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书写方式批判
——基于罗伯特·扬后殖民理论的考察

黄成华

（广东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 东莞 523808）

进入20世纪30、4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跌宕起伏，激流涌动。伴随着世界范围内力量的此消彼长，殖民地国家纷纷加入了争夺民族自决权的斗争中，从而开启了全球范围内的去殖民化。“被殖民者不再等待帝国列强的工人阶级的解放；相反的，被殖民者现在扮演一个重要而主动的角色，要在各殖民地启动欧洲和世界革命。殖民地必须先有民族主义，才能触发国际革命，而殖民地就变成革命潜力的一大关键。”[1](P108)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通过艰苦卓越的斗争，纷纷挣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枷锁，在政治上获得民族自决权。尔后，后殖民国家不断加强社会各方面的建设，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后殖民国家作为国际社会上一支重要的力量，其作用日益凸显。殖民主义统治由鼎盛走向衰落，陷入令人窒息的低潮期。“后殖民是西方开始没落的标记。”[1](P66)殖民主义统治在世界范围内逐步降下了帷幕。“如果殖民历史，尤其是19世纪的殖民史，是一段帝国的侵占史，那么，20世纪的历史已经见证世界上各民族纷纷讨回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力和掌控权。后殖民理论本身就是这段认证过程的产物。”[1](P5)殖民地国家虽然经过政治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法律赋权等获得独立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地位，但是在文化心理上却依然屈从于西方国家，处于压迫性的文化境遇之中。西方国家与后殖民国家之间的文化势差并没有随着后殖民国家取得政治独立而消失，并且有日趋扩大的趋势。这种不平衡的发展状态引发了诸多学者的批判。作为后殖民主义批判的代表——东方主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壮大的。东方主义批判旨在唤醒后殖民国家人民的身份意识，捍卫其文化身份的独特性。然而，东方主义并不能为后殖民国家进行文化脱殖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后殖民国家的一些学者将来自于西方国家的话语系统炒作为思想变革和学术创新，而无视甚至抛弃了自身的文化传统。这些学者不自觉地进行了文化上的自我阉割，担任了自身文化传统的掘墓人。

一、历史书写权斗争的凸显

（一）后殖民国家历史书写权的旁落

后殖民国家在被殖民时期，其历史书写就受到殖民者的话语浸淫，“语词和思想逻辑”受到霸权思维的污染，历史书写权旁落，导致其历史文本不能客观公正地反映其历史发展进程。后殖民国家在历史书写上存在着主体缺位的悲惨现实。“殖民主义不但涉及物质上的领土，而且涉及心理上的殖民主体关系，不但涉及经济和工业化，而且涉及文化关系。罗伯特·扬对于西方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发现那里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于‘他者’的欲望。”[2](P11)长久以来，西方国家一直致力于将经济和政治优势转变成文化优势和话语优势，通过源源不断地生产出霸权性的话语而掌控世界历史的书写权。世界历史书写一直隐藏着西方中心主义的预设话语逻辑。西方中心主义支配了全球史的书写方式，全球范围内的权力格局通过知识话语传达出来。只不过在殖民主义时期，西方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优势显得更为直接裸露。而在丧失国际政治优势之后，西方国家干脆将国际斗争的重点放在文化领导权上，宰制与把持“建制化知识场域”，开创出“殖民主义的语言政治”。颇具历史反讽意味的是，后殖民国家虽然获得了政治独立，但在经济上依然依赖宗主国，在文化上还难以改变对宗主国的依附性关系。由此可见，尽管西方国家的海外殖民地不断减少，但是对后殖民国家的文化渗透却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并且在文化领域形成了宰制与被宰制的关系。这既是西方国家一贯的政策使然，也是其当下的优化选择。在殖民主义统治结束以后，后殖民国家势必将反殖民斗争从政治领域拓展到文化领域，把如何重夺历史书写权提上议事日程。“我们现在要在理论上做的事，是重新认识整个殖民现代性的计划与实践，它不单是西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特定军事与经济策略，同时它也透过对知识的特定历史论述不断地自我建构与被产生出来，而这种论述扣连政治权力的运作：简而言之，殖民不只是实体的暴力，也包括在知识上的暴力。”[1](P391)

（二）西方国家推行的文化帝国主义

“反殖民主义除了是一种政治的工作之外，也是一种经济的、科技的和文化的工作。”[1](P383)这意味着对殖民主义的批判是一项系统性的基础工程。由于殖民主义不但推崇实体暴力，而且推崇知识暴力，这使得殖民地的解放具有多重内涵，即不但要赢得政治独立，而且要获取文化自主权。“政治上的去殖民一旦开始，跟着就必需是文化的去殖民；将西方去殖民，将它解构。”[1](P67)换言之，进行文化批判具有历史的顺延性和逻辑的合理性。西方国家对后殖民国家赤裸裸的外在殖民尽管已经不多见，但是在经济剥削、政治压迫之外强化了文化压制这种新的殖民主义方式，使得文化帝国主义成为奠定西方国家全球霸权的重要基点。文化帝国主义是知识与权力合谋的典型表现。东方主义成为“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帝国主义殖民行径进行哲学辩护，长期参与到对东方的抹黑事业中。“萨义德有关于知识话语条件的最有意义的观点是，东方主义‘不但创造了知识，而且创造了他们所描绘的现实’。与此同时，他最为重要的政治论述是，作为一个有关东方的知识系统，东方主义与社会经济和政治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能看到，它预先为殖民主义辩护，同时又促进它的成功运作。”[2](P185)东方主义勾勒出了西方与东方之间的不平等的历史书写格局。理性支配下的宏大秩序确立了西方/东方、先进/落后、殖民者/被殖民者、主权者/民众之间的秩序体系。“任何在西方被视为是知识上或政治上重要的东西，不可能与（所谓的）第三世界有关联，即使它本身是由三大洲里众多地点与位置中的某一个为基础，进行对西方的批判。换句话说，后殖民理论‘必然’是欧洲的，倘若它曾对西方造出如此大的冲击。”[1](P421)历史编纂学中充斥着西方对东方的歧视性话语，存在着西方对东方的偏见。世界历史被书写成基于欧洲文化意识的历史。

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书写方式之批判

罗伯特·扬是当代的后殖民知识分子，执后殖民主义理论之牛耳。《白色神话：书写历史与西方》、《后殖民主义——历史的导引》等是其扛鼎之作。以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为代表的东方主义对标榜欧洲中心主义的西方知识进行了批判。罗伯特·扬继承了东方主义的批判风格。如果说萨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人是从西方外部开启了对西方霸权话语的批判性反思，那么白人出身的罗伯特·扬却显然是从西方内部对西方霸权话语的批判性反思，是“西方反思性的学术话语”。他们都致力于矫正不平等的历史书写权力，解构话语霸权背后的西方立场。

文化殖民一直是殖民侵略的副产品。“关于文化帝国主义，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识强调经济控制的首要地位，认为文化支配的目的是为了经济控制；另一种认识则强调文化支配的首要地位，认为经济控制的目的是为了文化支配。”[3](P122-123)罗伯特·扬显然认同后者。这样一来，文化帝国主义的兴起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的根本意图发生改变，而只是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方式。殖民主义批判对欧洲中心主义的白人历史书写提出了挑战，其兴起有利于“重置欧洲的知识系统”，颠覆历史书写中的中心-边缘结构。“据赛萨尔观察，仅有的历史都是白人的历史，在这种情形下，怎样书写一部新的历史呢？与文学与文化理论中的主流政治问题相比，殖民主义结构的批判似乎只是一种边缘的活动，只是迎合了少数群体或者那些对于殖民历史有特殊兴趣的人。不过，虽然只是涉及了大都市欧洲文化的地理边缘，它的长期策略却是引起欧洲思想、特别是历史编纂学的根本重建。”[2](P171)

（一）知识与权力的合谋

“福柯在《知识考古学》等著作中提出，不存在绝对客观的知识，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消费始终与权力纠葛在一起。”[3](P121)福柯创造性地开拓出“知识——权力”的分析路径。“根据傅柯所言，论述总是涉及一种暴力的形式，即它会把自身的语言秩序强加于世界：为了被承认为正当合法，知识必须符合论述的范型。”[1](P393)知识与权力相互纠缠，难解难分。“萨依德运用‘论述’的概念分析东方主义，使他得以证明在某些特定的观念、语言及各种再现的形式中，都具有一致的论述对应印记，这是各式各样的文本中常见的，其范围之广横跨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领域——从旅行见闻到历史，从文学作品到种族理论，从经济学到个人自传，从哲学到语言学。所有的文本的分析都可以从它们的语言及主题中共有的，一致的殖民意识形态着手，这种知识形式是在权力结构——也就是殖民宰制——的配置与运用之同时发展出来。”[1](P395-396)然而，知识与权力的联姻并不是在平等基础上进行的，而是权力借用了知识貌似客观的外壳。权力的狡猾套用了理性的狡计。“德里达在《结构，符号和操作》一文中所实行的著名解构，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学知识是如何构成的，它虽然常常以科学客观的面目出现，事实上却受到了它仍未意识到的问题的制约：中心的哲学范畴——德里达继续将其表达为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对于中心和边缘的辩证法的分析，既是地理的，也是概念的，表达了大都市和处于地理边缘的殖民地文化的权力关系。”[2](P26)显然，权力支配了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机制。权力对知识话语的渗透既改变了话语的存在样态，也改变了权力的运作方式。我们以前很少意识到知识所隐藏的潜在暴力。知识与权力的联姻产生出诸如“东方主义这种片面知识”的怪诞物，强化了对社会控制的力度，但对“知识共谋形式的无情剖析”削弱了“对于知识整体系统基础的不信任”。

福柯的话语构成理论可以应用于殖民话语的分析。“作为地域的东方是一种客观实在，文化视野中的东方则有赖于人们的建构。”[3](P123)殖民话语体现出“自我”对“他者”的压制。“采用阶层化语言的制度性权力结构，将（过去或当前的）殖民势力的宰制语言强加在当地语言之上。”[1](P401)“殖民话语并不仅仅是表现他者，毋宁说它同时在设计和否定其差异，一种按照拜物教的无法协调的逻辑所制造出来的矛盾结构。”[2](P203)“《东方主义》分析迫使我们承认，所有的知识，即使在其非常正式或‘客观’的结构中，都可能被污染了。”[2](P182)东方主义“既是一个知识（萨义德所说的‘显性的东方主义’）的意识体，又是一个梦想和欲望（隐性的东方主义）的无意识体。”[2](P201)东方主义人为建构出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使得殖民地国家对自身的文化身份的认同深陷东方主义的理论旋涡。知识与权力的合谋扭曲了真的表现形式。殖民霸权向真的领域的扩展和蔓延，使得殖民地国家的话语系统深深地打上“知识暴力”的烙印，在殖民地国家的文化领域野蛮生长出帝国主义霸权之果。殖民主义将权力领域的斗争转引到了知识领域，将经济和政治干预发展到了文化干预，在“压迫性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之外建立了非对称的话语压制系统，建构了“帝国主义认识论暴力”及“支配性的东方主义话语图景”，从经济帝国主义发展到文化帝国主义。这种扩张既符合扩张范围逐步扩大的自然本性，更凸显资本的贪婪本性。资本为了确保其能够始终增值，夯筑起从经济、政治到文化（知识系统、话语系统等）的坚强堡垒。知识之所以受到权力的污染，是由于资本与强权的结合。有关东方主义的理论知识成为帝国主义殖民行径的辩护工具。“殖民论述绝不是只涵盖一套意识形态的（错误）再现：它的陈述过程永远是做为历史行动在运作，在殖民统治的高压机制下产生特定的物质效应，殖民论述陈述过程的位址与权力的形成也同时在被殖民的从属身上引发物质与心理效应。”[1](P417)

（二）“自我”对“他者”的新压制

殖民者不但要占领殖民地国家的领土，控制其经济命脉，而且要抢占其历史书写权，建构与帝国主义工程相称的叙事模式。这是“帝国主义生产空间”的需要。“在这一点上，斯皮瓦克和巴巴是相同的，即认为帝国主义不仅关涉领土和经济，而且不可避免地还是一种主体构建工程。”[2](P225)而这种主体构建是与认同“自我”与否定“他者”的野蛮界分相关联的。“第一世界/第三世界的关系，依然按照黑格尔主人/奴隶结构（虽然第二世界的问题从未弄清楚）进行分析，黑格尔对于农业社会（不具有历史）和工业社会（具有历史）的描绘，被运用到了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上。”[2](P164)

“政治和知识已经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阳物-逻各斯中心主义运转，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欧洲殖民主义统治，以及伴生而来的种族主义、东方主义知识还是典型的父权制与殖民主义的结合，以及弗洛伊德将女性视为未开垦的大陆的概括（‘在他的心目中，她是男人喜欢占有的陌生之物’）。”[2](P4)自我中心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种族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具有逻辑上的同构性。东方主义理论延续了二元对立的认识论框架，使得历史成为“自我”的历史，“他者”沉默不语、消失不见了。“东方的他者毋宁是一个幻想与建构的对象。”[1](P406)而在遵循这种原始而粗犷的历史书写逻辑中，则渗透着“自我”对“他者”的权力压制。“这种结构不像开始想象的那样，来自于一种模仿中世纪骑士搏斗的权力关系的幻想，而是来自于按照主体想象客体、同一/他者的辩证法结构进行运转的知识构成的现象描述，在这种结构中，他者首先由被吞并之前的同一的否定而构成。在这里，不可能有对话和交换。”[2](P8)“自我”为“他者”预设了发展倾向，从而从根本上剥夺了“他者”的本体论尊严。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类似圆形监狱的权力装置进行了描绘。在福柯的权力装置中，主权者与囚犯之间不但存在着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而且通过有效的权力结构设置提高了监管效能。这种权力装置在话语领域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不断强化“自我”对“他者”的监督与控制。而充满污蔑性的殖民话语显然就是权力装置的重要表现形式。殖民者对东方的书写充斥着歧视性的话语。“根据物质上的不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冲突来构筑。国家借由直接的武力来维持权力，随之而生的司法与法律结构也是将国家的宰制合法化。国家的论述强化了其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而这上层建筑在殖民的情况下将包括一套利于殖民者的语言和文化的价值体系，并贬抑被殖民者的这一切。”[1](P401)“自我”对“他者”的矮化和丑化都属于殖民话语的策略性动作，以促使“他者”自我辩解的话语趋于湮没和灭绝。“自我”对“他者”的策略性盲视，始终渗透着“自我”对“他者”的排除和边缘化的努力。“在何种意义上，‘另类他者’只是简单地表现了寻找西方自我想象的他者的自恋欲望。”[2](P233)

文化领域承载了权力斗争方式转移的空间需要。这样一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形成的权力结构中，不同领域在权力斗争中的位次序列也在发生此消彼长式的变化。“从主体的社会生产来看，傅柯的《疯癫与文明》（1961）是一个奠基型的研究，探讨社会如何生产出排他的形式。”[1](P406)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言说与被言说、书写与被书写的关系中，话语移居前台，而权力则退居后台。在话语与权力的一进一退中，则是权力技术的提高。伴随着权力机制从显性控制向软性控制、从硬性统治向软性治理的转变，以及权力样态从经济和政治控制权力向文化控制权力的转变，“他者”的主体意识则被遮蔽得严严实实，递减法把“他者”剥离得体无完肤。“在等级组织的关系中，他者正是被统治、命名、定义和指派的东西。按照黑格尔所建立起来的秩序运转的可怕的简洁性，社会在我眼前走过，它完美地复制着垂死挣扎的机制：从‘人’到‘无足轻重的人’到‘他者’这样一种减法——一种无情的种族主义故事。”[2](P3)如果说在知识与权力联姻之前，“他者”的反抗有明确的指向目标，那么，在知识与权力联姻之后，“他者”的反抗则变得漫无目的。不但反抗从有的放矢变成无的放矢，而且反抗也从集群行为变成散兵游勇的单兵作战。因而，权力技术的提高，不但表现在“自我”的狡猾上，而且表现在“他者”的削弱上。“自我”对“他者”采取排除式掠夺的方式。“简言之，詹姆逊常常引用的‘历史自身’是谁的历史呢？很明显，没有人允许历史存在于‘我们’之外——那是西方文化及西方视角，对于詹姆逊来说似乎就是美国。就这样，这种修复工程简单地复制了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和宏大的资本主义规划；在这里，欧洲以外的世界，欧洲的他者，被逐步地吞没于帝国之中，不同的文化被诋毁，不同的历史被否

定。”[2](P163)

同一性哲学采用排除性纳入的方式施展同一性暴力。要实现“自我”对“他者”的合并，殖民话语的生产机制就需要持续不断地运行下去，让来自“他者”的认识论批判还未兴起就已夭折。一旦这种偏执性的话语生产变得不可持续，长期精心营建的文化帝国主义就会瞬间坍塌。西方发达国家致力于建构和维持不平等的制度，以便合法合规地享有制度所带来的红利。阿尔都塞在一篇文章中“提供了一种依赖于主体和意识形态范畴的制度权力理论。福柯对这种理论的不满，不仅仅是因为它建立在科学/非科学区别的基础上（在福柯看来，它只是某种特定话语形态的产物，这种话语形态声称追求真实，却不涉及任何有关于真理或客观性的认识论问题），而且也因为它在权力的决定者和个人主体之间的内在/外在结构中，建立了一种作为次等中介的意识形态概念（正如阿尔都塞所质询的）。”[2](P115)在日积月累的生产情境下，“他者”被覆盖上层层遮蔽物。文化帝国主义不但使得西方能够建构东方，而且使得东方依赖于西方的文化建构，最终从外殖民转向内殖民，文化帝国主义最终变成西方与东方内外共谋的事业。“自我”尽管对“他者”实施着训导的策略，而“他者”在对训导的演练中也在进行着解构。而福柯对书写“他者”历史的愿望，对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批判，就隐含着对“自我”与“他者”之间平等地位的呼唤，以及要重构书写与历史的关系。“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福柯对于常规历史形式的不信任，成了他的研究规划中的不变线索，就像他坚持认为，他的历史方法仅限处理历史文献和实践中的特定问题，以便使它们容易理解——这与社会科学所提出的问题可以构成比较。”[2](P111)

（三）本体论的潜在暴力

殖民主义渊源于西方悠久的本体论传统。“独特的后殖民认识论和本体论的发展，和政治行动主义并不冲突。”[1](P284)本体论预设了“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模型，将二者之间的对立绝对化。“在西方哲学中，当知识或理论理解他者的时候，他者的差异就会消失，成为同一的一个部分。列维纳斯认为，这种‘本体论帝国主义’至少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而在最近的海德格尔那里也可以发现。在所有的情形下，他者都被同化为一种压制的形式：本体论成为一种权力哲学，在与他者关系中的自我中心论，通过将他者吸收为自我而完成。”[2](P18)哲学领域中的普遍整体性与政治领域中的霸权体系具有逻辑上的同构性，即本体论、种族和性别理论、东方主义具有逻辑上的同构性。“西方女性主义话语不但是种族中心主义的，而且在特定的语境中，它自身就显示出一种殖民主义话语的当代形式。”[2](P229)

“后现代主义可以被最恰当地定义为一种欧洲文化意识：它再也不是世界上无容置疑的统治中心。”[2](P27)“后现代主义早已被视为对历史的回归，尽管只是作为一种再现的范畴。”[2](P932)“可能正如我们更早时候所提出的，后现代主义——在其中老帝国主义地图已经失去了——不但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也是欧洲中心主义条件。用詹姆逊的术语来说，后现代只不过是东方主义的辩证颠倒：一种迷失方向的状态。这意味着历史不可能再是一个单独的故事，尽管西方仍在继续密谋其‘巨大的、未竞的拓殖大业’。”[2](P169)列维纳斯在批评西方本体论传统时，也批判了西方自由观念的狭隘性和虚妄性。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都是建立在本体论的哲学框架之上的。“因为自由是由自我占有来维持的，而这种自我占有会扩张到任何威胁到其身份的东西。在这种结构中，欧洲哲学复制了西方外交政策，其国内民主是经由国外的殖民或新殖民压迫而维持的。列维纳斯反对建立在自我利益基础上的自由能够达到正义，在他看来，正义尊重他者的差异性，只有通过对话的不平衡才能提出。”[2](P19)列维纳斯击垮了西方世界的自恋心理。“列维纳斯将自我中心却外向扩张的知识形式，与清晰地体现在西方自我迷恋之中的自我中心的哲学联系起来。”[2](P24)作为知识的历史同样重复了知识的叙述方式。“因为本体论涉及一种对于他者的伦理-政治暴力，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威胁，列维纳斯倡导恰当位置的伦理学，以对于他者的尊重代替对于他者的控制看，也倡导一种不是作为否定和吸取而是作为无限分离的欲望理论。”[2](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