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青少年药物滥用家庭治疗的研究回顾与反思

刘素素 孔诗逸

青少年药物滥用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联合国发布的《2015世界毒品问题报告》中显示，截至2013年，全球共有两亿四千六百人使用非法药物，其中约两千七百万人药物成瘾。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在美国，在30天内有19.7%的中学生吸食过大麻；在欧洲，15-16岁的青少年中有10%到40%的人吸食大麻，比率最高的是捷克共和国（44%），其次是爱尔兰（39%），英国（38%）和法国（38%）。而在中国2014年新发现的48万名药物滥用人员中，18岁到35岁的药物滥用人员占近7成。这些现象表明，药物滥用人群开始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

青少年作为国家未来的储备力量，如何健康成长、远离毒品的深渊成为家庭及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对吸毒（药物滥用）青少年的介入方法进行了探讨和研究。其中，家庭治疗方法在治疗青少年药物滥用领域被认为是最为彻底的方法之一（Ozechowski&Liddle,2001）。家庭治疗作为心理治疗的一种重要形式，很多学者都认为家庭中沟通系统的失败会导致精神障碍，这一结论将个体问题从“内心冲突”扩展到家庭层面，打开家庭治疗的大门（赵芳，2010）。家庭治疗以家庭为治疗单位，将个体问题放在整个家庭系统中，通过改变家庭系统的互动情境，进而改善或消除个体问题。系统家庭治疗法、多系统治疗法、多维家庭治疗（MDFT）和结构性生态系统治疗法等这些新的治疗方法例证了家庭治疗的变化。在国内，家庭治疗主要运用在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和人格障碍的治疗，青少年行为问题和行为障碍的治疗，以及青少年网瘾和抑郁症的治疗等领域（姚进忠，2010）。在国外，家庭治疗主要运用于成人精神分裂症、心身症状、成瘾、抑郁、婚姻压力等多领域（赵芳，2010）。

家庭治疗用于药物依赖领域始于70年代中期，是目前欧美青少年药物滥用最主要的一种治疗模式（赵敏、Liddle，2002）。导致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因素包括自我意识（如青少年特性、竞争发展）；人际关系（如家庭和朋辈群体）；周身环境（如学校支持、邻里社区在反社会机会和行为方面的影响）；以及历史因素（如药物滥用及其他问题开始的年龄）。药物滥用的青少年通常会在两个及以上的因素中存在问题（Liddle，1999），且家庭因素之外的环境因素和其他事件在家庭治疗理论发展中被认为是有影响力的。

虽然相关概念研究和知识领域的拓展已有较多文献，然而将知识运用在介入治疗中的案例仍然很少（Liddle，1999）。中文文献中，家庭治疗运用于青少年药物滥用介入的论文在在中国知网上的文献资料不足十篇。国外相关的文献研究也主要来源于迈阿密大学的学者Liddle。通过对中文及英文文献的回顾发现，绝大多数的学者都倾向于研究家庭治疗的来源、选择、发展及实证研究等，研究框架并不固定。通过对比和思考，本文采用国内外家庭治疗在青少年药物滥用方面的发展对比能更清晰地表述家庭治疗在发展历程中的特点。围绕如何通过家庭治疗方法对青少年药物滥用进行介入这一主题，本文分析国内外家庭治疗方法的理论、研究过程以及发展趋势，并就当前家庭治疗在中国文化中的适应性提出反思性建议。

一、国外有关青少年药物滥用家庭治疗的研究综述

（一）国外青少年药物滥用家庭治疗的理论

美国学者在长期的实证研究中，成功开发和评估了以家庭为基础的治疗青少年药物滥用及相关行为问题的家庭治疗方法及其影响机制。早期的家庭治疗模式在实践过程中以多种方式区别于个人及团体治疗，并没有强调个体的内省过程及家庭之外的因素（Nichols&Schwartz,1998）。这一时期的理论模式主要包括结构-策略治疗模式（Structural-strategic Family Therapy）和功能性家庭治疗模式（Functional Family Therapy）。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家庭治疗模式逐渐发展起来。新的家庭干预方法的理论界限更为全面，并不仅局限于家庭系统理论。这一时期家庭治疗发展的主要方向表现在对家庭外环境和家庭生态因素作用的关注，以及对如何促进发展和减轻功能障碍的探索。其中，短期策略家庭治疗模式（Brief Strategic Family Therapy，简称BSFT）、多维家庭治疗模式（Multidimensional Family Therapy，简称MDFT）和多重系统家庭治疗模式（Multisystemic Therapy）即代表了家庭治疗发展的新路径，也是目前被西方社会工作者广泛采用的方法。从既有文献来看，国外有关青少年药物滥用家庭治疗的文献主要集中于1980年至2010年间。本文选取国外家庭治疗实证研究及干预服务中最常见的短期家庭治疗模式和多维家庭治疗模式进行综述。

1.短期策略家庭治疗模式

短期策略家庭治疗是一种综合性的家庭治疗模式，其主要针对美国西裔青少年和对药物滥用处于早期依赖的青少年（Liddle,2004）。该模式通过短期介入，针对由不同问题行为引发的青少年药物滥用情况，以期对青少年的行为进行改善。其目的有两个：症状聚焦，消除或减少青少年的药物滥用及相关性问题行为；系统聚焦，改变与青少年药物滥用有关的家庭互动。BSFT是基于三大原则建立起来的：一是家庭系统论；二是家庭交互模式影响每个成员的行为，如青少年问题行为；三是对问题的精确定位，为改变青少年药物滥用行为提供实用方法。短期策略家庭治疗的策略主要包括：采取快速有效的实务方法，坚持以问题为中心的导向原则，以及根据问题做出合理计划；依据策略，重视家庭当下的状态，并及时给予引导；重构家庭，瓦解家庭中的三角关系，改善家庭互动（Szapocznik et al.,2003）。

2.多维家庭治疗模式

多维家庭治疗模式是一种综合性的、以家庭为中心的青少年问题治疗模式，其目的是减缓或消除青少年药物滥用或相关行为，提高吸毒者处理问题的能力，以及提升家庭功能。这种模式被更多地视为一种系统，而不仅仅是狭义上的模型。MDFT的理论支柱是家庭心理学以及生态学导向的发展心理学和发展病理学。MDFT有着30多年的研究作为支撑，对适用人群也有严格规定：年龄须满足9-26岁且没有精神障碍的青少年，且父母能够参与治疗过程。MDFT基于的原则是：青少年问题是多维的；家庭的治疗动机是可变的，并且社会工作者有加强该动机的责任；动员并利用家庭成员的力量；强调治疗的态度和技巧的重要性。MDFT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评估问题范围及可利用的资源，与所有家庭成员及相关人员建立关系；第二阶段紧接着评估阶段进行改变和尝试；第三阶段是引导家庭将在治疗初始阶段中得到的知识、技巧等自发地应用于家庭治疗的后续阶段（Rowe,2010）。

（二）国外有关青少年药物滥用家庭治疗的实证研究

为了确保家庭治疗的有效性，国外学者通过实验和研究验证各种家庭治疗模式在缓解或者消除青少年药物滥用行为及其他相关行为中的效应以提升家庭功能。

Szapocznik等学者将BSFT和团体辅导控制治疗进行比较。在Joser的研究中，研究对象是79名年龄在12岁到18岁之间，来自于西裔家庭，并被学校指导老师或家长认为有行为问题的青少年。这些青少年所在的家庭被随机地分配到两种治疗方式之中。其中团体辅导控制治疗的方式是通过家长填写修订的行为问题检核表（Revised Behavior Problem Checklist）评估青少年问题。BSFT则通过两种方式来评估：（1）通过分析变量来检测BSFT是否比团体辅导治疗更有效地减少青少年吸食大麻等越轨行为；（2）对所面临问题的临床治疗效果，以及与越轨青少年的联结上进行探究式的分析。通过对变量的分析，就吸食大麻来看，接受BSFT模式治疗后的吸食大麻情况好转的青少年人数是接受团体治疗的3.5倍。同时，学者还比较了这两种治疗模式对家庭功能的影响。以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来评估，结果显示接受BSFT治疗的家庭比接受团体治疗的家庭有更强的家庭功能提升（Szapocznik et al.,2003）。

Howard分别通过MDFT和认知行为治疗（CBT）分别对224名吸毒青少年进行介入。这224名青少年中，81%为男性，72%为非裔，58%来自于低收入的单亲家庭，且平均年龄为15岁。检测的指标为：药物使用的严重性；30天内的大麻使用频率；30天内的酒精食用频率；30天内使用其他毒品的频率；30天内的禁毒情况。结果证明，两种方法均减少了青少年对大麻和少量的酒精的消耗，并且在减少的频率上并没有表现出差异。但是，MDFT在减少毒品使用的严重性上、30天内使用其他毒品的频率、30天内的禁毒情况这三个指标上显示了更持久的改善效果。MDFT治疗效果最强的时候不是在治疗过程中，而是在治疗完成后。这两种不同的治疗方式表明，与家庭有关的治疗、致力于改变家庭环境和家长实践的治疗会对青少年戒毒产生更深远的积极影响（Liddle et al.,2008）。

Williams等学者系统地总结了不同的治疗方式对于青少年滥用药物的治疗情况，其中下表摘录了几例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均是有关家庭治疗与其他治疗方式对于青少年滥用药物的效果比较（Williams et al.2000）。（见表一）

表一 不同治疗方法对青少年药物滥用的效果

（三）家庭治疗在国外的发展趋势

近些年来，家庭治疗有关于青少年药物滥用的理论与实践在国外已经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由实证研究支持的治疗模式。但一些专家认为，青少年药物滥用治疗作为家庭治疗方法的一个主要应用领域，需要更多创新性研究的支撑，以实现更全面的发展。

首先，家庭指导手册中的治疗手段和过程正在遵循越来越详细的计划，但这些发展并没有被一致认可。有学者担心治疗手册如食谱一般会限制关于个案治疗的变通，但是一些治疗手册已经声明：规定和变通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未来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不同的规定是怎样适应不同的治疗方式的，以及这些规定对于预期的治疗结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Liddle,2004）。

此外，治疗师本身正逐渐成为治疗效果的重要因素。有学者认为在针对吸毒青少年的家庭治疗发展上，不同治疗师之间的差异性也应当被重视（Ozechowsky&Liddle,2001），因为他们与吸毒青少年及家庭的关系、与治疗结果维持时间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此外，治疗师对治疗方案的执行程度以及他们本身的技能也应当被囊括到评估因素中。

最后，家庭治疗除了研究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服务提供者之外，还需要更多其他方面的协助者。因此，青少年的家庭治疗模式需要被整合到社区戒毒治疗模式中，从而构成一个综合的治疗系统（Ozechowski&Liddle,2001）；而这个治疗系统本身也成为了一个研究的焦点，研究人员则根据不同系统的治疗方法和管理模式制定出与之相适应的家庭治疗模式。

二、国内有关青少年药物滥用家庭治疗的研究综述

（一）国内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家庭治疗理论

在我国,家庭干预的工作方向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开展相关的政策研究和保障工作,鲜有从微观层面介入,为家庭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服务（姚进忠，2010）。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中徳心理治疗讲习班”的开设，家庭治疗模式被引入中国内地（Lee,2005）。针对家庭治疗方法,国内学者主要运用精神病学、心理学在社会工作领域中推广、培训和发展家庭治疗的理论和技巧。在实务过程中被我国研究者普遍采用的有结构家庭治疗和联合家庭治疗两种家庭治疗模式。

1.结构家庭治疗模式

结构式家庭治疗以系统论为基础，把家庭看作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每个成员之间互相影响，并形成一张关系网；通过这种方式，青少年的药物滥用问题可以转化为整个家庭的关系问题。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的理论主要有系统和次系统、家庭结构以及边界（姚进忠,2010）。该治疗模式认为，吸毒青少年所产生的问题往往是由消极的家庭结构和互动衍生出来的，如联合对抗、纠缠与疏离以及倒三角等。因此，社会工作者通过改变原先不合理的家庭结构，建立有界且富有弹性的次系统，发挥健全的家庭功能。在实际操作中，社会工作者主要运用该模式的“连接”技巧，融入到所接触的家庭中去，潜移默化地引导家庭改变；在与家庭成员沟通中，运用“集中焦点”的技巧，将话题的范围控制在要解决的问题上；请求家庭成员“重演”特定的片段来思考问题的症结。

2.联合家庭治疗模式

联合家庭治疗模式，又称“萨提亚治疗模式”。该理论基于人本主义的理论，在平等价值观下以整个家庭系统为治疗对象。萨提亚治疗模式的目的是让案主能够认识和接纳自己，注重健康和成长，提高自尊；聚焦于改变；提倡“表里一致”的沟通方式。其理论认为每个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接触的资源不同导致了个体之间的差异；在成长过程中，每个个体都有能力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去改变并承担一定的风险（杨明娟,2008）。萨提亚治疗看重的是治疗的过程，而不是治疗结果。因此，在针对青少年药物滥用的治疗过程中，“家庭重塑技术”得到广泛运用。通过为吸毒青少年家庭解读对过去情景的正确认识，运用“雕塑”技巧，社会工作者通过摆置吸毒青少年的姿态和肢体来让他们意识到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应对方式，引导他们积极的寻求改变。

（二）国内有关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家庭治疗研究过程

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者通过实验和研究论证家庭治疗对青少年药物滥用的效果，检验家庭治疗对吸毒人员戒毒及康复的影响。但从文献回顾的情况来看，国内学者系统、专业的运用家庭治疗方法进行干预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不充足。

邓明星（2011）等学者选取15名强制戒毒康复期的女性，年龄在18-48岁，均为吸食冰毒者。这些戒毒人员的特征有：符合CCMD-3病毒依赖综合症；3个月以上无戒断症状；无严重生理及精神疾病；均初中以上学历。学者将这15名服务对象分成5个治疗小组，每组配备一名心理治疗师。治疗期为4个月，在治疗前后，治疗对象们被安排填写90项症状自评量表（SCL－90）。对治疗前后的SCL-90进行SPSS处理统计后的结果显示，躯体化、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敌对等因子水平明显降低，戒毒人员的心理健康水平得到了提升。

沈文伟（2014）使用结构家庭治疗对一个青少年家庭进行研究。在治疗前后，他分别对其家庭功能和吸毒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进行量表测试，并对青少年的药物滥用情况进行询问和回访；最后，通过治疗前后量表数据的变化以及后续回访情况判断结构家庭治疗对吸毒青少年及其家庭是否产生改变。同时，他还请两名结构家庭治疗专家运用治疗评估量表对该家庭进行独立评估，以准确判断介入结果。

（三）家庭治疗在中国文化中的适应性

自古以来，家庭在中国社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家庭文化也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最初产生于西方的家庭治疗模式在被引进并运用到中国社会中时，需要就其如何适应中国本土化的家庭文化进行分析。

1.中国的家庭文化特点

（1）家庭的地位变迁。中国的传统文化所崇仰的是“家本位”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个人的一切发展都以家庭为核心，在利益冲突中应为了大家庭的和谐而牺牲个人利益；除此之外，父系长辈在家庭中还拥有绝对的权力。随着中国进入全球化的时代，西方追求个性的思想文化渗透进了国内，中国家庭也在发生着改变，具体表现为大家族向核心小家庭的转变（李灵，2004）。家庭成员开始重视个人的尊严和利益，因此成员间的利益冲突也开始出现。

（2）次系统的不平衡。在当下的中国社会，由于受到当年“计划生育”国策的影响，如今很多青少年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关注点集中到了家中的独子身上，这造成了亲子次系统的过度发达。这种纵向的亲子次系统的发达，一方面容易衍生出亲子次系统的模糊和纠缠，另一方面也容易使得夫妻次系统等这类横向次系统受到忽视，从而导致家庭次系统发展的不平衡。

（3）隐私的界限。“隐私”这个概念在中国越来越被重视；而在不同的关系中，中国人的隐私概念与西方有着很大的差异。对一个中国家庭来说，家庭成员认为“家丑不可外扬”，自家的事情不能让外人知晓；而对于家庭成员之间，却不像西方个体之间存在强烈隐私概念，很多父母会抱着旧式家族的观念，有意或无意地侵犯子女的隐私；另一方面，大多数中国家庭成员之间似乎又受到自身“隐私”的心理羁绊，不愿意互相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从而造成了沟通的障碍。这些都可以说是封建礼教文化中虚伪的延伸（舒敏、饶夏溦，2007）。

2.家庭治疗与中国文化的碰撞

家庭治疗注重的是改善整个家庭治疗的系统，而非个人。即使西方文化对中国家庭所产生的影响正逐渐增强，个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逐渐独立，但在几千年儒家文化的熏陶下，中国家庭的结构化程度依然很高，家庭凝聚力很强，这与家庭治疗模式的观念相契合，为家庭治疗在中国社会的适应奠定了基础（李灵,2004）。尽管如此，全盘照搬西方的模式并不能被称之为“洋为中用”，应当立足于我国文化与国情对西方的家庭治疗模式进行本土化。

由于家庭治疗在中国仍是较为新兴的概念，相当一部分家庭对于家庭治疗抱有不信任的态度。当一个中国家庭中的长辈发现家中的孩子有吸毒行为，第一个念头往往是如何向外界隐瞒，这对于家庭治疗的介入是很不利的。此外，中国家庭亲子次系统的边界较为模糊，具体表现为很多父母认为子女的隐私是可以随意窥探的，这与结构家庭治疗中提倡的各次系统之间界限明晰这一概念相悖。同时，某些家庭中母亲与子女之间的次系统过于亲密，中国家庭中父亲通常扮演比较严厉的角色，母亲则通常扮演比较温柔的角色，且父母都愿意为了孩子的发展而过于强化两种角色的差异性，这与西方家庭中的亲子关系的标准是不同的（沈文伟,2014）。家庭治疗不仅需要让吸毒青少年本身的情况，还需要让整个家庭的情况暴露在社会工作者面前，让原生家庭结构及交流方式做出改善。很多家庭无法配合完成上述要求，因此增加了治疗的难度。社会工作者要向家庭成员反复强调家庭治疗的系统概念，才能保证治疗的效果。

三、国内外青少年药物滥用家庭治疗模式的对比与讨论

通过对国内外针对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家庭治疗模式的研究进行搜集，我们不难发现，中外研究分别因文化、国情等因素的影响而存在差异。

治疗模式使用上的差异。针对青少年药物滥用情况，国外目前主流的方法是短期策略家庭治疗（BSFT）和多维家庭治疗（MDFT）。这两种治疗模式是针对青少年药物滥用而专门创建的基于家庭的治疗模式。此外，这两种模式针对人群种族、毒品上瘾程度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规定，因此在具体实践中社会工作者需要根据青少年的具体情况而选择不同的治疗模式进行介入。然而，国内目前主要使用结构式家庭治疗和联合家庭治疗对青少年进行脱毒治疗。这两种治疗模式较为宽泛，属于从国外“拿来”的治疗模式，就其理论依据来说尚且比较符合我国文化。但问题在于，这些治疗模式将接受家庭治疗介入的人群当作一个同质群体来看待，忽视了群体内部存在的差异性；再加上我国本土的家庭治疗理论基础仍然较为薄弱，在具体应用中缺乏针对性和灵活性的技巧，还需要针对个体的异质性进行细化。

治疗模式内容上的差异。从上文介绍的针对青少年药物滥用的家庭治疗模式来看，国外的家庭治疗模式拥有更强的综合性——它们往往融合了针对不同情况的理论基础和模式——如BSFT和MDFT都包含了有关结构家庭治疗与萨提亚沟通方面的内容；尤其是MDFT，其表现出来的是比BSFT更为广泛深刻的整合，具体包括多系统评估和家庭内部与外部的介入计划。青少年的心理和行为容易被有越轨行为的同伴同化，这些朋辈群体的影响虽然看似存在于家庭之外，但我们仍可以发现，其根源仍来自于家庭内部的因素，如由于家长的教育方式不当可能导致家长威信下降。中国的家庭治疗模式相对来说还比较单一，忽略了家庭之外的因素（如由家庭因素引起的朋辈群体影响、社会影响等）；此外，不同的家庭治疗方式只针对单方面的改善，而对于不同理论和模式的整合则鲜有研究。因此我们应博取众长，丰富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家庭治疗内容，加快实现家庭治疗模式在中国的本土化和专业化。

研究方法上的差异。中外学者对家庭治疗模式的效果等方面的研究也各有特色。国外研究者比较重视吸毒青少年的家庭治疗模式，很多文献都有关于相关治疗模式的实证研究。通常学者会将其中一种治疗模式与普通的治疗模式进行比较，如将多维家庭治疗模式与认知行为治疗模式的治疗结果进行比较，以找出更有利于吸毒青少年改变的治疗模式。国内学者更倾向于使用量表对同一群体或个体治疗的前后结果进行比较，再得出结论。这种纵向比较的结果可以显示出家庭治疗的积极效果，但是无法判断是否存在其他更适合中国吸毒青少年的家庭治疗介入方式。

四、总结与展望：文化适应背景下整合模式的推广

随着现代化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我国青少年药物滥用的问题日益突出,急需发展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模式。我国是一个重视家庭联系的民族,家庭是青少年至关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在干预及预防青少年药物滥用过程中具有很大的潜力（赵敏、Liddle，2002）。本文通过对中外家庭治疗运用于吸毒青少年人群的比较研究，意在表明，我国该领域的工作者应当加强家庭治疗的整合，在整合多重理论、多重技术以及多学科知识的基础上，系统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及当代家庭多样性的特点，巩固家庭治疗在中国家庭中的文化适应性。1990年代之后,直至目前2010年代，中国家庭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人们也渐渐意识到家庭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统一体,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可以保证对所有的临床案例都有用,也没有一种方法被证明是明显优于其他方法的（赵芳，2010）。当今社会的剧烈变迁，家庭的形式及内容也在经历着复杂的变化。个体主义思潮正深刻的影响着新一代青少年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传统的家庭伦理及要义也需要结合当今的时代特征重新进行解读。与此同时，诸多案例显示，目前药物滥用的青少年群体多具有不同种类及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甚至心理疾病，他们与家庭成员的关系也倾向于两极，其一表现为过分疏离与回避，甚至反抗，其二表现为过度依附及共生。面对日益错综复杂的案主内心，家庭治疗整合模式的建构与推广，应成为干预及治疗青少年药物滥用的重要方向。人类的思想、感情以及行为存在于一个受生理、心理、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的复杂系统中。只有对所有这些方面实施干预，治疗才有可能成功。家庭治疗的整合模式使社会工作者不需要把实践限定在某一特定的流派或研究框架内，而可以从众多的流派及实证基础中寻找有益的内容，经过试验与总结，找到在当前文化背景下的有效办法。此外，家庭治疗师也可与社会工作者协力合作，将“个案管理”引入家庭治疗模式中，运用生态主义视角增加对社会因素的探讨，以期为我国青少年药物滥用治疗事业开启一扇新的大门。

[1]邓明星、张霞、潘晋、李业平，2011,《萨提亚模式团体心理治疗对强制隔离戒毒康复期人员心理健康的影响》，《精神医学杂志》第5期。

[2]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15世界毒品报告：http://www.un.org/chinese/News/story.asp?NewsID=24278,2015-06-26

[3]李灵，2004，《论家庭治疗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性——从传统家庭文化的转变看家庭治疗在中国的应用》，《教育科学》第2期。

[4]舒敏、饶夏溦，2007，《论结构家庭治疗在中国的文化适应性及其本土化途径》，《科技经济市场》第7期。

[5]沈文伟，2014，《中国青少年吸毒与家庭治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无毒世界基金会，我们的毒品文化:http://tw.drugfreeworld.org/drugfacts/the-truth-about-drugs.html

[7]姚进忠，2010，《国内家庭治疗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哈尔滨学院学报》第6期。

[8]杨明娟，2008，《萨提亚治疗模式简介》，《社会心理科学》第1期。

[9]赵芳，2010，《家庭治疗的发展：回顾与展望》，《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期。

[10]赵敏、Howard A Liddle，《青少年药物滥用的现代家庭治疗——多维度家庭治疗模式》，《中国药物依赖性杂志》第3期。

[11]中国禁毒网，2014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http://www.nncc626.com/2015-06/24/c_127945747.htm,2015-06-24

[12]Lee,W.Y.（2005）.Three‘depressed families’in transitional Beijing.Journal of Family Psychotherapy,15（4）,57-71.

[13]Liddle,H.A.,1999.Theory Development in a Family-Based Therapy for Adolescent Drug Abuse.Journal of Clinical Child Psychology,28（5）.

[14]Liddle,H.A.,2004.Family-based therapies for adolescent alcohol and drug use:research contributions and future research needs.Addiction,99（2）,76-92.

[15]Liddle,H.A.,Dakof,G.A.,Turner,R.M.,Henderson,C.E.,&Greenbaum,P.E.,2008.Treating adolescent drug abuse:a randomized trial comparing family therapy and 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Addiction,103（10）,1660-70.

[16]Nichols,M.P.,&Schwartz,R.C.（1998）.Family therapy:Concepts and methods（4th ed.）.Needham Heights,MA:Allyn&Bacon

[17]Rowe,C.L.,2010.Multidimensional family therapy:addressing co-occurring substance abuse and other problems among adolescents with comprehensive family-based treatment.Child&Adolescent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19（3）,563-76.

[18]Ozechowski,T.J.,&Liddle,H.A.,2001.Family-based therapy for adolescent drug abuse:knowns and unknowns.Clinical Child&Family Psychology Review,3（4）,269-98.

[19]Szapocznik,J.,Muir,J.A.,&Schwartz,S.J.,2003.Brief Strategic Family Therapy for Adolescent Drug Abuse.Retrieve on line from National Institute on Drug Abuse http://archives.drugabuse.gov/TXManuals/BSFT/BSFTIndex.html

[20]Williams,R.J.and Chang,S.Y.,2000.A comprehensive and comparative review of adolescent substance abuse treatment outcome.Clinical psychology:Science and practice,7（2）,pp.138-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