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执政这四年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 —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总书记谈印度语境下的民粹民族主义

2018-02-25 13:39王恩明
新时代职业教育 2018年4期
关键词: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

王恩明

(云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

一、民族主义的诞生

关于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多重解释与科学内涵,社会各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莫迪政府执政这四年,随着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简称BJP)赢得联邦大选上台执政,在其母体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asevak Sangh,简称RSS)的幕后操控下,印度国内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与印度教教派主义思潮迅猛发展,所造成的影响早已超出了印度国界的限制。在资本主义国度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早已成为捍卫资产阶级利益的“独门暗器”。随着资产阶级以统治阶级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民族主义摇身一变实现了向爱国主义的“华丽变身”。作为意识形态的构建与政治策略的选择,民粹主义内在的包含对政治目标的追求[2]。通过培育一种类似于“虚无意识”的民族主义观念,巧妙诱导并灵活利用民众的心理需求和社情民意,从而操控草根阶层的社会实践以及一定范围内的舆论导向。这里我们要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粹民族主义肩负着双重使命,在促进资产阶级利益的同时还要照顾到基于民粹主义诉求而寻求社会转型群体的需求。

民族国家的出现是人类文明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漫长过渡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与其身处同一时期的欧洲,则爆发了争取国家政权与宗教神权相分离的百年血泪斗争。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言:“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3]”资本主义最终战胜封建主义,这一伟大历史事件也标志着政治权威从宗教神圣制裁的神话中分离出来,从封建王朝鼎盛时期君王和皇帝制定的统治法旨中分离出来。1648年底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Westphalia)所确立起的民族国家主权原则以及由此产生的现代国际法,并且被广泛认为建立起以国家主权原则、国家间不论大小一律平等原则、一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为基石的近代国际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作为当时欧洲各主要大国历时数年(1644年至1648年间)谈判的最终成果,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奠定了现代国际法基本准则,不管过去几百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时至今日,这个《和约》中的许多内容依旧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并在现代国际关系领域继续发挥作用。

在人类历史演变进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以铁的事实宣告了德意日法西斯主义及其仆从国的彻底失败,旧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崩溃以及老牌英法殖民帝国的元气大伤,同样极大地冲击了遍及亚非拉世界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此外也为二战后轰轰烈烈的非殖民化运动创造了机遇。在非殖民化进程中,在与殖民主义的艰苦斗争中获得解放的人们也为独立后的国家,无论是国家性质还是政治体制,提出了很多国家建构方案。毋庸置疑,这些国家建构植根于所在国的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结构以及长期以来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当然上世纪40年代末获得独立地位的印度与它们同属一个阵营。

二、“印度理念”的演变

“印度理念”的概念,最初诞生于印度人民争取摆脱英印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尽管意识到其多重维度的复杂结构,但是简而言之,这个概念代表印度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亦或国家实体,超越民族、种族、宗教、语言、阶级、文化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而倾向于人民的包容统一的整体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出现的发展轨迹(美苏冷战下的欧洲,彻底分裂为水火难容的两个敌对阵营)的彻底摒弃。印度独立以来,印度教教派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及其傀儡印度人民党一直主张以“印度教国家”概念取代“主权的、世俗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印度民主共和国[4]。”一言以蔽之,这种“历史倒车式”的举动,是威斯特伐利亚模式的一种倒退,即将穆斯林视为主要的内部敌人,通过印度教教徒“征服”其他宗教少数群体来培育“印度教民族主义”而不是印度民族主义。事实上,这将意味着在印度人民争取自由解放斗争中形成的、支配印度知识精英头脑和掌握话语权的民族主义观念将迎来一次巨大倒退。姑妄言之,在西塔拉姆·亚秋里这位理论家眼里,他们这种狂热不容的法西斯主义版本的“印度教国家”,彻底颠覆了印度共和国多元主义的国家基石,也是完全否定了围绕这个国家核心而产生的包含“印度理念”在内的印度民族意识。

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度人民党的理论家们仅仅将“印度理念”视作一种纯粹的想法,也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他们不厌其烦的辩称“印度教民族主义”是特定现实的产物,以此否定印度人民追求自由的史诗般的斗争。然而,正是在印度独立斗争中诞生了高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中“民族主义”概念的“印度民族主义”的概念。今天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度人民党推动了“印度教民族主义”最反动的倒退,以此对抗源于人们争取民族解放史诗般的斗争中的印度民族意识(即“印度理念”)。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教授艾可·比尔格来米(Akeel Bilgrami)对此断言:“如果没有这种替代性和包容性的理念来激励人民,那么印度在最后三个关键几十年的自由斗争中所见证的庞大而持续的群众动员是不可想象的[5]。”印度独立后是效仿前宗主国建立世俗主义的民主共和国,或是建立宗教性质的“印度教国家”或“伊斯兰教国家”?的确,如果没有一个各政治势力、各社会阶级、各民族族群、各宗教派别皆可接受的方案,没有一个统一思想、奋斗目标、价值引领和奋斗目标,不能以“最大公约数”整合一盘散沙的印度斯坦来对抗英印殖民主义,那么摆脱“英国女王王冠上一颗明亮的宝石”的殖民地地位无疑痴人说梦,而又谈何实现呢?

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看来,印度在语言、宗教、民族和文化方面的多样性都是难以企及的。根据不完全统计,印度现存至少1618种语言和方言、6400多个种姓以及六个人类学上已经定义的族群[6]。世界十大宗教中,印度教、佛教、锡克教、耆那教皆以南亚次大陆作为宗教发源地,也使印度无愧于“世界宗教博物馆”之美誉[7]。而作为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标志,印度国内共有二十九个主要的宗教文化节日,使其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宗教节日最多的国度。因地理环境而相对隔绝的广袤国土,因殖民政策而难以释怀的民族排斥,因宗教信仰而冲突不断的教派仇杀,因社会转型而矛盾交织的政治架构,“历史上的长期分裂与近代的相对统一”[8],加上当时印度“贫富间的天壤之别与地域间的悬殊差异”[9],而现在要将所有这一切“同置一室”,并作为一个国家进行统一的政治管理。

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正是英国人的殖民统治才使这块土地上原本分离的、松散的、庞大的多样性联合起来。诚然,英印殖民统治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印度的大一统,但也正是英国人的“印巴分治”政策造成了南亚次大陆的分裂,形成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以及后来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三个国家并存的局面,超过一百万人因为三次印巴战争而不幸罹难,并且使得南亚次大陆出现了民族敌视和国家对抗之恶性循环。英国殖民主义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正在持续的侵蚀、破坏他们曾经分割殖民统治的国家,如巴勒斯坦、塞浦路斯以及除印度次大陆以外的非洲等国家。泛印度人民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将这种多样性联合起来,并将660多土邦整合为现代印度,并形成现代泛印度意识。

三、服务于国际金融资本的民族主义

在商业资本主义时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关于民族的界定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相伴而生,它的理论前景就是重商主义。通过野蛮掠夺、无耻窃取和使用奴隶劳动来开采黄金、钻石以及其他矿产资源,来扩大国家财富的原始积累,积聚的国家财富以及随之而来的庞大的帝国主义对外扩张,这与以民族主义之名来改善这些国家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毫无关联。这种“民族主义”被视为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另一方面,又藉此将人民动员起来参与一个帝国主义集团与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非正义战争,交战国的工人则被要求在战壕里相互厮杀。(一战中英法德等国政府就曾以保卫祖国名义广泛动员工人群众参与帝国主义战争。列宁、卢森堡等人就以“工人没有祖国”[10]来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因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过去和现在一直是、并且始终是“扩大化”的,将民族的形而上学概念置于人民之上。

在国际金融资本的全球统治和猖狂进攻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以牺牲广大民众利益、使其承受更大的痛苦为代价,极大地促进了国际金融资本的利益。在民主制度框架内的新自由主义政权的政治支持下,假托民族主义之名继续威胁像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目前,在印度,一个企业共同体联盟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并开始大力宣传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以民族名义要求牺牲包括民主权利在内的各项权利,把民族和它的利益置于人民之上。印度现任政府领导人经常宣称“言论自由不能以牺牲国家为代价![11]”这种民族主义概念也有助于进一步推进由国民志愿服务团领导的印度社群势力的法西斯主义议程。这一议程旨在将印度世俗民主共和政体蜕变为一个野蛮的偏狭的法西斯主义的“印度教国家”。国民志愿服务团民族主义架构是其建立“印度教国家”的意识形态理论依据。正如该组织已故的前领导人戈尔瓦卡的说法,“在任何外国人入侵印度土地之前,印度教教徒已经无可争议地、不受干扰地占有这块土地八千甚至一万年”[12]。因此,这块土地“被称为印度教国家,是印度教的土地[13]。”

在这样一个不科学的历史虚无的分析指引下,印度教至上主义者们坚持认为,“印度教”理应独立为一个国度,他们将继续维护“印度教国家”不宽容神权的内容。根据他们得出的神圣结论:在印度斯坦存在并且必须存在古代印度教民族,除了印度教民族之外,所有不属于印度教民族,即印度教的种族、宗教、文化和语言,自然都脱离了真正的“民族”。因此,“只有这些运动才是真正的、旨在重建、振兴和解放目前处于昏迷状态的印度民族的‘国家’。这些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怀揣复兴印度教民族和民族精神的愿望,积极行动起来,并努力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坚信所有其他人都不是叛国者,是国家事业的敌人,或者是慈善或白痴的观点[13]。”今天正在推广的是专属的印度教民族主义,它定义了印度语境下的民粹民族主义。对于这样一个即将在印度取得成功的倒退计划,其中心内容就是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度人民党努力用印度神学和印度教神话来取代历史。印度人民党政府正在系统性地为印度学生和青年重新编排教学大纲,并指定印度教的理论家们担任各种高等教育职位。

然而,从哲学层面上看,这种努力旨在复兴非理性主义使之为这种民粹民族主义在印度的成功保驾护航。印度语境下的今天,我们需要“回到卢卡奇中去”,从他的《理性的毁灭》,这部以哲学非理性主义的批判形式著称的经典之作中寻找答案。卢卡奇追溯了德国在哲学领域由非理性主义走向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道路,他的中心思想就是“非理性主义是帝国主义世界的一种国际现象[14]”。非理性主义,就其定义而言,是一种敌视理性的社会思潮。从欧洲启蒙运动时代到今天的帝国主义全球化时代,其主要目标都是挑战理性在人类事务中的力量和提供有关现实知识的能力。知识在任何时候都无法解释整个现实世界。然而,非理性主义割裂了现实与知识之间的辩证关系。正如卢卡奇所指出的那样,“客观现实比我们对它的认识更加丰富和复杂[15]。”非理性主义不是试图在合理性基础上弥合这种差距,而是认为人们无法获得对整个现实的理性认识。整个现实只能被“信仰”或“直觉”所感知,被认为是更高层次的知识。民粹民族主义以这种“信仰”为人们提供精神食粮,并因此促成其推行新自由主义议程和将印度转变为排外主义神权国家的双重目标。今天,这种哲学上的非理性主义已经渗透到国民志愿服务团和印度人民党政府统治下印度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

四、共同的应对措施

西塔拉姆·亚秋里指出:“莫迪执政这四年,印度人民党政府正在与国际垄断金融资本展开亲密无间的合作,印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国际资本正试图通过征服印度国民经济和民族工业来实现垄断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就是今天印度共产党人倡导包容性的经济议程来寻求实现‘印度理念’的原因所在。[16]”除了压制印度国内声讨帝国主义的民族觉醒意识、并将印度纳为垄断资本的傀儡附庸之外,莫迪的经济改革路线无可避免的扩大了印度社会的裂痕,制造了“两个印度”——即贫穷的印度和富裕的印度。这种排外主义的议程恰恰走到了主张包容性的“印度理念”的对立面上去了。印度人民党总理莫迪治下的印度社会,排斥、强奸、屠戮和侵犯包括达利特人、部落、宗教少数群体和妇女等国内边缘化群体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样无限制推广、纵容和偏袒排斥现象使得印度饱受国际舆论的谴责和攻讦,而且对此避而不谈却去宣传印度社会经济现实的所取得的成就,未免有“掩耳盗铃”之嫌。

根据印度共和国宪法第15条的规定:“国家不得仅以宗教、种族、种姓、性别、出生地或者其中之一为由,而对公民有所歧视[17]。”这种否定平等权利的行径是新自由主义政策轨迹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猖狂进攻的必然结果。今时今日,不去培育社会包容性转而积极推动社群两极分化的举动,显得毫无理性可言。赤裸裸攻击印度宪法保障下宗教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剥夺人民的生命安全和平等机会并使他们成为极易遭受社群攻击的标靶。这就要求今天我们必须积极推动宗教(当前主要是指印度教)与国家政权相分离。除了限制在印度普及高等教育外,通过否定理性主义和科学态度来荼毒印度全国教育系统的做法也是不合时宜的。同样,试图寻求用印度教神话替代印度丰富的融合文化也是完全不可取的。因此,今天必须要大力弘扬和积极培育“印度理念”。这是发生在印度的“民粹主义”“印度教民族主义”与印度民族主义三方之间的生死博弈,只有全面重启世俗民主议程才意味着在这场斗争中理性主义赢得了最终胜利,这也就是“印度理念”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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