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诗词”批评史的发展、建构与意义*

曹辛华

当前，随着诗词学研究的深入与新拓，现当代诗词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其中，选本最多，如华钟彦《五四以来诗词选》（1987）、于友发等《新文学旧体诗选注》（1987）、毛谷风《二十世纪名家诗词钞》（1993）、严迪昌《近现代词纪事会评》（1995）、施议对《当代词综》（2002）、钱理群等《二十世纪诗词注评》（2005）、刘梦芙《二十世纪中华词选》（2008）等。此外，刘梦芙还主编有《二十世纪诗词文献汇编》（《诗部》《词部》《文论部》）（2009）及《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当代诗词丛话》《安徽近百年诗词名家丛书》（2009）等。专门研究方面，施议对编有《今词达变•百年词通论》（《施议对词学论集》第2卷，1997），内有多篇论及当代词的宏大论文。刘梦芙著有《二十世纪名家词评述》（2006）、《近现代诗词论丛》（2007）等，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百年名家诗词及其流变”。马大勇则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十世纪诗词史”。除专门研究诗词学的学者外，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也已进入此方面课题的研究，出现了一些专门成果。如朱文华《风骚余韵论——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旧体诗》（1998）、刘士林《20世纪中国学人之诗研究》（2005）等，专门对旧体诗词进行研究。此外，李遇春还较早地专门对当代诗词进行编年与研究，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旧体诗词编年史稿（1949—2000）”（2007），并著有《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2010）。特别是，新近又有《心潮诗词·评论》《中华诗词研究》等学术刊物出现。综观这些成果，人们对当代诗词作品及其文献已有较多关注，但尚未将与之相应的当代诗词的批评与理论研究上升到史的层面，这是当前诗词学研究与当代文学批评史的空白点之一，亟待开拓与深化。学术界也亟需一部“当代诗词”批评史出现。为此，本文专门探讨“当代诗词”批评史的建构问题，揭示其历程、特点、方式与意义，以求有益于当代诗词学的研究。

一、“当代诗词”批评史的界说

“当代诗词”批评史，顾名思义，是涉及当代诗词的批评与理论的历史，是相对于当代诗词史而以批评与理论为中心的，属于当代文学批评史之一种。它不是当代的关于诗词批评的历史。它既属于当代文学范畴，也属于诗词学范畴。“当代诗词”批评史是目前当代文学研究及当代文学批评研究缺失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诗词学史缺失的重要研究领域。因此，必须对“当代诗词”批评史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新的界定，以利研究的开展与深入。

一方面，“当代诗词”批评史像其他文学批评史一样，是以理论与批评为主的，属于诗词史研究的范畴，也属于诗词学史与批评史的范围。“当代诗词”批评史的中心虽是诗词批评理论，但如果不以诗词创作与作品为中心，则很难诠释到位。因为批评与理论的目的与对象均是建立在诗词创作过程及作品的基础上。诗词理论包括诗词作者、诗词作法、诗词内容、诗词艺术、诗词审美等方面应有的要求与判断；而诗词批评则要从这些方面进一步地判断、选择、规范、引导、刺激创作，以加强诗词的传播、接受与影响。当前编著诗词学史或诗词批评史时，对现代或民国出现的现象与内容已有所关注，但对涉及当代者，却鲜有系统纳入。事实上，诗词学研究或诗词批评史是以凡与诗词相关的现象、问题、理论、批评等为对象，不应当以古今或新旧为门限。因此，强调“当代诗词”批评史是诗词学或批评断代史，是对以时代的古今、文体的新旧来割裂诗词史现象的纠偏与反拨。

另一方面，“当代诗词”批评史，为当代文学及其批评的组成部分。当代诗词是当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是已达成的共识。目前，研究现当代文学者与研究诗词学者已有较多的介入，并出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课题与成果，但还未出现以“当代诗词”批评史为中心或涉及此方面的当代文学批评史成果。以前人们在对待现当代诗词时存在一个只重“新文学”或“新诗”的误区，后来黄修己、孔范今、钱理群等学者在其理论或所编著的现代文学史中加入了一定的现当代诗词篇幅，形成了融新诗与旧诗于一体的新的文学史。a如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6年）、黄修己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均将现当代诗词纳入述史对象中。钱理群于《二十世纪诗词注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序言《一个有待开拓的研究领域》一文中，提倡将现当代诗词纳入新文学研究视野。但就目前来看，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未将旧体诗词批评与理论纳入到现当代文学批评史。然而，正如古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批评史、现代文学史与现代文学批评史呈匹配式出现一样，当代诗词史与当代诗词批评史也当是呈对子状出现的，同属当代文学史与当代文学批评史。研究当代文学史而缺失当代诗词，与研究当代文学批评史而缺失当代诗词批评，都是不全面的，是固步自封的。

当代诗词批评与理论史，与众多文学批评史一样，有相应的研究对象与研究范畴，归结起来有六个方面：（1）当代诗词的批评研究。人们是如何批评或评价当代的诗词作家、作品与创作过程的，他们的批评行为、心态与方式等都值得我们深究。如对天安门诗抄的批评、对当代各种诗词社团的批评、对当代重要诗词作家及作品的批评等，都需要作专门的考察与研究。（2）当代诗词的理论研究。时至当代，对于诗词应当写什么、怎样写、写得怎样、怎样才好等问题，有不少批评者与创作者提出了创见。早在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给《诗刊》首任主编臧克家写了《关于诗的一封信》论及新旧诗的创作：“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毛泽东还讲道：“旧体诗词源远流长，不仅像我这样的老年人喜欢，而且……中年人也喜欢。我冒叫一声，旧体诗词要发展要改革，一万年也打不倒。因为这种东西，最能反映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特性和风尚，可以兴观群怨嘛，怨而不伤，温柔敦厚嘛。”b转引自张贻玖《毛泽东和诗》，北京：春秋出版社, 1987年，第118页。毛泽东的诗歌理论在当代诗词创作上影响极大。我们研究当代诗词，毛泽东诗词理论及其接受与影响就需要深入研究。其他学院派诗人如钟振振、陈永正、周啸天、刘永翔、魏新河、蔡世平等都对如何提高当代诗词水平等提出了理论与主张，但由于距离太近还没有被我们系统整理出来。（3）当代诗词批评家的研究。当代大多诗词批评家都是擅长诗词写作的，他们的诗词创作历程与批评历程都是紧密相关的。不研究批评家，对批评家的批评背景、批评心态、批评目的及其影响等就很难把握。研究诗词批评家实际上也是对当代诗词史的有效补充。（4）批评著作的专门研究。虽然当代诗词批评著作由于时代近还未能形成经典，但不经过专门探讨，就不能发现与彰显有可能成为经典的批评著作。像从民国而来的夏承焘、唐圭璋、吴世昌、陈声聪、张伯驹等均在当代有关于诗词创作的著述，而王力、涂宗涛、张中行、启功等前辈也有著作论及诗词创作问题。刘梦芙编纂的《当代诗词丛话》收录了王翼奇《绿痕庐诗话》、王蛰堪《半梦庐词话》、熊盛元《晦窗诗话》、马斗全《读诗闲札》、熊东遨《求不是斋诗话》、刘梦芙《冷翠轩词话》、魏新河《秋扇词话》、龚鹏程《晚清诗话》与《云起楼诗话》等九位诗人学者的诗词话著作，其中涉及诗词创作者也有不少。a刘梦芙编：《当代诗词丛话》，合肥：黄山书社，2009年。蔡世平则有《当代旧体诗词创作刍论》《文学性缺失：当下诗词之弊》《当代旧体词创作的语言觉悟》b蔡世平《南园词》（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后附录有关于当代词创作的论文。等论文。诸如此类的著述，都值得纳入当代诗词批评史。（5）当代诗词批评思潮、诗词思想、批评方式与方法的研究。与当代文学思潮相响应，当代诗词批评思潮既有共性也有其特殊性。如“老干部体”的出现与休闲文化、当代诗词与网络传播等问题都是传统诗词在当代的新思潮。当代对诗词的批评方式有传统的话体批评、选本批评、评点式批评，也有论文、著作等系统批评方式，更有网络点击式批评。批评方法则有今昔比较、中外比较，也有赏析式批评、作法式批评。这些内容，都是当代诗词批评史的研究范围。（6）当代诗词批评文献与理论文献的整理研究。考察当代诗词批评论著的写作过程与产生背景，相关批评或理论文献的汇辑、归类与考证等，均属当代诗词研究的内容，也是著史时必经的路径。其他如当代词话的整理、批评当代诗词文献的整理、当代诗词创作理论文献的整理、评点当代诗词文献的整理、当代诗词选本文献的整理、当代诗词序跋的整理、网络上关于当代诗词批评文献的整理等等，均需纳入研究视野。总之，“当代诗词”批评史是批评史、理论史、学术研究史三者的集合，也可由与之相关的专题研究，如当代诗词批评主体、文本、主题、类别等组成或综合而成。

二、发展特点

根据历史时代发展与当代诗词创作的轨迹，当代诗词批评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年至1976年，新中国三十年。第二阶段是1977年到2000年，新时期。第三阶段是新世纪以来。这三个阶段虽以时代来划分，但均因诗词批评与理论而在各个阶段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第一阶段，新中国三十年，当代诗词批评表现出前后不同的特点，主要是民国馀风的继续与政治对诗词创作批评的影响。新中国十七年间，由于一大批民国诗词作者继续创作，诗坛一度处于繁盛状态，批评自然也随之发展。他们一方面创作，一方面撰写有关诗词创作与批评当代诗词的篇什。如龙榆生《词学十讲》中有不少关于填词法的章节，涉及选调和选韵、论韵位安排与表情关系、论对偶、论结构、论四声阴阳、论欣赏和创作等方面。王力《诗词格律十讲》也是在探讨诗词格律的同时，指导人们如何按照规范和格律来创作诗词。前文提及的毛泽东致《诗刊》的信，为引领诗词创作导向的纲领文献，对传统诗词写作具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当时出现的以阶级与政治来指导创作的文艺政策，使诗词批评与理论出现了重内容、轻艺术的倾向。如对李煜词的大讨论，表面上是针对古典诗词的学术争论，实际上是要求当代诗词创作注意阶级问题。由于当时创作重在配合文艺政策，故而批评当代诗词的文章虽有，但不客观，不少学者在批评与主张诗词创作时，要求从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出发，用马列主义去研究诗词。如果把台湾当代诗词批评考虑在内，由于与大陆环境不同，其时台湾的批评与理论多由赴台的现代诗词家或学者开展，更接近民国时期那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批评。至“文革”期间，当代诗词批评呈极“左”状态。总的来看，新中国三十年前期多立足古典，力求客观地对当代诗词创作进行示范与引导，而三十年中，对毛泽东诗词的学习和研究是当时批评的热点，以毛泽东诗词为基础的创作观也尤为流行。可以说，真正的当代诗词批评与创作理论还未完全地、常态地展开。

第二阶段，新时期，有关当代诗词的批评与理论较前一时期有较大改观。此时文坛走向常态，各地纷纷成立诗词社团、诗词研究会，诗词创作逐渐兴盛，与此同时，对诗词创作的批评也日益展开。首先涉及的问题是纠正此前诗词批评与理论的“左态”。不少诗词大家亲力亲为，指导人们写作，传授诗词作法，主张诗词要重艺术，发表了一批关于诗词创作的言论。此时，不少诗词社团创办民间诗词刊物，在发表诗词作品的同时也对诗词创作进行讨论。如《江南诗词》为江南诗词学会创办，曾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展开过“当代诗词问题”的专门讨论。陆焕平《诗词的继承发展和革新》、杨杰《试谈格律诗词继承、发展的几个问题》、杨凤生《中国诗词曲改革刍议》、华钟彦《发展我国韵文，改造当代诗词创作》、朱怀真《关于诗词的前景和现状》等文章，均论及当代诗词如何发展的问题。后来，丁芒编纂了《当代诗词问题论文选》一书。此一时期已有部分学者注意对当代诗词进行整体评论，如尚告祥《现代诗词发展概况》、周锡《当代诗词面面观》、宋谋玚《当代诗词漫谈》等，而唐济则提出了“当代诗词运动”的理念，并著有《我对当代诗词运动的初步评价》一文。此一时期参与批评当代诗词者，名家相对较少。钱仲联曾有《近世名家诗词平亭》一文，专门对饶宗颐《选堂诗词集》进行评价。赖春泉《开展诗词评论，提倡当代诗话》一文，有意识地提醒人们展开对当代诗词的评论。另外，此一时期对当代诗词作者的批评多集中在革命政治家（如毛泽东、叶剑英、陈毅）与老辈学者（如唐圭璋、夏承焘、沈祖棻）的诗词创作上，而批评年轻一辈诗词作品的文章则相对较少。

此一时期，各种诗词研究会的成立为当代诗词创作与批评的繁荣提供了平台。如1984年在长沙成立中国韵文学会并召开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后来创办的《中国韵文学刊》，所发表论文不限于古代诗赋词曲的批评研究，有关当代诗词研究的论文也予以刊登。又如《词学》，在发表当代诗词的同时，也刊登有关当代词人、词作的批评文章以及词话或词论。这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当代诗词批评。综观新时期的当代诗词批评与理论，主要集中在名人、大家与群体上，而对当时的各种各样诗词创作问题着力较少；民间诗词社团从事作品批评者较多，而学院派学者则相对缺场。尤其是当代诗词理论的提倡方面相对较弱，而各种常识性的作法与教材较多，有深度的理论建树则多来自词坛大家。此一时期，论题涉及最多的是“诗词创新”问题，如何让诗词在新时代焕发新貌、充满生机，可以说从老辈诗词家到青年诗词爱好者都曾发声，但是由于当代诗词的“官方”身份（专门的研究机构、大学课堂认可，以及正式的有影响的学术刊物认可）问题，始终未能有像“新文学八事”之类的纲领出现。诗词在此时成了老干部、老年人的休闲工具，未能有或愿意有领导诗坛的人物出现，因此，理论上的建树相对于新诗要苍白得多。值得指出的是，施议对从1984年就开始编纂《当代词综》，其“当代”的内涵虽然指20世纪或现当代，但其中已选录不少当代的名家，其前言“百年词通论”是一篇份量极重的批评文献，启示我们研究百年词史的同时也要大力开展当代诗词批评。

第三阶段，新世纪以来，对当代诗词的批评，较前一时期要热烈得多。一方面，各种诗词社团持续增长，特别是高校诗词社团逐渐增加，以学院派讲授古典诗词的教师为主导在引领创作的同时，对诗词创作理论也进行了普及与提倡。教师讲解名家作品、点评修改学生作品，实际上也是批评的表现。诗词写作教学进入课堂的同时，一系列各式诗词创作大赛也纷纷展开，这些大赛也带动了诗词批评的开展。另一方面，此一时期国家对当代诗词的创作与研究已有较多关注与资助。如2011年成立的中华诗词研究院，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诗词研究机构，隶属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由著名学者、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大学教授袁行霈任院长，该院下设学术部、编辑部。这一专门机构的设立，为当代诗词创作特别是批评、研究指明了方向。该院首先主持召开了“全国部分高校教授诗词研究座谈会”“迎接中华诗词的崭新时代——当代诗词研究小型系列座谈会”等10馀次会议，就当代诗词的价值、传承、创新、传播及扶持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这些探讨首次集中于对当代诗词的批评，在“当代诗词”批评史上具有转捩意义。与此同时，该院还编辑出版了《中国诗词年鉴》（2011、2012卷）、《中华诗词普及丛书》（6种）、《中华诗词研究丛刊》（3种）、《中华诗词探索丛书》（5种）、《当代名家线装诗词系列》（2种）等。这些工作，既是批评活动的一部分，也有力推动了当代诗词批评的开展。从当前国家社科基金的支持方面来看，国家加大了对现当代诗词批评与研究的力度，如刘梦芙、李遇春、马大勇等分别有与当代诗词研究相关的课题。中华诗词研究院也与上海大学中华诗词创作与研究中心形成了合作关系，将现当代诗词批评研究与文献整理等纳入合作项目。

此一时期对当代诗词的研究已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各种学术期刊不仅发表当代诗词批评论文，还设置了相关专栏，如《文学评论》就陆续发表过批评当代诗词的文章，《新文学评论》设有诗词创新研究专栏，上海大学中华诗词创作与研究中心主办的《现当代旧体文学与文化》也涉及不少当代诗词批评的内容。不仅如此，网络上也有大量的诗词作者网页以及诗词社团创办的社团网页，研究者则通过网络及时将自己的批评或研究见解传达出来。当代诗词作者将自己的作品挂到网页（博客、空间、微信等）的同时，来自各方的批评就会马上跟进，改变了从前批评滞后于创作的状态。至此，当代诗词以其“活在当代”的优势，借助网络与批评同步进行。批评的“大众化”“民间化”“网络化”，是当代诗词批评在新世纪的“新变”，也将成为常态。

此一时期除大型研究当代诗词的课题已展开外，不少批评与研究专著也相继出现。如李遇春《中国当代旧体诗词论稿》，在“当代诗词”批评史上具有拓荒意义，特别是他从文献、文学、文化与文艺等多个层面进行研究，为当代诗词批评提供了方法借鉴。其他如张永芳《当代诗词散论》，是有关当代诗词理论探讨、艺术鉴赏、作品评论、作家研究的论文集；孙轶青《开创诗词新纪元》、陈玉民《中华诗词畅想录》等，是对当代诗词创作的现状与未来的思辨；龚依群、林从龙、田培杰等编选的《当代诗词点评》、毛谷风选编的《当代诗词举要》等，则用传统选本方式对当代诗词进行了汰选与点评；吴海发《二十世纪中国诗词史稿》、刘梦芙《二十世纪名家词述评》等，对当代诗词大家与名篇有较多的评论。值得重点指出的是，此一时期出现了一批来自学院派的有关当代诗词创作理论的文章。这些理论文章，主要围绕当代诗词与新文学或新诗的关系、当代诗词的“文学性”、当代诗词的“文化性”、当代诗词的命运以及当代诗词整体研究与方法等问题展开。围绕当代诗词当不当入文学史这一问题，刘梦芙曾与王泽龙展开过论争，刘氏强调20世纪诗词理当写入文学史，反对王氏“旧体诗词不宜入史”论；而陈友康《二十世纪中国旧体诗词的合法性和现代性》、陈国恩《再谈现代旧体诗词慎入现代文学史的问题——兼答王国钦先生》、郝日虹《将旧体诗词纳入新文学史研究范畴》等，也阐发了旧体诗词的“归位”问题。当代诗词的“文学性”问题，是决定当代诗词创作质量的关键问题。蔡世平不仅以其创作说明当代诗词照样可以文学意味浓厚，还撰写《作为文学的中华诗词》《旧体诗又成新时尚》《当代旧体词创作的语言觉悟》等文，强调诗词创作当注重艺术性。肖细白《“诗性塌陷”与当代诗词的文化处境》、徐晋如《为旧体诗词注入全新的生命——论新文化运动对于诗词发展的作用》、汪梦川《技术与艺术之间：当代旧体诗词创作的困境与出路》、程郁缀《当代旧体诗词创作之刍议》等论文，也分别对当代诗词创作的文学性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对当代诗词的文化定位问题，王志清《当下旧体诗词悯情书写的价值理性》、莫真宝《当代传统诗词：光景常新引人奋进的民族精神符号》、刘梦芙《当代诗词、“国诗”与国学发展》等文有所揭示。李遇春《如何看待当代旧体词创作》、王雅平《多维视角中的旧体诗词》、陈启文《对当代旧体诗词的再认识和重新发现》等文章，则从多角度对当代诗词进行了观照。对于当代诗词的命运，也有不少文章进行了有益思考。新世纪以来，对当代诗词研究进行回顾与评述的文章也有多篇。如陈静《二十世纪旧体诗词创作与研究述评》、江腊生《二十世纪旧体诗词的研究现状与思考》、刘梦芙《关于当代诗词创作和研究的思考》、王雅平《新时期以来旧体诗词研究综述》等，实际上已有为当代诗词批评写史的意味。新近马大勇所著《二十世纪诗词史论》，时代跨度大，从整体上论述当代诗词史，其中“‘二十世纪诗词史’之构想及其意义”“二十世纪旧体诗词研究的回望与前瞻”“行走在古典与现代之间——关于近百年词史的若干问题”“略论新诗创作对古典诗歌资源的接受与整合”“网络诗词平议”等章节，或多或少为当代诗词研究提供了思路与观念。a马大勇：《二十世纪诗词史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年。李遇春《20世纪旧体诗词研究亟需实证精神》一文，则对当代诗词批评方法提出了有效建议。

总的来说，对当代诗词批评的研究还处于草创阶段，这与当前的诗词创作态势是不相侔合的。研究与批评需要专门学者，而专门学者又因当代诗词的学科定位处于古代文学有专长而不管、现代文学多立足于现代而不顾，自然就出现这种尴尬局面。况且，国家对现当代诗词研究的大规模投入，只是新世纪以来的事情。不过，当代诗词批评虽然从批评主体上来看学院派还未占主导地位，从批评成果上看也相对薄弱，从批评对象上看还停留在大家、名家或名篇上，但是与其他断代批评一样，其特色、历史、影响等都是值得我们继续发掘的。

三、建构方式

由于政治、历史与学科隔阂等原因，“当代诗词”批评史尚处于拓荒状态。当前，既然与当代诗词史相关的课题已经进入学术视野，作为理论层面的“当代诗词”批评史也应当有所作为。这里对其建构方式试作论述，以期促进当代诗词学研究。

笔者以为要建构“当代诗词”批评史，首先当从文献入手。当代诗词批评文献虽然距离近，容易获得，但由于繁多，故亟需梳理、汇辑。应当先编纂“当代诗词”论著总目，将迄今为止出现的各种与当代诗词相关的批评论文、研究著作一一梳理清楚。此方面的工作，林玫仪所纂《词学论著总目（1900—1992）》b林玫仪编：《词学论著总目》，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5年。虽然涉及了批评当代诗词家的内容，但由于立足点在古代诗词，并且时间仅至1992年止，因此需要我们专门考索、汇集，形成“‘当代诗词’论著总目”。收集范围包括：当代诗词家传记资料文献、当代诗词别集文献、当代诗词选本文献、评点文献、批评文献、理论文献、诗词社团文献、诗词刊物文献、网络电子文献、网络诗词评论文献等。与时同时，汇辑当代诗词批评史料、文献等，形成资源库，并将史料、文献数据化，建立电子数据库。从文献角度对“当代诗词”批评史进行研究，文献考据也相当重要。由于当代诗词距离近，如果不重视考据，就会犯“失之眉睫”的错误。特别是一些诗词前辈、大家，如果我们不重视对其自述、口述资源的采集与贮存，历史的真相就有可能被湮没。而一些由于种种原因被埋没的诗家词人或批评者，如果我们不注意对其进行考索与调查，就可能被永远埋没。由于文献梳理工程浩大，建议分期分批分类进行。如可先做总目，汇集当代诗话、当代词话成编，对前辈高龄诗词家进行访谈以存留口述批评史料等。还可如李遇春所做的“新中国旧体诗词编年史”一样，撰著“当代诗词批评编年史”。

其次，要建构“当代诗词”批评史，应先从专题史做起，而不宜先通史或综论史。历史的撰写不能是粗线条的，一切都要落到细节、实处。专题的方式可以使研究细化、深化。那么，哪些专题史是我们必须做的呢？（1）当代诗词话研究专题。到目前为止，已有不少学者撰写有与当代诗词相关的诗话、词话，刘梦芙编纂的《现当代词话丛编》所收者，涉及古典的多，涉及当代者相对较少。（2）当代诗词选本专题。当前已出现大量各种各样的当代诗词选本，如通代选本、断代选本、社团选本、个人选本以及网络诗词选本等，而选本本身就是一种批评，每一种选本代表一种批评的声音，从甄选到成本全程都关联显现着批评意识。（3）当代诗词序跋专题。序跋本身即批评文献，不仅显示批评观念，对作品的品评、接受等都是著史要引用的第一手资料。（4）当代诗词评点专题。评点在当代也颇盛行，其方式虽然增加了网络点赞一种，但都是评判作家作品可资利用的材料。目前到底有多少种关于当代诗词评点的文献，我们尚不清楚。这就要求我们先专门搜求、摘录、汇集，然后考察研究。（5）网络当代诗词批评专题。网络批评是批评方式的新变化，各种诗词网中涉及当代诗词批评者有不少值得研究的观点、观念与问题。当前对网络诗词已有人关注，但对批评的网络化还注意不够。（6）当代诗词社团批评专题。诗词社团的形成总是伴随大致相同的诗词理念与创作理念的，批评也是以这些理念为中心的。研究当代诗词社团的演进与嬗变，就是对批评史的还原与建构。（7）当代诗词刊物专题。诗词刊物的创立、出版、选稿、刊用等过程中，也是伴随着批评的。（8）当代诗词革新专题。从诗词产生开始，如何创新、改革诗词一直是人们探讨的中心话题，时至当代，在新诗、新文学昌盛的背景下，这一话题更是不断为人提及。因此，以专题方式来集中研究，无论对诗词创作还批评都是必需的。（9）当代诗词论争专题。对当代诗词创作、批评问题的论争，如诗词创作的“与时俱进”、诗词创作的艺术问题以及各种因诗词引起的意气之争等，既有文学思想不同的原因，也有时代趣尚、文化阅历差异等原因，其中蕴涵的批评价值需要去发掘。（10）当代诗词批评家专题。此专题的开展既是对批评者工作的肯定，也是总结经验、教训的有效途径，更是列传式、专论式的批评史。（11）当代诗词批评论著专题。这是撰著批评史的前提，只有逐一对各种批评当代诗词的论文、著作进行细读与概括，才能把握批评者的意图与思想。总之，当我们以专题式的横剖研究之后，再去归纳、总结、勾勒“当代诗词”批评史，才能做到立论有据、扎实可信。

再次，建构“当代诗词”批评史，必须建立在对当代诗词史熟稔的基础上，还必须有深厚的古典诗词研究功力以及较好的诗词创作经验或良好的艺术感悟。一方面，由于创作史与批评史是相伴的，不可割裂的，因而著史不能无视创作环境，只有整体把握当代诗坛词坛的历史风貌，才能开始批评史的撰著。另一方面，由于当代诗词与前代诗词特别是民国诗词一脉相承，当代人创作诗词无不是在大量阅读古典诗词后进行的，因而评判诗词的质量，古代诗词是极其重要的参照。没有良好的古典诗词研究素养，就无法揭示当代诗词作品的继承与创新问题，对批评者的见解也不可能很好地把握，同时对涉及的文献学问题也就无从下手。再一方面，研究当代诗词批评与研究古典诗词最大的不同是，当代诗词是眼前或最近发生、创作的。人们在批评当代诗词时，很多时候面对的是诗词写作内行、高手。不会诗词创作，就很难体会批评者话语的准确程度，也就很难将批评者评价到位。特别是，研究当代批评史的最终目的是从中发现可资利用于当代诗词创作的理念，但仅有理念而没有自己的创作实践，显然不能服人，理念也就不可能有现实价值。胡适在提倡新文学时，就是从白话词尝试开始，逐渐形成了新理论。当前，一个研究“当代诗词”批评史的学者虽不能如胡适一样有惊人的开创，但其所研究的成果必须面向当代、适用当代方有意义。

四、意义

建构“当代诗词”批评史，无论在诗词创作与批评方面，还是在学科建设、文学研究理念、批评观念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第一，“当代诗词”批评史的建构，对当代诗词学体系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当代诗词学，本有两义，一是当代的诗词学，包括当代研究古典诗词与当代诗词两方面；一是以当代诗词创作与当代诗词批评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无论哪一义的当代诗词学，都是诗词学学科的分支。前一义的当代诗词学，目前由于上世纪末的学术大回眸，相关研究成果已有不少。而作为后一义的当代诗词学，由于近20年才进入研究视野，故当代诗词史还处于草创阶段，自然与之相对的批评史还未提上日程。现在，我们提出“当代诗词”批评史的建构，不仅可以弥补研究中重古轻今、贵远贱近的学术不足，而且完善了诗词学的体系。

第二，“当代诗词”批评史，更是对中国诗词批评史的完善，也是对民国诗词批评的有效补充。就当前研究现状来论，各种断代的诗学批评史、词学批评史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距离我们最近的民国时期的诗学批评史、词学批评史虽然还停留在民国对前代词研究这一层面，还未有关于民国诗、民国词的批评史出现，但是，目前以钟振振为首的南京师范大学词学研究中心在中华诗词研究院的支持下已在陆续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提出“当代诗词”批评史，就了结了断代诗词批评史体系中的唯一遗憾。特别是，“当代诗词”批评史，上承民国而来，而民国还有不少诗词家或学者在当代仍有创作与批评，当我们研究当代时，既可为“民国诗词”批评史中未尽的问题提供解决途径，也可通过比较勘察由于政权更替、政治变革等原因造成的批评差异，由此纠偏正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当代诗词”批评史的构建就大有必要。

第三，“当代诗词”批评史的建构，对推动当代诗词的良性发展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当代诗词创作还一直处于自发状态，还未出现像古代那样的诗词流派，或者有但还未被我们总结发现，那么对批评史的研究，将会理清这些问题。通过研究，可以总结出诗词学观念与理论，归纳出各种诗词流派、社团及其主张。通过批评，引导诗词创作更加多姿多样、流派纷呈。通过对诗词作者的理论与批评者见解的阐释，可以使人们的诗词学创作主张与追求更明确，由此提升创作水平。同时，以此教授写诗填词者，可使其立足即正。创作与批评的互动，是任何文学或文艺发展所必需的，“当代诗词”批评史的终极目的也正在此。

第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代诗词”批评史的建构，有利于进一步打通新旧文学的壁垒，形成学科间的合作与互补。正如人们在研究现代文学时通常忽略了民国诗词一样，当代文学研究者所著的诗歌批评史，多集中在新诗批评上，而对与新诗并存的旧体诗词批评却基本未曾着笔。时至今日，在打通古今、融汇新旧的原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指导下，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提出了纠偏策略。如钱理群、黄修已、丁帆、沈卫威等新文学学者，已有不少论著着力于此。由于学科限制，他们大多是站在新文学立场上对旧体诗词进行审视，很多时候只是把旧体诗词作为新文学的参照，而不像李遇春那样将当代诗词作为一个单独或并列的存在。我们提出“当代诗词”批评史，目的就是使人们更清醒地意识到当代诗歌批评史里有一种“诗词”批评史与新诗批评并行并存，缺失“当代诗词”批评的当代诗歌批评史，是残缺不全的，反映不出当代诗歌批评的全部面目。而这种缺憾的造成，由人为的学科设置所导致，使得诗词研究者无视当代文学和新诗，而新诗研究者无能力顾及现当代诗词。由此来讲，“当代诗词”批评史的建构，对新旧汇通、学科互补具有促进意义。

第五，“当代诗词”批评史的建构，还有利于批评观念的改变。当前于文学批评方面，还存在着一种重古典、经典、名家而轻新创、当代和一般作家的现象。这种偏失，会导致人们重古贱今，以为当代诗词不如古典诗词，自然对当代诗词的批评问题会轻视和忽略。当我们扭转这种思路，从科学考察与文化的视角来看待当代诗词及批评问题时，就会发现“当代诗词”批评史不但值得做，而且大有可为。从科学考察的视角看，凡是存在于诗歌王国的一切现象与问题，都必须用全面、普遍、联系、发展的观点来对其进行调查、检验、研究，唯此方能真正把握其生态系统。当前，古代文学研究界已开始对“非文学”文体、非大家、非“时代文学”、非“名人、名作、名现象”展开研究，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如吴承学的文体学研究成果，a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年）等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均开拓了文体研究的新领域。对中国古代除我们认为是文学文体外的各种实用文体进行考察，得出了一系列的新见解与新理论。当我们以此种科学考察理念来看待当代诗词的批评时，同样也应当有新的发明。如“老干部体”，通常我们认为其缺乏“文学性”或“艺术性”，历来倍受讥责。但我们追索这种讥责式批评后的真正心态就会发现，所谓“老干部体”，与古代的台阁体或新文学家要打倒的“贵族文学、山林文学”的实质是一致的：附庸风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了诗词的“休闲”功能。因为他们写诗填词的目的不在“惊人句”，而在消遣。当我们再从文化视角来看待当代诗词批评时，就会发现任何一种行为都是文化的反映。批评在当代，实质上成为人们发泄、消遣的方式之一。批评诗词，既是显示或显摆诗学见解或才能的方式，也是消磨时光、陶冶情怀的方式。学院派对当代诗词的批评，是精英文化的体现。他们的批评在使民间的诗词艺术提高的同时，也使更多的诗词作者向精英靠近，诗词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学院派与民间派的互动。总之，“当代诗词”批评史的提出，是基于以上批评观念的结果，也将启发、刺激批评观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