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刻画中的幽默
——以斯蒂芬·里柯克的《小镇艳阳录》与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为例

郭勇丽

（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师范学院 内蒙古包头 014030）

阅读斯蒂芬·里柯克的小说《小镇艳阳录》和马克·吐温的小说《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我们不难发现两位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在创作中遵循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小说场景中的幽默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故事发展中出人意料的结局的出现。换句话讲，这两部作品情境刻画中体现出的幽默在于小说中的主人公并不明了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会怎样发展。因此，随着作家一本正经地，冷面幽默地描述，令人啼笑皆非的结局出现了，在男女主人公惊奇震惊之余，读者禁不住对故事的意想不到的转折哑然失笑。

作为北美地区乃至世界大师级的幽默作家，加拿大作家斯蒂芬·里柯克与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不仅仅擅长于在人物描写中呈现他们独特的幽默，同时他们在小说场景的创作中也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幽默技巧。瓦洛娃·瑞杰斯科瓦一直以来致力于研究里科克的作品，她认为，“故事发生情境中产生的幽默既不依赖于言语的表达，也不依赖于人物的刻画，而是仅仅依赖于故事情境中有趣可笑的，再加上日常生活中事件的的突然转折，但并不对任何人造成伤害。”[1]她认为情境中产生的幽默更多的在于事件发生中不可预测的滑稽结局的出现。里科克的大多数幽默是融入于情境的纯粹的幽默。尽管他的作品中由许多离奇古怪的人物，但情境的选择更促成了幽默的效果。当然，情境烘托了人物，但这更多的是由情境中的人物在特定环境中怎样做出相应的回应来决定的。在他的著作《幽默与人性》，里科克对于幽默情境的产生来源也阐述了自己深刻的见解：“情境中的幽默来源于……任何涉及古怪与不和谐的窘迫与失败，并不与寻常的生活轨迹相联系，也并不涉及用足够的伤害或灾难去强调这种不和谐”。[2]在里科克看来，情境中产生的幽默取决于表面上看来矛盾的故事的独特的发展但却不对任何人造成伤害。

玛里波萨小镇的生活绝不会单调或平淡无奇的的，那是因为镇上有许多古里古怪的人物。同样在这个故事中，当镇上留守的人们急匆匆赶来营救“玛里波萨美女号”上遇难的人们时，出乎意料的情境设计更扩展了里科克别具匠心的幽默：这些营救者不但没能从船上救出一个游客，反而在救生艇上的他们不得不被沉没了的“玛里波萨美女号”上的处于险境的人们救起：原来这是救生艇被当地政府投入使用以来的首次下水，谁都没有预料到救生艇的首次下水会是这么的不成功。读者可以感受到这个片段中的幽默，发生在瓦萨诺提湖上的营救的一幕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因为没有人能够辨别出谁是营救者谁是遇难者。而且故事的叙述者不断诚恳地强调：“这是迄今为止人们见过的发生在湖上的最为壮观的营救篇章。”[3]情境中荒谬的故事的发展引起了戏剧的效果，因为这是大大不同于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一幕营救工作的。在某种意义上，里科克坚持这些镇民代表了那种人们的无知愚昧的快乐与享受，而这种情绪是不易受到他人情绪的感染的。在这个幽默情境的发展过程中，镇民的鲜活滑稽的特点以一种刻薄的方式被独特的呈现了出来。

《小镇艳阳录》中的另外一个场景，即彼得·帕博金对于爱情的渴望的描写也是里科克在展现情境幽默中具有高超技巧的一个有力佐证。得知自己无望获悉让娜·皮普雷的爱恋，既失落又伤心欲绝的帕博金试图用左轮手枪结束自己的生命。然而，他最终没有成功，相反，他意外的在银行金库的门外碰到了他以为是窃贼的人，这个人朝他开了枪。在这个紧急关口，读者或许会以为帕博金被一枪打死了，可第二天消息传来，他只是擦破点皮并随即成为全镇的英雄。事实上，真实的情况是银行里根本就没有窃贼。帕博金在地下室碰到的是银行里的看门人。帕博金和看门人都错误地把对方当成小偷了。对于帕博金而言，风雨过后终见彩虹，尽管玛里波萨小镇的大部分居民都明知这是又一部荒唐的闹剧，但这并不妨碍帕博金一夜之间成为全镇的英雄。最终这一切为帕博金长久以来渴望的与让娜的婚姻铺平了道路。爱情，就像生活中最精彩的喜剧，全然征服了残酷的现实，使人们沐浴在阳光里。

如同里科克一样，马克·吐温在他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也通篇运用了各种各样的情境使读者发笑使整个故事趣味无穷。小说中的第一个幽默情境出现在哈克试图从父亲囚禁他的小木屋中逃跑。

我把死猪拖进来，拖到靠近桌子的地方，用斧子砍破了他的脖子，放在土地上让他留血…好了，接下来我找了条旧口袋，把里面装了不少大石头块儿-能拖动多少就装多少-然后拖到门口，穿过树林，一直拖到河边，往水里一推，咕咚一声就沉下去没影了。最后，我把自己的头发揪下来一撮儿，先把斧子用血好好涂了一遍，然后把头发粘在斧子背上，把斧子扔在屋子犄角里。我心想，人们肯定会顺着那一袋石头拖出的印子，一直找到河边，到河里打捞我。[4]

当哈克精心准备好这次逃跑之后，他想爸爸看到这些痕迹，肯定会以为自己的儿子被人谋杀了。然后哈克藏在自己的独木舟里等着月亮出来。在看到父亲与搜寻他的队伍离去之后，哈克划向了杰克逊岛。在岸边，他把小船藏了起来，准备在早饭之前躺下稍微睡上一小会儿。在这个情境中，哈克的聪明和才智都被很好的展示出来了，真正的滑稽之处在于对于哈克伪造命案现场的描述，风趣而又发人深思，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虽然他才仅仅十四岁，却把逃生的每一步都设计的很完美。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许多滑稽的情境描写都涉及到哈克对于他的好朋友吉姆的搭救。在木筏子上一起度过了几天平静欢乐的生活以后，哈克与吉姆之间的友谊加深了，但是他们愉快的生活被国王和公爵，这两个以行骗为生的人的加入破坏了，他们后来偷偷把吉姆以四十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派克斯维尔。结果在搭救吉姆之前，哈克碰到了他的老朋友汤姆·索耶，他们共同制定了搭救吉姆的计划。汤姆并不想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搭救吉姆，他坚持要效仿他所阅读过的经典小说中的逃跑模式，用一种英勇无畏的方式解救吉姆。例如，在开凿逃生隧道的过程中，汤姆一再使得原本简单的工作复杂化。这段情境中的幽默来源于汤姆希望营救吉姆的开凿活动充满英雄主义色彩。在考虑选择合适的挖掘工具的过程中，汤姆坚持认为传奇中的英雄在开凿隧道的过称中都没有非常方便可用的工具。因此，按照汤姆的计划，一场极其复杂的营救活动上演了。汤姆，当时他正在吉姆的床后面，首先确定了隧道的位置，然后，他指挥道：“我们就从这儿往下挖，等挖通了，谁也不会看出底下有个洞，因为吉姆的的床单几乎垂到了地板上。”汤姆非常聪明因此他很容易就找到了挖掘的正确位置，但他认为这个工程就就这样付诸实施未免太简单了。他拒绝用铁锹挖洞的建议，因为他认为历险记中的传奇英雄从来不可能在手边有这么方便的工具。相反，他坚持认为传奇中的英雄应该用刀子挖掘上三十七年才能逃生。可是，汤姆挖了一会儿就感到厌烦了。他让哈克递给他一把刀，尽管他眼前就放着一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啦。可是我想了一下，就在那堆旧工具里拖出一把鹤嘴锄，递过去。他接过去，一声没吭就动手干起来。”这个情境中的幽默是漫不经心的，令人发笑的，生动再现了这两个男孩子的和蔼可亲与天真无邪，读者禁不住对这两个少年把铁锹当刀子的英勇行为暗自发笑。最滑稽的是被认为最聪明的汤姆，当他发现用刀子挖隧道也同样很无聊时，悄无声息毫无征兆地放弃了用刀子挖隧道的这个英勇的但又费时费力的计划。

马克·吐温用相同的幽默风格延续他的幽默：开凿工作进行的很顺利，汤姆和哈克很容易进入到了吉姆的小木屋。当哈克继续叙述故事的发生的时候，这个情境中的不动声色的幽默可以进一步被感知：

那天晚上，我们带了一只蜡烛，在十点多钟就顺着避雷针爬下去，在那个窗口听了一会儿，听见吉姆在打呼噜，我们把蜡烛丢进去，可是没把他惊醒。接着，我们就抡起镐头和铁锹不停地挖，大约挖了两个钟头就把洞挖通了。我们从吉姆的床下钻进小屋里。

当汤姆和哈克打通通往吉姆小木屋的通道以后，吉姆异常激动与兴奋，他希望立刻离开自己被囚禁的小木屋，但这个想法遭到了汤姆的拒绝。尽管他放弃了自己用小刀挖通隧道的计划，但从未放弃过自己追随传奇小说中的英雄的想法。他不想让吉姆立刻逃跑，并且建议他耐心等待最激动人心的营救他的那一刻的到来，因为假如在第二天营救吉姆的话那将是最具有冒险色彩的。于是，在第二天那个月朗星稀的夜晚，汤姆和哈克又爬进了吉姆居住的小木屋。然而，营救活动因为十几只狗的突然出现被中断了，因为汤姆和哈克从通道爬进小木屋时，忘记关上棚屋的入口了，狗就是从那儿钻了进来：

我们正在哪儿站着呢，突然从吉姆的床底下跑出两条大狗，接着一条又一条都爬了出来，一共钻出十一条，挤得我们气都喘不上来了。真糟糕，我们忘记关上棚屋的门子了。那个黑人纳特只喊了一声“妖精！”就瘫倒在狗堆里，昏过去了，嘴里还哼哼个不停，好像要死的样子。

在这一段落中，吐温嘲笑了狗的出现，这几乎吓死了萨利姨妈家的胆小轻信的奴隶纳特。最后，房子里的男人女人都被这些奇怪的犬吠声折腾起来了，但最终这两个男孩成功地在人们进入小木屋之前把吉姆解救到了外面：“他们就有几个进来了，可我们在暗处，他们看不见，我们往床底下钻的时候，还险些踩住我们。不过我们还是钻了下去，从洞里爬出去。我们爬得又快又轻，吉姆先爬出去，我第二个，汤姆在最后，这是按照汤姆的命令做的。”他们最终成功地逃掉了。此处的幽默在于男孩子们爱探险的逗人发笑的天性与努力试图将自己升华为传奇英雄这两种矛盾之间产生的明显的不和谐。滑稽可笑的描述充分表现了马克·吐温创造情境幽默的高超技艺。通过逐渐的对于幽默情境的揭示，《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幽默被很好的呈现出来了。

就情境中的幽默而言，可以看到在里科克和吐温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不约而同在叙述故事的发生中，运用突然的看似漫不经心的转折来达到幽默的效果。《小镇艳阳录》中斯蒂芬·里柯克对于镇民们在瓦萨诺提湖上的乘船一日游与帕博金英勇行为的描述与《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马克·吐温对于自己被谋杀现场的伪造与营救哈克的整个过程都恰如其分地诠释了这两位作家对于情境中运用幽默的惊人的共性。在这两部著作中，里科克和吐温不约而同地将独具特色的人物，场景及地方文化展现在他们的作品中。因此，在加拿大与美国，里科克和吐温首创了本土化的文学道路。同时，他们通过描绘自己经历的田园式的生活试图为当地的生活提供一种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