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的南渡北归

☉ 祝勇

宋代不杀文官，却形成了一种奇特的贬官文化。官场放逐，反而使许多文人官僚寄情山水，在文化上完成了自我。柳宗元写“永州八记”，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欧阳修写《醉翁亭记》，苏东坡写“前后赤壁赋”，都是在他们受贬之后。但很少有人比苏东坡走得更远。他的道路始于西部的眉州，向东到汴京，向北到定州，此次又要向南，折往英州，不久，他还要渡海，抵达更加荒远的琼州。这些线路，就像他政治上的颠簸曲线。苏东坡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发现快乐的人。

一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苏东坡在58岁上被罢礼部尚书，出知定州（今河北省定州市），临行前他遣散家臣，把家中一位名叫高俅的小史（书童）送给曾布，曾布未收，苏东坡又送给王诜。

七年之后，公元1100年，王诜派高俅给自己的好友、时为端王的赵佶送篦刀，正巧赶上赵佶在花园里蹴鞠，不想那高俅原来球技很高，赵佶与他对踢，他毫不含糊，赵佶一喜之下，不仅收下了篦刀，连送篦刀的人也一起收下了，宋人王明清《挥麈后录》记载过此事。几个月后，宋哲宗死，赵佶继位，史称宋徽宗，高俅由殿前都指挥使一路官拜太尉，从此贪功好名，恃宠营私，成了白话小说《水浒传》里的那个大反派。靠踢球当上国家领导人的，古今无二。很少有人知道，最初扶高俅上战马的人，正是苏东坡和他的挚友王诜。所谓播下龙种，收获跳蚤，历史上恐难找出比这更经典的例证了吧。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

第二年，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高太后去世的那一年，14岁的宋哲宗真正执掌朝政，这位青春叛逆的少年天子突然感到与朝廷上失意多年的新政派（王安石那一派）那么地情投意合。北宋政治又面临着一场一百八十度的翻转，苏东坡的亲友，如弟弟苏辙，学生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也都受到牵连。李一冰说：“仇恨与政治权力一旦相结合，则其必将发展为种种非理性的恐怖行为，几乎可以认定为未来的必然。”（李一冰：《苏东坡传》）

尽管苏东坡此时已被贬至定州，天高皇帝远，但他在元祐年间得到重用，本身就是“罪过”，他必须为自己的“罪过”付出代价。

对苏东坡的各种投诉，又汇聚在皇帝身边。罪名，依旧是“讥斥先朝”“以快怨愤之私”，没有一点创意。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政治不讲理。

那就随他们加吧。

总之，哲宗王朝开张，第一个就要拿苏东坡开刀祭旗。

二

闰四月初三，苏东坡终于接到朝廷的诏告，撤销他的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两大职务，出知英州。

从河北的定州前往广东的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市），如此漫长的道路，徒步行走，中间要跨过无数的山脉与大河，对于一位六旬老人，能活着走过来就不容易，连苏东坡都认为自己必将死于道途。但这一路，苏东坡不仅走过来了，而且还玩得挺高兴。

苏东坡带着家人钻入茫茫的太行山时，正逢梅雨时节，凄风苦雨打得他们睁不开眼。到赵州（今石家庄市赵县）时，雨突然住了，无数条光线从云层背后散射下来，苏东坡的心一下子变得无比的透澈与明净，写下一首《临城道中作》：

逐客何人著眼看，

太行千里送征鞍。

未应愚谷能留柳，

可独衡山解识韩。

前两句主要是自嘲，身为逐客，在路上连个正眼看的人都没有，唯有绵绵无尽的太行山，目送他远行。后两句主要是自慰——他自比唐朝柳宗元，因为永贞革新失败，贬居永州（今湖南永州市），才有了山水忘情之乐；还有韩愈，因为被贬到连州阳山，后来遇到朝廷赦免，改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法曹参军，才能在赴任的途中，一睹衡山的壮丽雄姿。

至滑州（今河南滑州市）后，苏东坡得朝廷恩准，改走水路。到达当涂县慈湖夹时，已是溽热的六月，平地而起的大风阻断了苏东坡的去路。前路迢迢，生死未卜，苏东坡闷坐舟中，望着水浪翻卷，一脸的茫然。突然间，他听到叫卖炊饼的声音，起初还以为是错觉，仔细看时，却见一条小舟在水浪里颠簸而来。小舟为他送来的不只是充饥的炊饼，还有山前墟落人家的消息。空茫的旅途，百里不见一线炊烟，这小小的消息，竟让他感到来自人间的暖意。我们同样可以从他的诗里找到：

此生归路愈茫然，

无数青山水拍天。

犹有小船来卖饼，

喜闻墟落在山前。

苏东坡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也是一个善于发现快乐的人。当个人命运的悲剧浩大沉重地降临，他就用无数散碎而具体的快乐来把它化于无形。这是苏东坡一生最大的功力所在。

更不用说，他一路上见到了思念已久的亲人旧友，成为对他旅途劳顿的最大犒赏——在汝州，他见到了被贬到那里的弟弟苏辙；过雍邱，他见到了米芾和马梦得；至汴上，他与晁说之共饮；到扬州，他见到了“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张耒受官法限制，不能迎谒老师，于是派两名兵士随从老师南行，一路安顿照料。

三

苏东坡是在那一年的九月翻过大庾岭的。

那个年代，纵穿帝国南北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大运河入长江，再入赣江，翻南岭，过梅关，入珠江流域；还有一条道路是由长江入湘江，经灵渠，再进入珠江流域。无论哪一条，都凶险异常。相比之下，由中原到岭南，走赣江距离更短，因而，有不同时代的名人从赣江经过。在宋代就有欧阳修、苏东坡、辛弃疾、文天祥……这条荒蛮中的“道路”，竟然成了许多人的共同记忆，也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场。

赣江上有十八滩，江水在暗礁中奔涌，我们都会背文天祥的诗句：“惶恐滩头说惶恐。”这惶恐滩，是赣江十八滩的最后一滩，也是最凶险的一滩。

再往前，一道山影横在眼前，是南岭。

岭南，因地处“五岭”（也叫“南岭”，即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之南而得名。五岭磅礴，隔断了中原的滚滚红尘。唐代的诗人宰相张九龄曾经主持开凿过大庾岭驿道，劈山炸石，以打通中原与岭南，算是开了一条“国道”了吧，但即使“国道”，也是异常艰险。

翻过去，就是岭南了。

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被贬谪到大庾岭以南的第一人。

那才是“西出阳关无故人”。

那关，是南岭第一关——梅关。它像一道闸门，分开赣粤两省。梅关隘口的古驿道，同样是张九龄主持开建的。

四

然而，帝国的官场，比赣江十八滩更凶险。

就在过赣江十八滩时，苏东坡收到了朝廷把他贬往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的新旨意。

苏东坡翻山越岭奔赴岭南的时候，他的老朋友章惇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帝国的新宰相。

苏东坡曾戏称，章惇将来会杀人不眨眼，不过那时二人还是朋友。后来的历史，却完全验证了苏东坡的预言。苏东坡到惠州后，章惇一心想搞死他，以免他有朝一日卷土重来。由于宋太祖不得杀文臣的最高指示（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明代刘俊绘《雪夜访普图》轴，描绘赵匡胤在风雪之夜探访大臣赵普的场面，可见赵匡胤对文臣的重视），他只能采取借刀杀人的老套路，于是派苏东坡的死敌程训才担任广南提刑，让苏东坡没有好日子过。苏东坡过得好了，他们便过不好。

那时，苏东坡的儿子苏迨等人已经去了宜兴，他的身边，只有儿子苏过，侍妾朝云、碧桃。

明 刘俊《雪夜访普图》

苏东坡的家伎本来不多，在汴京时也只有数人而已，与士大夫邸宅里檀歌不息、美女如云的阵势比起来，已称得上寒酸了。此番外放，前往瘴疠之地，苏东坡更是把能遣散者遣散了，唯有朝云，死也不肯在这忧患之际离开苏东坡，尤其在王闰之过世之后，这六十多岁老人的饮食起居，没有人照顾不行，所以她坚决随同苏东坡，万里投荒。

朝云之于苏东坡，并没有妻子的名分，却不失妻子的忠诚与体贴，朝云的存在，让晚年的苏东坡，多了一份安慰。

到达惠州的第二个秋天，苏东坡与朝云在家中闲坐，看窗外落叶萧萧，景色凄迷，苏东坡心生烦闷，便让朝云备酒，一边饮，一边吟出一首《蝶恋花》。

这词是这样的：

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

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墙外行人，

墙里佳人笑。

笑渐不闻声渐悄，

多情却被无情恼。

“蝶恋花”，是五代到北宋时代的词人经常使用的一个词牌，是那个年代里最美的流行歌曲曲调。“蝶恋花”，本来就代表着一种依恋，甚至带有几分欲望的成分，晏几道、欧阳修、苏东坡，都曾用这一词牌表述自己的感情，“庭院深深深几许”，就出自欧阳修的“蝶恋花”，20世纪词人毛泽东怀念杨开慧的词，也有意使用了这一词牌。因此，这一词牌，可以被视做一种美学形式。

苏东坡的这首《蝶恋花》，本不是为朝云而作的，在词里，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在暮春时节站在墙外偷看墙内少女荡秋千的偷窥者，后来那少女发现了有人在偷窥，就从秋千上下来，悄悄跑掉了，她的笑声，也越来越远。所谓“多情却被无情恼”，不是抱怨，而是自嘲，像苏东坡这样坦然在词里写进自己的尴尬，文学史上少见。

朝云抚琴，唱出这首《蝶恋花》，却一边唱，一边落下眼泪。苏东坡看见朝云泪光闪动，十分惊讶，忙问这是为何，朝云说：“奴所不能歌者，惟‘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二句。”这是因为这二句，看上去朴实无华，却道尽了人世的无常。苏东坡一生坎坷，在严酷的现实之前，他不过是个墙外失意的过客而已。朝云懂得这词里的深意，想到人世无常，一呼一吸之间便有生离死别之虞，她想为苏东坡分担他的痛苦，却又无着力处，每想及此，便泪如泉涌，无法再歌。此后，朝云日诵“枝上柳绵”二句，每一次都为之流泪。后来重病，仍不释口。

后来苏东坡才意识到，这是朝云死亡的不祥之兆。

朝云是在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的七月里死去的，那是她随苏东坡到达惠州的第三个年头，死因是传染上了当地的瘟疫。果然是岭南这瘴疠之地害死了她，或者说，是苏东坡的流放，害死了她。

弥留之际，朝云还在口诵《金刚经》的“六如偈”：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念着念着，朝云的声息渐渐低微下去，缓缓而绝。

朝云死后，苏东坡终身不再去听《蝶恋花》。

五

无论怎样，生活还要继续。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称，不妨把自己当成一个一生没有考得功名的惠州秀才，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岭南，亦无不可。他依旧作诗，对生命中的残忍照单全收。虽年过六旬，亦从来不曾放弃自己的梦想，更不会听亲友所劝，放弃他最心爱的诗歌。在他看来，丢掉了诗歌，就等于丢掉了自己的灵魂，正是灵魂的力量，才使人具有意志、智性和活力，尽管那些诗歌，曾经给他，并且仍将继续给他带来祸患。

此时，苏东坡写了一首名叫《纵笔》的诗，诗是这样写的：

白发萧萧满霜风，

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

道人轻打五更钟。

这首诗，苏东坡说自己虽在病中，白发萧然，却在春日里，在藤床上安睡。这般的潇洒从容，让他昔年的朋友、后来的政敌章惇大为光火，说：“苏东坡还过得这般快活吗？”朝廷上的那班政敌，显然是不愿意让苏东坡过得快活的。他们决定痛打苏东坡这只落水狗，既然不能杀了苏东坡，那就让他生不如死吧。朝云死后的第二年（公元1097年），来自朝廷的一纸诏书，又把苏东坡贬到更加荒远的琼州（今海南），任昌化军安置，弟弟苏辙，也被谪往雷州。

苏东坡知道，自己终生不能回到中原了。长子苏迈来送别时，苏东坡把后事一一交待清楚，如同永别。那时的他，决定到了海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确定墓地和制作棺材。他哪里知道，在当时的海南，根本没有棺材这东西，当地人只是在长木上凿出臼穴，人活着存稻米，人死了放尸体。

苏东坡孑然一身，只有最小的儿子苏过，抛妻别子，孤身相随。年轻的苏过，过早地看透了人世的沧桑，这也让他的内心格外早熟。他知道，父亲一贬再贬，是因为他功高名重，又从来不蝇营狗苟。他知道，人是卑微的，但是自己的父亲不愿因这卑微而放弃尊严，即使自然或命运向他提出苛刻的条件，他仍不愿以妥协而实现交易。有这样一个父亲，他不仅没有丝毫责难，相反，他感到无限的荣光。苏过在海南写下《志隐》一文，主张安贫乐道的精神，苏东坡看了以后，心有所感，说：“吾可以安于岛矣。”

在宋代，已经有了“海南”之名。海南岛在大海之中，少数民族众多，语言、风俗皆与大陆迥异，《儋县志》记载：“盖地极炎热，而海风苦寒。山中多雨多雾，林木阴翳，燥湿之气不能远，蒸而为云，停而为水，莫不有毒。”还说：“风之寒者，侵入肌窍；气之浊者，吸入口鼻；水之毒者，灌于胸腹肺腑，其不死者几稀矣。”描述了一副非常可怕的景观。中原人去海南，十去九不还。苏东坡在给皇帝的谢表中，描述了全家人生离死别的场面：

生无还期，死有余责……而臣孤老无托，瘴疠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外，宁许生还？念报德之何时，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臣无任。

这催人断肠的景象，将被历史永远记下。

不出苏东坡所料，到达海南后，他看到的是一个“食无肉，出无舆，居无屋，病无医，冬无炭，夏无泉”的“六无”世界。

但对于苏东坡来说，最痛苦的，还不是举目无亲，“百物皆无”，而是没有书籍可读。仓惶渡海，当然不会携带书籍，无书可读的窘境，常令苏东坡失魂落魄。于是，苏东坡父子就开始动手抄书。苏东坡在《与程秀才三首》其三中写道：“儿子到此，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

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五月，友人郑嘉会从惠州隔海寄来一些书籍，对苏东坡父子，如天大的喜讯，他们在居住的桄榔庵里将书籍排放整齐。在《与郑嘉会二首》之一中，苏东坡说：“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况诸史满前，甚可与语者也。著书则未，日与小儿编排整齐之，以须异日归之左右也。”

那段日子里，父子二人以诗文唱和，情深感厚，情趣相得。《宋史》记载，苏辙曾说过这样的话：“吾兄远居海上，惟成就此儿能文也。”

苏过也很喜爱修习道家养生之术。他每天半夜起来打坐，俨然有世外超尘之志。苏东坡在《游罗浮山一首示儿子过》一诗中，骄傲地称许道：

小儿少年有奇志，

中宵起坐存黄庭。

近者戏作凌云赋，

笔势仿佛离骚经。

与苏东坡一样，苏过在书法和绘画方面也造诣极高，在今天的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收存着他的三件存世书法，分别为《赠远夫诗帖》《试后四诗帖》和《疏奉议论帖》（即《贻孙帖》）。他也像父亲一样，痴迷于枯木竹石的绘画主题。今天，我们仍可查到苏东坡在儿子所作《枯木竹石图》上写下的题诗：

老可能为竹写真，

小坡今与石传神。

山僧自觉菩提长，

心境都将付卧轮。

而苏东坡自己，则开始整理在黄州时写作的《易传》未定稿，又开始动笔写《书传》。

六

苏东坡的命运，没有最低，只有更低。但是对人生的热情与勇气，是他应对噩运的杀手锏。在儋州（今海南省儋州市），他除了写书、作诗，又开始酿酒。有诗有酒，他从冲突与悲情中解脱出来，内心有了一种节日般的喜悦。

与苏东坡泛舟赤壁的西蜀武都山道士杨士昌“善作蜜酒，绝醇酽”，苏东坡特作《蜜酒歌》赠他。诗里写了酿制蜜酒的过程：第一天酒液里开始有小气泡，第二天开始清澈光亮，第三天打开酒缸，就闻到了酒香。打量着这甘浓的美酒，苏东坡已经唾液生津了。

北宋 苏过《赠远夫诗帖》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苏东坡酿出的蜜酒，喝下去似乎并不那么甜蜜，反而会导致严重的腹泻。有人曾问苏东坡的两个儿子苏迈、苏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两位公子不禁抚掌大笑，说，其实他们的父亲在黄州仅仅酿过一次蜜酒，后来再也没有尝试过，那一次酿出来的味道跟屠苏药酒差不多，不仅不甜蜜，反而有点儿苦苦的。细想起来，秘方恐怕没有问题，只是苏东坡太性急，可能没有完全按照规定的工艺去酿，所以酿出来的不是蜜酒，而是“泻药”。

在黄州，苏东坡酿过蜜酒；在颍州，他酿过天门冬酒：在定州，他酿过松子酒；在惠州，为了除去瘴气，他再酿过桂酒；此时在海南，为了去三尸虫，轻身益气，他再酿天门冬酒，“予家酿酒，名罗浮春。”他还写过一篇《东坡酒经》，难怪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称其为“造酒试验家”。

有了酒，却没有肉。那时的海南，连猪肉也没有，在黄州研究出来的“东坡肉”，他只能在饥饿中想一想而已。他只能野菜野果当干粮，但他还写了一篇《菜羹赋》，声称：“煮蔓菁、芦菔、苦荠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酱，而有自然之味。”在饥饿的屈迫下，他像当年在黄州一样，开始寻找新的食物源。很快，他发现了生蚝的妙处。有一年，冬至将至，有海南土著送蚝给他。剖开后，得蚝肉数升。苏东坡将蚝肉放入浆水、酒中炖煮，又拿其中个儿大的蚝肉在火上烤熟，“食之甚美，未始有也”。

七

公元1100年，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下旨将苏东坡徙往廉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合浦县廉州镇），苏辙徙往岳州（今湖南省岳阳市）。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渡海帖》就是这个时候书写的。只不过这次渡海，不是从大陆奔赴海南，而是从海南岛渡海北归，返回大陆。

那一次，他先去海南岛北端的澄迈寻找好友赵梦得，不巧赵梦得北行未归，苏东坡满心遗憾，写下一通尺牍，交给赵梦得的儿子，盼望能在渡海以后相见。

这幅《渡海帖》，被认为是苏东坡晚年书迹代表，黄庭坚看到这幅字时，不禁赞叹：“沉著痛快。”

北宋 苏东坡《渡海帖》

无论对于苏东坡，还是他之后任何一个被贬往海南的官员，横渡琼州海峡都将成为记忆中最深刻的一段旅程。宋代不杀文官，那个被放置在大海中的孤岛，对于宋代官员来说，几乎是最接近死亡的地带。因此，南渡与北归，往往成为羁束与自由的转折点。苏东坡就这样告别了那个岛，告别了林木深处的花妖，带上行囊里仅有的书，重返深远的大陆。

越过南岭，经赣江入长江，船至仪真（今江苏省仪征市）时，苏东坡跟米芾见了一面。米芾把他珍藏的《太宗草圣帖》和《谢安帖》交给苏东坡，请他写跋，那是六月初一。两天后，苏东坡就瘴毒大作，猛泻不止。到了常州（今江苏省常州市），苏东坡的旅程，就再也不能延续了。

七月里，常州久旱不雨，天气躁热，苏东坡病了几十日，二十六日，已到了弥留之际。

他对自己的三个儿子说：“吾生无恶，死必不坠。”

意思是，我这一生没做亏心事，不会下地狱。

又说：“至时，慎毋哭泣，让我坦然化去。”

如同苏格拉底死前所说：“我要安静地离开人世，请忍耐、镇静。”

苏东坡病中，他在杭州时的旧友、径山寺维琳方丈早已赶到他身边。此时，他在苏东坡耳边大声说：“端明宜勿忘西方！”

苏东坡气若游丝地答道：“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

钱世雄也凑近他的耳畔大声说：“固先生平时履践至此，更须着力！”

苏东坡又答道：“着力即差！”

苏东坡的回答再次表明了他的人生观念：世间万事，皆应顺其自然；能否度至西方极乐世界，也要看缘分，不可强求。他写文章，主张“随物赋形”，所谓“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他的人生观，也别无二致。

苏迈含泪上前询问后事，苏东坡没有作出任何回应，溘然而逝。

那一年，是公元1101年。

苏东坡的生命里没有失败，就像圣地亚哥说出的一句话：“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海明威《老人与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