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34年黄绍竑远征新疆计划

欧阳云梓

(绍兴文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绍兴312000)

1934年春，国民政府内政部长兼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谋长黄绍竑曾有过远征新疆的计划，并于1948年在其《五十回忆》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该计划的全过程。目前学界对该计划的专题研究较少，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黄绍竑记录的日期不够明确，且未按照时间轴的推移展开叙述，从而增加了学界研究该事件的难度。笔者根据上述文献，爬梳各种档案史料及所涉人物的日记、回忆录，试图还原黄绍竑远征新疆计划的来龙去脉，并尝试对该计划最终流产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计划的提出

1933年，新疆发生推翻金树仁统治的“四一二政变”后，国民政府欲改变杨增新、金树仁主新时代抗拒中央势力入新的态势，决议派出黄慕松入新宣慰，借机取而代之。黄慕松入新不久，即遭临时督办盛世才软禁，最后于7月22日狼狈返回南京。虽然此次中央势力进入新疆的计划失败，但新疆问题始终是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一块心病[1]448。

8月17日，国民政府命令罗文干以考察新疆司法、外交名义出巡新疆，实施“平衡战略”，即以吐鲁番的马仲英和伊犁的张培元东西夹击控制迪化(今乌鲁木齐)的盛世才，以维持三角平衡。但盛世才对罗文干百般刁难，罗盛怒之下改变策略，实行“马张联合倒盛”。最终张培元兵败自杀，盛、马大战升级，国民党中央第二次企图控制新疆的计划失败。

蒋介石曾考虑过将驻扎在华北的东北军移驻到新疆，作为解决新疆问题的军事力量。为此，1933年8月下旬，蒋介石特致电因热河抗战失败下野正在欧洲考察的张学良，请张回国统率东北军移驻新疆。张回电称:“移驻新疆等，虽无异议，但须调查后再作答。”[2]475后因汪精卫、胡汉民、陈济棠、肖佛城等人反对，加之东北军将领们并不希望进驻新疆而作罢[3]28。

在当时国民政府和大多数国民党要员的认知里，新疆是行省，与内地的行省无异，新疆大乱，中央政府必须要想办法解决。此时的国民党政府在全国的统治基础已基本稳固，似乎也有余力去关注新疆问题。1933年11月12日，蒋介石给留守南京军委会的朱培德(时任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时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去电:“盛马之争，应否调停?刘文龙似有愿任调停之意，应否即赞成刘独任?盛令刘与张培元协力办理，希商承汪院长就近征询由新返京之罗部长(文干)意见后，妥为核办。”[4]416

九一八事变后，在日本的策动下，绥远省(今属内蒙古自治区)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蒙古封建上层在1933年9月乘机发动所谓“内蒙古高度自治运动”，引发华北政治危机。时任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的黄绍竑于10月奉令宣慰绥远。11月17日，黄绍竑在百灵庙遇到了国民政府铁道部特聘的绥新公路勘察队队长、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了解到新疆的情况[5]289，“激发出了开疆辟土的勇气，远征新疆的念头油然而生”。“鉴于内蒙的民族问题之复杂，新疆的汉回纠纷更加严重，所以我认为新疆问题，中央必须派员妥为处理，而我就愿意担任这种工作。”[5]289这个插曲，被黄旭初说成是“洋博士两部书触发兴趣”[5]289。

黄绍竑对新疆盛马双方的军事力量与克服荒漠长途行军运输的困难进行评估之后，认为“若用精锐步兵一师，附炮兵一团，另附飞机若干架，及装甲汽车若干辆，即可应付有余，何况奉有中央命令，则兵力更绰有余裕也”[5]290，“若军队完全用汽车长途输送，乘盛(世才)、马(仲英)相持的时候突然过去，把两方面都一齐解决，加之在迪化还有苏炳文、李杜手下的东北义勇军残部答应帮助，……必然马到成功”[6]77-78。黄绍竑将他的想法写成书面报告和简单计划，于12月4日前安排其代表陶钧面呈蒋介石，得到了蒋的初步认可[5]290。之后，蒋一直把这件事当作需要积极推进的大事对待。①蒋介石在1934年1月20、24、29日，三次将新疆问题列入预定与注意的事项安排中。[1]200，209，224

1934年1月22日—24日，黄绍竑在南京参加中国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期间将经营新疆的理由及计划概要呈报给蒋介石，得到了蒋介石的正式支持与积极回应[1]209。随后在1月30日召开的行政院院务会议上，黄绍竑又得到了汪精卫的支持，并初步决议拨款1500万元为筹办经费②1934年2月3日《益世报》刊登了2日下午9时得到的消息“中央决派黄绍雄入新”。黄绍竑之名在当时也被写成“黄绍雄”。。为保守机密与便利推进计划起见，“并不发表何种名义”[5]291，对外用北平分会绥远办事处的名义为掩护[7]61，委任陶钧为参谋长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具体落实计划，由黄绍竑负责暗中进行筹备[5]291。

二、计划的筹备

1933年11月，以归绥为起点的绥新汽车运输公司正式开通绥新间的汽车营运业务，这是黄绍竑编制远征新疆计划中主张使用汽车这种现代化交通工具运输入新部队的重要原因。事实上，黄绍竑在后续的详细计划中大量参考了绥新公司的实践经验[8]293。

远征计划的第一项筹备工作，是购置车辆及训练驾驶人员。黄绍竑在综合考虑了新疆方面可能敌对的军事力量与行军在途后勤保障条件后，初步计算需要投入约1.5万名官兵组成远征部队。如果将这支作战队伍一次性整装成军，需配置指挥车、装甲车、运输车等各种车辆合计650辆，其中用于运输的卡车就多达407辆[5]291，但当时市面上销售的民用卡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适合在西北地区长途行驶。黄绍竑特意亲自前往上海参观美国兵营的军用车辆，并同若干专家详细讨论，提出改装要求，计划在上海杨树浦建一汽车装备厂[5]292，选址及建厂的具体事务由国民政府实业部负责。1931年在上海发生过一二八淞沪抗战，因此，新建厂址设在上海的提议从国防安全的角度看并不合适。蒋介石于3月2日专门致电时任实业部部长的陈公博，建议厂址“切勿在上海附近设立也”[9]28。这个基于国防安全的考虑对后来与德国合作建成的中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选址于湖南株洲，不无影响。

而眼下最为急迫的是，以现代化车辆为基本装备的军队，需要配备大量的熟练驾驶员与车辆维修技术人员。为此，1934年2月7日，正在福建建瓯督战围剿福建人民政府的蒋介石，给军事训练总监部总监朱培德、唐生智二人发去电报:“黄季宽部长前赴新疆之一切准备事，务请随时接洽，共同筹备，并令交通兵团从速加练汽车驾驶兵500名、助手300名为盼。”[1]337尽管在1929年北伐胜利后，军事委员会就组建了特种部队交通兵团，但真正开始培养训练汽车兵则是从1932年才开始，且直到交通兵第二团汽车训练班划入新成立的交通兵学校时止，也不过只举办了2期培训班，一共才培养出60名学员与百余名学兵[10]257。这对于黄绍竑远征计划所需要的汽车兵数量来说，可谓是杯水车薪。

当时西北的道路交通基础条件还仅仅是古代驿道的水平，并不适于现代机械化车辆行驶，故车辆的损坏率很高①绥新公司8月30日的首次试通车，出发时有5辆车，但9月28日最终抵达哈密的仅余1辆，其中1辆损坏在路途中，余下3辆均因各种原因无法继续前行。参见1933年11月14日《大公报》。9月16日又以6辆车进行第二次营运，结果途中损坏2辆。参见内蒙古自治区公路交通史编辑室编《全国各地公路交通史初稿选1编》(建国前部分)。。因此对驾驶员的要求，除一般性的熟练技术技能外，黄绍竑认为还“必须具有国家民族的伟大思想，赴远投荒的勇敢精神与严肃的纪律，坚强的体格”，故“现有的汽车司机，不但数量不够，质的方面，更难适合要求，自非特别训练不可”[5]292。黄绍竑计划在北平及晋绥方面招考青年1000余人，在绥远设所训练。为广揽人员，黄绍竑于4月10日在太原游说晋绥方面支援部队期间，发电报给在广西的黄旭初，请其在广西挑选司机150名送交使用。黄旭初接电后，随即令广西公路局长苏诚挑选合适的人员[11]308。

远征新疆的第二项筹备工作是以酒泉为基地储运油料。考虑到当时国民政府的力量尚可达到河西走廊最西端的酒泉，安全相对有保障，故黄绍竑的计划是将所有军队以及各种物资，均需要在事前用各种运输方法在酒泉集中完毕，从酒泉出发再改用汽车运输[5]293。黄绍竑根据从绥远到迪化的全程距离，结合绥新公司营运通车所获得的经验，计算出整个部队行动所需的汽油与润滑油的数量，安排运输到甘肃酒泉。这项筹备工作得到了蒋介石的大力配合。2月7日，蒋介石致电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指令说:“对于黄季宽兄入新疆之准备，请提早筹备汽车与煤油，并望派专员负责专办此事，以免延误。”[1]337考虑到需要尽可能减少油料运输过程中因运输车用油对油料的损耗，他甚至计划在归绥至酒泉之间全部采用传统的畜力工具骆驼输送。按照他的计划，运送所需总油料五分之一的量，就要雇用绥新商路上几乎所有的驼队，而这种安排显然是以承担绥新间商贸流通物资的驼运业难以支持的。后因西兰大道在1934年3月已基本完成工程项目，黄绍竑又计划利用骡车、牛车与汽车，增加安排走南路运送一部分油料到酒泉，这会比只走北路容易一些[5]293。

第三项筹备工作是侦察路线和地形。当时绥新汽车虽勉强可通行到达哈密与迪化，但毕竟是小车队。黄绍竑远征新疆计划中将采用大规模车队，无论道路质量还是沿途兵站设置，都不可类比，仍然需要派出专门技术人员亲自侦察[5]293，这项任务由徐佛观等人具体承担。因所购美国汽车在5月初才有6台抵达归绥，徐佛观、罗中天、孙子仁及一位会绘图的蒋上尉立刻带着4辆车向西出发进行侦察，全部侦察工作耗时一个月[12]85，111，112。

3月3日，黄绍竑致电蒋介石汇报入新筹备的情况:“重要物品尚未购置；提议入新路线，最好两路并进，一取道绥远，一取道甘肃。建议中央宜有整理西北整个计划，不仅限于新疆，宁甘陕也有连带关系。”希望蒋介石“抽拨第一师一部入新，一部留甘新边界，最好再指定毛维寿一部或其他部队准备由绥驶往新甘交界地，这对整个计划，皆有利益”。蒋介石回复说:“新事经营，……毛师新受改编，正宜整理训练，不便远戍。俟宁甘乱事稍定，再由甘省酌调相当兵力，移防甘、凉、肃，以资控制，尚未为晚也。”①蒋在回电中提到的“宁甘乱事”指孙殿英部与马家军集团之间的冲突。[9]32-33

对各项筹备工作安排布置妥当后，为办事方便并与各方联络起见，黄绍竑本人于1934年4月间，亲自前往办事处主持落实[5]294。

至于部队的派拨与编成问题，因黄绍竑担任的是内政部长之职，手下并没有军队可用，特请示了蒋介石关于筹备部队人员的问题。在得到蒋的首肯后，即行着手筹备[5]295。

按照黄的计划，主力作战部队将由步兵1个师加炮兵1个团组成。经蒋介石的允许，步兵计划从胡宗南的第一师中派拨。至于炮兵的来源，当时全国军事编遣后，第3集团军(晋绥军系)建制中炮兵较多，黄绍竑把希望寄托在能够得到阎锡山的支持上[5]295。

4月5日，黄绍竑抵达太原，开始与徐永昌洽谈。徐永昌问黄绍竑，“中央对新事决心如何?如有最后决心，且财力能继，即经营之，否则取辱而已。”黄回答说:“蒋、汪俱决心。”当得知步兵将是从胡宗南处抽4个团(当时胡宗南的第一师每个团编有2000多名官兵，比同时期其他部队的建制团人数都多)时，徐永昌认为4个团太少，“以中国兵官及其训练，2000人的一团兵，决不如800人一团的两个团”。同时徐还建议说，“辅佐人才要足，兵要极精，尤其爱国心要十足。宁用钱铺路，不要沾地方一点便宜”[13]78-79。4月7日，黄绍竑、徐永昌与时任太原绥靖公署总参议、山西陆军炮兵司令部司令兼任山西兵站总监的周玳一起商谈借炮兵一事。周玳答应借山炮1个营。黄绍竑又建议把傅作义收编的孙殿英炮兵残部，适当拨兵添件组成1个营，再把2个营的炮兵合编成1个团，于5月底调往绥远听用。周玳答应了，还说4月底即可备妥[13]80。黄绍竑在徐永昌与周玳这里获得了爽快的允诺，于4月8日离开太原回北平去处理其他事务[13]81。他路过李服膺的防区时，又托李向徐永昌转达希望能再借步兵1个团的想法[13]82。

黄绍竑走后，徐永昌与晋军将领充分交换了意见，得到了诸将领的理解与支持，随即提交阎锡山裁决。在徐永昌的劝说下，阎锡山同意了徐、周议定的允借炮兵1个团的想法，且在回应黄绍竑希望再借步兵1个团的想法时，以单独1个团需要临时从各部队编遣不利于统一指挥为由，于4月19日以68师师长李服膺的名义致电黄绍竑，表态可以给步兵1个旅甚至1个师[13]86。

为派拨步兵之事与胡宗南取得一致意见，黄绍竑还派出了军委会北平分会的高参黄剑鸣先行前往胡部联系。据李春初回忆，黄剑鸣是黄绍竑的族弟，但不知何因招致胡宗南的不满，胡宗南对蒋介石说:“要去新疆我们自己去，为什么还要戴顶帽子去呢?”[7]61恰在此时，孙殿英部被晋宁甘三方联合击溃后，胡宗南收编有大量孙的残部，兵员数量上有了保证。蒋介石于4月12日致电黄绍竑:“凡入新部队和后方掩护，则统由第一师划拨整个训练，不宜有所分别也。”[9]455改变了此前交由黄绍竑牵头组织入新部队的态度。蒋介石后又于4月21日致电孔祥熙指示说:“预定在新疆用之汽车，何日可到?此车到时，须待弟电方可交黄；若弟无电，请暂存沪勿发。”[9]529在此情况下，4月23日，黄旭初接到黄绍竑发自北平的电报，说平绥路孙殿英部尚有问题，请他挑选的150名司机先不要去绥远[11]308。事后看来，黄绍竑大约已经从4月12日的电报口气中察觉到蒋介石态度的变化，只好找个借口停止从广西征调司机到绥远。

黄绍竑仍然抱有一线希望，因此他于4月25日由北平乘机飞抵兰州。他一面与朱绍良商谈入新部队所需粮食以及各种必需品的供应问题，并请其协助一切；一面与胡宗南商谈使用他的部队问题。黄绍竑当时应该不知道胡宗南已经向蒋介石提出了异议，按照黄绍竑的回忆所说，胡宗南“集合在兰州的部队干部，在省府开座谈会，把我远征新疆的计划逐一报告，希望大家奋勇参加，他们都一致赞成”[5]296。5月初，罗中天、徐佛观等人也从归绥城出发，按照既定的计划侦察交通状况及沿途给水情形，着手作行军设站的准备[12]85。在黄绍竑看来，前期的一切筹备就绪，只等汽车、人员、各种后勤装备到位后中央的入新命令了。不巧的是，黄绍竑一到兰州就患了脚气病，疼痛不堪，郁居近半月，不曾出省政府一步①黄绍竑此处记忆有误，应该是不到10天，而不是“近半月”。[5]296，各项事务当然也就缓了下来。

三、计划的流产及其原因

5月4日，蒋介石突然对远征新疆计划产生了犹豫，他电汪精卫请其代转让黄绍竑赴赣与其面谈[14]21。紧接着第二天，蒋介石直接致电黄绍竑:“新疆进行须暂缓，请兄即南旋一叙。”[14]25一下子收到两份电报通知新疆计划须暂缓，黄自谓“宛如晴天霹雳，突如其来，惶惑懊丧，莫可名状!”[5]297对黄说，经过前期几个月的筹备，已经成功说服阎锡山允拨步兵、炮兵各1个团，胡宗南师也已准备了汽油且大部已起运，款项已用去几十万。“突然中止，对各方都会产生不良影响。”[14]29黄当即致电何应钦，请何转呈蒋介石希望能仍照原议进行[14]29。何应钦除代呈黄的请求外，也希望蒋能将原因密示，以便他向黄作解释。5月6日，蒋介石回电何应钦，解释原因有二:“(一)新事苏俄作梗，非应用妥善，必难奏效。(二)顾虑兵力过少，在中途增援，进退维谷也。”[14]30接下来的几天里，蒋非常发愁如何向黄解释清楚个中原因[14]45，63。5月14日，黄来赣，蒋与之会谈，安慰他说:“喜怒易为外物所动，恐来中伤之谗，以伤父母遗体也，故以中节为贵。”[14]75黄心灰意冷，只好返回南京。随后蒋又于5月20日致电汪，让汪出面对黄多做些安抚工作，并转告黄，“对于新疆问题，不能不暂缓……惟并未中止也”[14]160。

黄绍竑主持筹备的远征新疆计划到此告一段落。黄绍竑后来评述说:“因顾虑太深，致放弃国家应有之权利，不予过问，任其演变，造成十年来纷扰变化之局面。这不仅是我个人毕生的恨事，亦国家政策上莫大的缺憾也。”[5]297

但如果从当时新疆局势发展的情况看，就算黄绍竑远征新疆的计划未被叫停，对于新疆问题而言，正如日本电报通讯社评论的那样，“即使南京政府派军队去新疆，也很难解决问题”[15]250。

黄绍竑这项宏大的计划从1933年11月下旬起念到1934年5月上旬终止，前后历时近半年。尽管得到了中央和晋绥甘各方力量的全力支持，还是以流产告终。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国家各项基础条件薄弱，整体落后，是导致黄绍竑远征新疆计划流产的根本原因。

黄绍竑是从纯军事角度提出的计划，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故一开始就能得到本有要解决新疆问题打算的汪精卫和蒋介石的支持。但谁都没有充分考虑到，当时中国的国情国力根本不具备支撑这项军事计划的基本条件。黄绍竑这项宏大的军事计划，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与军事力量整体落后的程度，即基础制造工业和军事教育事业的严重缺失。

一方面，该计划多达650辆汽车的要求，虽然可以采取直接从国外购买成品车辆的方式满足，但直接买来的汽车不能适应国内的道路交通状况，需要对这些汽车进行改装。而当时的中国，并无现成的汽车制造厂或改装厂，这就需要从建设装备制造业起步。从现存有据可查的史料看，650辆各种车辆中的407辆运输车辆配置计划，到6月6日中央信托局所支付的实际购买数量也只有区区8辆[16]206，只是计划量的零头，几近于无。另一方面，既有交通兵团的力量根本无法满足650辆汽车所需的熟练驾驶人员与配套的专业技术人员，这就需要开办交通兵学校。而以上两项工作都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军事活动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体现，基础条件薄弱、整体落后的国情决定了远征计划只能是热血沸腾下的镜花水月。

其次，胡宗南的争功心理和蒋介石对桂系搞出新地盘的隐忧，是蒋介石放弃黄绍竑计划不可忽视的原因。

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中解释此项计划终止的原因是蒋介石告知他的两条(见前文)，但他在1960年的回忆中又说，主要是朱绍良、戴季陶进谗言，导致蒋介石不放心他。徐佛观、李春初等在回忆录中都说是因为胡宗南的反对导致赴新之事半途而废。笔者认为徐、李的回忆比较可靠，因为此两人是事件的当事人，且他们的回忆录中所述之事在其他材料中都得到了印证。一方面，蒋介石4月12日给黄绍竑的电报中已经流露出让胡宗南的第1师担当入新作战部队的意图，军事主官当然应是胡宗南；另一方面，1933年4月第一次新疆事变发生后不久，为配合黄慕松入新宣慰[17]199，263，胡宗南部即已经先行编成了一个以回族军官杨德亮为团长的混成团作为配套入新的军事力量，并且该混成团从胡宗南第1师驻地天水前出到了兰州，后因新疆形势的急剧变化，未能实现入新的目的。当然，黄绍竑这项宏大计划并不是一两个人向蒋介石进进谗言就会终止的，实在是牵涉的方面太多，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暂缓。此外，李春初回忆说:“南京政府决定，……内定黄为西北边防督办。”[7]61这个说法虽不见于其他史料，但很大的可能是黄绍竑在部下面前不自觉流露出来的内心想法。黄绍竑是桂系出身，是新桂系三巨头之一，如果把握不好，黄绍竑带领的部队远征新疆得以成功的话，新疆或许会成为桂系的新地盘。1933—1934年时，桂系与南京方面仍处于政治对峙状态，蒋介石不能不考虑这种后果出现的可能性。黄绍竑在1960年回忆说:“蒋介石表面上似乎也赞成，因为我是请调用胡宗南驻甘肃部队的一部和他的一队飞机，这就无异于为蒋介石开拓地盘。”[6]77-78黄绍竑特别强调说是为蒋介石开拓地盘，多少也可以印证存在这种可能性。而冯璜所写《黄绍竑传略》一文中，就直接持此种观点:“黄绍竑企图取得新疆地盘。”[18]93

第三，机密性丧失是导致黄绍竑远征新疆计划流产的重要原因。

黄绍竑远征新疆计划本应是高度机密的事，但事实上这件事没多久就闹得沸沸扬扬众所周知了。黄绍竑在《五十回忆》中说“并不发表何种名义”，但国民党中央在2月2日就对外宣布派他入新宣慰[19]，2月6日因盛世才来电证实南疆确独立，又电促他返京商筹一切，最迟在2月15日即须赴新[20]。黄绍竑察觉到这种张扬不利于军事行动，便借下属之口向媒体宣称自己不愿去[21]，原因是“患神经衰弱，请假三月休养，行政院已照准”[21]，以试图掩饰其真实意图，但外界的注意力已经集中到黄绍竑身上来了，不仅徐佛观得闻了此事而去投奔黄绍竑，就连美、日都已侦知其情。美国驻武汉总领事馆1934年5月11日提交给美国驻北平使馆的报告称:“4月初从日本的情报了解到，黄绍竑在包头地区筹集军备，并计划带领五个步兵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机枪营和一个骑兵营远征新疆，以恢复该省的秩序。”[14]250虽然美方情报与实际计划的细节有些出入，但计划的军事行动意图已经是天下周知。可以想见，苏联方面自然知道，新疆方面也会知道[23]29，必然会有所准备。此种状态下，军事行动所要求的机密性也就全然丧失了。

第四，担忧可能引起与苏联的外交纠纷，也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放弃黄绍竑远征新疆计划。

中苏外交关系因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而中断，但新疆方面无视中央政府的立场，继续与苏联保持密切联系，苏联在新疆享有巨大的利益。中苏两国后来复交，国民政府在处理新疆问题时，不得不慎重考虑苏联的因素。1934年2月，盛世才不敌马仲英，迪化被围，他秘密请求苏联派兵入新援助，得以击败马仲英。2月6日，蒋介石获悉“伊犁被俄寇暗占”[1]336，448，3月初又得到苏联封锁了新疆边境的消息[9]30。新疆内部的军事力量已经与黄绍竑之前提出军事远征计划时大不相同，表态效忠中央的马仲英力量已基本不存在，中央派出的远征部队除要面对盛世才外，还可能直接面对苏联红军。此时中苏两国复交不久，还处于建立相互信任期，而面对日本在华北咄咄逼人的政治与军事姿态，再次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对整个国家的局势极为不利。这种错综复杂的艰难时局，迫使蒋介石不能再继续采用军事手段解决新疆问题。

但黄绍竑并不认为是外交问题，他认为当时新疆的盛(世才)马(仲英)之战，乃是地方性的冲突，如果中央断然出兵制止，则盛马两方，必有一方听命中央。而苏联见中央出兵干涉，自知师出无名，亦必有所顾忌，或许不至与我国发生正面冲突，也就不可能造成新疆十年来纷扰变化的局面[5]298。黄绍竑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新疆作为中国的一个行省，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出兵新疆平息社会动荡合理合法，纯属中国内政，苏联也不能妄言。更何况苏联方面也不想与中国政府发生外交纠纷，这可以从入新苏军冒用归化军名义助盛的实际做法[23]194上看得出来。

四、计划的余响

黄绍竑远征新疆的计划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而流产，但从后续事件看，其意义影响深远。

第一，推动和加快了西北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西北地区广袤，长期以来交通不便，使得西北的国防事业难以有所作为。黄绍竑机械化建军的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民政府，加大了对西北道路交通运输业的投资与建设。1934年3月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分会成立，主持改建西兰公路。“鉴于该路为开发西北之命脉，且于国防上有重大之关系”[24]199，又于1934年4月着手筹建国营西北公路管理局，并于次年1月在西安正式成立[25]364。以西兰公路的建设为核心，制订了在甘肃省境内修建甘新、甘青、甘川、华双、兰宁等6大干线公路的庞大建设规划，其中甘新公路甘肃段于1937年最终与盛世才在新疆修建的伊(犁)迪(化)哈(密)公路联通，甘新公路全线于1939年11月验收完成[25]373。在这条成为抗日国际交通线的大动脉上，来自苏联与其他盟国的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23]222-223。

第二，促成了中国第一家汽车制造厂的成立。前文所述及为改装适合中国道路交通条件的成品车辆，而由美国提议与中国合办的汽车厂最终有没有办成，不得而知。1934年5月，在华德国军事总顾问冯·塞克特向蒋介石建议应从速设立一家汽车制造厂及修配厂，提高部队的汽车拥有量，并摆脱对进口汽车的依赖。蒋介石迅速做出了决策，很大程度上与受到此事的刺激有关。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磋商，在德国戴姆勒·奔驰公司的协助下，中国第一家汽车制造企业——中德合办的中国汽车制造股份公司于1936年成立，中国从此摆脱了一直以来机动汽车几乎全部依赖进口的状况。鉴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该公司最终选址于湖南株洲，并于1937年正式兴建[26]236-237。

第三，加强了中央对西北的控制。黄绍竑前期所筹备的部分交通、通信工具留在兰州后，被编入朱绍良的甘肃绥靖公署建制，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央在西北的军事力量。甘肃本是西北青马集团控制的地区，国民政府在1932年之前无力经营此地。1931年12月国民政府任命邵力子为甘省主席(实际到任为1932年4月)，邵因无力应对青马集团与地方势力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而于1933年初辞职[27]222，随后由朱绍良接任。朱绍良任职之初，手中并无可支配的军事力量，只能以怀柔的方式在青马集团与地方势力间左右折冲。1933年5月为配合黄慕松入新宣慰，胡宗南部杨德亮混成团由天水进驻兰州，这是南京方面首次在西北腹地驻扎的部队。黄绍竑筹备远征计划期间，运来了不少交通与通信工具欲运往酒泉，计划终止后这些设备与相应的作业人员在贺耀祖的建议下，就地编入绥靖公署，加强了朱绍良可资镇慑西北地方势力的军事力量[14]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