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银行并购效率研究述评及未来展望

张淦 杜晴

摘要：并购是商业银行扩大业务规模、拓展经营范围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当前中国银行业的并购活动方兴未艾，并购的效率以及影响并购效率的因素需要展开深入的研究。文章对国内外关于商业银行并购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进行了述评，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关键词：并购效率；商业银行并购；数据包络分析；协同效应

一、 引言

在中国“金融脱媒”趋势日益明显和实体经济长期低位运行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如何应对挑战，实现转型升级成为关注的焦点。并购作为企业扩大业务规模和经营范围、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传统途径，在中国资本市场不断成熟、法制法规日趋完善的情况下，已经成为商业银行解决利润空间压缩、中间业务低迷、不良贷款上升以及资产质量下降，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手段。当前，中国银行业的兼并收购方兴未艾，并购之后银行能否实现既定目标既是理论的试金石，也对现实中银行并购活动有着重要的前瞻性指导意义。商业银行并购效率如何以及影响商业银行并购效率的因素是什么等问题需要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本文将对与商业银行并购效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展开述评，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二、 银行并购动因的多样化

并购动因构成了并购效率的理论基础，而并购效率是对并购动因的实证检验。一般来讲，商业银行并购是基于对协同效应的追求，协同效应理论认为并购能够通过管理协同、财务协同和经营协同实现对主并银行价值的提升，即所谓“1+1>2”的效应。管理协同效应的产生是基于主并银行和目标银行管理水平的差异，当主并方先进的管理水平外溢到目标方，双方的管理成本下滑，管理协同效应也就实现（David Flanagan，2004；J.F.Weston，1996）。经营协同效应源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交易成本的下降。主并銀行和目标企业的合并带来规模的扩大、业务范围的拓展、降低了资产的专用性，从而实现成本的下降。财务协同效应则是源于并购为主并银行带来的节税效应和融资成本的降低（肖振红，2007）。

随着时间的发展，追求协同效应已经无法完全解释商业银行的并购行为，银行并购动因逐步趋于多样化。Kenneth Cline（2003）认为银行并购可以扩大银行规模，增强银行的市场势力，减少竞争对手的数量。通过并购，商业银行能够获得市场势力，提高行业集中度，加强对市场的控制。并购的发生也能源于管理层和股东方的冲突，管理层基于自身报酬的高低以及分散风险的需要，往往具有较强的扩张主义，管理能力越差的管理者越是如此，且通常过于自负，认为能够通过并购控制其他企业而获利。此外，通过并购，管理层也能够消耗企业的现金资源，加强对企业资源的控制力度（Muller，1969；Roll，1986；Jensen，1986；Morck，1990）。

可见，银行并购的动因不能完全由一种理论解释，很多学者将银行并购的动因从更广泛的维度进行综合解释。Mitchell和Mulherin（1996）认为包括银行在内的跨国并购形成的原因是由于技术革命、全球化、政府监管松动等外部冲击。Weston和Johnson（2001）细化了这些因素，把它们归纳为7类，包括技术进步、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协同效应、监管放松、产业组织变迁、企业家个人因素和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他进一步将包括银行在内的并购动机分为四类：战略驱动的并购、管理层无效驱动的并购、管理层利益驱动的并购以及股市无效驱动的并购。Berger（1992）提出各类复杂的并购动因可以分为两类：价值最大化动因（例如获取协同效应等）和非价值最大化动因（例如管理层自负等）。

三、 银行并购效率的测度和实证研究

并购动因的不同对商业银行最终的并购效率有着重要影响，但在实际研究中，非价值最大化动因无法量化，通常的研究是建立在价值最大化动因基础之上的。研究银行并购与银行效率的关系，首先需要明确银行效率如何测度。效率的测度可从成本、利润和生产能力三个角度展开（Berger & Mester，1997）。例如，从成本角度可以测度和比较并购前后实际成本和最佳成本之比。从利润角度，可以比较实际利润水平和最大利润水平之比的变化。从生产能力角度，可以测度当前生产水平与生产前沿面之间的距离。随着分析工具的多元化，会计比率比较也逐渐作为评价银行效率的重要手段（陈璐，2005）。财务指标分析法、因子分析法、数据包络分析、事件分析法等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分析。从目前的国际研究成果来看，结论主要分为三类：并购提高了银行效率，并购没有提高银行效率以及结果不明确。

1. 银行并购提高了银行效率。Berger等（1993）的研究表明，银行并购能够提高银行的X-效率，带来效益的改进和银行利润率的提高。Becher（2000）研究1980年～1997年558起商业银行并购，发现并购有积极的市场价值加权作用，且相比于美国，欧洲国家银行并购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从股东价值的角度，欧洲银行业的并购往往能够显著提高并购双方股东的财富，创造并购价值，且研究表明，目标方获得的并购价值更高（Wahrenburg，2004；Diaw，2014）。

Ricardo Correa（2008）研究了1996年到2003年间220起跨国并购，得出跨国并购的绩效在两年后开始显现。Jens和Kevin（2009）研究了1998年～2002年欧洲国家银行的并购，结果也表明并购发生后两年，银行效率普遍提升。Kai Du和Nicholas Sim（2016）研究新兴国家的银行并购效率问题。他们采用6个新兴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分析得出，在不将并购行和目标行分开进行回归的时候，并购银行在并购后往往变得脆弱，并购的收益者更多的是目标银行。但他们同时也强调，对于并购后的联合体而言，最终的效率是提高的。

2. 银行并购没有提高银行效率。Shaffer（1993）采用随机边界函数法，利用超对数成本函数对美国1984年～1989年发生过并购的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进行考察。研究表明，银行效率的提高与银行规模有关，当银行规模超过十亿元时，并购反而使得总成本增加。Kwan和Eisenbeis（1999）采用94家美国商业银行样本发现商业并购重组对股市并没有正效应且公告效应不太明显。Rhoads（1998）、Berger（2002）、Andrew C. W.（2001）等学者的研究亦表明银行并购并没有显著提高银行的X-效率，并购带来的成本抵消了潜在的收益。Megginson等（2005）研究1963年-1996年间260个并购案例，发现混合并购因整合难度大往往降低了股东价值。从成本效率角度亦有支持并购没有提高银行效率的研究，例如，测度欧洲银行业的成本效率时，发现并购降低了欧洲商业银行的成本效率（Staikouras & Mamatzakis，2008）。

3. 结论不明确。Lin（2002）采用前沿分析法（SFA）分析了我国台湾地区商业银行并购效率，得出并购能够有效地改善成本效率，然而换用数据包络法（DEA）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如果考虑时间效应，则并购效率呈现出时变性。并购效率通常呈现出先升后降的“U”型变化，变化的时间节点为两年（Hsiao & Anna，2010）。

可见，学术界关于银行并购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尚未形成统一意见，随着样本的改变，研究方法的改变以及银行效率测度方式的改变，银行并购对银行效率有不同的影响。

国内学者也对银行并购与银行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王健、金浩、梁慧超（2011）采用超效率DEA方法，研究了14家商业银行的并购，结果表明这些银行的成本效率都在逐年提高。郭妍和张立光（2011）研究了我国1996年～2009年的银行并购案例，发现我国银行并购后的绩效都有所提高，不同银行的绩效差异长期显现。

也有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银行并购不能提高银行绩效。徐小平和马启强（2008）运用DEA方法分析了建行、工行、浦东发展银行并购三年后的绩效，结果表明，并购并未提高这三家银行的效率。徐二明和王文彬（2009）对亚洲12个国家47家银行的并购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对并购方而言，并购行为降低了银行效率，对股东财富的影响微弱。丁慧（2009）比较了银行在并购前后的经营绩效，结果表明，并购银行在五年内的总体业绩水平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盈利能力显著下降。

也有的研究结论不明确。例如，周小春（2003）表明并购只对规模中等的银行的效率提升较大，而规模庞大的银行在并购后的效率反而降低。張淦等（2017）的研究表明，采用不同的角度测度并购效率会有不同的结论。他们以国内商业银行并购保险公司为案例，发现采用效率分析法时，大多数银行的并购效率在并购整合完成后的一年出现下滑。采用事件分析法时，发现并购为国有银行带来了正的财富效应。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的特殊性，与国外的银行相比，我国的银行有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银行之分，同时在并购上，也会区分为政府主导型并购和市场主导型并购。陈茜（2007）使用DEA方法研究了政府干预下的银行并购和市场主导下的并购，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下的并购效率低于市场主导型并购，同时不利于银行迅速实现规模效率。刘黎平（2009）也分析这两类并购，他采用财务分析法和DEA方法进行了分析，认为政府干预下的并购不利于银行效率的提高，建议在银行并购中应尽量减少政府的干预。

四、 银行并购效率的影响因素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银行并购与银行效率的关系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未形成统一的观点。这是因为并购是一项复杂的活动，涉及到的因素很多，既有外生因素也有内生因素，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使得并购对银行效率的影响呈现复杂化。王秋儿（2010）认为产业效应、并购方式、并购支付方式和并购整合都会对并购后的银行效率产生影响。产业效应对并购效率影响最大，混合并购效率最差，先进的支付方式更有利于并购效率提高，企业文化冲突大、员工抵触心理强都会降低并购效率。王菁、田满文（2010）认为代理成本和政府干预会对并购整合效率产生影响。

影响并购效率的因素可以归纳为宏观层面、并购层面和银行层面三个方面（罗乐，2013）。从宏观层面上来看，政府的管制和干预往往会降低银行并购效率（Malatesta & Thompson，1993），但如果政府鼓励并购并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证券市场发展比较完善，那么并购效率会相对提高。

从并购层面上看，并购策略的制订和实施影响着并购效率。并购目标选择的规模过大，并购就会占用更多的当期资源，不利于并购效率的提升，研究表明并购规模和并购效率呈反向变动关系（Roll，1986）。Rhoades（1998）发现相比于大银行，小银行的合并可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Joseph. P. Hughes（1996）也发现银行资产在3亿美元以上的银行在并购后管理效率低下。如果选择的并购目标与银行具有关联交易，那么并购绩效就要好于非关联并购的绩效（王跃堂，1999；张俊瑞等，2002；潘瑾等，2005）。并购类型也会对并购绩效产生影响，一般来说横向并购和纵向并购的效率要高于混合并购，这是因为在混合并购中银行对并购目标的业务相对不熟，更难获得协同效应（Jensen，1986）。冯根福、吴林江（2001）发现混合并购短期效应明显，长期优势不明显，而横向并购绩效可以呈现出稳定的上升趋势。李琼和游春（2008）也认为就并购绩效而言，混合并购效果最差，横向并购效果最好。主并购方的经验越丰富，有效并购概率更高（Berger，2007）。采用不同的支付方式也会影响并购绩效，Becher（2000）认为现金支付更能为并购方股东创造价值。并购后的整合对并购效率有显著影响，核心竞争力整合、文化整合以及人力资源整合都会影响并购效率，例如，宋耘（2004）研究发现文化冲突通过影响目标企业员工态度从而影响并购效率。

从银行层面来看，并购银行自身的特征例如银行的股权结构、股权集中度、盈利能力、资产规模等都会对并购效率产生重要影响。郭妍和张立光（2011）研究发现主并购方资产规模相对于并购目标越大，那么并购后主并购方的绩效提升的越明显。此外，交易的地理集中度也会影响并购效率，Berger和Deyoung（2006）研究表明，交易的地理集中度越高，为股东创造的价值越大。Asimakopoulos等（2013）研究了欧洲银行业1990年-2004年间的并购，发现目标银行的股东获得显著的正收益，并购方股东获得不显著的负收益。他们还发现，国内并购的效率要高于跨国并购的效率，上市银行之间的并购要优于目标银行不上市时的并购。虽然并购收益与银行特征的联系较弱，但是并购较小的低效率的但有多元化收入的银行更有效率，同时高信用风险、低流动性和低效率的银行不是好的并购选择。George E. Halkos Roman Matousek和Nickolaos G. Tzeremes（2016）以日本国内银行为例，采用DEA方法预测了可能的并购带来的技术效率的提升。研究发现小银行在并购中可能获得的技术效率提升要好于大银行，且并购效率的提升程度与并购目标所处地理位置的远近相关。

五、 研究展望

本文梳理了商业银行并购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国内外研究。本文发现，国内对银行并购效率的研究还处在比较粗浅的层次，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银行业并购业务开展的时间短，案例和数据都十分有限，同时我国属于新兴市场国家，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是很完善，与发达国家相比，银行并购理论和中国现实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国内对于银行并购的研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发展空间巨大。本文认为，未来的研究应当从以下方面进一步展开：

1. 构建符合中国银行业特征的银行并购理论框架。当前关于银行并购的理论更多地是基于西方银行业并购实践建立的，很多理论难以用于解释中国现实。由于历史和体制因素，我国的金融体系发展有自身的特点，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银行业的细节特征更加复杂。同时，我国的金融市场正处于不断变革的关键时期，政策和制度因素对银行并购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构建符合中国银行业特征的银行并购理论框架有利于推进我国银行业的转型升级，提升并购的效率，降低并购的风险。

2. 在并购效率的研究上，目前存在很多的争议。很多研究认为并购会降低银行效率，但是从实践上来看，银行并购依然大规模的进行。这种"并购悖论"促使研究者选择更加可靠和先进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对于我国银行并购绩效的研究还必须引入更多具有中国特征的元素。

参考文献：

[1] 陈璐.银行并购实证研究的发展及方法论演进[J].金融研究，2005，（1）：164-174.

[2] 丁慧.银行业并购后经营业绩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9，（7）：52-65.

[3] 王健，金浩，梁慧超.我国商业银行效率分析——基于超效率DEA和Malmquist指数[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4）：124-127.

[4] 徐小平，马启强.基于DEA方法的中国商业银行并购效率的实证检验[J].学理论，2008，（22）：29-30.

[5] 徐二明，王文彬.亚洲新兴市场银行并购对股东价值的影响研究[J].经济体制改革，2009，（2）：134-138.

[6] 刘瑞波，赵洪茜.我国银行并购股东财富效应实证研究——基于2007年-2009年我国银行并购案例分析[J].山东社会科学，2011，（6）：61-63.

[7] Andrew Worthington.Efficiency in Pro-merger and Post-merger non-bank financial instit- ution[J].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Manage，2001（42）：439-452.

[8] Berger， Mester.Inside the Black Box： What Explains Differences in the efficiencie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97，（21）：895-947.

[9] Delong， Berger.A Survey of Evidence for the Decision-Maker[D].working Paper，2002：67-72.

[10] George E.Halkos Roman Matousek and Nick- olaos G.Tzeremes， Pre-evaluating technical efficiency gains from possible 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regional banks， 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 nce and Accounting January，2016，（46）：47-77.

[11] Simon Kwan， Robert A.Eisenbeis.Mergers of publicly trade banking organization revisi- ted[J].Economic Review，1999，（4），26-37.

基金項目：江苏省博士后科研资助计划资助项目“商业银行并购策略及可选并购目标研究”（项目号：1701027B）。

作者简介：张淦（1989-），男，汉族，江苏省南京市人，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南京银行博士后工作站博士后，研究方向为银行并购；杜晴（1987-），女，汉族，江苏省邳州人市，南京大学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公司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