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矛盾”刍议

柴秀波

(山东工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烟台 2640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自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所作的首次重大调整。

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有一个不断成熟完善的历史过程。1956年9月,党的八大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界定,符合当时中国发展的现实状况,目的是要全党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工作重心,尽快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发生重要转变的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首次用科学的语言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了历史性的概括,“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2]这一表述,使我国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和科学化了,也是基于当时我国的国情所作出的科学论断。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是3 645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81元(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位居世界最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行列。这样的国情,决定了我党必须将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大力发展生产力这一矛盾主要方面上,只有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综合国力,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是在总结建国后近30年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八大所确立的社会主要矛盾的延续和发展,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针对性的。这一科学界说,为我党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我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科学的思想理论基础。从十三大报告到十八大报告,30多年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坚持了这一论断,并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重要理论前提。

从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到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决议,再到党的十九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社会主要矛盾进行新的适时的调整,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越来越科学,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新矛盾”的现实依据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生变化的新特点,顺应时代要求,聆听时代声音,把握时代脉搏,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提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作出了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提出这一重大判断的依据和因素是多方面的,概而言之,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生产力的发展。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这些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尤其是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了世界前列。比如,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从45万亿元增长到8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货物进出口和服务贸易总额均居世界第二位,对外投资和利用外资分别居世界第二、第三位,制造业增加值连续7年居世界第一位,高铁运营总里程、高速公路总里程和港口吞吐量均居世界第一位,2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一位。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所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可见,如果再讲“落后的社会生产”显然已经不符合当前中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

第二,主体性的增强。人是生产的主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升,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开始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满意的工作、更高的收入、更稳定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安心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安全的食品供应等等。可见,人民群众的主体需要越来越广泛,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从政治参与到生态保护,从重复性发展到建设性创造等等。面对不断高扬的主体性,只讲“物质文化需要”显然已经不适合了。

第三,新历史方位的确定。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而矛盾又是具体的、历史的。新矛盾也不例外,其以新时代新历史方位为自身存在的根据和理由,或者说,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是提出“新矛盾”的前提和基础。报告用五个“是”概括了新时代、新方位的特点,即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决定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应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进行适时的调整和转化,既要反映新时代的特点,又要为新时代的未来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明确工作任务。

总之,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我党对国内外发展形势和状况的科学认识,是在对我国基本国情和时代特点的科学全面把握的基础上所作出的正确判断。

二、“新矛盾”的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表现出了新的特点。

第一,全局性。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3]:“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党执政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要坚持用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增强战略性、系统性思维,分清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既看存在问题又看其发展趋势,既看局部又看全局,提出的观点、作出的结论要客观准确、经得起检验,在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努力揭示我国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新矛盾”就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大逻辑、大趋势,是事关全局的大问题。可以说,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反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各个领域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抓住了这个问题,也就是抓住了全局的牛鼻子;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各个部分、各个领域的发展与进步问题,更直接关涉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关涉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以战略的眼光、系统的思维、巨大的勇气,根据形势、条件的变化,及时修正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达,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二,现实性。现实是标志一切实际存在着的事物的范畴,是相互联系着的实际存在事物的综合[4]。“新矛盾”着眼于“当下”“现在”,是基于我国现实国情所作出的科学判断。比如,目前我国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生产力水平和布局很不均衡;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脱贫攻坚任务十分艰巨;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等等。正是由于现实中存在这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象,存在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的时代状况,我党才提出“新矛盾”的科学判断,并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目标。

第三,公共性。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奋斗目标,为人民立言,替人民谋利,为人民服务,致力于人民的幸福与解放,本身就代表了最广泛、最真实的公共性。不仅如此,中国还要通过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为人类共同面对的世界性问题的解决,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当今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世界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经济增长动能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恐怖主义、气候变化等诸多问题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共同挑战。中国通过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解决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解决理念,必将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以有益启示,中国探索出的更加满足人民期待的发展方式、发展理念,也将为世界性难题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所说的:“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可见,新矛盾的提出和解决,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公共利益观、公共责任观、公共价值观。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定共产主义理想,逻辑结果就是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三、“新矛盾”的方法论原则

正确判断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是我们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重要经验。革命时期,我们党正确把握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据此制定正确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八大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这一主要矛盾的指导下,我国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基本上保证了人民吃饭穿衣的需要,到1980年,全国城乡平均每人的消费水平,扣除价格因素,比1952年提高近一倍。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准确判断为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提供了科学依据。30多年来,我党始终着力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使我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使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实践深刻昭示,只有立足实际、实事求是,准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才能制定正确政策,采取正确行动,推动党和国家事业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要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必须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第一,坚持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认识来自于实践,反过来,实践也需要科学认识的指导,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和把握程度直接影响到实践的方向和效果。十九大提出“新矛盾”这一科学判断,是对十八大以来变化了的现实和新时代新要求的正确反映。这一认识为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未来实践指明了前进方向。在十九大报告中,我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将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方面采取更强有力的举措,这些举措都旨在解决“新矛盾”中关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可见,“新矛盾”这一科学认识对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第二,坚持“变”与“不变”的统一。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两个“没有变”揭示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无论是加强社会建设还是改善民生,都要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不能超越基本国情,不能跨越历史阶段。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境外有人宣扬中国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应该摘掉发展中国家的帽子。但我党始终郑重申明,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为我国无论从国际通行的各项人均发展指标看,还是从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看,我国都有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特征。虽然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了,但与原来的主要矛盾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关系,只是依据新时代具有了一些新特点,并没有改变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我们离经典社会主义所构想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存在很大差距,我国社会的发展阶段、社会的总体性质并没有改变。在理解“新矛盾”时,我们必须准确把握“一变”与“两不变”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三,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矛盾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在矛盾体系中,处于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每对矛盾都有矛盾的双方,在矛盾双方中,总有一方处于支配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方处于被支配地位,是矛盾的次要方面,矛盾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反映到实际工作中,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指中心工作、主要环节和工作重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这一主要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发展本身就是矛盾的解决,新发展理念致力于解决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创新”解决的是发展动力问题,“协调”解决的是不平衡问题;“绿色”重在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问题,也通过这个问题的解决,解决当代人的发展和人类子孙后代发展的权益问题;“开放”是国内外联动问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引领作用;“共享”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等。总之,坚持贯彻新发展理念,这既是思想上的革命,更是思想指导下行动的变革,其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至关重要。

总之,我们只有在这些复杂的矛盾体系中,准确判断和把握主要矛盾,才能找到解决复杂问题的重点。在这一主要矛盾中,明确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才能明确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工作重心,这充分体现了矛盾分析方法,坚持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341.

[2]中央党校教务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一)[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76.

[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1118891128.htm,2016-05-19.

[4]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