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协商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方向*

许 奕 锋 张 彩 云

提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近代中国革命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民主的理论在我国政治领域的运用，其中政党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方式和渠道。长期以来，政党协商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集中在通过历史沿革、地位作用、出路对策的分析研讨，理论界和学术界取得了一系列显著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理论指引。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进一步拓宽政党协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深入探究政党协商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方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夯实好理论与实践基础。

民主化已成为当今各国政治发展的趋势，民主政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一样的运行方式和表现形式，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理想政治模式。西方自由民主主张一元化，实际上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霸权思想在观念上的表达，而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旗帜，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丰富了人类民主话语体系。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与独特优势。要推动协商民主向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页。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经过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已逐步明确了内容方式、原则步骤等等，形成了七种协商渠道。政党协商，即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在这七种渠道中历史最长、发展最为成熟、制度化程度最高，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这一政治话语下综合分析政党协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探讨其内在的逻辑关系和发展方向，有利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一、政党协商是推进中国民主发展的政治主题

政党协商作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国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文件要求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加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在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中发挥独特优势和作用，就充分体现了政党协商具有鲜明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

第一，从历史逻辑看，政党协商经历了从实验到制度渐次递进的过程，在内生环境中不断生长、发展和完善。

追溯历史和发展进程，政党协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过程息息相关的。作为协商民主渠道的一种，政党协商自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发展之初，就有着自身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自酝酿成立，就有了与俄共（布）协商合作、各地早期党组织之间的协商合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逐步形成了“遇事协商”的传统，“三三制”政权、中共与民盟的“君子协定”、政治协商会议等等协商形式。特别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联合发动宪政运动推动了政党协商和政治协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和命运的选择，国共两党经协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召开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会上中共与各党派、社会贤达一起，就改组政府、整编军队等重大政治问题达成决议，可以说开启了近代中国政党协商的先河，①陈喜庆主编： 《中国统一战线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但是最终国民党假求和真内战的阴谋败露，蒋介石撕毁协议破坏协商成果。在共同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中，呼吁和平与民主的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得到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和响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协商制度正式确立。通过会议的召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协商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奠定了多党合作的政治格局。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广泛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中重大问题协商，第一届全国代表第一次会议的代表人士就充分证明了各民主党派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况，“一届全国人大的1226名代表中，共产党员668人，占54.48%，党外人士共558人，占45.52%”②江平主编：《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1982年，党的十二大形成“十六字”的新型政党关系，1989年《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全面阐释了我国的政党制度，党的十四大和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分别把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写入了党章和宪法。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党协商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提出了政党协商概念并明确其首要地位。2015年，统一战线第一部党内法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明确了政党协商的基本概念、主要内容、主要形式和有关要求，③《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人民日报》2015年9月23日。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标志着政党协商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

第二，从现实的逻辑看，在总结以往民主政治发展经验基础上科学部署，注重政党协商的制度化和实效性建设。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有“主权在民、分权制衡、议会制等”明显的特点，政党之间很难通过协商协调其政治利益。而基于中国国情确立的中国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是人民当家做主、议行合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等，①参见梁琴、钟德涛：《中外政党制度比较》，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总序第11页。政党之间开展协商有很好的文化基因和制度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党协商的地位作用，以文件的形式将政党协商列为社会主义民主协商途径之首，指出政党协商是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内在要求，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体现，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一贯做法。②参见丁俊萍、王占可：《全面把握习近平政党协商思想》，《理论探索》，2017年第3期。秉承优良传统，中共中央在政党协商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新规定、新政策，作出了新部署和新规划，为协商民主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民盟重庆市委课题组研究指出，政党协商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源头，主要表现在协商主体的高层性、协商内容的重大性和协商运行的组织性上，在七种协商民主形式中，政党协商相对于人民团体、基层和社会组织来说，无论是从协商内容、形式，还是协商的程序、制度来看，都具有典范作用和风向标意义。比如政党协商适用于各个层级，政党协商是建立在制度和组织基础上的政治行为，反映着各自政党的意志，既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也能够体现各个阶层所代表的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发展民主政治的决心，是具有风向标意义的。③参见民盟重庆市委员会课题组：《政党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6年第2期。政党协商就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重大问题表达意见、相互讨论、达成共识、付诸实施的过程，较之其他形式的协商民主更加重要，特别是在协商内容上更加重大和具体。从现实制度层面看，政党协商主要采取会议、约谈和书面协商等形式，并明确每一种形式的程序，确立政党协商的知情明政、工作联系、考察调研、协商反馈等保障机制，为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丰富了内涵、拓宽了渠道。④参见孙春兰：《着力推动政党协商深入开展》，《求是》，2015年第11期。

第三，从实践的逻辑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加强政党协商建设的根本要求。

政党协商是多党合作的集中体现，是民主党派发挥参政党作用的重要渠道，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奠基者。作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共事的基本方式，政党协商贯穿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政治发展的全过程，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具有开创性、典范性意义，其在理论与实践中形成的原则、理念、方式等，都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原则。从实践效果来看，政党协商发挥着吸纳社会精英、开展决策咨询、凸显利益表达和促进社会整合等多重功能，具有多党合作的制度优势、促进政党关系和谐的政治优势以及协商主体都有各自行动纲领的组织优势，能够为健全完善其他形式的协商提供好的经验。总体而言，政党协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协商民主提供了根本保障，其中政党协商在协商过程中推行的民主集中制为协商民主提供了组织原则，在多党合作实践中确立的求同存异方针为协商民主的开展提供了基本方式，在协商中着眼的优化政策为推进协商民主提供了价值取向，在实践中形成的体制机制为协商民主提供了制度保障。从政党力量、政治地位、政党关系来看，中国各政党不是西方那种势均力敌、轮流执政的关系，而是合作共事关系。政党协商内在涵盖协商主体的“高层性”、协商内容的“重要性”、协商行为的“组织性”、参与协商的“立体性”和协商过程的“有序性”，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在政党协商中居于引领地位，发挥着示范带头作用。

二、以构建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为统领，深化政党协商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破立结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勇于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积极构建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不断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政党协商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价值理念、理论基础、基本方式和制度机制，为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参考，具有引领和辐射作用。①参见胡绪生：《关于政党协商在协商民主体系中的地位研究》，《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源头和典范，政党协商已初步实现规范化和制度化。加强政党协商的理论政策创新、体制健全和实效巩固，探寻政党协商常态化的发展路径，进而不断推动我国民主政治的创新发展。

第一，从理论政策上，厚植中国话语优势，不断推进政党协商创新发展。

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实际工作中，在有的领域中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这种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②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8日。我们需要对中国政治话语中的概念、范畴、命题、思想、理论、思维进行深入研究，对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逻辑与现实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就政党协商而言，可以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在政党协商的基础上构建和发展起来的，没有政党协商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理念、内容、方式、机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就没有深厚的根基，缺乏方法路径的指引。③参见张献生：《政党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第3期。我国政党协商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真实性和广泛性，具有适合国情利益代表的“多元”和目标方向的“一体”的鲜明特色。政党协商的内容是国家的重大事务，包括党和国家重要方针政策、重大问题、重要人事安排等等，开展协商的各个主体之间代表着不同的阶层利益诉求，而协商的目标是在多元的利益诉求中形成目标和方向一致的政治共识，从而更好地实现大多数人的民主，这个代表的“多元”和目标的“一体”就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提供了重要保障。作为伴随着我国多党合作制度的探索、建立、完善而逐步发展的民主方式，政党协商是最成熟、最重要的协商民主形式之一，具有拓宽利益表达、推进决策理性、整合社会力量、实现价值引导、促进政党和谐的政治功能。从民主理论维度看，协商民主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理论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具体运用，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实现执政政策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而坚持的方法。④参见杨瑞森：《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的几个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年第6期。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团结合作是政党协商的开始，到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协商建国时政党协商的发展，再到新时代的政党协商的确立和制度化，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中的理论政策变化体现了其在政党协商认识上的不断深化、理论政策的不断创新。特别是一系列文件的颁发，一步步提出了在政党协商政策举措上的创新发展，这些理论和政策创新将进一步保障政党协商有序有效运行，提升政党协商的质量和水平。⑤参见袁廷华：《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的政党协商》，《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因此，深化政党协商的理论研究，必须以中国传统文化根源为基础，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先进民主理论相结合，从不同学科视角进行多维度分析，既注重宏观思想发展，又注重微观技术运用，不断推动理论政策与实践工作创新，切实提高协商民主制度的有效性和执行力。

第二，从路径选择上，规范相关工作机制，不断推进政党协商制度化运行。

从多党合作事业、政党制度的建设发展中总结提炼、创新突破，政党协商研究重点已经从概念、内涵的研究逐步向形式、制度、体系发展，其研究的学科视角也从政治学逐步拓展到行政学、法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领域，从理论的视域拓展到制度、文化、宪政的视角。从工作机制建设来看，需要探寻政党协商常态化的发展路径，推动民主政治理论与实证的结合和运用。规范完善工作机制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加科学有效地进行协商，“商谈性政治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一个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全体公民，而取决于相应的交往程序和交往预设的建制化，以及建制化商议过程与非正式形成的公共舆论之间的共同作用”①[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370页。。应该说，我国政党协商在历史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总结执政党与参政党协商的建制特征和实践经验，对于深化政党协商有重要价值，也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建设提供有益的示范和借鉴。②参见任世红：《参政党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党协商的视角》，《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以机制建设为例，《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意见》规范了四个保障机制，一是知情明政机制，即在情况通报会等有关部门向民主党派提供材料和介绍情况；二是考察调研机制，民主党派就国家重大问题开展考察调研，有关部门参与保障，地方党委和政府积极配合；三是工作联系机制，中央领导人邀请民主党派中央负责同志参加考察调研等重要活动，有关部门邀请民主党派列席会议、参与调研督导检查工作；四是协商反馈机制，有关部门办理协商意见的情况形成后，中央统战部将反馈民主党派中央。这些保障机制使中央层面的政党协商整体上有章可循。但是由于执政党与参政党在政治地位、权力资源方面的差异，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在实践中有时候难以落到实处，尤其是在地方层面要真正推动起来往往并不容易。这就需要地方党委应根据中央顶层设计去建立健全政党协商机制，明确职责、制定流程、规范工作。一方面，需要中国共产党改变领导方式、提高意识和协商技巧；另一方面，也需要民主党派增强协商的主体意识、民主意识，建立健全有利于双方开展和参与协商的工作保障机制，规范和监督协商主体的权益和资源配置情况。与此相适应的是，在协商过程中的路径设计上，要对各协商主体在政党协商中的权利和义务进行明确规定，优化安排协商流程，以确保协商资源的公平分配、协商过程的公开透明和协商结果的公正有效。通过细化协商的内容，规范协商程序，推进政党协商的每个环节、每个步骤更加具体化，保障政党协商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比如在信息方面，需要建立完善的调查研究机制，可以开展民主党派大调研和自主调研，整合党派内部资源、党际资源和社会资源，加强协商人才队伍建设，在协商中建立与执政党良好的沟通机制，提升协商的针对性和专业性。③参见周淑真：《政党协商机制建设之参政党协商能力研究》，《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5年第4期。比如在保障方面，习近平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提出：“协商就要真协商，真协商就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④《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297页。着眼机会、效率、信息，扩大协商、诉求与表达空间，探索协商免于问责机制，围绕协商前、中、后三个重要的协商环节，着力加强保障机制建设，⑤参见中共中央统战部：《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09页。真正避免“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上也是重实质轻程序，因此造成民主政治的制度规则方面的程序建设长期滞后”⑥参见陈炳辉：《民主：实质和程序的统一——达尔的民主理论》，《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2期。。比如在监督方面，大胆探索建立进行监督和评估政党协商的专门机构，监督政党协商的各个环节，从而确保各民主党派的合理建议真正纳入决策当中。①参见孙照红：《协商民主新格局下的政党协商》，《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4期。

第三，从制度效能上，提升协商能力和水平，不断发挥政党协商功能优势。

我国新型政党制度是领导核心“一元性”与合作结构“多元性”的有机结合和统一，在现实运行中彰显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内在价值，为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提供了相对完善的组织制度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下，政党协商不断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参政党的协商能力在协商的政治性、规范性、专业性和实效性上显著增强，但是在主动提出议题、提炼概括理论观点、调查研究、整合资源等方面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需要在提高协商意识、增强协商能力、整合协商资源和加强制度建设上下功夫。从实践的发展要求来看，为提高政党协商的实效性，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必须准确把握性质、遵循程序、落实机制，既需要提高政党协商的约束性，增进内生动力，也需要双方有相对匹配和均衡的能力水平。各级党委在落实政党协商制度时要掌握规律、把握方式、创新方法、提高技巧，以民主平等、求同存异、虚怀若谷的态度营造良好氛围，确保政党协商规范有序、务实高效。各民主党派要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强化“主体”意识，“敢言”“会言”“善言”，提高政治敏感，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整合资源，深入重点调研，不断提升协商能力，确保“参政参在点子上，议政议在关键处”。作为参政党，民主党派只有不断提升协商意识、能力，才能实现从“载体”向“主体”的角色转换，彰显自身的自觉和自信，真正形成“党派声音”，凝聚共识，提高政党协商的实效性。②参见梁丽萍：《关于提高政党协商实效性的思考》，《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民盟老一辈领导人张澜先生曾发出过“朋友之问”，其核心问的就是参政党协商能力是否与执政党相匹配的问题。习近平同志也曾指出搞好政党协商，需要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共同努力。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友党，民主党派的协商能力也要与执政党旗鼓相当。因此，民主党派需要通过加大高端人才的引进，优化自身的能力，着眼于政党协商的实践性和参政党自身的界别特色，找准切入点，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调研课题上精心选择，程序上规范设计，资料上去粗取精，报告上建议得当，研究上做深做细，切实促进议政建言的成效化。要发挥好参政党的整体功能，完善内部的联系、联动、资源共享、反馈机制，注重交流、沟通能力培养，使政党协商高质量开展”③李其春：《关于提高政党协商实效性研究》，《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结 语

总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建设正逐步完善，在中国政治话语体系中进一步拓宽政党协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必须延伸逻辑思维方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深入研究政党协商的内在逻辑和发展方向，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夯实好理论与实践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定理论自信、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