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简习字简与汉代书法发展相关问题

○ 裴永亮

(渤海大学 东北亚走廊研究院，辽宁 锦州 121013)

纵观整个汉代书法，汉隶处于高峰与主导地位，其书法真迹只能在东汉碑碣刻石中找寻，到二十世纪初两汉简牍大量出土，为学习汉隶书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其中汉简中的习字简，没有正式的文书内容，是当时书写者练习书法时临摹写下的一些字，它是书者不断练习临摹书法的记录，为研究汉代书法临摹提供了材料。所谓临摹，指的是从借鉴前人入手，从而提升自己的书法水平。临摹分为临和摹两部分，临是将范本置于一旁，照着范本逐笔书写；摹则是用薄的半透明的纸覆于范本之上，按范本的字迹进行摹写。南宋姜夔言：“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摹书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将临书与摹书相结合，通过临摹学书者掌握基本技法，形成审美观，从而创作出富有个性的书法作品。汉简中的习字简可进一步探究汉代的书法临摹以及与之相关的史实。

一、习字简的书法摹本

书法几乎是与汉文字同时产生的，贯穿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从商代在甲骨上刻写甲骨文时书法已经形成发展了。书法是抽象艺术，需要书写者不断地临摹来实现技法的娴熟，实现其艺术化，通过书法临摹过程，实现书者对艺术美的追求。因此学习书法，无不起始于临摹，临摹尤其需要模本，由于时代久远，传世文献中未能详细具体记载汉代所用摹本为何本，而两汉简牍文书中的习字简详实地记载了两汉时期习字的摹本。

据《汉书》载：汉代儿童八岁入学，启蒙为学习书法。《白虎通·辟雍》载：“以为八岁毁齿始有识知，入学学书计。”[1]209“入学学书计”意为入学后学习的内容主要为书计，陈梦家先生认为：“幼子八岁入小学，内容为学习‘书法’。”《后汉书·杨终传》亦载：“礼制：人君之子八岁为置少傅，教之书计以开其明。”[2]1599结合史料及两汉时期汉简可知，两汉时期边疆学习书法的书写摹本主要为“六甲六书”、《苍颉篇》、《急就篇》以及当时重要的官文书。

关于“六甲六书”，《汉书·食货志》载：“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3]1122其中“六甲”指的是练字用较为简单的六组以甲起头的干支，“六书”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六种造字及用字的方式。“六甲”和“五方”、书、计等分列，可见其是单独的习字教本：

居延新简中出土了一枚以六甲为首，一面三行，正反两面的文牍，其内容为“六甲”，它们以甲字起首，为两汉时期书法摹本。

□甲子乙丑丙寅丁卯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壬申癸酉

甲申乙酉丙戌丁亥戊子己丑庚寅辛卯壬午癸巳

甲辰乙巳丙子丁未戊申己酉庚……

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辛亥壬子癸

□寅乙卯丙辰丁巳戊午己酉庚申辛酉壬子癸亥

E.P.T52：115A、B

另外根据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及阜阳汉简的记载，官吏习字的书写摹本主要还包括《苍颉篇》和《急就篇》。《苍颉篇》是秦代李斯所做识字课本，也是一部书法摹本，共七章，全文由小篆书写，共七章，早已亡佚。今仅能在敦煌、居延、阜阳等汉简中找到其痕迹，但简牍原文残缺不全，其中成句或基本成句不足二百，随着简牍文献的不断出土，1977年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完整的《苍颉篇》，存字五百四十一，展现了《苍颉篇》的全貌。[4]157摘取如下：

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式勉力讽

昼夜勿置务成史计会辩治超等

(77·J·H·S：12A·B)

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承诏谨慎敬式勉力讽诵

昼夜勿置苟务成史计会辩治超等

(77·J·H·S：13A·B)

苍颉作书以教后嗣幼子诏谨慎敬戒勉力讽诵昼夜

勿置苟务力成史计会辩治超等

(77·J·H·S：14A·B)

《急就篇》亦称为《急就章》，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为童蒙之书，《汉书·艺文志》载“《急就》一篇”，指的就是《急就篇》，其共有三十一章，一千三百九十九字，首章为开篇，后六章叙姓字，列姓一百一十三个，之后为“诸物”十八章。开篇所写“急就奇弧与罗列诸物名姓字”，它主要是识字书法的摹本。敦煌地区出土汉简中的《急就篇》为觚形简，主要包括D1972和断简D2356，前简长三十六厘米，书体为隶书，共六十三个字，简的顶部开有一个小孔，现在来看主要目的是为了挂起来方便临摹，内容为《急就篇》的第一章，后者为断简，内容为零星的《急就篇》。除了以上两简，西北地区烽燧遗址中出土众多木简，书体杂乱，为习字临摹用简，内容为《急就篇》，应该为当时习字临摹所为。[5]85-86

另外结合汉代简牍，两汉时期一些重要的文书亦是当时的摹本，如玉门花海地区出土《武帝诏书》。1977年在玉门关市花海乡以北约三十公里处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一件七面棱形觚，觚是将树枝刮削为几个面的书写材料，此地为汉代酒泉郡北部都尉府，觚长三十七厘米，内容分两部分，前半部分为传抄武帝末诏书的一部分，上书百三十三字，后半部为私人书信，计七十九字，前后两部分共计二百一十二字，觚上假借字较多，用字用词方法古怪，于当时语法不通，为当时官吏临摹练字所为。

前半部分简文为：

制诏皇大子。朕体不安，今将绝矣。与地合同，众不复起。谨视皇大之笥，加曾朕在。善禺百姓，赋敛以理，存贤近圣，必聚莆士，表教奉先，自致天子。胡该自泛，灭名绝纪。审察朕言，众身毋久，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道此绝矣。英告后世，及其孙子。忽忽锡锡，恐见故至，毋贰天地。更亡更在，去如邑庐，下敦闾里，人固当死慎。毋取慢。

后半部分简文为：

贱弟时谨伏地再拜请：翁系足下善毋恙。甚苦候望事，方春不和，时伏愿翁系将侍近衣便酒食，明察蓬火，事边，宽忍小人，毋行庶演。时幸甚幸甚，伏地再拜请。时伏愿翁系有往来者便赐记，令时奉闻翁系级急严教。

《敦》1448[6]150

汉代童子学习书法的地方是书馆，要先学会书写，之后进行诵读，最后再拜师，进一步进行学习，临摹教材主要有《仓颉篇》《急就篇》等。结合出土汉简中所见习字简，从反复书写的内容来看，与上述教材一致，另外学习临摹六十甲子也是学习书法的重要方式，其他方面一些重要的官府文书也是书法临摹的摹本，如《汉武帝遗诏》简，以及里耶简中的九九乘法表等。

二、汉简中习字简的审美

文字属于抽象符号，要掌握其规律，形成熟练的技巧，必须总结前人的书写规律，临摹前人的墨迹，才能达到书法审美的目的。[7]35康有为先生在其《广艺舟双楫》中认为：“吾谓书莫盛于汉，非独其气体之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8]汉代是中国书法史重要的发展时期，小篆仍在使用，隶书却成为了主要的书体，同时演化出楷书、草书、行书。当时出现了隶书的过渡性字体、八分等隶变局面，临摹的范围较为广阔，因此亦较难把握。结合已经出土的习字简，汉代的书法临摹体现出一定的艺术审美。

甘肃玉门花海地区出土的《苍颉篇》，是两汉烽燧驻守戍卒临摹练写的记录，结合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苍颉篇》，玉门花海《苍颉篇》应该是古代流行的《苍颉篇》的第一篇，共有三支简，书体为接近篆书的隶书，可能是早期隶书。从内容看，玉门花海《苍颉篇》为正反面连续书写，增脱文现象严重，为习字所为简文，较之居延旧简《苍颉篇》，文字大致相同，句数更多，可以与居延旧简《苍颉》互相印证。[9]264纵观玉门花海《苍颉篇》行笔极其流畅，俊逸飞动，起笔有力，收笔遒劲，意境开阔，布置得当，字间疏密合适，说明书写者临摹的摹本艺术水平高。另外在北京大学所藏西汉简中，亦包括《苍颉篇》，存字一千三百多余，保留较多篆的结构，为标准的左波右磔，有少量向左下方的弧尾笔，字形上各种都有。《苍颉篇》是秦汉时期习字的范本，到目前为止多地出土了《苍颉篇》汉简，它们在字形上基本都是接近“古隶”，或者保留了古隶的形态。汉代主要运行的字体为汉隶，而《苍颉篇》多含有篆书与隶书的结合，圆转曲折，说明当时在临摹书法时刻意拟古，在2008年出土的甘肃永昌水泉子汉墓木简《苍颉篇》中也含有不少古形、异形字，[10]38可证汉代时期临摹仿古、摹古之风兴盛。

西汉史游的《急就篇》性质在历代争论较大，一般认为其为汉代识字的教材，与《千字文》等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二者的用途、目的是各不相同的，根据史书记载，《千字文》是由南朝梁武帝时期的散骑侍郎、给侍中周兴嗣等人编撰，主要侧重幼童的识字行为，而《急就篇》主要内容为“宦学时书律令文”，他们的文化程度略高一筹，《急就篇》与《千字文》虽然同属识字书，但其各不相同。

南朝陶弘景在其《与梁武帝论书启》论述到：“臣昔于马澄处，见《逸少正书目》一卷，澄云右军《劝进》、《洛神赋》诸书十馀首，皆作今体，惟《急就章》二卷，古法紧细，近脱。忆此语当是零落已不复存。”[11]23此书的内容为梁弘景与梁武帝萧衍讨论钟繇、王羲之书法优劣得失的属性，共5篇，其中论及《急就章》为古体，应该为学习古法的体现。《急就篇》是汉代识字教科书的代表，也是书法临摹的摹本，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之中就包含了不少该书的片段，结合简文的书法形式，《急就篇》主要为隶书体系，但亦有章草，如居延汉简中的《急就篇觚》就是章草的代表，也是汉代隶书走向章草的最好证据。简文中的书法粗细轻重搭配得当，充满了节律感，明快而坦露，且无任何内敛与收缩的体现。

玉门花海地区出土的《汉武帝遗诏》简，行笔拘谨，较为拙略，临摹的意味颇浓，书中多行假借字，亦可证此觚系当时烽燧戍卒临摹的书法记录，另外此觚多有刀削的痕迹，可见其为多次练习临摹所为。[9]263此觚中简文为初学者临摹，书法水平较差，但该觚所记为汉武帝遗诏事件，是由中央下行于地方的文书，或者为传抄遗诏内容到地方，一般来说都为书法水平高超者书写，虽然初学者书法水平一般，但此觚能够作为书法摹本可知其书法水平是较高的。

结合两汉时期出土的习字简，作为临摹的脚本或者是临摹的书法，基本上都是接近于篆书的隶书，此时的汉字正处于隶变的过程，隶变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也是汉字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变革。此时篆书由圆婉演变为方折，字形开始由长行变为扁行，字体开始变短变宽，逐渐泯灭残存于小篆中的象形遗迹，成为纯粹的符号性的方块字，行笔较快，提高了书者的书写效率。“隶变”促进了汉字书法艺术的发展，此后不再追求图画象形，而开始着眼于线条的变化，追求书法的抒情性，以书法来表现书写者的精神、气度和感情等，进一步体现出在整齐和谐中寻求美的艺术法则，用书法来抒发书者的情性，标志着汉字书法的艺术化形成。[12]104

三、汉代官吏选拔考核与书法发展

两汉简牍中诸多习字简的出现，首先说明两汉时期是汉字书法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时在书法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除篆体之外，隶书、草书等基本形成，[13]16反映了当时民众对书法艺术的追求。其次，对字的书法艺术发展受到汉代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的影响，也与汉代选官用官制度密切相关。两汉时期官吏的选拔、任用都是通过考核来确定的，许慎《说文解字叙》载：“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汉书·艺文志》也有相同的记载,说明汉代选拨人才以十七岁为标准，具体要求为能撰写九千字以上，并要求书法水平达到一定的标准，因为录取的官吏首先要起草和书写文书。

据应劭《汉官仪》载，东汉延续了西汉选官的标准，东汉时期能通《仓颉》《史籀》并能书者，可补兰台令史，一年后补尚书令史，两年后为尚书郎，尚书是君主的喉舌，国家枢机，足可见书法的重要性。纵观整个汉代对官吏的选拔与考核，书法是其中极为重要的标准，因为官吏在处理日常公文的过程中，书写端整与否，直接关系到文书的正确与否，因此如果书写不端就会被举其名而论其罪。[14]75之后到了魏晋时代，政局虽然混乱，但非常重视书法艺术，书法成为推荐选拨官吏极其重要的条件。

由于书法在官吏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因此在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中多有记载，居延、敦煌等地区出土的简牍中多有一些习字简，就是西北边陲文吏为了更好地胜任工作和争取获得升迁而努力练习书法的证据，如《急就篇》既是属于成为文职官吏(令史、书佐)或者获取文职官吏(令史、书佐)资格的书籍，《急就篇》中有很多行文用语，撰写行政文书，必须要掌握该书籍。[5]115《居延汉简》中简507.A上连写六个“教”字，皆为草书，但每个字的字形又各不相同，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书法艺术性，从而在书写文书中使其书法得到发挥。汉简中记载从事文字书写工作的令史和书佐，主要工作就是进行文书的书写，因此秦汉时期吏员加强对书法的学习临摹就成为了必然。

两汉时期吏律规定要为官吏必须“能书”，也就是史书中规定的“能讽书五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并以八体试之”，其中“能讽书五千字”即为“童能讽书史书三千字，征卜书三千字”，而“八体”应该指的是八种书法字体名称，如《说文解字》载“八体”为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等，其中大多与官方文书、军事调度相关，而对吏员的定期和不定期考核中“能书”就成为重要的标准。

在居延和敦煌地区出土的汉简中，有许多任用官吏的档案，其中记载“能书”“会计”是选拔官吏的的重要条件，“能书”就是擅长与书写，由于选拔和考核官吏的以书发为标准，进而推动了汉代书法的发展。如：

张掖郡居延甲渠塞有秩候长公乘淳于湖，中功二劳一岁四月十三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文，年卅六岁，长七尺。

50.138

□□候长公乘蓬士长当，中劳三岁六月五日，能书会计，治官民颇知律令，武，年卅七岁，长七尺六寸。

562.2

结合以上两简，不管文官吏还是武官吏在考核的过程中，“能书”都是很重要的考核项目，如果“不能书”则要给予一定的惩罚和弹劾。如：

□□齿廿岁，舀左曷右，书不中程，唯官谒言府

22.649

居延与敦煌地区出土的“习字简”，是戍守边地的下级官吏对书法不断进行临摹，努力练习的实物证据。[14]75加上“书或不正，辄举劾之”，需要官吏不断加强对书法的临摹，以提高书法水平。结合汉简与汉代律法，两汉官吏“能书”主要包括书体规范、抄录准确等具体内容，因为历代官吏书写的工作都非常重要，文书书写质量的好坏和格式正确与否，都直接关系到对消息的传递的正确性，因此会影响官吏的晋升和贬逐，故汉代各类文书的签署末端都要签署姓名。

纵观汉简中众多出土的习字简，说明汉代边塞戍卒官吏日常大多对书法进行练习，文字首先具有实用意义，其次主要是其审美要求，书法需要不断进行临摹训练来增强其艺术意义。[15]149书法艺术的发展，既有书写者对审美理想、精神情感与书法技巧的追求，[16]1也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国家政策的影响，汉代习字简的出现体现了书者对艺术的追求，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并进一步推动了汉代书法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