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诗学视角下陶渊明《饮酒》(其五)译本对比分析

○ 边立红，陈玲军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6)

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同时，人类社会也面临着生态危机的加剧，生态问题成了全球话语的中心，反映在生态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在文学和语言学领域，由生态批评衍生而来的生态诗学，主要研究关于文学与生态之间关系的各种立场、观点、思想和理论，将生态学概念应用于文学的阅读、教学与写作。翻译研究也在20世纪后期逐渐从语言学的文本结构转为文本外多种因素的关注。因此，近年来越来越多文学翻译研究学者开始涉及生态文本的翻译研究，生态整体观的思想也不断地体现在生态文本的翻译研究中，其对文学翻译作品进行生态批评思考，将文本作为生态整体，从诗学层面对译本进行解读，将翻译看作是对原文本生态内涵的阐释与重构。在生态诗学视角下重审陶渊明的诗(以下简称陶诗)，可以摆脱以往单一文化、诗学角度把握作家、作品的传统模式，将视野拓展到“生态视野”的大背景中，对典籍翻译及其内涵理解能起到较好的借鉴意义，为中国优秀文学作品通过翻译走出去提供新的视角。

一、生态诗学与翻译研究

“生态学”在1866年由恩斯特·海克尔提出。进入20世纪后，生态学发展突飞猛进，很快成为一门内涵丰富的综合性学科，并呈现出浓厚的人文色彩。1978年美国生态文学家威廉·鲁克尔特在其著名的“生态批评”文章《文学与生态学:一项生态批评的实验》中提出建立新的生态诗学的问题。我国著名生态批评理论家鲁枢元教授在2000年出版的《生态文艺学》一书中，提出“文学艺术活动必然全部和人类的生存状况有着密切联系”，对生态诗学建设有重要意义。[1]53

生态诗学，即用生态学理论研究文学。每部生态文学作品中都有着自己的生态诗学。从人与自然关系看，任何特定原文本都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建构，翻译就是将原文本中人与自然关系移植到译文本中的过程。“实指”概念下生态翻译指的是译者必须考虑原文本的生态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原作者的生态观，并应遵循以下原则:选择具有生态价值的文本进行译介；翻译策略应有利于保存原文的生态观；目的是增强目的语读者的生态意识。[2]而“虚指”生态则要考虑作者和译者的契合，译文和原文间的联系。翻译和生态的结合，是关于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互动的整体性研究，让译者在各种环境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作品精神的完美传达。

翻译应关注文本的生态内涵。在文学译本中，译者及其生态环境、作者以及原文中的生命世界、译本中的生命世界、读者以及他周围的生态环境，同属于一个生态系统。[3]每个生态文本都有独立的生态系统，而译者的译本也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系统。作者的生态世界、译者的生态世界、原文和译文彼此关联的生态世界彼此交错，相互影响。因此，在解读译本时也应用整体观分析译者、译本的生态环境，将翻译看作是对原文本生态内涵的阐释与重构。

中国传统经典中，《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19，《庄子》指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5],人的存在与天地的自然存在相合为一，表明人与万物同为自然产物，二者不可分离，蕴含着宝贵的生态学思想。陶诗作为生态文学作品，体现了道家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作者独特的生态世界，揭示该内涵与意境是生态诗学下陶诗英译研究的目的之一。

二、陶渊明《饮酒》(其五)

作为魏晋名士的代表，陶渊明深受儒道思想影响，其人生哲学中处处体现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存智慧。其诗歌主题体现出他崇尚自然、回归自然的生态观。其诗特点在于：“平、淡、枯、质，又在奇、美、绮…亦平亦奇，亦枯亦腆，亦质亦绮。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可以说是‘化境’。”[6]30

《饮酒》是陶渊明的重要代表作，尤以第五首最为脍炙人口：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诗中作者与菊、山、鸟和谐共存、交相辉映，物我两忘，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人与自然息息相通融为一体。深受道家“万物与我为一”思想熏陶，陶渊明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和融入自然的生态思想在此处尽显无遗。

这首诗还展示了诗人运用魏晋玄学“得意忘象”之说领悟“真意”的思维过程，[7]100翻译此必须感悟作者的深意，再创其意境并体现其哲学信仰。译者如不了解中国传统哲学以及文人墨客的自然观和精神气质，将无法再现其意境。翻译陶诗首先要求译者具有崇尚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哲学观与道家生态情怀，这样才能领悟原作语言及其丰富内涵，将原文进行再创造，准确再现诗人的情感和感染力。

三、《饮酒》(其五)译本对比分析

《饮酒》(其五)译本多达20种，本文选取汪榕培和Arthur Waley的两种译本。本土译者汪榕培对中国典籍英译贡献突出，他最喜欢诗人陶渊明，致力于研究陶的思想和艺术风格，对陶的家乡进行了实地考察体验，并于2000年出版《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其陶诗翻译造诣颇深。英国文学翻译家Arthur Waley一生致力于中、日古代典籍的研究翻译，是20世纪前期将东方文种译为英文的最杰出的翻译家之一，其译作使中国文学易于被西方接受。中西译者虽有文化及理解差异，但笔者认为两译本各有千秋，值得探讨。《饮酒》(其五)反映了诗人出世的生活态度及回归自然的满足感。本文主要从生态诗学视角下的自然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三方面来分析译本对原诗生态内涵的再现与创造。

(一)对原文自然生态的展现

在生态学中，以相对独立的自然界为研究对象，人与自然具有同源性，不可分离。从生态视境下看待自然山水和诗人诗歌，会发现山水的自然性和诗人诗歌的自然美相互贯通。因此，生态诗学和翻译相结合，提醒译者翻译时要适应原文的自然生态环境，使译文与原文自然环境相对应。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汪译“I pluck hedge-side chrysanthemums with pleasure，and see the tranquil Southern Mount in leisure”，Arthur译“I pluck chrysanthemums under the eastern hedge，then gaze long at the distant summer hills”。两译文都将“菊”直译为“chrysanthemums”，“菊花”在中国代表超凡脱俗的隐士，陶诗中“菊花”成了陶渊明的自我形象，两译本对菊花意象的保留十分准确。“东篱”一词汪译“hedge-side”省去了原文“东”这个方位词，不太妥当；而Arthur用“eastern hedge”保留了原诗自然环境。“南山”经笔者查阅，位于江西星子县庐山脚下栗里村村南的小山丘，是陶渊明归田后居住之地。综合本诗意境和陶的人生境界可知南山是虚指，表现诗人怡然自得的心境。汪译“Southern Mount”乃为南山实体，Arthur用了“the distant summer hills”,对比可知后者更符合原诗自然环境及意境。另外“山气”“飞鸟，”两人分别译为“evening haze”“flocks of birds”和“mountain air”“flying birds，”很好地体现了原诗的自然生态，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画面美。生态系统中这些简单的自然物象，如菊花、篱笆、飞鸟等，一旦与人融为一体，以整体视角来解读，就会境界全出。

(二)对原文文化生态的再现

生态学中文化生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翻译中国文学经典，“译者处理的是个别词，却面对两片文化，译者必须是真正意义的文化人”[8]。原语和译语文化在性质和内容上存在差异，为了避免曲解原文，需注意原语语言转换，适应整个文化系统，关注双语文化内涵的传递。[9]134陶渊明身处乱世，这使其无法秉持自然本性在官场立足。受儒道思想影响，他追求精神的自然存在，但归隐生活也让他陷入衣食不继的窘境。

“结庐在人境”汪译“My house is built amid the world of men ”，Arthur译“I built my hut in a zone of human habitation”。“庐”一词两位译者分别用了“house”和“hut”，“境”一词分别用的“world”和“zone”。陶渊明辞官归隐田园，衣食不继，因此Arthur的“hut”“zone”更能体现陶渊明的生活状态，贫苦的归隐人士独居在小屋中，与自然山水为伴。

“而无车马喧”，汪译“Yet little sound and fury do I ken”，Arthur 译“Yet near me there sounds no noise of horse or coach”。Arthur译文中“no”背离了原意。诗人多和乡邻交涉，只是并非如达官显贵门前车水马龙，也并非隐居深山老林，丝毫没有车马之声。由诗人处境可知此句表达的是诗人心中“无车马喧”，对门外之音充耳不闻、远离尘嚣的人生态度。汪用“sound and fury”指代尘世喧嚣，用“I ken little”表达避世态度，鲜明利落。

(三)对原文精神生态的重构

精神生态以人的内在情感生活与精神生活为研究对象。精神是一种意向、一种自我意识、一种理性的价值取向、一种“观念化”的东西，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高级情感。[1]139陶渊明的归隐遵从自身对自然本性的需要，他结庐人境，躬耕自资，是一种令人追慕的理想人格和生存范式。

“问君何能尔?”一句，汪译“To tell you how on earth I can keep blind”，Arthur 译“would you know how that is possible?”汪用“keep blind”表达出了诗人当时的心境，而Arthur忽略了这一点。

“心远地自偏”一句，汪译“Any place is calm for a peaceful mind”，Arthur译“A heart that is distant creates a wildness round it”。“远”和“偏”，Arthur用“distant”“wildness”失去原诗的美感和意义，“distant”一般指距离远，此处“远”是玄学常用概念，指超脱世俗利害的状态。[10]诗人归园田居之后，不必混迹官场，将世俗抛之脑后，超然脱俗。汪用“peaceful”“calm”摆脱了汉语“远”和“偏”的形式束缚，准确表达了诗人的淡泊宁静，超然物外。

“悠然见南山”，汪译“And see the tranquil Southern Mount in leisure”，Arthur译“Then gaze long at the distant summer hills”。可见，汪译文中用“tranquil”一词想象出诗人怡然自得和淡泊宁静的精神状态，比Arthur译文更为精妙。

四、结论

由上所述，对于《饮酒》(其五)的翻译，两位译者译文存在差异却各有千秋。差异主要在于译者理解的不同，对诗人所处环境及精神追求的把握有差异性。汪榕培对译文内涵语言上把握较好，贴近原作，能准确传达诗人思想，但也有不妥之处；而外国译者Arthur Waley多采取直译，在精神层面没能准确再现诗人的情感和感染力，但其对原诗自然生态方面把握较好。

文学艺术实质是一种精神活动，它有可能在一个较高的层面上对人类生活，乃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平衡发挥重要作用。选择生态学的视野，从人类精神生活的高度，重新审视文学艺术的特质、属性及价值意义应当是非常必要的。[1]132-133

译者在翻译中国古诗时，应从整体上把握原文本，考虑文本的生态内涵，在译文语境中立足对原文本的生态阐释和重构，使读者身临其境，思想上受到感染，接受和理解原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