针对性，他也不可能选择韩愈作为口诛笔伐之对象。严复之所以选择了辟韩，更重要的原因在于韩愈的思想正是拥护中国千年封建制、君主制之儒家正统思想，《原道》一文正是韩愈为后代树立明确“道统”的宣言式作品。故而，严复虽言辟韩，然更确切地说，应是辟《原道》。《原道》是韩愈的“五原”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篇，是针对中唐时期儒家道统遭到破坏而发出的批判，同时此篇也是儒家思想史上重要的篇章。《原道》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该文推尊“君权神授”“尊君轻民”的思想，“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8〕。其二，该文为儒家建立了道统，指明了儒学的传授渊源，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9〕。其三，极力排斥佛老，其力度之大，以至于：“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10〕。

其中最后两方面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一文认为是韩愈在唐代文化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两大原因，可见《原道》问世后，便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文在历代接受的进程中也有批评否定之词，然而，历史上没有一家对韩愈此文中的“道统”本身的正确性进行质疑，没有一家对韩愈所提倡的封建专制与儒家思想进行过反驳，恰恰相反，历代君主、贤臣与文士推崇的正是这个道统，正是这种思想，故而此文对后代的影响是巨大的。所谓“擒贼先擒王”，批判一种现象，一定要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最具影响力的对象。严复正是看到了此文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不可动摇之地位，看到了此文所宣扬的君权神授、尊君轻民的思想的根深蒂固，才以此为攻击对象，来书写自己对君主专制的激昂控诉，从而提倡西方民主共和思想。故《辟韩》围绕该文的第一个方面展开大肆批驳：他用“则彼圣人者，其身与其先祖父，必皆非人焉而后可”〔11〕之逻辑推断来否定韩愈“古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的说法，对古人思想中的“君权神授”，“圣人创造历史”等观念予以强烈的反击；又针对韩愈：“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的尊君诛民思想，提出了更为有力的批驳，他说：“夫苟如是而已，则桀、纣、秦政之治，初何异于尧、舜、三王？且使民与禽兽杂居，寒至而不知衣，饥至而不知食，凡所谓宫室、器用、医药、葬埋之事，举皆待教而后为之，则人之类其灭久失，彼圣人者又乌得此民者出令而君之？”〔12〕紧接着，进一步论述君权并非神授，而是百姓为了自卫的需要，根据社会分工的原则来确立，即“君权民授”，“故曰：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惟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13〕从而全面否定韩愈的“道”(君臣之伦)。

第三，对现实的影射。《辟韩》是否有对现实的含沙射影？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我们部分认同王宪明《解读〈辟韩〉——兼论戊戌时期严复与李鸿章张之洞之关系》之观点，王文认为严复辟韩的真正动机在于批判李鸿章而支持张之洞，具体阐述详见该文，此不赘述。不过我们认为严复的辟韩虽然暗含对李鸿章的批判与对张之洞的示好，但此种动机仅为《辟韩》一文可能包含的言外之意，而非其写作主旨。

为何说严复暗含对李鸿章的批判？李鸿章深受其师——晚期桐城派代表人物曾国藩的影响，对韩愈的思想与文学都大力提倡，不仅自身撰文推行韩愈的“文以载道”思想，而且教育李氏后人以韩文为日常必读书目，并在其门人幕僚中被推许为与韩愈齐名之士。严复虽是李鸿章北洋集团中的重要官员，然到后期，也就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严复已对李鸿章的所作所为以及李氏对自己的不重用十分不满，关于这一点，严复在给长子的家书以及给好友陈宝琛的书信中皆有流露，以致严复逝后，陈宝琛在严复墓志铭中总结道：“文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14〕当然李鸿章不重用严复，与严复自身表现也紧密相关。颇为赏识严复之才的郭嵩焘就曾对他的个性就颇为担忧：“又陵才分，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亦今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15〕另外严复一度沉迷于抽食鸦片，虽经李鸿章多次警示，仍未戒绝。两人关系愈来愈紧张，在这种升迁无望的背景下，严复只好另图发展。而他选取的对象，便是当时影响可与李鸿章幕府并立的张之洞幕府。对于这种想法，他在给四弟观澜的信中有所密示：“兄北洋当差，味同嚼蜡，张香帅于兄颇有知己之言，近想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耳。然须明年方可举动也。此语吾弟心中藏之，不必告人，或致招摇之谤也。”〔16〕在1894—1895年间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多次表达了他对李鸿章指挥策略的批判，以及对张之洞能力的赞赏。而张之洞是一位提倡“中体西用”的官吏，反对泥古不化而倡导实用之书。刘成禺《〈原道〉一篇傲大帅》一文即表明了张之洞对韩愈《原道》一文持否定之态度〔17〕，故可以说，严复《辟韩》一文有着影射李鸿章而向张之洞示好之意。

为何说示好张之洞并非《辟韩》的主旨？相比于个人得失与前途命运而言，严复更为关注的是国家民众的前途与命运，更为看重的是自己所要推行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写作《辟韩》这样的重头文章，深意在此。而且当《时务报》转载《辟韩》后，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引发了《时务报》财政与道义上的主要支持者张之洞的恐慌。他害怕这股抨击君主专制的浪潮牵扯到自己身上，惧怕慈禧为首的势力会责难于他，很快针对这篇文章采取了以下举措：首先，命梁鼎芬警告《时务报》主编汪康年“要打民权屁股一万板”〔18〕；同时授意幕宾屠仁守撰写了《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专门反驳《辟韩》一文，并迫使汪康年刊登于《时务报》；为了进一步摆脱他与《时务报》以及《辟韩》一文的干系，消除慈禧集团对他的误解，张之洞还亲自撰写了被人认为是打着维新旗号反维新的作品《劝学篇》，其中明确表明：“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19〕张之洞对严复文章与思想的攻击，让本想以此向张氏示好的严复始料未及。张氏对《辟韩》以及严氏所宣扬的“民权说”的反驳，让严复出离愤怒，此时的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欲投靠张氏的念头，开始对张之洞反唇相讥：1902年6月26日至28日，严复在《大公报》上连载《主客评议》曰：“往者某尚书最畏民权自由之说，亲著论以辟之矣……真可谓强作解事者殷签矣。”〔20〕此处的“某尚书”即指张之洞。可见严复《辟韩》一文虽顺带影射现实的动机，但最主要的还是为了借抨击韩愈《原道》篇来宣扬自己的民主进步思想，以期救亡图存。

二、《辟韩》是否代表严复的整体韩愈观

《辟韩》一文，固然是严复的非韩大作，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文章批判的重心聚焦在韩愈《原道》中的君权神授、尊君轻民思想，对《原道》的其他方面并未涉及，更别说对韩愈整体的批判了。而且在严复的《〈古文辞类纂〉评语》中可以看到他对韩愈《原道》的两条批语，其中第一条总评全篇：“此篇文最可玩者莫如转接衔接处。入后几处直接，不用关捩虚字，故笔笔不测，而意境闳奥。”〔21〕由此可知严复对《原道》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首肯的。通观严复的全部作品，他的批韩之作也仅限于此一篇。如果要全面考察严复对韩愈态度，我们还要看他对韩愈其他方面的评价。

通读《严复集》，我们不难发现，西学根柢深厚的他，对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韩愈及其诗文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说极为熟稔。作为一位积极传播西方先进思想与制度的激进分子，他翻译了很多西方著名的政治、经济与法学著作，也撰写了大量散文以宣传这些新思想。为了让自己的译著与文章广为流行，严复确实煞费苦心。为了这些振聋发聩的“苦药”能为国人接受，严复在“苦药”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一般士人所醉心的汉以前古雅文体。这种招徕术取得了成功，它使得那些对西洋文化无兴趣甚至有反感的人也认真阅读和思考起来，在学界取得了很大的影响。”〔22〕为了运用好这种古体，严复对韩文实下了一番功夫的，从他的《古文辞类纂》批语可见，他对韩愈的代表性著作都或从文学性方面或从字词考证方面，做了多条批语，而且颇有见地。如《送杨少尹序》批语：“只取一古事比方，无它谬巧。文家以此最为上乘，竭力尽气追之，此所以成无出息文人”〔23〕这些评语多以肯定、赞誉为主，他自己的写作多向韩文学习，仅从其集中的《原强》《原败》《原贫》《原富》诸篇，即可看出他对韩愈“五原”的效仿；他在《与梁启超第二书》中明确说明了他的文章思想与摹追偶像：“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者。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中国文之美者，莫若司马迁、韩愈。而迁之言曰：‘其志洁者，其称物芳。’愈之言曰：‘文无难易，惟其是。’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24〕这种论调与韩愈的“文以明道”“气盛言宜”颇为一致。

严复对韩文的肯定与模仿，也与他受桐城晚期作家的影响有关。严复所生活的时代，尽管梁启超等人已觉得“文界之宜革命久矣……”〔25〕，然以吴汝纶为代表的桐城末学，仍然受到主流推崇，他们的古文仍被认为是经典，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提高自己的古文创作水平，严复与吴汝纶、吴汝纶的侄女吴芝瑛以及侄女婿廉泉来往甚密。我们从吴汝纶写给严复的信中，不难看出吴氏对严复古文写作的指点：“而姚选古文则万不能废，以此为学堂必用之书，当与六艺并传不朽也……中国用韵之文，退之为极诣矣。”〔26〕严复也对这位亦师亦友的前辈所提之建议多有接受，如对姚鼐《古文辞类纂》勤于研习，对韩愈古文推崇有加。

如果说，严复对韩文的推扬多少与其现实功利目的相关的话，那么严复对韩诗的研读则更多出于个人的喜好。纵览严氏诗集，总体来说，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不如其文，然我们可以从其少量诗作以及他的《王荆公诗》批语可见两点：第一，严复的诗歌创作颇受当时“同光体”之影响。“同光派”的代表人物是陈三立、沈曾植、陈衍、郑孝胥等。严复的诗歌喜议论、重事理，文字古奥，反对浅近，这些都与“同光体”颇为相似。另外，我们从严复的日记里，可以发现他曾多次参加“同光社”的“修褉”活动的记载。严复与“同光体”作家一起，诗酒唱和，其诗风或多或少受到他们的影响。而且在陈衍《石遗室诗话》中还有这样一段话谈及严复：“几道劬学，老而弥笃。每与余言诗，虚心翕受，粥粥若无能者。”〔27〕也就是说，面对当时名气颇大的陈衍，严复虚心请教，表现得非常谦虚，从而亦不难推断出，陈衍诗风对严复颇有影响。“同光派”诗人主张宗宋，而清代宋诗派都推崇杜、韩诗，此派诗人的诗歌或多或少都有宗韩的影子，既然严复诗歌与“同光体”有千丝万缕之联系，故其对韩诗的态度可想而知；第二，从他对王安石诗歌的批语中可知其对韩诗的熟悉。由于王安石所处的时代与清末情形相似，更因王安石变法图强的精神与自己心心相通，故其平生最喜王安石诗作，集中收有《〈王荆公诗〉评语》。检阅这些批语，会发现他处处将荆公诗与韩诗进行比较：

《用前韵戏赠叶致远直讲》批语：“此二首句法多学韩南山，顾逊其妥帖，亦无其排奡，退之笔力固不易到。”

《桃源行》批语：“胜韩作”。

《和吴冲卿雪》批语：“全体学昌黎，落想新刻，可谓精能者矣。”

《云山诗送正之》批语：“造语似昌黎《山石》。”〔28〕

没有对韩诗的信手拈来，又怎能对韩王诗之间的关联与比较评价得如此精到？既然王诗多仿韩，对王诗的喜爱，不正是对韩诗的赞赏吗？

由此以观，严复的韩愈观并非全面辟韩，应该说，他对韩愈诗文是积极正面接受，而对韩愈思想，尤其是《原道》中体现出来的尊君轻民、君权神授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种韩愈观是符合当时的时代与严复自身特点的，作为一个批判君主专制，并期望以西方民主思想来救国的有识之士，注定了他毁誉兼有的韩愈观。

三、《辟韩》的影响与反思

客观地说，严复的韩愈观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他在《辟韩》一文中所体现出来的非韩观。历代非韩者代不乏人，由宋至清，非韩者从韩愈的思想、人品、文学等各个方面都有过贬低或批判之词。然通观前代的非韩言论，我们不难发现，在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时代，所有的批判都没有涉及过韩愈所推行的儒道，没有对韩愈的尊君主张有过丝毫的抨击。就韩愈《原道》一文来说，历代亦多有否定之词，如范浚《题韩愈原道》：“原道而不知有子思则愚，知有子思而不知名其传则诬，愚与诬皆君子所不取，愈诚知道者耶？”〔29〕刘壎《隐居通议·理学·龙川议论》：“退之《原道》，无愧《孟》、《荀》，终不免以文为本，故程氏谓之倒学。”〔30〕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九：“退之一生辟佛老在此篇，然到底是说得老子而已，一字不入佛氏域。盖退之元不知佛氏之学，故《佛骨表》亦只以福田上立说。”〔31〕考察严复之前的负面评价，可见历代的訾议集中于三点：韩愈“道统”的不完善、韩愈对佛教不甚了解，韩愈重文甚于重道。即便是对韩愈思想批判最为激烈的北宋僧人契嵩，他对韩愈《原道》的抨击也仅仅停留于指出：由于韩文中列出的传承者之间相距时间较长，韩愈的“道统”传承的可行度不高，并认为韩愈的“道统”排斥释老是偏执不合理的。由此可知，严复的《辟韩》一文在历代《原道》评价体系中有自己的创新，他抓住君主专制这一思想进行猛烈驳击，对当时与后来韩愈接受产生了深远影响。正如章士钊所言：“自前清末造，侯官严复著论《辟韩》，退之在思想上千年不倒之垄断地位开始动荡。随而韩柳对峙之局，韩方每况愈下，以至公历一九四九年人民政权成立，韩之《原道》诛民学说，形成冰与炭之不能两存，于是柳进韩退之自然形势，乃如蓬莱骤浅之无可动摇。”〔32〕

自《辟韩》一文在《时务报》刊登之后，在社会上便引起强烈反响。最明显呼应《辟韩》文章的是《时务报》主编之一汪康年以及维新派代表谭嗣同。汪康年与梁启超皆为报纸主编，严复的思想甚合汪、梁之意，故加以转载。转载之后，汪康年还特意撰写并发表了《中国自强策》一文响应严文，痛斥君主弱民、愚民的政策。谭嗣同也在《辟韩》发表后立即致信汪康年：“《时务报》二十三册《辟韩》一首，好极好极。”〔33〕谭氏还在其名作《仁学》一文中发出与严氏《辟韩》颇为类似的观点：“韩愈术之于下：‘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竟不达何所为而立君，显背民贵君轻之理，而谄一人，以犬马土芥乎天下。至于‘臣罪当诛，天王圣明’，乃敢倡邪说以诬往圣，逞一时之谀悦，而坏万世之心术，罪尤不可逭矣。”〔34〕

此文的另一大反响便是上文提及的，引发了慈禧为代表的统治集团的恐慌。效忠于慈禧集团的张之洞为了讨好统治者，同时也惧怕慈禧为首的势力会责难于他，很快命幕宾屠仁守撰写了《孝感屠梅君侍御辨〈辟韩〉书》，专门反驳《辟韩》一文“溺于异学”“以辞害意”；另有一位士人朱治文也为屠仁守呼应帮腔，撰文抨击《辟韩》“蔽我圣学，乱我朝常”。可见此文在当时的确深中封建思想的要害，戳到了封建统治者的痛处。

有意思的是，《辟韩》中的观点甚至影响了当时的小说家刘鹗，在他的小说《老残游记》中竟借一位奇女子之口道出了《辟韩》中的思想：“韩昌黎是个通文不通道的脚色，胡说乱道！他还要做篇文章，叫做《原道》，真正原到道反面去了！他说：‘君不出令，则失其为君；民不出粟、米、丝、麻以奉其上，则诛。’如此说去，那桀、纣很会出令的，又很会诛民的，然则桀、纣之为君是，而桀、纣之民全非了，岂不是是非颠倒吗？”〔35〕可见此文影响之广。

不得不承认，《辟韩》的出现正因适应了戊戌百日维新的需要，反响才会如此巨大，那么是不是百日维新失败后，其影响就销声匿迹了呢？事实并非如此。在“五四”时期，严复的《辟韩》再度出现接受的高潮。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桐城派古文，故有“桐城谬种”之说，而桐城派的不祧之祖正是韩愈，在这样的背景下，非韩之势再次形成。1918年被胡适称为打倒“孔家店英雄”的新文化斗士吴虞，在《新青年》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矛头直指儒家专制思想，韩愈《原道》也成为他抨击的主要对象：“韩愈《原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之说昌；于是儒教专制统一，中国学术扫地！”〔36〕

周作人是民国时期非韩群体中最突出的一位。他在严复《辟韩》的基础上对韩愈展开了全面批评：从道统、人品到文学，面面俱到，尽管在其为日伪政府服务期间说过一些肯定韩愈的话〔37〕，但从其青年与晚年时期来看，还是以批判为主。周作人写了多篇专门辟韩的文章，其中首要便是对韩愈提倡的道统的抨击，表达了他对封建专制思想的痛恨：

韩退之的道乃是有统的，他自己辟佛却中了衣钵的迷，以为吾家周公三吐哺的那只铁碗在周朝转了两个手之后一下子就掉落在他手里，他就成了正宗的教长，努力于统制思想，其为后世在朝以及在野的法西斯派所喜欢者正以此故，我们翻过来看就可以知道这是如何有害于思想的自由发展的了。〔38〕

严复《辟韩》在新中国成立后，依然有余响。章士钊的《柳文指要》第六卷《第韩》中便有《辟韩余论》一文，可以视作对严复《辟韩》的积极认同：

窃思吾人于韩，并无先天仇恨，且有关文学上之成就，亦无意加以抹杀，惟吾民国也，彻底革命后人民协商共同创立之民国也。夫民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旨在自卫卫国，而不在单独事上……倘不如上意则受诛，如退之言，民亦为上之俎上肉耳，退之直仇民耳，将古来历代相传或成或败之农民革命，以及近代中国源源不绝之工人罢工，吾人应予以何种历史价值也乎？由此看来，退之所谓道不能不加以严格批判……〔39〕

就在章士钊的《柳文指要》出版后不久，全国范围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评法批儒”活动，韩愈成为了封建专制的化身，被定为复古倒退政治路线的代表，一时间，韩愈之名出现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类报刊文章中。这次政治运动，或多或少受到章文的影响，亦可算作《辟韩》一文在新时期的接受。

综观严复的《辟韩》及其整体韩愈观，以及这些对当时与后代的影响，也可引发一些我们对于历代非韩的反思。首先，历代非韩者，大多是出于时代、社会、自身主张等方面的需要，只是就韩愈文学、思想以及人品中的某一方面大做文章，即使是北宋契嵩的非韩大作，洋洋洒洒三十篇，但也对韩文持肯定态度；故，从非韩者而言，他们对韩愈的某一批判并不妨碍他们对韩愈某些方面的肯定；对历代韩愈接受而言，非韩者的否定之词，也并不妨碍总体上对韩愈的赞誉之语。其次，历代非韩之举，对于韩愈的思想、人品、文学都有过理性的批判或者偏颇的打击，这些言论固然对韩愈在后世的评价与接受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与阻碍，但与此同时，也对后世的韩愈接受逐渐走向全面、客观、公正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譬如严复《辟韩》，在前代一致尊圣的肯定性评价面前，首次以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视角指出韩愈“尊君轻民”的不合理性，有利于当时及后世之人在新的历史时代背景之下，全面考察与思考韩愈及其思想的价值与局限性。再者，有时恰恰因为轰轰烈烈的批韩，反而扩大了韩愈的影响，进一步巩固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动摇之地位。譬如，直到民国初年，曾国藩的故乡，学堂已改从新制，但“国文”的主题仍是韩愈所开创的唐宋八大家古文；“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展之时，韩愈与“桐城派”古文一起被打倒，但却激发了传统文化的维护者林纾等人对韩愈《原道》诸篇古文的极致推崇，如：“昌黎于《原道》一篇，疏浚如壅，发明如烛暗，理足于中。造语复衷法律，俾学者循其图轨而进，即可因文以见道。”〔40〕即是一例。又如，1926年，鲁迅到厦门大学教书，发现学生们整天读的还是《古文观止》。〔41〕而此书正是以选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为主，其中韩文尤受推崇。可见韩愈的《原道》《送孟东野序》等文章一直被学子们诵读，并不受严复《辟韩》、废科举、文学改良与“打倒孔家店”的影响；再譬如，1973年左右的几年间，韩愈成为举国上下讨伐的对象，但也正因为这种批判，使韩愈的论著得到了千年未有的工农兵读者，让韩愈之名从知识分子中间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这可能是非韩者们所始料未及的。

注释：

〔1〕“在这三年内，他主要做了三件事：第一是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四篇论文……第二是《天演论》的翻译……第三是他自己约几个朋友，在天津创办了《国闻报》……”参见王拭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2-3页。

〔2〕如：“六经且有不可用者”，一句，《时务报》转载时改为“古文之书且有不可泥者”。

〔3〕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8页。

〔4〕〔11〕〔12〕〔13〕〔14〕〔16〕〔20〕〔21〕〔23〕〔24〕〔25〕〔26〕王拭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731、32、33、34、1541、731、119、1179、1121、513、1566、1559页。

〔5〕钱基博：《韩愈志》，中国书店，1935年，第54页。

〔6〕叶燮：《原诗》，郭绍虞主编：《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570页。

〔7〕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一“李端棻获谴”，上海书店，1925年影印本。

〔8〕〔9〕〔10〕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16，18，19页。

〔15〕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第654页。

〔17〕张之洞：《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64页。

〔18〕刘成禺：《世载堂杂忆》，山西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0页。

在农业食品系统的演变下，拉美地区经历了超市迅速崛起、跨国化和巩固整合。与20世纪90年代初的低市场占有率相反，如今超市已越来越多地占据拉美国家的农业食品经济，引起了供应链的深刻转换。

〔19〕朱维铮：《走出中世纪二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

〔22〕欧阳哲生：《严复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42页。

〔27〕陈衍：《石遗室诗话》，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14页。

〔28〕此处几条批语皆出自王拭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第1153页。

〔29〕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4册，第130页。

〔30〕刘壎：《隐居通议》，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二。

〔31〕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四库全书本，卷九。

〔33〕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3284页。

〔34〕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98年，第336页。

〔35〕刘鹗：《老残游记》，沈阳出版社,1994年，第80页。

〔36〕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新青年》1917年第3期。

〔37〕周作人在《蒿庵闲话》中说过：“前两天有朋友谈及，韩退之在中国却也有他的好处，唐朝崇奉佛教的确闹得太利害了，他的辟佛正是一种对症的药方，我们不能用现今的眼光去看，他的《原道》又是那时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宣言，不失为有意义的事……他这意见我觉得是对的。”(周作人：《风雨谈》，上海北新书局，1936年，第165页。)

〔38〕周作人：《秉烛谈》，上海北新书局,1940年，第212页。

〔40〕林纾：《韩柳文研究法》，王水照主编：《历代文话》，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442页。

〔41〕鲁迅：《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