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芳华》的叙事策略探析

郭添瑶， 蔡 颂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06)

近年来，以《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同桌的你》《匆匆那年》《七月与安生》等为代表的华语青春电影在国内掀起了一股广泛的华语青春片创作热潮。相较于以往热映的古装片、动作片等鸿篇巨制，以上述电影为代表的青春片并非以丰厚的资金投入、庞大的制作规模和炫酷的电影特技取胜，它们往往营造年轻人熟悉的场景和氛围，再现主人公们的青春年华，从而引起观众的共鸣，获得认同。去年炒得沸沸扬扬的电影《芳华》，历经国庆撤档风波，终于在2017年12月15日和观众见面。该影片根据严歌苓同名小说改编，由冯小刚执导，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背景，讲述了在充满理想和激情的军队文工团，一群性格迥异、正值芳华的少男少女经历成长中的爱情萌芽与充斥变数的人生命运的故事。在青春电影数量繁多的中国电影市场，冯小刚仍旧认为像《芳华》这样的电影几乎已经绝迹。该影片获得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具体原因，可从叙事符号、叙事载体、叙事主题等方面来分析。

一、叙事符号：多元新式叙事符号对传统类型符号的消解

电影《芳华》以多元新式叙事符号的书写，来对传统叙事类型符号进行消解，既符合了观众的定向期待，也满足了其创新期待。这主要表现为人物符号的“去英雄化”、音乐符号的“去流行化”及道具符号的“去标签化”与“去商业化”。

(一)人物符号：“去英雄化”

在影视艺术中，人物是故事的载体和核心，离开了人物，故事无从产生。人物作为电影叙事的主体，其形象的呈现是否符合受众的观影心理成为影片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恩格斯指出：“为了相信人的事物的重要和伟大，没有必要给人的事物打上‘神的’烙印。相反地，任何一种事物，越是‘神的’即非人的，我们就越不能称赞它。”[1]200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一切艺术形象都应该具有鲜明的人性特点，任何艺术作品不必理想式地拔高人物，这样反而会削弱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在以往的国产青春电影中，导演往往集中塑造几个主要人物，他们要么品学兼优备受瞩目，要么有着超乎常人的技艺和毅力，即使是身处困境，也能通过自身努力拯救自己或他人。比如，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中，女主人公沈佳宜清纯可爱，成为班上众多男生暗恋的对象；《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女主人公郑微在感情上经历两次“被抛弃”后，励志奋发，当她蜕变为职场上的白领丽人后，那两个男人又同时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女主人公在形式上“反败为胜”。

较之以上华语青春电影中对主人公“英雄”“主角”形象的塑造，《芳华》对主人公进行刻意消解，淡化他们的主角光环。首先，影片男一号刘峰：破了皮的饺子没人吃，他吃；猪跑了，他去追；林丁丁那钟表店都没修好的名表，他照着参考书给修好了；难得的大学进修机会，他拱手让给了战友；朋友结婚，他为了给朋友省钱，亲手做了一对沙发；练舞时何小萍被队友们嫌弃，他带着腰伤主动请缨……他是文工团所有人眼中的“活雷锋”，但他在战友们心中站得愈高，日后若是摔下来将愈加惨痛。终于，由林丁丁引发的一次“触摸事件”，成为了刘峰人生中重要的分水岭。“为什么被摄影师抱可以，被医生抱可以，被刘峰抱就不行？”室友们忍不住质问林丁丁。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哭着说：“活雷锋就是不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某种程度上正常的男女爱慕之情是不被允许的。刘峰哪里想到，当他被众人推到精神楷模的神坛上时，他的情欲就已被剥夺。“活雷锋”是不被允许有七情六欲的，而刘峰偏偏将他对林丁丁的爱意表露得太过明显，他的爱便成了不可饶恕的罪。可悲的是，曾经的模范标兵一旦犯错，昔日的战友们好像突然找到了宣泄口，纷纷落井下石，几乎每一个受过刘峰帮助的人，或是斥责刘峰，或是丝毫不为刘峰辩护。受到众人的口诛笔伐后，刘峰被下放到伐木连。纵使过去再辉煌，如今也只是过眼云烟，因为他不是英雄，他只是刘峰，是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群众的一员，拥有着如常人一般的七情六欲。这是对其“英雄”形象的第一次消解。电影后半段的时间定格在改革开放后，这时萧穗子、郝淑雯、林丁丁等人或是功成名就，或是结婚生子。而昔日的文工团楷模刘峰，如今却让岁月沧桑了模样，工作和感情双双不顺，这是让观众在影片开场时无论如何也未曾想到的结局。这是对其“英雄”形象的第二次消解。

其次，对于影片中的女主人公何小萍，其“英雄”形象同样是被消解了的。她自始至终就没有受到过文工团战友们的正眼相待。后来，在一次慰问演出中，原饰女一号的卓玛突发意外情况，分队长把她的位置让何小萍来顶替，这不知是何小萍盼了多久的机会。大多数观众会认为接下来最顺理成章的发展应该是何小萍接替卓玛完成了精彩的演出，并因及时救场而受到大家的赞扬。然而，打破这一期待视野的是，面对这么难得的机会她也无动于衷，甚至以装病来拒绝上台演出，这是因为她无法直视自己和刘峰的遭遇，她早已对这个集体寒透了心。在文工团遭受“非人”待遇的何小萍，在一次前线救死扶伤中获得了“英雄”勋章，但她的“英雄”形象很快便被消解。突然获得这样的殊荣，何小萍却疯了，看似荒诞，却合情合理。

人性，是艺术美学对人物形象提出的最高美学要求，也是艺术对人物形象提出的基本尺度。[2]243正因为是人而不是英雄，所以他们具有普通人的优缺点，勇敢无私但同样有七情六欲，也会犯错误，这就是现实。正是由于这些形象的“不完美”，才能在真实性上贴近观众，从而获得观众的认同感和代入感。

(二)音乐符号：“去时新化”

音乐对于电影意义非凡，正如王家卫所言：“对我来说，电影总是光影与声音，而音乐正是声音的一部分。”[3]138在青春电影中，音乐不仅仅是作为增强影片艺术性的工具出现，更重要的是其对电影叙事方面的构建作用。根据影片故事背景的需要，在音乐的选择上，《芳华》不像《喜欢你》《青春派》等华语青春电影特意量身定制时新的音乐曲目，而是体现出明显的“去时新化”倾向，以过去年代经典的流行音乐来实现受众的共鸣，满足其怀旧心理。就《芳华》中所运用的这些经典音乐在影片中的叙事功能而言，主要有几下四点：第一，渲染氛围，体现时代特点。不同时代的流行歌曲保留着不同时代的印记，音乐能通过渲染影片氛围，打通不同时代人的岁月通道。例如，幽红的灯光下，少男少女们芳心暗动，这时，录音机里邓丽君的歌声《浓情万缕》响起，迅速将观众带回他们那个年代，一同感受那个时代的“靡靡之音”撩动的少男少女们悸动而克制的心。第二，抒发情感，丰富人物形象。在刘峰因“触摸事件”被下放时，背景中响起了刻意放慢节奏的《送别》，在这个英雄一旦落井，大家纷纷都来投石的文工团，只有何小萍一个人去和他告了别。绵长而悠远的音乐将刘峰的无奈、对文工团的不舍与何小萍对文工团的失望、气愤，以及对刘峰的不舍渲染得更加沉重，悲剧色彩也随之得到加强。第三，参与剧作，构建重要剧情。作为一部以文艺工作者为描绘对象的青春片，音乐成为必不可少的元素。无论是文工团女兵们排练舞蹈所用的音乐《草原女民兵》、在慰问演出时所唱的《英雄赞歌》、文工团解散前的告别演出上的《沂蒙颂》，还是文工团的少男少女们在工作之余嬉笑打闹时郝淑雯用手风琴拉奏的配乐等，都充斥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成为该影片中的重要剧作情节。第四，深化主题，增强感染力。影片的尾声，刘峰和何小萍依偎在一起，他们饱经沧桑却面容平和，这时耳边传来韩红演唱的金曲《绒花》，尤其是歌词“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歌颂了残酷而美好、转瞬即逝而弥足珍贵的青春，再一次深化了影片主题。

(三)道具符号：“去标签化”和“去商业化”

电影艺术词典中对“道具”的定义是：“与电影场景和剧情人物关联的一切物件的总称。”[4]340电影道具属于电影造型语言的一部分，因此电影道具承载着一部分的叙事功能。就目前国内青春电影市场对道具选用的情况来看，并不是很乐观，由于导演组和道具组对道具的使用没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剧组拍摄资金不足等原因，当前国内青春电影市场对道具的选用存在“标签化”和“商业化”两大问题。一方面，但凡提到“青春片”或是“怀旧片”，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女主角的发型往往是清一色的“黑长直”，选景总是复古的街道和校舍；《匆匆那年》中，男女演员们合身的运动型校服，更是难以让我们联想到自己曾经穿过的宽松肥大的校服。道具的胡乱堆砌，导致“标签化”程度加深，一来容易让观众感到审美疲劳，二来削弱了观众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剧组受到商业利益的诱惑，在道具选择上与商业广告相结合。例如，在《天台爱情》中，苏宁易购的广告频频出现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公交、地铁和楼宇电梯中；《北京遇上西雅图》中，亮眼的橙色联想K900手机、Frank驾驶的丰田汽车、民生银行卡等纷纷被植入影片。这些与商业广告结合的道具的强行植入，不仅对剧情发展缺乏有力支撑，甚至容易引起观众反感。

相较之下，电影《芳华》在道具选择上就合理很多。从大道具方面来看，可供剧组进行影视化拍摄的文工团旧址在国内并不难找，但导演冯小刚仍斥巨资搭建了一个他心目中的文工团外景，就是为了高度还原他们那一个时代的记忆。从小道具方面来看，影片上半部分频繁出现毛主席的手绘背景墙、毛主席思想宣传车、破了皮的饺子、刘峰亲手做的沙发、林丁丁手上的戒指、何小萍的军装照、萧穗子的金项链，以及差点被刘峰扔掉的荣誉证书等，无一不具备象征隐喻功能，在突出人物性格的同时也推动了电影情节的发展。由此可看出，道具的使用并非是简单和随意之事，尤其是青春电影，道具的选择一定要弱化“标签性”和“商业性”，只有充分考虑影片主题、人物情感和情节发展，才能达到人文性和艺术性的高度。

二、叙事载体：多重叙事空间的并存

作为一种以视觉画面为基础讲述故事的艺术，电影叙事通过直观的空间视觉呈现才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叙事个性及话语魅力，而叙事的技巧以及组合方式都以此为基础。[5]空间是主人公赖以生存的场所，它使叙事得以推进、情节得以发展、人物性格得以突出。因此，在电影中，叙事空间的营造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们熟知的青春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匆匆那年》等，由于着重书写的是校园青春故事，便将主人公的活动范围主要置于校园这一空间中。而书写都市青春的代表作，如《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由于主人公已经离开校园，导演张一白便将叙事空间设置在山城重庆和稻城亚丁。一个带有强烈的都市消费语境色彩，另一个是民风淳朴的世外桃源，看似对立的二重空间实际上呈现出一定的互文性。影片主人公陈末在重庆的失恋和最终在稻城对幺鸡的求婚成功，都达成了与其叙事空间的相互呼应。不难发现，空间实际上已具备一定的隐喻与象征功能，当代年轻人从渴望在大城市占据一席之地到回归香格里拉式人间仙境的发展轨迹，可见一斑。

在电影《芳华》中，主要叙事空间集中在部队文工团大院，但冯小刚并没有让其变得单一化。除此之外，影片还设置了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进行慰问演出的战地后方，以及救伤前线等多重叙事空间。首先是文工团大院这一空间。文工团承载着编剧严歌苓和导演冯小刚共同的青春记忆，因此，冯小刚不惜斥资搭建文工团大院这一场景，为的是让观众有更真切的体验感和代入感。影片中的人物活动大都是在文工团大院这一空间内，芳华岁月里少男少女们的青春萌动、集体主义下对不合群个体的打压，以及电影的核心事件——“触摸事件”等都发生在此空间中。也是在这里，情节出现转折，女主人公何小萍，一个始终不被善待的人，只有她读懂和珍惜了刘峰的善良。

其次是对越自卫反击战战场这一空间。战场是在刘峰经历“触摸事件”后作为下放之地出现的。“战场”对于普通人而言是“残酷”，对于刘峰却是心灵上的避难所。上前线作战那个片段，展现了除了他一如既往的奉献精神，更多的是因对林丁丁爱而不得心如死灰，从而转向的对牺牲的渴望。如果说战场是刘峰的避难所，那么进行慰问演出的战地后方和救伤前线这两个空间，则象征了何小萍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身处之境的逃避。在一次舞蹈排练中，何小萍因刘峰带着腰伤还与不被集体接纳的自己搭档而对其暗生情愫。可以说，刘峰是何小萍在这个集体存活下去的不可或缺的力量。可出乎何小萍意料的是，如此高尚无私的人居然也会沦落到和自己一样的地步。何小萍对这个集体彻底寒了心，即使她此刻仍身处文工团大院，她的心也早已随着刘峰一同远去。所以，当镜头将人物转向慰问演出的战地后方时，就连何小萍一直梦寐以求的女一号角色她也不屑一顾。她曾幻想得到的光芒，此刻已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她被发配到战争前线当护士。于何小萍而言，即使接下来要面临的可能是从不曾见过的残肢断臂、鲜血淋漓，那也好过和这个冷冰冰的集体绑在一起。救伤前线这个空间的出现，给了何小萍一个适时的避难所，是能让她解放自我的“远方”。

“只要电影是一种视觉艺术，空间似乎就成了总的感染形式，这正是电影最重要的东西。”[6]169这种多重空间叙事是因创作者追求叙事的丰富性而产生的，它避免了单层空间带来的叙事单一化，能将观众随着空间的切换引入其叙事情节中。因此，借助多重空间来叙述这群少男少女们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各自浮沉的命运，则成为电影《芳华》的一种重要叙事策略。

三、叙事主题：多层文化隐喻下青春梦想与现实幻灭的冲突

主题是一部电影的“灵魂”，而艺术作品的魅力在于它的复杂性。“芳华”是个充满文艺气息的名字。什么是芳华？编剧严歌苓认为，芳华就是“理想”，有理想就会使你的青春变得特别璀璨、壮丽。但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美好只是一部分人所拥有的，“芳华”怀旧美好的画面背后，是现实的幻灭。

首先，集体与个人的矛盾被无限放大。在那个推崇集体的年代，个人但凡与集体有一点点不同，就会受到排挤。一边是刘峰，彻头彻尾的老好人，真正的无产阶级理想主义者，一心为集体服务，却在一次“触摸事件”中从顶端跌落到悬崖，被部队集体抛弃。直到战后转业，他才发现，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自己又是那样格格不入，再次被时代抛弃，曾经坚定无比的理想，瞬间幻灭。另一边是何小萍。和刘峰一样，何小萍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懂得审时度势、小心做人，她始终坚信善良，并期待着自己也被善良相待。只可惜，她和刘峰最终都被集体抛弃，沦为了时代的献祭。

其次是政治运动对年轻人正常心理和生理需求的剥夺。青春是每个人必须经历的成长过程，在当今社会语境下，青春往往与“美好”等词联系在一起。殊不知，在他们那个环境下，年轻人不管是从心理还是生理上对爱情的萌发和渴求，都是被极度压抑的。林丁丁和部队男兵谈恋爱，只能在偷偷摸摸中进行；萧穗子喜欢陈灿，却一直不敢亲口说出来；郝淑雯抢了萧穗子喜欢的人，可是当她嫁给陈灿后也没见过得多幸福；何小萍爱慕刘峰，觉得他是最好的人，却将表白深埋心底，一藏就是多年。在他们那个连恋人都不敢光明正大地牵手的特殊年代，一个拥抱简直能把人推下万丈深渊，刘峰就是最好的证明和最悲凉的牺牲品。这与编剧严歌苓自身的经历相似。少女恋爱的心事被放大成了严肃的政治问题，当初恋情美好的片段，如今都成了“罪孽”，而所有的伤害，还来自自己喜欢的那个人，这对严歌苓的心灵，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爱情本身是美好的，现实却打破了他们的理想，这就是那群人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最后是战争对和平环境和人的心灵的摧毁。敞亮的泳池边上，是一个个穿着清凉泳装的少男少女的身体；干净的澡堂里面，少女们洗完澡正在穿衣服；文工团舞台上，少男少女们曼妙地旋转跳跃着，处处可见年轻鲜活的身体。镜头转向战场，这里同样有很多年轻的身体，可他们却是病态的、垂死的、血腥的。除了冯小刚花700万元拍摄的枪林弹雨、哀鸿遍野的大场景，影片还给了一个谎报年龄参军的小战士特写镜头。浑身被烧焦的小战士对何小萍说：“我知道活不成了，死那么多人，拉不过来，肯定就近埋了。其实我才十六岁，瞒了年龄当的兵。我有三位姐姐，家里就我一个儿子。路太远，就不用爸妈来了。清明的时候，让三个姐姐轮流来看看我，让一块埋的人知道，我家里有人。”此时的何小萍已是泣不成声。如果说刘峰在战场上眼看着战友们一个个离他而去是从正面给观众们强烈的视觉冲击，那么对这个小战士的特写则是从侧面让观众再次体会战争对一个人、一个家庭的残酷。就连刘峰自己，也在那场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臂——那只曾经拥抱过林丁丁的手臂。“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影片最后借萧穗子之口，道尽了四十年的时间跨度里，他们在“文化大革命”和改革开放大背景下各自浮沉的命运及对自己生存状态的思考，曾经的青春、梦想，在现实面前被撞得支离破碎。

电影理论家克里斯蒂安·麦茨认为，由于欣赏影片过程中现实与梦幻的融合，使观众产生了这种犹如“白日梦”的幻觉。观众与电影的关系主要集中在“看”的欲望和激情上，观众由于在银幕上看到了种种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亲身接触到的东西而得到了满足。[7]321青春是个永不衰竭的话题，每一个饱经岁月沧桑的人都渴望找回年轻时的自己。这也是青春电影之所以在中国电影市场上热销的最大原因之一。电影《芳华》上映当天便票房破亿，而这场电影受众的年龄阶层也呈现出难得一见的多元化。无论是六七十年代的人，还是未曾经历过那般岁月的90后，都深受感触。冯小刚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访时提到，它可能是可以打通两代人青春的电影。

四、结语

《芳华》上映短短数日，被网友们誉为冯小刚导演生涯里最好的作品。相较国内当下部分不靠作品内涵、单靠流量明星支撑的青春电影，像《芳华》这样既没有像大制作电影一样能给观众带来的视听刺激，又没有流量明星制造影视噱头的影视作品，却能在一众青春电影中站稳脚跟，是因为冯小刚在青春电影叙事功能日益强化的今天，在叙事符号、叙事空间和叙事载体等方面运用了其独特的叙事策略。冯小刚通过《芳华》怀念的，不是集体主义，而是那个时代下的那样一群人，那样一群为了理想奋不顾身的人，那样一群被大时代碾压过的人。究其根本，这部影片恰是一种基于对芳华逝去的缅怀的能指，向充斥变数的命运时空下个体的生存进行所指的一种影射，从这方面来看，《芳华》无疑是一部成功之作。但由于各种原因，该影片仍留有些许遗憾之处。首先，在叙述线索众多的影片中，刘峰前线赴死和何小萍获得荣誉后精神失常这两个情节是最应该突出表现和最容易刻画人物的，而导演在处理这两个事件时，几乎都采取了“画外音”的方式，将事件发展经过、结局都一笔带过，影片的故事性被大大削弱。其次，影片以萧穗子作为主观视点来叙述这个故事，大多数旁白作为说明故事背景、引导叙事的符号的确是必不可少的，但从电影“留白”的艺术角度来看，则有部分旁白是显冗余的。电影若不善留白，便会极大地限制观众自我解读的自由。

即使有这些瑕疵，仍不足以掩盖《芳华》的光芒。《芳华》的成功，以无可辨驳的事实，启示着我们：当下国内青春电影一方面必须运用更高层次的叙事策略，另一方面要加大对人的关注度，实现对人的关怀。正如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所强调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口碑与票房双丰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