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务报》政论与维新变法的公共舆论建构

□杨雪莹　鲁学静

一、维新思潮与《时务报》的诞生

（一）甲午战败与变法图强

1894年6月30日，中日两国宣战，爆发了近代史上著名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1895年2月24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和日本代表伊藤博文在马关正式开议。3月23日，经清政府同意，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上签字。这是近代中国最为不平等的条约之一，割台湾、赔巨款、开商埠、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丧权辱国，举国震惊，爱国志士们更紧迫地寻求救国良方。一时间，对于外国先进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需求大增，要求有能“广译五洲近事，详录各省新政，博搜交涉要案”的桥梁，于是“有《时务报》之设”，“律阅者周知全球大势，熟悉本国近状，不足以开民智而雪国耻。”

（二）《时务报》创刊

1895年，康有为创办的“强学会”被查封后，梁启超、汪康年、黄遵宪等人利用强学会的剩余公款在上海筹办起了《时务报》，汪康年担任经理，梁启超任主笔。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发行第一册。每十天出刊一期，每册三万余字，是一份旬刊杂志。1898年8月8日出版最后一册，为期两年，共计69册。

《时务报》是戊戌时期改良派的机关报和维新运动的阵地，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大胆批评时政，针砭时弊，传播变法维新的思想主张，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时务报》分设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其中“论说”部分是该报的精华和点睛之处，由于议论新颖、文字通俗，数月之内，销售万余份，大大促进了维新变法的思想宣传，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发行一年后，《时务报》的发行量由创刊时的3000多份增加到1.2万份，最高达1.7万份，成为维新派影响最大、最重要的机关报。

二、《时务报》政论与维新变法的政治宣传

近代中国的文人非常重视报刊论政，认为“其论说耶，夫人之语言，犹人之行步也，一举足则不能无方向，一著论则不能无总之”①。因此，中国近代报纸的政论部分，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舆论导向和动员。

《时务报》下设论说、谕折、域外报译、文编等数个栏目，其中，以政论文部分的影响最为广泛，而域外报译虽然所占比例很大，但“阅报者仍注意前数页，而后载西事均不甚留意”②。由此可见，政论是《时务报》的精华和点睛之处。而梁启超作为《时务报》的主笔，在发行55册共133篇政论中，出自他笔下的有60多篇。

《时务报》上所登载的言论，宗旨大都为救亡图存、变法图强。梁启超为《时务报》撰稿期间，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知耻学会叙》《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文章，充分表明了梁启超熟稔于利用报刊进行变法维新、民智启蒙的直接陈述与鼓吹。

《时务报》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篇系列性文章是梁启超所著的《变法通议》，包括《论不变法之害》《论学校》等内容，在报上分期刊载，是维新运动的纲领性著作。在这组文章里，梁启超极力论证了对于中国来说变法乃是势在必行的观点，除此之外，还将变法与国民的个性解放和思想启蒙结合在一起，对维新变法的理论主张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

此外，该文还提出了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从自然科学领域引入人文社科领域，认为自然界中的事物固然在不断变化，而人类社会中亦无一成不变的社会制度，进而以考察中外的关系，以阐明变法改革是当今的必然之势，同时说明不变之害及变法自强之理。

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发表的《变法通议》《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等重要文章均登载于《时务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政论，呼吁变法改革、痛陈爱国救亡，言语犀利，在一部分有识之士和开明士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自通都大邑，下到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其他维新派人士也纷纷提笔撰稿，呼吁变法改革，深刻揭露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猛烈抨击封建顽固势力，因此《时务报》风行全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

三、《时务报》与中国近代公共舆论空间的建构

（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认为，18世纪的西欧社会中出现的咖啡馆、俱乐部、报纸、杂志和沙龙，是公众进行自由交往、讨论公共问题的公共领域，促进了政治权威重要合法性基础的形成。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指的是形成于政府和社会之间、特定的公共空间，假定在这个空间中，公众们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议论时政，而不受国家的干涉。公共领域最关键的含义是独立于政府管控和政治建构之外的公共舆论和公众交往，它们对于国家政治权力具有批判性功能，而且也存在政治合法性基础。

根据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政府与社会之间若出现公共舆论空间，以下两个先决条件是首要前提：一是社会公众群体具有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和公共舆论关怀；二是公众群体参与讨论社会化的独立于国家权力系统之外的公共社会问题。笔者认为，这二者以梁启超及《时务报》其他主编的政论为表现形式，充分融会并体现于《时务报》，逐步建立起一个相对独立的、代表着社会共同利益的公共领域，从而建构了近代中国变法维新的公共舆论空间。

（二）《时务报》的维新思想宣传与社会动员

作为呼吁变法维新、致力于传播改良主义思潮的有识之士在维新变法的旗帜下共同创办的报刊，《时务报》流通和影响的范围极为广泛。此外，《时务报》借助救亡图存的大旗，呼吁改革，倡言变法，观点新颖，议论犀利，且文笔富有激情、清新流畅，因而大受读者欢迎。由此可见，《时务报》虽在上海发行，却已风靡全国，这说明《时务报》已经具备了社会的、公共的、为大多数国民所接受的、营造公共舆论空间所需的许多要素，真正开启了近代中国公共舆论空间的全面整合与整体建构。

哈贝马斯提出，由于社会进步和思想解放，由社会舆论环境和公众意见表达所构成的公共舆论空间日益扩张。《时务报》唤醒了大部分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的爱国良知，也使普通大众受到了教育，从而形成了近代中国公共舆论空间的短暂扩展。而《时务报》对维新思想的宣传，使变法维新的呼声在士人群体中充分扩散和传播，而它呼吁变法改良的观念与主张，也令民众群起而呼应。对于致力于变法维新的有识之士和开明士绅而言，《时务报》的主编们便是他们声同气求、志同道合的同志，而《时务报》更是成为他们凝聚彼此意识的平台。变法声势既起，维新运动便借势而发展壮大，而启发民智、变法图强的思想主张也逐渐为公众群体所理解和接受。

（三）《时务报》与维新变法的公共舆论建构

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的办报理念，是参政议政先于经营利润。他们最为注重的是传播报刊的思想主张，培养国民的政治批判意识，从而营造社会公共舆论空间。《时务报》创刊后，一些新学士子“群相呼应，起而组织学会，讨论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③《时务报》上第一篇宣传变法思想的文章《变法通议》就已经提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因此，维新派努力经营《时务报》，以充分宣传维新变法的思想观念，此外，还大量创办学会和学堂，将报刊视为扩音机和传声筒，充分发挥其政治功能，以延伸社会公共讨论。

受到《时务报》的熏陶和影响，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大量报馆、学会和学堂。汤志钧《戊戌变法时的学会与报刊》一文中统计，戊戌变法前的报刊有《中外纪闻》等35种，学会有强学会等44个。1895至1898年间，有大约60种报纸出现，还出现了如格致书院等许多学堂，在扩大变法影响、推动改良运动的开展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三种手段互相促进，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互动行为模式，进而使“维新运动，顿呈活跃之观”。也就是说，“三位一体”模式培养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批判精神，在某种程度上直接扩展了变法图强的公共舆论空间。《时务报》的创办发行和风靡全国，标志着近代中国“规模较小，但已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的形成。④

《时务报》共发行两年，出版66册，时间短，卷数少，但为社会公众的思想交流与沟通提供了新的交往渠道和自由表达的公共平台，“能够很快地把分散的个人观点集中起来并加以鼓吹，创造了类似于现代社会舆论的事物”，“这就是现代的公共舆论在中国的开端。”⑤由于《时务报》的创办和发行，近代中国媒介史上出现了结构合理化和数

量规模化的良好舆论环境，近代中国变法维新的公共舆论空间暂时处于相对良好的状态。

四、结语

1897年，由于张之洞横加干预，汪康年接任主笔，汪梁之间矛盾激化，梁启超愤而辞职，自第55期后，《时务报》上再无梁文。1898年8月8日，《时务报》停刊，共出69期。

由于甲午战败后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戊戌变法时期改良救国的新思想新理念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维新派最重要的机关报《时务报》作为维新变法的舆论中心，担负了很大的历史和革命使命。《时务报》虽然出版时间较短，但态度鲜明，笔锋犀利，呼吁改革，倡言变法，在晚清政治舆论场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此外，《时务报》对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引进传播，及其结合西方政治理论对启发民智、变法图强的大力呼吁，亦奏响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中的最强音。

注释：

①王栻.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491.

②上海图书馆.汪康年师友书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682.

③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上海:三联书店,1955:123.

④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J].史林,2003(02):77-89+123-124.

⑤[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下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379-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