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及其当代回响*

朱 建 田

提 要：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及其所受的批判表明，一切拒斥“经济主义”、剥离阶级政治的社会主义必将落归伦理主义和改良主义一途，而奠立于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科学社会主义因其忠实于自己的阶级基础而保有理论上的真理性与实践上的战斗力。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经由理论斗争而显明出来，经由实践斗争而持存下去，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自诩“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是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向度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理性的捍卫。

2018年是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科学社会主义创立170周年纪念年。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的大会上指出：“我们纪念马克思是为了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也是为了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念。”①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纪念马克思，最好的方式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然而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主义“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②《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综观170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看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直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不是在与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也说明了科学社会主义需要保卫，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只有经过理论斗争才能显明出来，只有经过实践斗争才能保存下去。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真正的社会主义”是1840年代初期在德国产生并流行开来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以赫斯、格律恩、克利盖等人为主要理论代表，经历了一个从1842年产生到1848年匿迹的生灭过程。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中对其作过如是提注：“1848年的革命风暴已经把这个可恶的流派一扫而光，并且使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再也没有兴趣搞社会主义了。”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57-60页。然而，170年来的社会主义发展史表明，“真正的社会主义”一直幽灵般地存在着，它的精神继承人也从未丧失“搞社会主义”的“兴趣”，甚至为了捍卫它的“真理性”而肆意曲解科学社会主义，得出“真正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同出一源的谬论。因此，为辨明科学社会主义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探究马克思恩格斯对其所作的批判很有必要。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对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有过大量批判，这些批判在《共产党宣言》第三部分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部分得到了集中表达，其中“真正的社会主义”被置于“反动的社会主义”之列。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57-60页。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著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形态》第一卷主要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第二卷③《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只有一、四章，缺二、三章。有学者认为，把马克思、恩格斯同时期写作的《反克利盖的通告》与《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分别补纳为二、三章，能较完整地呈现《形态》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参见聂锦芳：《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什么意义上拒斥人类之“爱”的？》，《哲学研究》，2012年第9期）。主要批判泽米希、马特伊、格律恩等人所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由于“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为其理论基础，因此《形态》第一卷开篇所言“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揭穿同现实的影子所作的哲学斗争，揭穿这种投合耽于幻想、精神萎靡的德国民众口味的哲学斗争，使之信誉扫地”④《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0、588-589页。就宣示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态度。

在《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主要作了如下批判。

其一，揭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对英、法共产主义文献的拙劣复制。《形态》第二卷开篇如是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致力于把法国和英国的某些共产主义思想与自己的德国哲学前提相混合；但是，由于他们禁锢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而不可能去考察现实的关系，因此他们也不能理解英法共产主义文献借以产生的社会条件和阶级基础。这样，立足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基地来克服英法共产主义的“粗陋性”，就成了运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英法共产主义文献的拙劣复制，这种复制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谓“揭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真理”的过程，即创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过程。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10、588-589页。何谓“社会主义的真理”？就是“合乎理性”，合乎“人的本质”，也就是合乎德国人在“精神天国”和“情感天国”里的所有想象。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真理”只存在于哲学幻想的太空，因为无论是“理性”还是“人的本质”，仅与“类人”有关，而与现实的人无涉。马克思恩格斯进而指出，这种热衷于探求有关“类人”的“真理”固然宣扬了“普遍的人类之爱”，但这种“真理”并不适合无产者，也不适合资产者，只适合信奉“普遍的人类之爱”的德国小资产者及其意识形态家。

其二，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回避现实、止步于观念中解决矛盾的理论怯懦。马克思恩格斯针对泽米希所言“经院习气的最后结果就是生活的分裂，而赫斯已经把这种分裂消灭了”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错把现实的分裂归为概念的分裂，认为通过消灭某种概念而能消灭生活的分裂，因此“他们充满了关于概念能够创造世界和毁灭世界这一哲学信念”。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1、547-548、567-568、610-612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凭借这种黑格尔式的概念辩证法，法国“粗陋的”共产主义与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自然就能在“精神”中实现统一了。同样，凭借这种概念辩证法，只需把“物的依赖”这类哲学词句赋予“我们社会中的两极”——食利者与无产者，他们之间的一切差别也就抹平了。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1、547-548、567-568、610-612页。像泽米希一样，马特伊也运用概念辩证法来解决“生活与幸福的二重性”难题，其方法是赋予“人”与“自然界”以相通性，从而把以“外界强制”为基础的现实社会“转变”为以人的“内在本性”为基础的理想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批判道：人的“内在本性”是历史的产物，即便身处“外界强制”中，“内在本性”也必定会与之相适应。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1、547-548、567-568、610-612页。针对格律恩的观点——只要理解了生产和消费的真正本质及其相互关系，生产和消费的现实分裂也就消除了——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种把生产和消费统一于“概念”的做法，反映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迁就现存世界的怯懦，事实上，生产与消费的统一只有在变革现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中才能实现。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1、547-548、567-568、610-612页。

其三，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热衷于“爱的宗教”的伦理乌托邦。“人的本质”与“爱的宗教”是赫斯等人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伦理支柱。他们认为，人的本质所以异化，是因为利己主义“阻止了自由精神和纯粹人性的发扬”，而利己主义的横行又源于人类理性力量的贫弱。他们认为，人类理性力量的增强只有通过加强教育和训练方能达成，而教育和训练的根本内容就是“爱”。在“爱”中，社会矛盾得以解决，人的异化得以扬弃，“爱的宗教”也因而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最高表达。很显然，这种人学社会主义不过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旧调重弹而已。从泽米希的“我们都是人”，到马特伊的“人类平等”，再到格律恩的“纯粹的、真正的人”和克利盖的“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这些“爱的呓语”⑤马克思恩格斯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泽米希、马特伊、格律恩等人关于“人道主义”的思想的批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39-572页；对克利盖相关思想的批判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页。被恩格斯述陈为“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9页。。马克思恩格斯站在现实的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590页。这道出了科学社会主义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其四，揭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竭力掩饰阶级利益的虚伪本质和反对革命的反动本质。“真正的社会主义”似乎超拔于德国现实之上，却有其坚实的德国现实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由于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英法，阶级矛盾尚未突显和爆发，因而德国没有英法那种“现实的、激烈的、实际的党派斗争”，也因此，反映英法“党派斗争”的社会主义运动在德国就变成了“纯粹文学的运动”，“真正的社会主义”则是这一运动的最完备形态。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9、590页。那么，这种产生于党派斗争之外的“社会文学运动”，是否如“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言是要实现“普遍的人类之爱”呢？当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德国，一方面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广大小资产阶级面临着“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不可幸免的灭亡”的命运，因此，他们标举“真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为了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从而保护他们作为小资产阶级的既得利益罢了。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58页。既然是维护现存制度，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民主革命的反动力量，恩格斯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文中针对他们奉劝无产阶级“永远不要参加政治革命”的“忠告”指出：“如果让德国无产阶级听从他（们）的这一忠告，那么萨克森封建的—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的—官僚主义的典型国家就可以长久安如磐石了。”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61-662页。《共产党宣言》则把这种反动性揭示得更加直白——专制政府借以吓唬资产阶级的“稻草人”，专制政府借以镇压工人起义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从上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可知，“真正的社会主义”实乃一种“在法国人的论述下面塞进自己哲学词句”的“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58页。，这种论证也就是对黑格尔精神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拙劣运用。我们知道，在《形态》写作之前，马克思已完成对黑格尔的全面批判，与费尔巴哈也愈行愈远并最终列出了全面批判费氏的“十一条提纲”，《形态》的写作则宣告了马克思与这两位“意识形态家”的彻底决裂。因此不难理解，当赫斯等人立足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基地打出“真正的社会主义”大旗时，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会对这个吸引眼球的名称打上具有讽刺意味的引号了。

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真正的社会主义”有其精神上的同路人，它的一些理论主张如掩饰阶级利益差别、维护现存不合理制度等，以某种“变容”的形式为一些“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者”和“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继承和“光大”。诚然，如同它遭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一样，它的精神上的同路人也遭到了马克思主义后继者的批判，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科学社会主义对立关系的必然延伸。

二、艾伦·伍德对“新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

1840年代被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1970年代“复活”了，这就是被艾伦·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以下简称伍德）为之命名并对之批判的“新真正的社会主义”（New True Soxialism，简称NTS）。严格说来，“真正的社会主义”“复活”于1970年代之前，因为伍德在《新社会主义》 一书中把NTS的理论源头追溯到了阿尔都塞；如果根据密里本德的观点，“真正的社会主义”“复活”的时间就会更早，因为他是用“新修正主义”来命名NTS的，而源远流长的修正主义可以追溯到伯恩施坦。本文无意考证“真正的社会主义”“复活”的具体时间，之所以提及这一点，仅止于说明“真正的社会主义”一直幽灵般地持存于社会主义发展史这一事实。

那么，NTS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主义”，以致于伍德要花大力气来批判它呢？

伍德谓之的NTS是一种包括“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内、以马克思主义之名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的当代西方社会政治思潮，其理论代表有普兰查斯、高兹、G.S.琼斯、E.拉克劳、巴里·汉迪思、保罗·赫斯等人。NTS理论阵营庞大，理论主张多样，不同理论之间甚至互有批判，但在解构科学社会主义基础、屈从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上保有一致性。在《新社会主义》一书中，伍德对NTS的主要观点与思想倾向作了如是概括：其一，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主义”，将工人阶级和阶级斗争从社会主义方案中剥离出去；其二，把“民主”和“普遍人类之善”等模糊不清的价值诉求设为社会主义目标，寄希望于通过各种超阶级的“新社会运动”来达成此类目标的实现；其三，警惕、防范甚至敌视工人运动，把推进资本主义体制内的“增量民主”作为自己的全部使命。①[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30-34、28-30、61、82、189、3-6页。在伍德看来，这些思想主张不过是对右翼社会民主党人“骗人方案”的旧调重弹，根本谈不上“新”；之所以说“新”，仅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歪曲相较于传统修正主义更显复杂、虚伪和捉摸不定。②[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30-34、28-30、61、82、189、3-6页。正因如此，伍德有时也用“新修正主义”称谓之。

在《新社会主义》一书中，伍德对NTS作了详尽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批判NTS者解构唯物史观基础、把“阶级政治”从社会主义方案中剥离出去的理论非法性。在NTS者中，作为“先驱者”的普兰查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内核的解构具有代表性，这种解构主要体现在普氏的两个观点上：其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特点是经济对社会生活的支配作用，而垄断资本主义“实现了支配性角色从经济到政治（比如国家）的移置”；其二，剥削关系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强制性的政治范畴，在资本主义社会则由于资本与劳动的共生关系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经济范畴。③[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30-34、28-30、61、82、189、3-6页。伍德认为，普氏的观点内含两种理论指向：一是把经济与政治区隔开来，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支配性开辟道路；二是把劳资关系降低为纯粹的经济关系，借以消弭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阶级对立，消解工人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④[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30-34、28-30、61、82、189、3-6页。诚如伍德所言，普氏的观点成了NTS者解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滥觞，自此，一种背弃工人运动的“话语政治”就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铺张开来了。循着伍德的批判可以看到：在拉克劳和墨菲那里，阶级利益是观念建构的产物，而非现实的存在，因此，任何人只要进入他们所言的“话语情境”就能成为社会主义者；⑤[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30-34、28-30、61、82、189、3-6页。在保罗·赫斯和巴里·汉迪思那里，所有的因果关系与决定性被解构成不可还原的具体性，因此，社会主义就变成了对意识形态和“政治手段”建构起来的“非确定性的”社会角色的“认同”。⑥[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30-34、28-30、61、82、189、3-6页。像拉克劳、赫斯这样秉持“非相关性原则”——社会主义与阶级利益无涉、与工人阶级无涉——的NTS理论家还有G.S.琼斯、萨缪尔·鲍尔斯等人。伍德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关键在于他们从铁的现实特别是经济事实出发，找到了变革社会的主体力量——工人阶级；而NTS者站在反对“经济主义”和“阶级还原主义”立场上提出的“社会主义”方案，因为消解了“阶级政治”而失去了社会根基，这样的方案在实践中只有两种结果：一是沦为统治利益的工具，一如右翼社会民主党；二是堕入“话语霸权”的梦呓，沦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同谋者。⑦[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30-34、28-30、61、82、189、3-6页。

第二，揭示NTS在“社会主义”主体论、策略论和目标论上的唯心论和空想论性质。伍德指出，NTS者对社会主义虽表述各异却内里相同：一是贬低工人阶级，抬高知识分子，把领导“社会主义”的使命赋予后者；二是模糊阶级界限，以“权力集团”与“人民”的对立取代劳资对立，把社会主义定位于人民争取“民主”的斗争。⑧[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30-34、28-30、61、82、189、3-6页。循着伍德的批判可以看到，从高兹的“非阶级的非工人”到拉克劳与墨菲的“新小资产阶级”，从琼斯的“专业阶级”到加尔文的“正直的人”，无不是通过贬低工人阶级来为知识精英的领导权作申张。在NTS者看来，工人阶级的经济处境和知识水平决定了其意识形态的“物质主义”性质，他们不能提出物质利益以外的“高层次”要求；只有摆脱了物质束缚的知识精英，才能脱离“阶级的趣好”，具备共和的美德，引导人们走向“公共善”。这不是“美德即知识”的翻版么。伍德对此批判道：“从来不存在阶级中立的市民人道主义，共和的动力总是根植于特定阶级的物质利益中，从柏拉图代表贵族利益到卢梭代表小生产者利益，无不如此！”①[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42-113、114、184、150-151、144页。由于剥离了阶级利益，在多元的“话语政治”中，有人要民主，有人要安全，有人要环保，有人要“公共善”，一句话，繁杂多样而又指意不明的“多元民主”成了NTS的突出特征，伍德指出这正是“无根”政治的必然结果和具体体现。由于剥离了阶级利益，国家获得了“中立”的性质，“多元民主”最终也就落归为在宪政民主框架内反对“权力政治”的民主斗争；于是，以超阶级的价值目标为指引来组织“人民同盟”以开展民主斗争，就成了知识精英实现领导权的关键环节。于是，在G.S.琼斯那里，社会主义就变成了对知识、环境、民主、生活质量等“公共善”的公平分配；在普兰查斯那里，工人政党就成了被要求克服阶级私利以代表“公共善”的全民党；在保罗·赫斯那里，被“公共善”组织起来的“人民同盟”中甚至可以有资产阶级银行家。②[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42-113、114、184、150-151、144页。伍德指出，抽去了阶级利益的“公共善”以及由之设计的一切方案，都不过是NTS的“意识形态家”用话语的蛛丝编织起来的意识形态幻象，因为资产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把自己的阶级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前。③[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42-113、114、184、150-151、144页。伍德不无讽刺地指出：“当激进左派忙于宣告阶级政治死亡，忙于否定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斗争中的优先地位时，资产阶级右翼却把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视为对自己利益的最大威胁。”④[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42-113、114、184、150-151、144页。

第三，揭示了NTS者以反对资本的名义投降于资本、沦为资本同谋者的原因。伍德指出，NTS者把经济与政治区隔开来，把社会主义定位于对资本主义体制内自由民主的增量式改进，这不仅丝毫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反而粉饰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因为经济与政治的区隔使得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呈现为一种生产过程中的合作共生关系，而“增量民主”在经济领域的实现更是帮助资本主义塑造起一种自由民主的形象。这样，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就变得更隐蔽、更合法了，资本剥削劳动的政治成本和风险更低了！⑤[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42-113、114、184、150-151、144页。由于NTS者的“多元民主”最终落归于议会民主，并反对议会外的一切劳工运动，因而他们最终走到了工人阶级的对立面，成了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伍德指出，没有坚实阶级基础且不为现实阶级利益所严格指导的政治运动，只能在改良资本中屈从于资本，一切有关民主的设想也只能在和平时期得到有限实现，一旦资本主义遭遇危机，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就会毫不犹豫地把包括民主在内的“公共善”一脚踢出门外，就像撒切尔政府和里根政府对社会福利制度的攻击一样。⑥[加]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尚庆飞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8、42-113、114、184、150-151、144页。这道出了NTS作为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潮的空想而虚弱的底色。

从上述伍德的批判可知，NTS是一种避谈阶级政治、用“话语”消解矛盾、沉迷“公共善”、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思潮，这与前述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享有几近相同的理论品质。正因如此，伍德用“新真正的社会主义”为之命名并对之批判。

三、当代中国“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

在当代中国，有一种自诩“马克思主义正统”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

某民主社会主义者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放弃了“暴力社会主义”，提倡“和平长入”，因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民主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又称，邓小平领导实行的“混合所有制”、“把资本家请回来”、“把先进生产力请回来”等政策属于民主社会主义，其后中国又相继实行市场经济和保护私有制等政策，使中国正式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不过该论者在言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颇显矛盾：一方面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说，当今中国出现的“严重问题”盖因背离民主社会主义所致，“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①参见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当然，跟该论者以“耿耿救党之心”呼吁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诉求比起来，逻辑矛盾也就无关宏旨了。

从上述若干论断可以窥得当代中国民主社会主义的部分理论面相。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对法国和英国社会主义文献的拙劣复制，那么当代中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就是对西方民主社会主义的拙劣复制。众所周知，肇端于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经历了一个从“民主社会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的百年演变过程，而当代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救党”“救国”之心就体现在用“社会民主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修正”上。所谓“修正”，择其要者言之，就是私有制的经济主张、多党制的政治主张和“普遍幸福”的社会主张。如果说，这些主张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条件下尚具一定历史合理性，那么它被运用于当代中国就走向了反动，因为它的“修正”旨在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民主社会主义是近年来与新自由主义一起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股主要政治思潮，只不过前者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而更具迷惑性。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曾对民主社会主义展开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批判，但并没有真正批倒民主社会主义，持续至今的“宪政民主”不断发声即是例证。

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就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民主社会主义者的主要错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与危害等问题作了较全面的批判。

第一，明确界划两种“主义”的根本区别。由于民主社会主义者借以“修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因此对两种“主义”的本质区别作出界划就成了批判内容之一。多数学者从三个方面指出了两种“主义”的区别：其一，指导思想有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基本原则和科学方法，同时根据当代中国实际对其实现丰富和发展，“四项基本原则”是其指导思想的集中体现；民主社会主义则坚持指导思想多元化，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指导地位，以改良主义为根基的伦理社会主义是其主导思想。其二，奋斗目标各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最高目标则是实现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则放弃了早期致力于消灭私有制的制度目标，从民主、公正、互助等保有阶级意蕴的目标日益转向自由、人权、环境等“价值中立”目标。其三，策略手段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立足于社会主义革命取得的制度成果基础上，其性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民主社会主义则以“和平长入”为借口满足于对资本主义的改良，改革与改良的制度条件不同，二者的价值目标及实现程度有别。②蒋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问题》，2012年第4期。

第二，批判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当代中国问题上的主要错误。一是对“混合所有制”主张的批判。一些民主社会主义者提出，生产资料所有制并非区分社会制度属性的标准，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皆属于社会主义，他们基于对《资本论》有关股份制论述的误读，基于对西方社会民主党经济政策的肯认，基于对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歪曲，提出“混合所有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唯一出路。在民主社会主义者那里，生产力而非所有制被认为是制度属性的决定性要素，而西方国家的所有制又被认为最能发展生产力，因此他们提出的“混合所有制”实乃资本主义私有制。针对这种从根本经济制度上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错误主张，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之展开了批判。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视阈中的资本主义股份制并未改变资本的私有权属，股份制既可为资本主义发展打开新局面，也可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发展经济所用，其作用性质归根结底取决于所有制性质，因此，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蓝本来定位中国经济改革无异于削足适履。①陈荷夫：《〈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评析》，《政治学研究》，2011年第1期。另有学者根据宪法条文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威论述阐释当代中国经济制度的性质，并根据苏东国家经济改革的失败教训和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实践阐释坚持这一经济制度的理由，揭露“混合所有制”的政治指向乃是中国经济的资本主义化。二是对“全民党”主张的批判。一些民主社会主义者“修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主要理论武器是“宪政民主”，而“修正”的重心并不在民主而在中国共产党，因为只有瓦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落实“宪政民主”，于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理论一度甚嚣尘上，有人如此直言不讳地说：“坚持党的领导，并不等于坚持社会主义。把共产党领导等同于社会主义政治是荒谬的。”②王占阳：《公民权利与人大代表专职化》，《炎黄春秋》，2010年第12期。不少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全民国家”与“全民党”理论是西方右翼势力根据战后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变化制造的意识形态迷雾，随后得到左翼政党附庸与鼓吹，于是传统民主社会主义一息尚存的“阶级民主”最终转向了超阶级的“社会民主”。“全民党”理论被套用于中国，无疑是为推行西方多党制、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路，最终目的就是“宪政民主”和全盘西化。有学者针对一些民主社会主义者以“两个先锋队”为由指认中国共产党的“全民党”性质指出，“两个先锋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因应时代要求、领导民族复兴的历史自觉，是巩固阶级基础与扩大群众基础的有机统一，与剥离阶级基础的“全民党”有本质区别。③仲海涛、韩喜平：《民主社会主义评析》，《湖湘论坛》，2017年第3期。另有学者指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与命脉所在，否定党的领导、割裂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在实践中必蹈苏共覆辙。④龚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3期。

第三，揭示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质与危害。有学者指出，当代民主社会主义虽然多以“价值中立”面目示人，却承续了理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实践中反对共产党政权的民主社会主义“老传统”，是一种敌视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派别和运动。⑤吕薇洲：《民主社会主义的流变及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红旗文稿》，2010年第4期。有学者以苏共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并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教训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通达资本主义的桥梁，只不过作为苏东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民主社会主义自身的破产也说明了它的有害无益。⑥汪亭友：《中国为什么不能搞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年第10期。不少学者指出，近年来活跃于我国意识形态场域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妄图在我国制造政治反对派、制造“颜色革命”的御用魔杖，必须对之保持高度警惕和持续批判。

以上是对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批判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概述。由是观之，自诩“马克思主义正统”的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实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它像伍德批判的“新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样，通过不断剥离自己的阶级基础而走上了与资本主义惺惺相惜的改良之路；而当代中国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对其简单套用，就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对英法社会主义的拙劣复制一样，必然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对立面。

结 语

上述三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由于标举超阶级的价值目标而可归入“伦理社会主义”之列，但具体情况又有区别：“真正的社会主义”旨在维护德国专制制度，因而它是站在革命无产阶级和革命资产阶级对立面的一股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潮；NTS以激进左派的面目开展种种“新社会运动”，但最终都落入了议会民主的窠臼，在某种意义上已堕落为一种知识分子的“话语策略”，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谋者；社会民主主义日益远离自己的阶级传统，“全民党”的自我定位业已表明了其彻底的改良主义性质。如果说，社会民主主义是一种与资本相妥协的改良主义，那么它被运用于当代中国就变得异常“革命”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成了它“革命”的对象，不过其“革命性”也仅止于此，因为它在精神上毕竟是一种屈从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

不言而喻，科学社会主义与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不承认这一点，就谈不上捍卫科学社会主义。但是，把二者完全割裂开来和绝对对立起来，也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除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外，还批判过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所针对的是这些社会主义的妥协性或空想性，但并未完全否定其价值性——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这些价值主张至少表达了对现存不合理制度的变革愿望，而这些愿望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要求。正因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领导国际共运的过程中，一方面批判这些社会主义思潮以保证革命运动的正确方向，另一方面又尽量团结这些社会主义者以壮大革命力量。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因其妥协性或空想性而萎落为“伦理社会主义”，但其价值诉求及其在实践中带来的某些改良，客观上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处境与权利状况，也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某些有益的思想启迪。因此，在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既要对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展开有原则高度的斗争，同时要与其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左翼联合。诚然，当它们走到工人阶级对立面并成为一种反动的“社会主义”力量时，与之坚决斗争乃至于彻底决裂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