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中的和合主义价值论研究
——兼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意蕴

易佑斌

(邵阳学院 湖南 邵阳 422000)

国际关系理论在论争中发展，在时代变迁中前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当今时代，呼吁新的全球治理理论。习近平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深入思考“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并将此列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十四大基本方略之一，为世界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必然要围绕这一系列主张，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从本体论、方法论、认识论与价值论的角度，建构“中国学派”的逻辑体系与话语体系。国际关系中的和合主义，[2]因其“和合性”的理论“硬核”，国际交往实践的本体立场，科学与人文契合的方法，整体主义的认识视角和中庸主义的价值准则，体现了国际关系理论后西方中心论的一种发展方向，也比较契合中国对外工作，尤其是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的理论概括与提升，用“和合主义”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一种标签是较为恰当的。本文着重从和合主义价值论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意蕴角度探讨其理论渊源、价值内涵和价值实践。

一、和合主义价值论的渊源

和合主义价值思想的主要渊源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尤其是和合文化的价值精髓，也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以及西方的理想主义思想。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

以和合文化为精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价值主要为和合主义提供了如下价值渊源：一是交往层面上的和平观。孔子“和为贵”的思想与孟子的“人和”思想，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的原则，进而演化为“协和万邦”的部落与部落、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要和睦协调融洽的思想，[3]15可以说和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是数千年来指导中国与周边国家发展关系的不二法则；二是自然层面上的辩证观。老子第一个提出了“道”的概念，建立了“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刑”的朴素的对立统一辩证观，并进而提出天地万物由自然生成的“道法自然”思想，[3]435并通过不断的发展形成为“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三是伦理层面上的仁义观。孔子提倡要做“仁者”和“义者”，要以爱人和尊贤为核心，[3]145做重义轻利的君子，后经孟子和董仲舒完善成为“仁、义、礼、智、信”这五种经常法则，指导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伦理关系；四是冲突层面上的融实观。早在西周末年太史伯阳父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认识到事物是矛盾的统一体，惟有在实现了“和”，即冲突融合的基础上，才能化生新的事物；[4]379-380五是生命层面上的整体观。中国医学经典《黄帝内经》有云：“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提出了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与自然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需要遵守自然界的运行规律；[5]116六是共生层面上的多元观。孔子提倡“和而不同”的思想，强调君子能相互和谐共处，但不盲目附和，[3]130体现了和谐共存，不强求一致的多元共生观；七是运筹层面上的总体观。中国“兵法圣典”《孙子兵法》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战略思想，[3]432体现了将政治斗争、外交斗争、经济斗争和军事斗争统筹考虑的总体运筹观；八是贯穿各个层面的最核心的中庸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和合文化最为核心的价值思想就是中庸主义，这种价值观贯穿了前述的各个层面，如孔子思想中的“和”更多的体现了恰到好处、适中的意思，其孙子子思传承孔子的思想作了《中庸》，提出了“中和位育”“执两用中”“中立不倚”“从容中道”“至诚无息”等一系列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思想，[6]252-259强调了融实和合的实现条件和最高境界，只有达到中庸状态，才能实现“首出庶物，万国咸宁”[3]3的天下美好安宁的理想状态。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研究过国际关系，但他们对人的本质、自然与社会矛盾规律、世界历史发展规律、世界市场发展规律和共同体发展规律的研究，揭示了国际关系的实质，并且在价值思想上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有相通之处，为和合主义的价值思想提供了有益“养料”：一是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观。马克思是从整体的角度来认识人类的，认为“人是类存在物”“人把自身当做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7]55人之所以为人，正是从它的群体性本质出发的，“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7]56人依赖群体而存在，人类社会的发展既要实现个体的自由和发展，更要实现社会的整体解放和发展，以一部分人的幸福建立在大多数人不幸福基础上的社会不是人类历史的终结；二是人类社会实践本质观。马克思是从“社会性”和“关系性”的基础上来认识人的本质的，那么人与人之间必然是通过无数的互动实践的关系来联系和建构的，因而，“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7]135人类社会不能单靠理念来建构，也不能单靠物质来联系，而是通过实践这个纽带，将二者结合为一个整体；三是国际依存与合作观。马克思是从工业化大生产促进社会分工，进而形成世界市场的角度来分析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依存性的，认为“单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这一点，就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地联系起来”，[7]306并进一步指出，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在殖民体系和贸易不自主、不平等的时代是难以真正实现合作的，“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7]395而一旦实现了贸易自由和建立世界性的市场，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7]419资产阶级在极大地发展生产力的同时，促进了国家与民族之间对立的消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国际相互依存与真诚合作的局面；四是自然(社会)斗争与合作统一观。恩格斯是从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扬弃，来论述在自然界物体的相互作用和社会关系中，和谐与冲突，斗争与合作是对立统一的。他指出“自然界中物体――不论是死的物体或活的物体――的相互作用中既包含和谐，也包含冲突，既包含斗争，也包含合作。”[8]161-162恩格斯的观点体现了一种辩证的冲突融合观；五是共同体进化观。马克思是从人的自由、发展和解放的角度来论述人生存所依赖的共同体的发展的，认为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从国家“虚幻共同体”，再到货币—资本“抽象共同体”，最终将向“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真正的共同体方向发展，[9]72-91这体现了共同体的一种进化发展观，更体现了对人类历史不断进步的一种坚信。

(三)西方理想主义思想

西方理想主义思想尽管在20世纪30—40年代的论争中处于下风，被称之为乌托邦主义，但20世纪末以来，人们有意无意中，在实现一种回归，突出表现在以规范理论为主的，重视对伦理、道德的研究。理想主义思想也为和合主义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思想渊源和价值土壤。一是利他的人性观。理想主义者认为人性本善，具有利他的客观性，有成人之美的天性，这与中国的“人之初，性本善”是相通的；二是利益交汇观。认为国家之间并不存在重大的利益冲突，是可以协调而达到和谐一致的；三是国际道德规范观。理想主义者认为道义、民主、公平与正义等国际道德规范是可以起到约束国家行为、规范国际秩序的作用的；四是国际和平观。认为国与国之间矛盾与冲突是时有发生的，但只要和平协商，通过国际法和国际组织限制和调节，矛盾和冲突是可以避免的，国际和平并不是不可实现的；五是国际关系应然观。理想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通过努力建构应该达到理想的状态，而不应顺应强权和私欲，强调对国际关系的应然性研究。[10]404-405

二、和合主义的价值内涵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价值意蕴的具象化

以和合文化为精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价值、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以及西方理想主义思想，为国际关系中的和合主义提供了价值源泉，奠定了价值基石。那么和合主义的价值内涵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习近平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一系列论述中包含着丰富的价值意蕴，集中体现在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基础。[11]共同价值是对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普世价值”的超越，是对人的现实共性的充分揭示，是新型经济全球化的价值遵循。[12]和合主义的价值内涵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价值、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以及西方理想主义思想的融通和合，也是以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基础的，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价值意蕴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可以说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价值意蕴的具象化。具体说来，和合主义的价值论是奉行“中庸主义”，实行“恰到好处”的国际交往，从“利已”上升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守望相助”新境界，实现“中立不倚、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优态共存”的基本性价值，“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工具性价值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五个世界”的目的性价值。

(一)基本性价值

和合主义的基本性价值突出体现为中立不倚、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和而不同、天人合一、优态共存等基本价值准则。第一，政治上坚持中立不倚，在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时候，以事实本身的是非曲直为准绳，不论亲疏远近，不搞政治联盟，行事做到不偏不倚，但也不一味退让，该坚持的核心利益坚定维护，也坚持做到不触犯别国的核心利益，实现“执中”这样一个“恰到好处”的交往状态；第二，安全上坚持和平共处，国与国之间出现矛盾和冲突是一种国际关系常态，但坚持不诉诸武力，不以战争相威胁，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是可以将矛盾和冲突消灭在萌芽状态，或将矛盾和冲突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状态，实现小国不挑衅、大国不霸凌的和平共处良好局面；第三，经济上坚持共同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条件，世界不再是一个“零和”的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和本国优先策略，得到的可能是一个“损人并不利已”的结果；第四，文化上坚持和而不同，世界不可能产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惟有孕育于多样化文明交流互鉴的价值汇合点，即共同价值，这种共同价值必然根植于多元文化中，如果强求一致，就变成了单一价值，从而失去了互动、互构和交融，进而就失去了创造力和生命力；第五，生态上坚持天人合一，人类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天是相合的，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与自然发展规律是相通的，人可以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但也必须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人类只有保护好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才能为永续发展奠定基石；第六，整体上坚持优态共存，和合主义最根本的价值准则就是优态共存，[13]国与国之间以一种最优的状态，最和谐的结构长期共存，虽有矛盾，但斗而不破，虽有竞争，但处于良性轨道。

(二)工具性价值

和合主义的工具性价值是从方法和路径方面体现其价值意蕴，集中反映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价值取向上。其一，在交往层面上追求相互尊重，回答怎样进行国际交往的问题。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要求在国际交往中，国与国之间要彼此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彼此尊重对方的国际地位，彼此尊重对方的社会制度，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文明，不以“盟主”自居，不以优越自高，不以实力自傲，不以地位自大；其二，在规范层面上追求公平正义，回答国际交往要遵循怎样标准的问题。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各个国家要遵循的行为标准，只能是来自于得到世界各国各民族集体认同的世界共同价值，其核心就是公平和正义。国际行为体实施国际行为，既要追求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更要力求实现国际社会的秩序正义、政治正义和规则正义；其三，在效益层面上追求合作共赢，回答国际交往要达到怎样效果的问题。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就是要改变原有国际关系体系的不民主、“零和”博弈、崇尚权力等“丛林意识”，倡导合作，实现双赢、多赢和共赢。

(三)目的性价值

和合主义的目的性价值就是要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五个世界”的终极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五位一体”的美好世界组成的，是解决世界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世界的需要与世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矛盾的必由之路。和合主义的目的性价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世界的博爱和对人类的大爱，表达了要建设一个什么样世界的价值追求。一是要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持久和平的价值目标体现了“要和平不要战争”的价值内涵。实现这个价值追求，要求世界各国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准则，达成既稳定又持久的国际和平局面；二是要建设普遍安全的世界。普遍安全的价值目标体现了“要合作不要对抗”的价值内涵。实现这个价值追求，要求世界各国坚持对话解决争端、协商化解分歧的国际安全思路，达成既防战又防恐的普遍安全局面；三是要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共同繁荣的价值目标体现了“要共赢不要单赢”的价值内涵。实现这个价值追求，要求世界各国坚持普惠性贸易、互利性经济的国际发展方向，达成既合作又共赢的共同发展局面；四是要建设开放包容的世界。开放包容的价值目标体现了“要互鉴不要冲突”的价值内涵。实现这个价值追求，要求世界各国坚持多元共存、交流互鉴的国际文明公约，达成既共生又共进的开放包容局面；五是要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清洁美丽的价值目标体现了“要珍惜不要破坏”的价值内涵。实现这个价值追求，要求世界各国坚持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人类同一个命运的国际一体意识，达成既绿色又低碳的环境友好局面。

三、和合主义的价值实践

和合主义的价值实践其实质就是国际行为体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作出正确价值选择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所谓价值选择，即国际行为体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反映世界人民根本利益的价值标准，对国际结构和国际行为作出善与恶的价值判断，在此基础上，坚持道义，坚持真理，坚持实施对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有利的国际行为，在关切自身利益与发展的同时，关切他国和人类社会的利益与发展。价值选择是一种以互利为基础，以利他为追求的新型理性选择，是一种更高价值，更宽范围的理性选择，是对以本国为优先，以自私为天性的旧的理性选择的提升与超越。价值选择具有社会历史性、现实认同性和循序渐进性的特征。和合主义的价值实践集中体现在对国际社会发展目标和国际行动的正确价值选择上。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在世界上扛起了推进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价值大旗，率先进行了价值宣示和行动垂范，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行动。

(一)价值选择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1]中国共产党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基点出发，对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的当今世界，作出了世界人民期待美好未来，全球治理和变革加速推进，世界不稳定不确定不平衡不充分突出，人类休戚相关命运与共，面临许多共同挑战等客观判断，进而坚定要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实现人类美好未来而不断追求的价值选择。为此，一是将历史性与现实性紧密联系起来。历史给国际行为体既带来启迪，又带来警示，人类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现实共性，对国际行为体作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选择，提供了历史参照和现实诉求。中国共产党以自觉的使命意识和无私的担当精神，引导世界人民以历史教训为借鉴，以现实潮流为遵循，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二是将世界梦与中国梦紧密联系起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需要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梦需要世界梦为依托，同样中国的发展又促进了世界的发展，中国梦是世界梦的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架起了中国梦与世界梦的桥梁；三是将各种类型的命运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联系起来。中国在横向角度，通过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网络命运共同体、政党命运共同体，在纵向角度，通过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等，来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全方位、立体化、多频道的推进局面。

(二)价值选择与构建“好关系”的实践行动

确定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就需要一步一步地去践行，要将价值选择体现在每一次国际行动中。中国行动以其道义性、利他性和平等性，而获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称颂，为和合主义的价值实践开辟道路，积累经验。第一，美好国际社会需要美好国际关系。美好国际社会的愿景需要美好国际关系的实践去落实。中国通过一系列建立“好关系”的外交实践，探索构建更具温情正义的国际秩序，[14]如与世界各国建立好伙伴、好朋友、好邻居、好兄弟等关系结构，推进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第二，美好国际关系需要美好国际文化。中国实施“好关系”的外交实践是基于中国的文化背景，与西方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的背景不同，影响中国外交行为的体系文化主要是和合文化，是一种行事适中、恰到好处、成人之美的文化系统，但同时也是一种关系越发密切，越能做到义利相兼，甚至重义轻利的“好文化”；第三，美好国际文化需要美好国际话语。中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好文化”是支撑中国实施与各国“心灵”交往的价值力量，与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要通过“好价值、好文化、好关系、好世界”等一系列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价值准则，建构中国的话语体系，讲好中国故事，突出中国特色，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旅程中不断拓展和壮大“朋友圈”与“亲友团”。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2]易佑斌.论国际关系中的和合主义[J].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4)：5-8.

[3]魏征.群书治要[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

[4]转引自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5]转引自赵建新，田元祥.黄帝内经[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

[6]魏承思.我们时代的中庸：中庸解读[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6.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9]邵发军.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4.

[10]白云真、李开盛.国际关系理论流派概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

[11]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09-29(02).

[12]鲁品越、王永章.从“普世价值”到“共同价值”：国际话语权的历史转换——兼论两种经济全球化[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10)：86-94.

[13]余潇枫.“和合主义”：中国外交的伦理价值取向[J].国际政治研究，2007，(3)：21-24.

[14]詹德斌.试析中国对外关系的差序格局——基于中国“好关系”外交话语的分析[J].外交评论，2017，(2)：1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