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席勒美学中的自由观念

2018-07-17 18:50孙健风
文学教育 2018年7期
关键词:席勒自由意志

内容摘要:自由是贯穿席勒美学思想始终的概念。席勒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认为其来源于人的理性与感性的高度统一,并希望借助希腊文明来回复人的完整性。席勒认为只有通过审美,人才可以达到真正的自由,他提出“美育”理念,呼唤“游戏冲动”,极力推崇艺术的教化作用。但席勒仍未跳脱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窠臼,过分推崇由理性法则决定的意志,远离了人真正的存在。

关键词:席勒 美学 自由 意志

以赛亚·柏林在《浪漫主义的根源》中谈及席勒的理论和创作时认为,“席勒的悲剧理论建立在一种自由观念的基础上,以反对权威为原则;悲剧不在于苦难的展示,而在于体现人对一切压迫的反抗,是人坚持一贯的自由意志与它的对立面——外部事物的阻碍和自身自然本能的冲突斗争;与康德相比,席勒的自由观念又更侧重“选择”的重要性,人可以选择遵循自然或按绝对命令履行职责。”[1]把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去寻求自由,是整个德国古典美学的精髓。在席勒的美学思想中,“自由”是一个贯穿始终的概念,在其整个美学思想具有奠基作用。承接康德以人为中心的哲学自由观,席勒以恢复人性的自由完整为目的美学观念对之加以延伸改造,使其成为一个居于核心地位的要点:美是自由的形式或象征。

一.追询自由

西方“人”的主体地位的上升和确立,是伴随着旧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和宗教的衰落而启蒙的,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现代话语构成。席勒处于一个高扬人的理性自由的时代,自由是其第一理想。按照以赛亚·柏林对席勒思想的分析,人的发展要经历三个阶段:蛮荒阶段、蒙昧状态和第席勒所希望和向往的第三阶段——“一个人性的联合体,激情与理性联合在一起,自由与需求联合在一起”。[2]在席勒看来,这一阶段的人免去了物质的片面性和道德的片面性,达到了感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这才是人性的最理想状态,是人获得内心自由的状态。

席勒把人的本质归结为自由,认为这种自由表现为一种全面发展的完整性,来自人的理性与感性高度统一。然而“合理化”一旦成立,个体的理性就已受制于“合理化”本身。在这样“国家”中,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被截然分开,变得泾渭分明。承载“理性”的人,则裹挟在宗教、道德、意识形态以及社会经济的洪流中,庸碌麻木,丧失个体的存在与自由。鉴于此,席勒指出:“正是文明自身,才给近代人性造成了这种创伤。”[3]人性本应是和谐完美的整体,此时却沦为可悲的“碎片”。所谓文明不仅未能给社会带来人性的完整自由,反而严重破坏了人性中原有的内在和谐与完整,也导致社会本身陷入野蛮和颓废两个极端。一言以蔽之,异化成了这个时代最普遍的现象。危急存亡,席勒对异化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思索,并努力寻找可以解决社会矛盾弊端的方法。在他看来,惟有审美才能拯救人性,才能创造出一个新的“美的文明”世界来取而代之。席勒力图以希腊世界的“完美人性”为尺度,来解决近代社会人性“分裂”的问题,让人从异化的困境中脱离。他说:“我们有义务通过更高的文明来恢复被近代文明所破坏了的我们天性中的这完整性。”[4]席勒向往古希腊那种人与自浑然一体、物我不分的生存状态。那时“希腊在人道中还没有丧失掉自然,所以在人道以外遇到自然,并不使他们惊奇,他们也没有迫切的需要,要去寻找足以见出自然的对象。他们还没有自己和自己分裂,因而自觉为人是快乐的,所以他们坚持人道为他们的大原则,使一切都接近这个原则”。[5]在席勒眼里,古希腊时代人与外在自然还处在统一体中,人的内在自然(感性和理性)也还没有分裂,人们还可以在自己的感性行动中充分体现理性的力量,把平静的自然转化为活动的自由。

启蒙运动者把昔日的偶像和神灵移出庙堂,而把理性安置其中,人性的最高准则变成了理性。然而当理性由目的走向功利、由功利变为工具时,只会产生单向度的人。历史上,人的本真自由与文明总是亦步亦趋,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明每向前迈出一步,人类自由也向前发展一步,相反地,自由可能倒退许多。在席勒看来,人性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审美的人而非道德的人,而只有审美的人才是自由的人。故而他特别指出“应当把美的问题放在自由的问题之前”。

二.美与自由

与启蒙运动要求建立普遍的理性原则不同,浪漫主义强调个体内在的精神需求,极力推崇艺术的教化作用,反叛和颠覆各种盛行的“普遍性”要求。18世纪末的德国是一个缺乏诗意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人类高度发展,却面临着人性分裂和精神丧失的双重困境,美和艺术的人性功能或者人类学功能此时就显得弥足珍贵。席勒赋予艺术以全面改造社会和人的功能。他认为,在功利主义的强大冲击下,艺术的领地被科学侵占,慢慢失去了它本应有的意义,变得黯淡无光。但不可否认的是,只有艺术才能彰显事物的本质,呈现被遮蔽的意义,让人认识到“最广义的美”。

如何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美育”这一概念,并且认为只有审美教育可以促使人性完善发展,使人获得自由。“正是通过审美,人们才可以达到自由。”[6]受康德哲学思想的影响,席勒认为美“产生于人的绝对存在或理性本性,致力于使人处于自由,使人的表现的多样性处于和谐之中,在状态的变化中保持其人格的不变。”[7]只有理性与感性实现统一,现实与必然才能获得统一,真理与正义才能得以呈现。审美教育是能够实现感性的人变成理性的人的惟一途径,两种特性相互统一,人才能将最大限度的独立性与最高度的自由完善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唤起一个新的冲动,即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那种冲动,席勒把它称之为“游戏冲动”。游戏冲动中的人是自由的,自由地面对美的对象,在审美活动中,获得了感性与理性的和谐,“达到人的自由”。

席勒的游戏观说有两个来源:一是他秉承了康德美学中游戏的观点;一是他理想中的希腊美的文明。他将这两者的精神内涵注入自己的美学之中,在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对它们加以改造、提炼,从而推导出具有自己独特面目的“游戏冲动”的美学观。可以说,在康德那里的游戏,到了席勒这里变成了具有新的本體意义和审美价值的客观再现。这样席勒的游戏学说便成为标志着一种特殊的“实在”,即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与统一。只有通过这样的结合与统一,人类的自由幸福也才可得以实现。

美育是感性与理性、自然与人文、知识与道德、感性王国与理性王国之间的桥梁。艺术美是美育的重要手段。席勒认为理想的美育途径就是由优美到崇高,最终达到人的高尚。他说:“我将检验融合性的美对紧张的人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振奋性的美对松弛的人所产生的影响,以及最后把两种对应的美消融在理想美的统一中,就像人性的两种对立形式消融在理想的人的统一体中那样”。[8]“融合性的美”内含着某种形式的认识因素,“振奋的美”则是崇高,更多地趋于道德的象征。只有让美与崇高结合为一个整体的审美教育,才能使人性达到完整,进入美的王国,遇见自由。

概言之,席勒所说的“艺术”、“天禀”、“心灵”、“精神”、“美的力”、“游戏冲动”、“活的形象”等等,都是指人类自然本性的内在放逐与超越所获得的生命质感与精神提升,即人类生命生存本质与真实的人性自由。席勒认为,只有在人性自由中,人才能既摆脱感性冲动的纯粹物质需要,也才能超越理性规范的约束;既克服“野人”的物欲横流,又消除“蛮人”的异己与宰制伦理,从而人性才是完美的人性,生命才获得升华与净化,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人。

三.“自由”观念再思考

以赛亚·柏林曾经指出:“自柏拉图以来的许多思想者,都相信可以获得某种近乎绝对的知识,以此规范世界,建立某种理性秩序,从而审慎地运用普遍理性。但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要奴役本拟以拯救的人们,这正是始于拯救而终于暴政。”[9]在席勒看来,科学与理性的高扬已致使人性分裂,人类失去了统一的精神状态。因此他热切向往曾经的黄金时代,一个人性的联合体,激情与理性联合,自由与需求联合。如何回到那个本真的年代?席勒提出通过艺术获得解放。每个人通过游戏的驱动,成为自由想象和自由发明的人,把自己变为自己的创造物,自由地制定并遵循那些已汲取了历史精华和智慧的法则,便能重回希腊时代。换言之,只要每个人都能把遵守法则的必然性变为近乎本能的、和谐自由的运作,人类就能登上诺亚方舟。但问题随之而来:人类互相妥协,世界将会怎样?恐怕另一场更具毁灭性的大洪水会接踵而至。席勒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他又申辩:如果我们具有古希腊人的理性,理解何为自由、道德,能够领会艺术创造的愉悦与神圣,那么我们就能真正进入乌托邦。艺术家发明规则,发明自己的创造物,并遵循自己的定制的規则。这样的论调隐约透露出一个事实:即理想、目标、概念并非通过知觉或科学的手段,也并非通过文本的考据或学者的意见而被发现的;理想根本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生成的!关于希腊人的神话是人类理性高度发达、自由且幸福的象征,如今已悄然逝去。如今,我们必须重新构建黄金时代,发明理想,通过改变自然,教育自身,来以某种优雅的方式追随和实现一种理想,不堪深思。

此外,我们必须同时看到,席勒所谓的意志自由归根到底仍然只是一种理性的自由。意志处于自然法则和理性法则的管辖之间,但它对于这两种法则的关系并不相同。意志作为一个崇高的概念,最终仍旧是由理性法则决定的,即使感性要求意志给予某种欲求的满足时,意志也必须从理性那里获得自己决定的根据。也就是说,由于时代的局限,席勒虽意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达到完美人性,但由于他将理性的板结化而实际上使自由远离了人的实际生存,从而使人的本真存在不复存在。

席勒“自然的人——审美的人——道德的人”这一解决人性分裂的途径表明,他并没有真正走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窠臼。在他那里,感性与理性的对立仍然作为前提而现成存在。席勒把“人的自由不得不自己保持住自己的自由,以便活在这个世界里,就以这个世界为实现的终极”[10]仅当作一种设置于彼岸的目的。他所想做的只是寻找一条途径来调和现成人性之间的现成对立和冲突,以求达到人性的完美和谐。最后,时至今日,理论的探讨与潮流的变迁,都已在隐约指向着一种灰黯的怀疑:是否自由的本身,也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与诸多其他对人类社会具有解释、规范、惩戒及批判力量的“意识形态”并无本质上的高下之别,或正误之分?

对人类生存处境的苦苦探询,对生存于斯的人的意义的不舍追问,一直是东西方文学艺术中长盛不衰的论题。胡塞尔说,“最伟大的历史现象就是为自我理解而拼搏的人类。”[11]然而随着时代的雨疏风骤,随着现代理性对灵魂、意识、彼岸世界等超验世界的冲击,人类赖以生存精神栖息之处开始变得荒草萋萋。愈发强盛的科技文明将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致使他深陷精神迷惘的贫困年代。自然人性中追求自由,反对束缚是人类生命生存本真的内在放逐与超越,是任何一个民族的符号系统所要共同表达的普世价值和终极关怀,因而是人性自由的。西方的“人性自由”言说方式起源于古希腊智者派“情感与欲望”的自然人性说,经过卢梭的“回归自然”首次获得了西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席勒和康德则以“游戏冲动”和“善良意志”来拯救西方理性“存在自由”体系的内在缺失。

在切身体验的飘摇困境中,在精神迷惘的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在后来存在主义大师海德格尔那里,诗人应“摸索远逝诸神之踪迹,在世界的黑夜里道说神圣”[12]。席勒则提出艺术审美教育,通过审美直观使有限的个体获得无限的价值。美先于自由,在席勒看来,以游戏的形式,艺术的态度,诗的方式方能建立起人的内心。最后,随着“理性”的种种演化和多义,出现另一个问题:最需要用“理性”加以反抗的,或许并不是外在的对象,而正是“理性”本身的异己性。若将席勒所理解的自由意志若推至极端,则不难令人想起叔本华的盲动的意志,或是尼采的权力意志,而再往后则是最为强调自由选择的存在主义者。

参考文献

[1][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M].吕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82-85.

[2][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M].吕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88.

[3][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9.

[4][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45.

[5][德]席勒.秀美与尊严[M].张玉能,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6:278.

[6][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39.

[7][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5.

[8][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94.

[9][英]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M].吕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2-3.

[10]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M].北京:三联书店,1997:351.

[11][德]马丁·布伯.人与人[M].张健等,译.北京:作家出版社,1992:221.

[12][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的阐释[M].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2.

(作者介绍:孙健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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