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出真知”
——从“吃梨子才知其滋味”说起

2018-07-17 00:41
观察与思考 2018年3期
关键词:普遍性人民出版社梨子

何 丽 野

“吃梨子才知其滋味”是一些马克思主义原理教材和读物常常引用的比喻,以此来批驳不可知论,证明“实践出真知”。①参见《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1月13日摘登此书“从实践到认识,又从认识到实践(之三)”。另外举几个有代表性的例子:艾思奇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第三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65页;郝立新等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读物:大众哲学对话录》,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它们都用了“吃梨子才知滋味”作为实践出真知的证明。这个比喻来自于毛泽东在《实践论》当中的一段话:“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7-288页。但笔者以为,把“吃梨子”与“变革原子的实验”、“参加革命”并列,批驳不可知论、证明实践出真知是不妥的。

一、“吃”本身不是实践

首先,“吃梨子”这个行为是生理活动,从其本身来讲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的定义,并不是实践。众所周知,马克思创立自己的哲学观念是从批判旧唯物主义开始的。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一个特点就是,它们是“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58、55页。,费尔巴哈不了解什么是实践,看不到实践的意义,“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的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因此,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58、55页。,所以马克思很注意把人类实践与一般的生理活动相区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被定义为是“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的感性物质活动”。以前的教科书中,实践包括物质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形式,现在改为物质生产劳动、处理社会关系以及精神文化实践等。不管什么形式的实践,它都是人类所特有的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具备自觉能动性的活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人类劳动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活动的一大特点就是“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像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这就是改造世界。实践是“理论先行”的,“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④《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页。。因此,“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58、55页。。变革原子的实验、参加革命等即属此类。而单纯的吃梨子并不是这样。吃东西是一种生理活动,它是“消费”对象,梨子吃完了就没有了,谈不上什么“改造”梨子。人们在吃之前也不可能有什么吃梨子的“观念”。如果说“吃”也是一种实践的话,那么就把人的生理活动包括在实践范畴之内了,动物也可以有实践了。这是不妥当的。

其次,吃梨子这个行为之所以不是实践,还因为它不具有普遍性。列宁曾经说过,实践之所以能成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因其具有普遍性和直接现实性:“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⑥《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从古至今哲学追求的都是普遍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是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基础,通过实践认识事物的普遍性。但单纯的个人感觉并不具备普遍性,而是只有特殊性,所以它不是实践。举例来说,一个小贩挑了一担梨子来叫卖,说:“我的这担梨都很甜,不信你吃一个看。”你拿过一个梨子吃了一口,说:“嗯,不错,很甜。”但是你吃的这一口只能证明你吃的这个梨子很甜,不能证明所有的梨子都很甜。甚至你只能证明你吃的这一口很甜,如果你把这个梨子翻过来再吃一口,可能就不是同样的味道了。这就不具备普遍性。这是从客体方面来讲;从主体方面来讲,味觉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不同地区的人、不同种族的人,天生的味觉就不一样,你吃梨子觉得甜,其它人吃梨子未必感觉跟你一样(人们对于榴莲味道的不同态度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再比如说,一个人在吃梨之前吃过糖,或者吃过其它味道不同的东西,都会对这个人吃梨子的时候的味道感觉产生影响。所以吃梨子这件事在主体和客体两方面都不具备普遍性。但实践不一样。举例来说,医生给感冒病人开了个药方,说:“你吃下这个药,感冒就会好。”病人服了这个药,感冒果然好了,这就有普遍性了——不光这个人会好,其它有同样情况的人吃下这个药都会好。这就是实践不同于感觉经验的地方。

实践之所以具有“普遍性的品格”,是因为它建立在人们对于事物内部客观规律性认识的基础上。医生给病人治病,看起来治的是一个人,但它是建立在现代医学对疾病客观规律性的认识的基础之上,医学对于病理和药理的认识,要经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也就是从实践到认识,再从实践回到实践的多次反复的过程。医院里给病人的药物都经过严格的科学实验检验,以及千万次的临床治疗检验。列宁说:“人的实践活动必须亿万次地使人的意识去重复不同的逻辑的式,以便这些式能够获得公理的意义。”①《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而“吃梨子”等感觉经验并不具备这样的过程。诚然,认识必须从个别事物的感觉经验开始,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否则不会有理性认识,也不会有实践。但是认识与实践虽然从感觉经验开始,却不能说感觉经验就是实践。“吃梨子所尝到的滋味”这种感觉经验,诚如康德所讲的,只是外界事物对感官的刺激,是经验材料、现象,还需要经过范畴整理,才能上升为知识。怎么谈得上是对事物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即“真知”呢?②值得一提的是,肖前、李秀林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材(从1982年至1995年共出过四版)一直没有用过“吃梨子”这个例子。这也说明有些专家学者还是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

“吃梨子尝滋味”这件事,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具有普遍性,可以作为实践(一个组成部分)来看待。那就是人们已经对梨子进行了变革实践。比如掌握了梨子生长和甜分增加的客观规律性,通过科学实验活动,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梨的品种,味道不同于原来的梨子。此时如果吃一下新品种的梨子,那么所感觉的梨子的滋味就不再只是个别经验,而是具有普遍性了。如果这个梨子的味道更甜了,达到了人们预想的结果,那就不单是这个梨子甜,而且所有这个品种的梨子都会甜,也就证明人们已经掌握了让梨子更甜的客观规律性。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变革梨子品种的实践的组成部分),吃梨子才可以和变革原子的实验、参加革命等并列,作为实践出真知的范例。在学理上,我们应当这样理解毛泽东“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的说法。

二、哲学基本问题与现实语境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以“吃”举例证明感觉与客观事物的一致性,并非从毛泽东开始。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曾举例说“布丁的滋味一尝便知”,由此推断出“外部世界和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是一致的。并以此批驳不可知论。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2-703页。后来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批驳马赫主义时也引用过恩格斯这段话。④《列宁全集》(第十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7页。但恩格斯和列宁当年用这个比喻,是有其特定的政治语境的。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把可知论概括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226页。这个问题看起来是一个哲学问题,实际上起源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在不同的年代,其政治作用是不一样的。近代哲学的不可知论发轫于休谟。在那个年代,基督教会控制了一切,欧洲弥漫的宗教氛围令人窒息(休谟自己就因无神论观点而差点丢了性命)。休谟否认感觉经验之外的可知性,实际上是一种隐晦的否定宗教的方法。因此可以说是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的同路人。所以恩格斯就评论说:不可知论“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做法。”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226页。康德的不可知论也是同样,其把上帝和灵魂不死等列入感觉经验之外不可知的范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宗教的作用。

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就不一样了,自然科学高歌猛进,宗教氛围已基本消失,“上帝死了”(尼采语)。这个时候不可知论再来鼓吹“我们无法肯定或否定已知世界之外是否还存在着某个最高存在物”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1-702页。,就只能是为宗教招魂。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尖锐地指出:“不可知论者说,我不知道是否有我们的感觉所反映、模写的客观实在;……因此,不可知论就否定客观真理,并且小市民式地、庸俗地、卑怯地容忍有关鬼神、天主教圣徒以及诸如此类东西的教义。”②《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218、219、99页。另一方面,新康德主义、马赫主义等人以不可知论为阵地,对唯物主义发动进攻,目的是要从认识论上否定人们有客观认识外部事物的可能,从而否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例如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就以“原则同格论”反对历史唯物主义:“人们在生存斗争中,只有借助于意识才能结合起来,没有意识就没有交往。因此,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都是意识—心理的生活……,社会性和意识性是不可分离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来说,是同一的。”③《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218、219、99页。列宁对此给予猛烈的批评:“意识总是反映存在的,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看不到这个原理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有着直接的和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不可能的。”④《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218、219、99页。列宁敏锐而清楚地看出了不可知论者否认客观真理性背后的真实动机:否定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他举例说:“这正好像一位经济学家说:西尼尔所谓资本家的全部利润是由工人的‘最后一小时’的劳动所创造的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同样都是事实,至于哪一种理论反映客观真理以及哪一种理论表现资产阶级的偏见和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卖身求荣的问题,从科学的观点看来是没有意义的。”⑤《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218、219、99页。所以恩格斯和列宁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强调人们可以通过感知外部世界,人的认识是对外部世界的复写、摄影、反映,并由此证明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从认识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为的是捍卫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性。

毛泽东所处的环境则有所不同。毛泽东所面对的不是以哲学上的不可知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而是党内一些人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的盲目崇拜。众所周知,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伊始,就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但是由于当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在共产国际的支持和指导下开展工作),中国共产党内一直弥漫着“言必称马列、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气氛。这种思想和做法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所以毛泽东在《实践论》以“吃梨子才知滋味”作为例子,强调只有直接接触事物、深入调查研究才能了解事物,强调“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页。,以此从哲学思想上批判清除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这也是一种政治需要,用“吃梨子”这样的感性经验作为批驳方法也自有其效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往往不仅是理论家,而且首先是革命家政治家,因此对他们的思想理解不能仅仅着眼于学术理论,而是应当结合当时的政治需要和语境来理解。

如果单纯从学理上来讲,以“吃”作为检验真知的标准显然是不够的。人的感觉只是对外来刺激的一种反应,本身不能说正确与否,而是有待检验的。人的感觉是否反映了外界对象的真实性质,是否符合外界事物的本来面目,还要受到后来的“利用这个事物”(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非常清楚。所以,恩格斯在讲了“布丁的滋味一尝便知”之后,接下来就说:“当我们按照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特性来利用这些事物的时候,我们的感性知觉是否正确便受到准确无误的检验。如果这些知觉是错误的,我们关于能否利用这个事物的判断必然也是错误的,要想利用也决不会成功”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2、703页。。恩格斯特别强调“经过科学检验的感性知觉”才能达到“观念与外部世界的一致性”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2、703页。。又说,对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按照它的条件把它生产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226页。。毛泽东在举“吃梨子才知滋味”为例的同时也指出:“如果在……直接经验时是符合于列宁所说的条件‘科学的抽象’,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物,那末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8页。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整体和语用关系的语境两个方面来理解经典作家的论述。

三、实践论、经验论与不可知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如何才能达到对事物普遍性即客观规律性的认识,是德国古典哲学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康德指出,人们对事物普遍性的认识来自于理性本身,而非来自感觉经验。因为感觉经验受到个人主观因素影响,不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知识的客观性亦即普遍性来自于先验范畴。理性自身有一种普遍性。在认识领域,它表现为理性以先验范畴和逻辑对感性材料进行概括整理,并力图超越知性范围而趋于无限。在实践领域,则表现为理性把每一个个人意志准则都同时当作“普遍立法原则”来对待。康德在这里已经涉及至实践普遍性问题。但是康德讲的实践仅仅局限在伦理道德领域,黑格尔则把实践扩展到人的所有活动当中,并且指出,实践是理念本身的要求,“既然自为的概念现在是自在而自为的规定的概念,理念就是实践的理念,即行动”⑤[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522页。。实践本身即带有普遍性,“从特殊的、有限的‘有’,追溯到完全抽象一般性的‘有’本身,应该看作是最最第一的理论要求,甚至也是实践要求”⑥[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78页。。但是黑格尔的实践是绝对理念的自我外化,是唯心主义的。因此外界事物的普遍性(规律性)与真实性不是来自于事物本身,而是由理念决定的。凡符合理念的才有普遍性,才为真,否则即是个别的无意义的虚假的存在。针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提出以人的感觉和生理需求作为外部世界真实性的证明,他说:“在感觉里面,尤其是在日常的感觉里面,隐藏了最高深的真理。”“主体和对象的同一性,在自我意识之中只是抽象的思想,只有在人对人的感性直观之中,才是真理和实在。”“一切对象都是可以通过感觉认识的,即使不能直接认识,也能间接认识;即使不能用平凡的、粗糙的感觉认识,也能用有训练的感觉认识。”⑦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究室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500-501页。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猛烈批判了费尔巴哈这种单纯从生物学意义上看待人和外界感性世界关系的观点。所以,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把“吃梨子才知滋味”作为实践出真知的例子,那么我们不但没有达到马克思,反而是退回到费尔巴哈了。

哲学问题切不可单纯从经验论角度来解释。欧洲哲学史上一直在讨论像人能否认识外部世界、人的感觉与外部世界是否具有一致性这样的话题,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外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完全可以由我们的生活经验所证明,还有什么讨论的必要,还有什么好怀疑的?这其实是从经验角度看待哲学问题。康德早就指出,所有真正的哲学(形而上学)问题其实都不是经验问题。感觉与外部世界的一致性问题也是同样。它是逻辑问题,是从逻辑角度对经验进行批判的问题。休谟提出:如果人的一切经验都来自于感觉,那么,我们要追问感觉本身的真实性,亦即外部世界的客观性、感觉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外部世界不依赖于人的属性,从逻辑的角度就是不可能的。康德对休谟的观点作了修正:感觉经验总是由外在的刺激而产生、引起的,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推知现象背后“物自体”的存在,也可以推知感觉经验中一定有物自体本身的成分。但我们无法把感觉经验中那些属于物自体的成分与自己主观的成分区分开来。因为我们不能超越感觉经验。所以物自体不可知。比如阅读《红楼梦》,每个人对它的理解都不一样,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本《红楼梦》,那个完全客观的、曹雪芹写作时的“原意”的《红楼梦》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物自体。读者和研究者可以通过不断努力,无限地接近它,但受制于我们的思维和视域,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达到曹雪芹的原意。人就像戴着一副有色眼镜观察事物,这眼镜永远都摘不下来,所以我们永远都不可能知道在我们不戴眼镜的时候,事物是什么样子。

所以,“不可认知”的物自体并不是现实世界上我们未曾认识的事物(有些教师在课堂上这样讲,其实不妥)。黑格尔曾指出,物自体就是一个概念,并不是实存;康德自己也说,物自体其实就是经验的一个逻辑前提。所以认识物自体是逻辑上的不可能。它类似绝对真理,我们可以永远向着它前进,无限地接近它,但永远也不可能达到它。当代美国哲学家普特南提出“缸中之脑”,他设想有一个大脑被放置在一个盛有营养液的缸中,脑的神经末梢连接在计算机上,这台计算机按照程序向脑传送信息,以使他保持一切完全正常的幻觉,对这个大脑来说,似乎人、物体、天空还都存在,自身的运动、身体感觉都可以输入,但实际上这一切都是计算机的产物。类似美国电影《黑客帝国》所描述的那样,人们生活在一个完全由电脑控制的程序里,但由于无法越出这个程序,所以却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那么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能确保自己不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这实际上是从现代科技的角度回到了休谟的问题。从逻辑上来讲,这个问题无解。在这点上,实践并不比生活经验具有更强的能力,因为实践也要以感觉经验为前提,也不能超出感觉经验的范畴。所以,哲学的一些问题,比如唯物与唯心,世界的可知与不可知等等,其实是永恒存在的,哲学的进步只不过表现为在不同的语境中,围绕这个问题提出各种不同的回答与思路而已。

列宁指出:“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这种观点必然会导致唯物主义,……当然,在这里不要忘记,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①《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又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②《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9页。马克思主义一方面承认世界的可知性,承认人的认识来源于客观世界,来源于实践,另一方面也看到生活经验和实践的不确定性。承认人的认识永远不可能穷尽客观事物本身,也就是承认真理的相对性,从其实践意义上来说,它有助于人们深化认识,可以避免把个人的感觉认识等同于客观规律,避免我们的认识僵化性、绝对性,这对于我们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是非常重要的。

哲学理论的大众化和通俗化是时代的要求,以改造世界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如此。但它也经常面对的一个难题:通俗化和大众化很容易变成庸俗化,普通民众往往从个人感觉经验来理解哲学(形而上学)问题。因此,在一般人眼中,哲学家们讨论的问题,例如“我们能否认识外部世界”等等,是没事找事,吃饱了撑的。其实哪里是那么简单。如果一个简单的“吃梨子”就能证明实践出真知,就能驳倒不可知论,那么哲学家们提出的问题也就太幼稚了,休谟和康德也就只能是连三岁小孩都不如了。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经验论传统,历史上没有逻辑学,没有纯思辨构造的形而上学。由此,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里就认为中国人缺乏抽象思维能力,中国没有哲学。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当前,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思想政治课教师应当努力提高大学生的理论思维水平。因此,我们应当结合哲学的学理、语境和语用关系,从各个方面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并且在课堂上把感觉、认识、实践的关系问题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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