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隋唐时期定西以优化农牧结构为主开发经济

邵小芳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甘肃 兰州 730000）

隋唐时期，尤其唐太宗至唐玄宗年间，全国疆域扩大，经济繁荣，相继形成“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是中国历史的鼎盛时期之一。这一时期，隋唐王朝大力开发陇右。今定西作为陇右的主体组成，以完善综合经济制度促使种植业新发展，以官办“马政”带动畜牧业大发展，促使全社会“勤于稼穑”、经济社会蒸蒸日上，确实如北宋大政治家和史学家司马光所说：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自安远门（长安西城门之）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1]。

一、提高对开发定西地区战略意义的认识，增强开发的主动性

一是充分认识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定西是东西交通咽喉，地势险要，山高谷深，重峦叠嶂，历代政治家和兵家高度重视。隋朝和唐朝的都城在关中地区的长安（今西安），包括定西在内的陇右地区，对维护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对此，隋唐统治者的认识十分清楚。《旧唐书》卷198说：关中为“天下之上游”，而陇右则是“关中之上游”，“欲保关中，先顾陇右”[2]。此种认识，一直延续。明清之交的大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今陇西、临洮县等地，“翼蔽秦陇，控扼羌戎”，“各当有守”，“自古用武之国也”。在这里“且耕且屯，以守以战，东上秦陇，而雍岐之肩背疏；南下阶成，而良益之咽喉坏；西指兰会，而河湟之要领举。”今岷县等地：“东连秦陇，西达河湟，北阻临巩，南控阶文，虽避在一隅，而道路四通，一纵一横，末易当也，岂惟形援河洮，为西篇之翼蔽而已哉。”[3]

二是充分认识长期战乱后亟待开发的紧迫性。隋唐统治者不但认为要占有包括定西在内的陇右，而且加强对这里的统治。因为自东汉末年至隋实现统一以前的四百年间，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定西一直处在连年的大规模的动荡中，人口流亡，土地荒芜，经济凋敝、社会发展低迷。隋末唐初，由于吐谷浑、突厥等周边少数民族不断入境，这里“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大力开发农业、增强经济实力，是隋唐统治者加强统治最迫切的大事。

三是充分认识发展农业具有良好的基础性。定西有渭水、洮河等河流，水草丰腴，人口较多，习惯发展以畜牧和种植为主的农业。这里的人不但“尚节约，习仁义”，而且“勤于稼穑，多畜牧”，得其地、足以给军储。

四是充分认识大开发具有良好的人力资源。定西是蕃汉杂处地区，自古以来，喜田猎，人性犹质直，人马骁勇，崇尚武艺，习于战守。得其人、足以资战斗，提高统治能力。

二、推行“马政”制度，以官办马业促进畜牧业的昌盛，促使畜牧业在整个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隋朝认识到今定西森林茂盛，水草丰美，秦汉以来，“陇右之人以畜牧为事”，以“勤于稼穑，多畜牧”[4]著称于世，就在陇西设置了全国最重要的官营牧区——陇西牧，积极促进这里发展畜牧业。陇西牧的位置很特殊，据《隋书·百官志》记载陇西牧的总监官衔“为五品”，具有统管其它诸牧区的权力，设有骅骝牧、三十四军马牧、苑川十二马牧。陇西牧的规模最大，养马很多。据《资治通鉴》卷176记载，开皇七年（公元587年），隋文帝派辛公义检核群牧时，所获官马十万多匹。

唐朝更加重视畜牧业，尤为重视马政。唐初，沿袭隋代制度，继续设置陇西牧监、发展以国有为主的牧马业，陇中地区成为当时全国四大牧业基地之一，有马45万匹，牛5万头，羊28.6万只。至天宝十三年（754年），陇右群牧都司奏：马、牛、驼、羊总计60万匹（头），基中马为32万匹，牛7万多头，驼500多头，羊20多万只[5]。贞观至麟德40年间（公元627-665年），官马数量剧增至76.5万匹，并在甘肃的泾、宁等县地及今陕西的岐、彬等县地设置8坊。唐宪宗元和十一年（公元816年）始置48监，专门管理官马牧羊为主的畜牧业的经营、生产和管理工作。随着唐太宗贞观以后设置8坊、48监，陇西牧监规模更大，由关中西部逐步向西发展，“由京渡陇，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数郡……员广数千里，其间善水草腴田皆隶之，故其马繁盛”。

为了持续发展畜牧业，唐政府非常注重收购和引进周边少数民族及国外的马匹，曾规定凡市马30匹酬一游击将。当时，陇西牧监遵从朝廷旨意，积极通过市场贸易和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及外国引进良种马匹，改良本地马种，收到了“既杂胡种，马乃益壮”的成效。在官方养马业的带动下，陇西民间大量养马。唐睿宗年间（710年—712年），太平公主在陇西就有马过万匹，普通庶民养马有十的也屡见不鲜。唐代后期，陇中地区的畜牧业衰退，不及初唐繁盛，但在中原地区不断从西域各国引进马、牛、羊和苜蓿良种的过程中，定西经常其益，畜牧仍有发展。今陇西博物馆收藏的陶马，高35.5厘米，为细腻红陶，造型体格肥硕，筋骨健壮，昂首耸耳，若经欲奔，神采俊美，栩栩如生，为陶器艺术宝库中的珍品，这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定西畜牧业的发达。吐蕃占领定西以后，大量牧养牛羊马，畜牧业进一步发展。在渭源县，至今有吐蕃首领每年在草茂马壮季节设帐选马、骑手编充军队的传说，现存的“选马村”、“跑马溜子”等遗址，保留的如丈乍滩（意为草山滩）、巴儿山（意为牧点）、干乍（意为东窝子）、牧儿山（意为放牧山）等很多藏语村名，都与畜牧业生产有关。在临洮，引入了西域的优良山羊，养羊业进一步发展起来。随着畜种的改良，畜产品大量增加，洮河流域特别是临洮逐渐成为陇中的毛褐生产基地。从这时期起到民国时期，临洮的毛褐一直在陇右犹为享誉。可见，陇中畜牧业在隋唐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三、租庸调和均田屯田营田多管齐下，综合实行开发人力和土地、赋税资源的经济制度，减轻农民负担、解放农业生产力，调动全社会开垦荒地和发展农耕经济的积极性

一是实行租庸调制度。为了解决过去官吏无休止无数量的苛索农民，隋唐政府在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租庸调制，计丁征取。规定每丁年纳“租”粟2石，随乡所出，输“调”卷2丈，棉3两或布2丈5尺，麻3斤。每年服徭役20日，不应役者，则按每日3尺绢折纳，叫做“庸”。凡加役15天免调，30天租调俱免,额外加役最多不超过30天。租庸调法不但有利于解决官吏无休止无数量的苛索农民的问题，减轻了农民的赋役负担，而且以庸代役有利于解决过去农民必须利用大量时间进行重体力型的服徭役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劳动力，减轻了人的体力劳动，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到唐盛世时期，渭州有6425户、24520口，临州有2899户、14226口，岷州有4325户、23441口，比其它州多。斯大林说：“人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必要因素，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人口的增加，有力促使农民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是推广先进农业生产工具。在古代社会，农业是经济的核心，生产力水平的先进与否首先体现在农业生产工具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定西在农业生产中普遍使用犁、耱、耙、叉、连枷、锄、镰、车、挽具在内的各式农具，最主要的农业生产工具之一犁还是由二牛抬杠。隋唐时期，犁经过二牛三人耦犁、二牛一人双辕犁式改进，发展为曲辕犁，使耕犁开始定型化，这大大提高了垦荒和耕种的能力，发展了生产力。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指出：社会“生产的变更和发展始终是从生产力的变更和发展上，首先是从生产工具的变更和发展上的开始”。[6]

三是实行均田制。均田制是国家将荒田闲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将农民与土地结合起来，早在北魏时期，均田制作为一项必须落实的国策，今定西已实行。从西魏文帝大统十三年（公元547年）敦煌文书中《邓延天富等户户籍残卷》记载西陲敦煌实行可推断，西魏、北周时期定西也实施均田制。隋朝时期继续实行，唐朝时期的均田制比较完善。唐高祖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在全国面向满18的男丁、工商业者、6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废疾人口、寡妻和妾、僧徒、道士、女冠、尼等实行均田制。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农民得到足数的土地，一般只有30亩、20亩，或者10亩、8亩，但农民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土地。这样，把社会上的流动劳动力有效的组织起来、垦荒种田。也使许多无地少地的人口得到土地、有权开垦荒地，发展农业。

四是实行屯田制。早在魏晋时期，今定西是魏蜀争夺的战略要地，魏蜀部队交替占领，在很多荒闲的田地上以区种法屯田。南安、陇西至祁山一带麦熟千顷。蜀将姜维曾在“沓中（原岷县大珞乡一带）种麦，以避内逼”。南北朝时期，定西境内的北朝各政权相继推行屯田制。唐朝时，今定西地广人稀，以军屯为主，民屯次之。《唐六典》卷7载：“凡军州边防镇守，转运不给，则设屯田，以益军储”。[7]军屯的土地属国家，耕牛、农具、籽种由政府配发，口粮由官方供给，收获物全部上交，存于本军。设在狄道县的临洮军有兵5500人，马8400匹。今定西境内同样一定实行军屯。军屯开垦了大量土地，还提高了将士的素质，整顿了军旅，保证了定西的社会稳定。

五是实行营田制。隋朝时期，以陇西土旷民希，经常受到吐谷浑、突厥的寇掠骚扰，而俗不设村坞。隋文帝听从贺娄子干的建议，令贺娄子干组织民众建筑城堡，营田积谷，首创了政府直接组织民众垦荒营田的生产形式。《隋书·食货志》记载，包括定西在内的陇右居民多“立堡营田”。唐朝时期，继续在土旷民希的地方实行营田。《新唐书·食货志》：“唐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8]营田就是将丁夫或流民组织起来的民屯，屯丁是均田制之外的国家佃农。营田的实行，推动了荒地的开垦。伴随着土地的大量开垦，种植的物种增多，一些物种推广到其他地区。

隋唐时期的定西开发历史昭示我们：经济大开发和大发展必须对农民轻徭薄赋、减轻负担，不断激发生产力的内在活力；必须把土地这一最基本的农业生产资料与农民紧密结合起来，长期保障农民对其所有权和更多获得感，才能从根本上调动其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必须把种植业、畜牧业、林草业融合起来，进行大农业的开发和发展，才能增强农业的内生动能、提高农业的质量、获取“一加一大于二”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