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控和平：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政策的调整

樊百玉

冷战时期，主要的两场局部热战即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分别发生在杜鲁门政府和约翰逊政府时期，中间隔过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这不是偶然。艾森豪威尔政府极力避免大规模战争的发生，维持了美苏关系的和平态势，学界常以“追求和平”(waging peace)来概括其外交政策。*这方面的主要论著西方学者的作品参见Victor Rosenberg,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1953-1960:diplomacy and cultural exchange during the Eisenhower presidency,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2005; Robert R. Bowie and Richard H. Immerman, Waging Peace: How Eisenhower Shaped an Enduring Cold War Strate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Saki Dochrill, Eisenhower’s New-Look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1953-1961,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中国学者的作品参见石斌：《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1952—195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郑羽：《从对抗到对话：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的苏美关系》，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等等。然而，“追求和平”并不等于美苏关系的缓和，批评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人认为，斯大林的去世改变了冷战的气氛，美苏关系“一张白纸从头写起”并非完全不可能，但由于美国对苏联制度根深蒂固的敌视和对苏联对外政策意图由来已久的猜疑，双方的缓和被推迟。*Klaus Larres and Kenneth Osgood, eds., The Cold War after Stalin’s Death: A Missed Opportunity for Peace? Marylan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2006；石斌：《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1952—1959)》。事实上，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对苏战略的调整主要体现在对冷战的长期化、常态化处理，因此突出了可控“和平”的必要性。这种调整在新政府执政初期就已显现，本文就此展开论述。

一、美苏关系不是战争关系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政策的调整是建立在前任杜鲁门政府的冷战政策基础之上的。1945—1952年是美国冷战政策的形成时期，冷战从无到有，从欧洲到亚洲，从1948年的柏林危机到1950年的朝鲜战争，杜鲁门政府的对苏遏制政策不断升级。1950年4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以其所代表的“全面遏制”思想，奠定了美国在该时期乃至整个冷战时代外交政策的基础，被历史学家认为是“其后二十年间美国进行冷战的蓝图”。*Walter LaFeber, American, Russia, and the Cold War,1945-1966,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1968, pp.90, 97.该文件认为，苏联现在“对自由制度的进攻是世界性的，在当前权势极化的情况下，自由制度在任何一个地方的失败就是它在所有地方的失败”。*Robert R. Bowie and Richard H. Immerman, Waging Peace: How Eisenhower Shaped an Enduring Cold War Strateg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2.战争存在着真实的可能性。*约翰·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第106页。在遏制手段上，美国排除了将外交作为改变苏联看法的可能，并表示，在苏联制度改变之前，美苏矛盾不可能以谈判的方式解决。*NSC68: 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 April 14, 1950, FRUS, 1950, vol.Ⅰ, pp.234-292.这样到杜鲁门政府末期，美国两党在对苏问题上形成共识。他们都认为苏联是美国的主要对手、美国全球政治影响力的竞争者和军事上潜在的敌人，苏联追求世界性的统治地位，其目标和政策基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与美国意识形态的敌对。*石斌：《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1952—1959)》，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20—121页。美苏发生战争的危险很大。1952年初的情报评估认为，到年底，苏联虽然不会冒着巨大损失甚至制度被毁的风险发动全面战争，但全面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它很可能由苏联挑起，而又被限制在特定的地区。*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January 8 1952,FRUS，1952-1954, Vol.8,pp.954-961.

然而到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美苏虽然继续维持了敌对关系，但是这种敌对并不被认为是战争关系。还在1952年底，即将上任的艾森豪威尔在谈到财政预算问题时指出，“如果俄国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全球战争，或者是我们自己错误地陷入这种悲惨的境地，那么现在这些以安全名义坚决要求偌大军费的人们将被历史视为具有远见卓识之士，但是据我所知，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掌握比我更多的秘密或其他重要情报。今天战争的可能性并不比两年前大(指朝鲜战争)，也没有一个人能断定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底苏联故意挑起战争的可能性要比现在大”。*罗伯特·H·弗雷尔：《艾森豪威尔日记》，陈子思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7年，第286页。艾森豪威尔个人的论断与其二战经历有关，1945年8月在他访问莫斯科时，莫斯科在战争期间被轰炸的惨状让他印象深刻，他认为斯大林等人不会为了扩张而诉诸战争。*Robert R. Bowie and Richard H. Immerman, Waging Peace: How Eisenhower Shaped an Enduring Cold War Strategy, pp.46-47.

至于朝鲜战争的发生，艾森豪威尔认为，真正应该反思的倒是美国自己。既然当时的杜鲁门政府已经做出了美苏之间存在战争关系的判断，但美国却并未就此做好战斗的准备。《北大西洋公约》虽于1949年4月签订，但改进西欧防务的措施却迟迟没有到位。当时北约组织成员国部队的兵力少、装备差，直到朝战爆发时，杜鲁门总统才会见了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自己。艾森豪威尔受任北约盟军总司令，任务就是加强北约防御，以备斯大林声东击西，即苏联表面在朝鲜挑起战事，实则攻击西欧。*罗伯特·H·弗雷尔：《艾森豪威尔日记》，第237页。朝鲜战争爆发时，当时美国驻军日本的美国陆军师却远没有做好战斗准备，麦克阿瑟突感措手不及。此外，杜鲁门政府既便预见到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在对战争的防范上也准备不足。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后来的讨论中认为，“斯大林所犯的唯一严重的错误就是朝鲜战争的发生，但这也是可以原谅的，因为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总是表示出对朝鲜发生什么事情都漠不关心的态度”。*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89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hington, June 28 1956, FRUS, 1955-1957, Vol.24,pp.118-123.1950年1月12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报业俱乐部发表演说时，将韩国排除在了美国太平洋“环形防线”之外。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正如朝鲜战争专家沈志华所言，如果斯大林考虑到苏联的决策将导致美国的干涉，整个事情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了。*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81—182页。对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来讲，朝鲜战争的教训不是如何为战争的发生做好应对，而是如何通过加大自身的遏制力量避免战争的发生。

实际上，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伊始就为美苏关系定下了基本的论调，一方面，美国不认为苏联会主动发动战争，另一方面，“苏联对美国的威胁不是一时的，而是长期的、潜在的和不可预测的，是军事、政治、心理和经济等全方面的”。*Saki Dockrill, Eisenhower’s New-Look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1953-61,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p.27.既然苏联不会采用战争的手段同美国一争高下，而苏联对自由世界的敌视又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那么美国与苏联的冷战就要从长计议。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自己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提到，“在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时，我们认识到自由世界绝不能无限期地处于一种无能为力的紧张状态中。这样下去将会永远使侵略者可以选择时间、地点和方法来以最小的代价使我们受到最大的伤害”。美国政府的重要工作，放在首位的是“以不屈不挠精神和远见卓识将美国的影响力运用于世界事务上，以便遏制侵略并最终保障和平”。*梅孜编译：《美国总统国情咨文选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第153—154页。

所谓“遏制侵略”不是指“以战应战”，而是突出“和平的可控性”，即美国通过遏制苏联对所谓自由世界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确保美苏之间保持一种和平态势，这种和平态势不仅必要而且必需。美国要想赢得冷战的胜利，最根本在于自身的发展壮大，在于经济、外交的全面加强。如果因遏制手段不当，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反而会在冷战中处于不利地位。何为遏制不当，如何防止力量削弱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避免卷入全面战争，这应该就是艾森豪威尔在国情咨文中提到的“要摆脱无能为力的紧张状态”。“无能为力”反面之意是主动出击，“紧张状态”反面之意是不要因自己战略上的疏忽而使自己卷入战争泥潭，甚至把美国拖垮。因此，“要摆脱无能为力的紧张状态”实质就是美国在确保自己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前提下创造主动选择的机会，这样，“追求强大与和平”就成为了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冷战的目标。后来的事实证明，“非战争性的评估”贯穿整个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追求和平”也成为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任时所作八篇国情咨文的主线。

二、艾森豪威尔政府发动和平攻势

避免与苏联发生大战，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冷战政策的基点；积极营造和平氛围并将苏联引入其中，是白宫实施此项政策的一种方式；如何能在维系美苏和平关系的情况下，顺势让苏联做出让步，是美国发动以和平为主旨的心理攻势希望达到的目的。

在杜鲁门政府执政后期，美苏关系剑拔弩张，竭力“避免两国首脑会面”是当时美国对苏态度强硬的外交表现。艾森豪威尔上台后，这种僵硬的外交姿态逐渐松动。1953年1月丘吉尔访问美国时，艾森豪威尔就表示，他有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的想法。*Prime Minister Churchill to President Eisenhower, March 11,1953, FRUS, 1952-1954, Vol.8, p.1115.2月25日在白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是否会同斯大林举行会谈，是否愿意出国会见斯大林”的问题时，艾森豪威尔表示，他愿意在任何合适的地方同任何人举行会谈，这是为了保卫自由，但它不是一个国家的事。*Editorial Note, No.544, FRUS, 1952-1954, Vol.8, p.1079.50年代中后期，在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双方的通信中，艾森豪威尔也表示出双方会晤的意愿，最终到1959年，美苏戴维营首脑会晤最终实现。这些都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有意营造的和平氛围的表现，具体到执政初期时，最明显的事情是斯大林去世后艾森豪威尔政府积极筹备倡导和平的演说。艾森豪威尔非常相信，“攻击敌人的心灵和意志”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同样适用。*Kenneth Osgood, “The Perils of Coexistence: Peace and Propaganda in Eisenhower’s Foreign Policy,” in Klaus Larres and Kenneth Osgood, eds., The Cold War after Stalin’s Death: A Missed Opportunity for Peace? Maryland：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2006, pp.28-29.

1953年3月5日，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卫国战争的伟大领袖，苏联冷战战略的缔造者斯大林与世长辞，“斯大林的去世”为美国发动和平攻势提供了机会。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第135次、136次会议，就各部门如何应对此事进行讨论。总统特别助理、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PSB)主席杰克逊(C.D. Jackson)的观点值得注意，他在二战时期就是艾森豪威尔心理战略部门的主要人员。他提出，“斯大林去世”是长久以来外部世界提供给美国的一次绝好的宣传机会，总统可以借此向世人保证美国追求和平的努力，如果总统保持沉默，不仅会失去这样的机会，还会给误解总统的人带来更大的误解。心理战略委员会打算给总统准备一份演说稿。*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35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hington, March 4, 1953, FRUS, 1952-1954, Vol.8, pp.1092-1094.在杰克逊看来，总统发表演说如能既向全世界表明了美国的和平意愿，又能起到分化苏联领导层的作用，就恰好达到了“和平攻势”的效果。他强调，演说稿的内容既是心理攻势，也是严肃的政策建议，不能把它当作是宣传而等闲视之，美国甚至应该尽早呼吁。*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36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hington, March 11, 1953, FRUS, 1952-1954, Vol.8, pp.1118-1119.

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和驻苏大使查尔斯·波伦对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外交动向进行了评估。艾伦·杜勒斯汇总了情报专家的看法认为，苏联政策暂时不会有什么变化，苏东地区也不存在骚乱因素，苏联的变化无非是由过去斯大林一人的独裁统治变成了现在马林科夫式的“委员会控制”。*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136th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ashington, March 11, 1953, FRUS, 1952-1954, Vol.8, p.1118.波伦也估计，苏联新的继任者一定会坚持斯大林生前确定的外交路线，美国不宜向苏联进行政治攻击，否则只会巩固新领导人的统治地位。相反，如果美国向他们提出新的、斯大林时代所没有的外交倡议，那么新的领导人可能会由于之前没有这样的外交经验而手足无措，这样很可能会在领导层内部因为意见不合而引发争执。因此波伦认为总统在演说中应该向苏联提议召开美、英、法、苏四大国外长会议，以讨论诸如朝鲜战争、德国统一、奥地利问题以及控制军备竞赛等问题。而且，苏联新的领导人很可能觉得参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甚至会拒绝，而美国应对国际会议的技巧要超出苏联，肯定是受益的。*Kenneth Osgood, “The Perils of Coexistence: Peace and Propaganda in Eisenhower’s Foreign Policy,” pp.29-30.波伦的这一建议得到了杰克逊的认同。

然而国务卿杜勒斯对此提出了异议。杜勒斯并不否认美国应借斯大林去世之机做点什么，但是他反对关于“召开四国外长会议”的提议。在杜勒斯看来，外长会议的举行不利于美国盟国政策的推行，这会削弱盟国的凝聚力。当下，美国正忙于筹建“欧洲防务共同体”，将西德拉入其中是该共同体建立的关键，这将不可避免地牺牲“德国统一”，而苏联正在寻找机会以“德国统一”之名阻止该共同体的建立。杜勒斯非常担心与苏联的外交往来将会影响到该共同体的建立。关于杰克逊的建议，杜勒斯认为，心理战略委员会筹备总统演说主要目的在宣传，不一定非要涉及具体外交事务，而且在时间上也不应该操之过急，急于搞这类动作很可能引起舆论的反感。如果的确要进行与苏联的谈判，那也要等西德重整军备的任务完成之后进行。*Ibid.,p.31.

就艾森豪威尔本人而言，他了解到了各方对于此事的态度和意见，并对演说稿的筹备工作十分关注。此前，资深报业记者塞穆尔·卢贝尔(Samuel Lubell)在给总统的一封信中建议，“美国应积极地宣传，以表明自己正致力于全世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等诸如此类事宜。总统在发表的演说中，应建议各国政府限制军备上的花费，以刺激世界经济的复苏，节省大量的资源，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总统对这封信是很重视的。在随后举行的安全委员会上，艾森豪威尔表示，美国应该带给世人憧憬未来生活的希望和信念，美国应该对人们“渴望生活的改善，渴望物质的丰富，渴望居住条件的改善”这样的诉求做出回应。尤其是对苏联民众来讲，持续不断的“五年计划”很少会满足大家在这些方面的需求。而且，这样的表态也会加强盟国和中立国家对于美国的友好关系。*Ibid.,p.32.总统对于国务卿的建议持保留态度，要求杰克逊准备演说稿。这样，“斯大林去世”就为艾森豪威尔提供了一次“通过强调和平与安全、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以树立世界领导的地位”的演说机会。*Melvyn P. Leffler,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7, p.102.

恰在此时，苏联的外交动向对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起到了助推作用。3月15日，斯大林的继任者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发表讲话。马林科夫在讲话中表示，苏联将谋求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的合作，一切争端和悬而未决的问题都可以在相互谅解和协议的基础上以和平手段解决。马林科夫平缓的讲话口吻一改此前斯大林的强硬姿态，出乎美国人的意料。与此同时，美国政策计划署也注意到，苏联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了新的姿态，比如苏联同意交换伤病的战俘(指朝鲜战争)，建议在合理的基础上恢复停战谈判，愿意就结束朝鲜战争采取措施；苏联建议在柏林举行英苏对话以减少该地区发生的飞行事故，并邀请美国和法国参加；*英国飞机于1953年3月12日在德国上空遭到苏联战斗机的袭击，3月15日，一架美国侦察机在勘察加附近遭到袭击，因为它大大偏离了航道，苏联对此事表示遗憾，并建议就空中安全问题进行讨论。参见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国际事务概览：1953》，季国兴、刘士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24页。呼吁同西德签署和平条约以及促成德国的统一；允许美国记者进入苏联；同意美苏首脑就原子能控制与裁军问题进行会谈，以及苏联希望努力促成美苏全面谈判，等等。*Memorandum by Carlton Savage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 to the Director of the Staff(Nitze), April 1, 1953, FRUS, 1952-1954, Vol.8, p.1138.

对于苏联的这些外交举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出现了转向。马林科夫似乎是抢在艾森豪威尔前面出了风头。中央情报局认为，苏联的这些举措其目地是在减轻全面战争的威胁，阻止欧洲防务共同体的建立，削弱西方民众对共产主义的仇视及对有关军备计划的支持。*Melvyn P. Leffler,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p.104.国务院则把这些变化视作苏联发动的“和平攻势”，认为有很大的欺诈性，不足为信。*Robert R. Bowie and Richard H. Immerman, Waging Peace: How Eisenhower Shaped an Enduring Cold War Strategy, p.115.艾森豪威尔认为，苏联的目的很明显：一是避免一场全球战争，二是阻止欧洲防务集团的诞生，三是放慢美国和西方重整军备的速度。*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白宫岁月(上)：受命变革(1953—1956)》，静海译，北京：三联书店，1978年，第178页。即便是这样，莫斯科温和的论调是值得鼓励的，这也恰恰是美国希望看到的。*张少书：《敌乎?友乎?——美国分化中苏联盟内幕》，梅寅生译，台湾：金禾出版社，1992年，第97页。尽管美国政府内部意见的反差与当时盛行一时的麦卡锡主义有很大的关系，不少人对与共产党接触有一种恐慌，但艾森豪威尔本人相信，人们其实渴望看到美苏的接触。*Melvyn P. Leffler, For the Soul of Mankind, p.106.美国也很有必要提醒自由世界，不能放松对苏联的警惕，因此，应该尽快表态。“既然美、苏政府都换了新的领导人，那就让我们着眼未来吧！让我们从设想与对话开始！”*Ibid., p.102.几经酝酿，4月16日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向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了题为《和平的机会》的长篇演说。

演说称，“随着斯大林的逝世，一个时代终结了”，美国认识到了和平时代的来临，苏联新领导最近的讲话表明，他们可能也已经认识到了和平的机会。大量军备与饥饿、寒冷并存，这是不人道的。冷战是发生在绝对的善与绝对的恶之间的一场斗争，敌人无条件投降是唯一可以接受的结果。冷战是两种生活方式的斗争，以美国为一方所采取的道路是合作的、友谊的、公正的，而苏联所走的道路则是强权的、破坏性的。美国相信，任何国家选择自己的政府形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权力都是不能被剥夺的，而苏联则是通过否认这种权力而谋求自己的安全。因此他警告听众，不要太过焦急接受苏联的和平倡议，苏联必须用一系列实际行动来证明其和平诚意，比如立即促使中朝接受美方停战条件；帮助结束印支抗法战争和马来亚共产党游击战；缔结奥地利国家条约。还包括一个联合起来的德国自由地加入北约以及欧洲防务共同体，允许东欧国家人民自由选择其政府形式，在联合国控制与核查下同其他国家一起裁军等。如果和平失败了，世界就会清楚地知道，是谁将人类陷入如此不幸的境地。*Address by President Eisenhower, April 16, 1953, FRUS, 1952-1954, Vol.8, pp.1147-1155.

这次演说从筹备到发表在白宫经历了较为激烈的讨论，美国试图打造一种为我所控的和平局面。艾森豪威尔在演说中倡导缩减军备，营造出一种不同于杜鲁门时代的和平氛围。但是，明明是谋求和平，总统演说的口气和内容却充满冷战的敌意，咄咄逼人。在实现和平的具体方式上，美国更多地要求苏联做出让步，并将威胁和平的责任推给对方，显示出强大的“攻势”。美国的和平攻势后来因苏联提出的“和平共处”而得到了较长时间的存在，整个50年代也见证了双方高呼和平口号而展开的多种论战。这正好与美国期望出现和平局面的设想一致。

三、艾森豪威尔政府掌控和平的“新面貌”战略

继“和平演说”之后，经过5个多月的讨论，艾森豪威尔政府第一个国家安全基本政策NSC162/2文件于1953年10月30日获得批准，俗称“新面貌”战略。它是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冷战政策的基础性文件，它以文本的形式将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以及美国采取的应对措施明确下来。

NSC162/2文件开篇即认为，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就是应对苏联对美国的安全威胁，这种威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苏联对非共产主义世界，特别是对美国的根本性敌视；其二，苏联巨大的军事力量；其三，苏联对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和其他颠覆、分裂自由世界工具的控制。文件指出，“由于苏联政权并没有因为斯大林的去世而受到削弱，在未来几年也不可能削弱，苏联统治者将继续把他们的政策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之上，即苏联集团和非共产主义世界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冲突，苏联对安全的忧虑，以及对美国意图的不信任。因此，美国与苏联进行冷战的态度没有发生改变”。*NSC162/2,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ct.30, 1953, Document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1947-1977, A Microfilm Project of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Inc.,1980, Reel 3.文件中“苏联威胁观”是对杜鲁门政府冷战政策的继续，从而再次确认了美苏敌对关系，但是敌对关系并不一定意味着战争关系。文件进一步指出，虽然苏联使用原子弹对美国进行攻击的能力正在上升，并由于氢弹的因素，这种能力将大大增强，但是根据目前的估计，到1955年中期，苏联不大可能蓄意发动一场针对美国的全面战争。究其原因主要是，如果苏联发动战争，苏联能否取胜存在不确定性，另外苏联卫星国的骚乱以及美国大规模报复的能力也都会阻止苏联采取战争行动。同时苏联基于对美国因素的考虑，也不会对北约国家或者其他地区发动全面战争。但不排除如果苏联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它不会因为惧怕西方而无动于衷。*NSC162/2,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ct.30, 1953.

为应对苏联威胁，美国主要采取如下应对措施。

首先，文件指出，在与苏联的对峙中，美国要从根本上避免削弱国家的经济，避免损害国家的基本价值和制度，因此，维持一个强大的、健全的和成长的经济是必须的。美国要通过自由制度的运作，保持在长期竞争中提供必须的力量和迅速有效地转入全面动员的能力，美国的世界地位以及整个自由世界的安全均有赖于美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而经济增长不是自动的，需要财政和其他方面的政策支持，不管什么政策都不能损害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过分的政府开支会导致通货膨胀性赤字或强制性税收，现有的高额政府债务将进一步使美国财政和经济问题复杂化。*Ibid.据此分析，美国冷战政策首要的是保护自己、强大自己，既然苏联不会蓄意发动战争，美国就更不会主动挑衅，让自己卷入大战。因此，避免战争、谋求和平应该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另一层潜在的基本含义。避免热战方能赢得冷战，这应该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政策的基本思路。

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通过消极避让达到避免战争的目的，在美苏对抗中，美国想要不卷入战争意味着它要为自己创造避免大战的条件，即通过军事上的战略威慑，使得敌对国家不敢轻易向美国进行战争的挑衅。文件指出，美国在军事上要发展和维持军事力量的强大，尤其是大规模报复的能力。*Ibid.虽然“报复”一词极富进攻色彩，但文件间接暗示，美国并不打算以全面战争来阻止苏联的局部扩张。“大规模报复”战略主要强调核武器的威慑作用。*石斌：《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战略(1952—1959)》，第131页。

其次，盟国对美国安全有着重要意义，没有盟国的支持，即使美国付出昂贵的开支，仍然无法满足国防需要。在这场世界斗争中，无论是在和平还是在战争情况下，美国都需要使主要的高度工业化的非共产党国家的军队和经济资源同美国站在一边。如果这些国家逐步落入苏联集团，将使美国孤立，并危及美国赢得全面战争的能力。因此，美国的“盟国政策”要做到“真诚地使盟国相信美国的安全战略是集体安全战略，联盟必须扎根于对利益共同体的强烈信念，并且坚信美国领导的稳定性和明智性”。*NSC162/2,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ct.30, 1953.美国冷战战略中的盟国政策表明，冷战从来不是美、苏两个国家的单独对峙，盟国的争取既是赢得冷战的目标也是手段，维持联盟的稳固增强了自身的威慑力量，增加了敌方挑战的成本，是遏制战争的有效手段，同时，防止敌方分化同盟也成为了防范要务。文件也认为，苏联的外交战略变得很灵活，其和平姿态不是要做出事实上的让步，而是为了分裂西方，使欧洲国家产生某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使他们对待冷战的意志松懈，这样，如果美国还执意冷战的话，反倒显得顽固不化了。但苏联也可能出于国内或其他因素的考虑，希望解决一些特殊问题，或者苏联打算要缓和与西方的紧张关系，暗地里增强军事力量，为推进下一阶段美苏关系做准备。*Ibid.对此，文件也有应对之策，主要体现在外交安排上。

再次，美国要做好外交上的准备，美国应该在保障基本安全利益的情况下，保留同苏联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以解决特殊冲突或者减少苏联威胁；美国必须让盟国相信它有解决问题的愿望，但这样做不能有损于自由世界力量的发展，也不应该让苏联的力量发展；为了减少苏联的威胁，美国要提高自身以及自由世界其他国家相对于苏联的地位；美国必须保持同苏联与中国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无论局限于个别问题还是就主要问题的全面谈判包括军备问题；美国要采取切实可行的外交、政治、经济和隐蔽手段应对苏联对自由世界的控制，同时也用这些手段削弱苏联同中国的关系；许多西欧国家担心美国的政策尤其是远东政策，会把欧洲卷入全面战争或者会无限期地延长冷战的紧张状态，为了获得盟国的长期支持，美国政府应该使盟国相信：美国愿意同苏联谈判解决问题。*NSC162/2,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ct.30, 1953.

纵览文件我们发现，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政策强调了四点，即重视经济的强大，重视军事的威慑，重视盟国的巩固，重视外交留有余地。如果说杜鲁门政府的冷战政策还是即时之虑，那么从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美国越来越认识到冷战斗争的全面性与长期性，冷战政策也随之常态化。“苏联威胁论”是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首要考虑的问题，在不损害自身的前提下战胜对方是美国冷战的主要目标，“和平的控制与维持”就成为了冷战的主要表现形式。唯有掌控和平，才能实现美国经济的强大，才能赢得盟国的信任，才能避免与苏联关系的过度紧张，为日后美苏首脑会晤留下空间，从整体上掌握冷战的主动权。

小 结

对于那些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冷战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来讲，没有在更早的时候实现美苏关系的缓和是一种遗憾，但相对于杜鲁门政府而言，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冷战政策已经做出了很大的调整，这种以“追求和平”为目标的战略调整，既不是美国要主动谋求美苏关系的缓和，也不是对苏联新领导人“和平姿态”的被动反应，而是一种更安全的“主动出击”。正如美国驻苏大使波伦所言，“解决国际争端是一回事，保持和平则是另一回事”。这恐怕就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最终一定要发表“和平机会”的演说，以及NSC162/2中防御性措施出台的原因，以此也表明进入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后，冷战已经不是美国的一时之计，而被长期化、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