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中创新驱动变化的实证研究

何雄就 陈宪

摘要：为了了解改革开放以来创新与中经济增长的联系，文章利用DEA-Malmquist方法进行分析，与国内多数研究不同，文章使用了Ray和Desli的方法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实证的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创新水平有了一定提高，并逐渐从引进式创新转变为自主式创新，但数据也表明，中国1998年-2015年期间经济增长仍主要是投资和要素驱动，要成为创新驱动型国家仍有一定距离。中国要实现2035年前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必须加快采取各项措施，为创新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关键词：创新；增长；DEA-Malmquist

不少研究认为创新对经济增长是重要的，党的十九大也指出要在2035年前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本文认为，中国要推进创新，必须深入地研究和分析此前经济增长中创新驱动的情况，并以此作为政策制定的经验教训。为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试图通过实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创新驱动的变化情况，进一步阐述中国经济创新驱动转型的必要性。

一、 创新与增长的理论关系

在开始研究创新的驱动因素前，有必要了解创新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关系。熊彼特指出，创新是一个生产性和商业化的概念，是对要素进行重新组合的结果。当前中国政府倡导创新，最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创新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效应，这是中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胜出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国政府提出的创新与熊彼特的创新是一致的。

创新对增长的重要性，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和熊彼特的理论中均得到肯定。例如，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达到稳态时经济增长率为人口增长率、劳动生产率，以及主观贴现率之和。人口增长率和主观贴现率一般来说变化不大，对均衡的增长影响较小，因此，长期来说经济能否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主要来自于创新，所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的含义之一即创新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不过，技术进步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只是作为一个外生变量存在，内生增长理论在其基础上更进一步，将技术进步纳入增长模型当中，该系列理论的主要结论也是经济的长期增长与技术进步紧密相关，进而受到经济中创新的影响。

主流经济学虽然强调创新的作用，但实际上并没有清晰地阐明创新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要真正理解创新和增长的关系，应该回到马克思的理论。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提及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科学技术进步是其经济增长理论中的重要因素。马克思认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一目了然”。创新是社会生产力提升的重要来源，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伴随着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新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将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从根本上来看，经济增长的最终来源在于人的主观能动性。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总和构成了一国经济生产的主要内容，而商品和服务的价值是由人的劳动所创造。马克思的理论中，劳动不仅是体力劳动，还包括抽象劳动，这两者之间是互相统一的关系。同等程度的复杂、抽象的劳动能比简单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在总体劳动时间不变的前提下，要使社会商品和服务的总量增加，必然要求人类本身充分利用和提高抽象劳动的质量。抽象劳动的增长，需要人类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创新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是一种复杂、抽象的劳动。各个国家经济水平上的差异，本质上是创新等抽象劳动的差别所造成的。创新的直接结果是劳动生产力上升，创新引致的技术进步提高了可变资本的劳动生产力，缩短了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增强了经济的生产能力。

二、 衡量创新的方法

从定义上来说，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最能够体现出经济的创新。TFP是剔除要素投入影响后剩余的部分，根据熊彼特的观点，若经济中没有创新，要素将按照原来的运行方式流转，经济就没有发展。若要素投入不变，经济的生产力得到了提升，那么经济的产出必然发生改变，反映到数据上就是TFP的增加。因此，以TFP增长率来衡量经济中创新的变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用TFP来衡量创新并非没有缺点。因为某一时期的TFP的提高，不一定由创新造成，也可能是由于对现有技术的充分利用所致，以TFP衡量创新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偏误。为缓解一般TFP计算方法的缺点，本文拟采用DEA-Malmquist方法。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生产要素和产出的关系一直发生变化，生产函数的形式以及被解释变量的系数可能是一直变化的，而DEA-Malmquist方法对生产函数的形式不做限定，以此衡量中国的TFP增长率较为合适。

Malmquist指数一开始是用作消费数量指数，受Malmquist消费指数启发，Caves（1982）利用Malmquist指数的思想，将其应用到生产分析中。对TFP进行分解较常用Fare（1994）提出的方法。Ray和Desli（1997）认为，Fare的分解方法假设技术的规模报酬不变，与现实情况不符。他们将Malmquist指数重新分解三部分，即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

M（xt，yt，xt+1，yt+1）=■×

■■1/2×

■■1/2

其中，技术效率变化为■，技术进步变化■■1/2，规模效率变化为■■1/2。

从分解公式可以看到，两种分解方法中对技术效率的分解是一致的，不同在于对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的分解。Fare的方法中，技术进步被假定为规模報酬不变的，Ray和Desli则认为技术进步应该把规模报酬变化考虑进去。章祥荪和贵斌威（2008）指出，Fare的分解方法中的技术进步并非现实的技术进步，而是参照技术进步。

本文赞同章祥荪和贵斌威的看法，即对TFP应采取Ray和Desli的方法。目前国内大部分研究使用Fare的分解方法进行分解得到的技术进步率并非现实中的技术进步率。为了更准确地考察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将使用Ray和Desli的方法对TFP重新测算和分解。

三、 数据说明及变量选择

根据学界一般的做法，进行计量分析之前，需要对相关指标进行不变价处理，以反映真实的增长趋势。至于固定资本存量的计算，主要使用永续盘存法。目前国内绝大多数文献均使用该方法计算全国和各省份资本存量，形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比较典型的有单豪杰（2008）和张军（2003）的方法。本文计划使用单豪杰的算法。在单豪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其数据转换成以1978年为基期。与一般做法不同，本文将四川、重庆同时纳入，对于两省1997年以前固定资本（1978-1997），按照各自GDP的比例进行简单分配。1997年～2004年重庆、四川两省市统一采用单豪杰的平减指数；2005年以后统一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核算。

本文使用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固定资本存量，以及全国地区全社会从业人员数据来源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1995》、《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历史资料1952～2004》、《中国统计年鉴（2004～2016）》《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四、 计算结果及解读

改革开放初期，技术效率的提升极大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1979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TFP增长率为基本上均为正值，1984年TFP增长率更是高达4.2%，增长率上升得益于技术效率的提高，1979年～1984年技术效率增长率基本在5%左右附近波动，1982年更是高达9.5%。改革开放带来的技术效率提高并非一帆风顺的。80年代中后期，由于前期的农村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释放，同时该时期政府对工业和城市承包、分权、价格等试点改革，政策效果仍未显现。此外，由于改革中价格了价格双轨制，给寻租行为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创业创新热情。技术效率增长率在1984年-1986年左右进入波谷，技术进步率在1985年几乎为正，但在1986年～1987年有迅速跌入阶段低谷。

1979年～1987年，技术进步率基本为负，对TFP产生了反向拉动作用。技术进步率为负也有政策和数据上的原因。1984年～1986年期间，我国经济形势出现较大异常波动，通货膨胀高涨，国家为保持经济的稳定性出台了一些政治，导致这几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减少。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刚开始不久，我国的科研、人力资本等力量还处于较低水平，导致技术进步率处于较低水平。技术进步率的数据表明，这一时期我国经济无论是自主式创新还是引进式创新均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总的来说，本时期生产力的提高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释放出的制度红利，激发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使现有技术得到了充分的利用。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制度改革有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村的生产效率。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也有力提升了整体经济的效率。不少学者的研究也认为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是中国TFP增长的重要因素。Bosworth等（2008）发现，1978年至1993年间，我国的劳动力跨产业配置所引致的经济增长为1.7%，占经济增长率的26%左右。1993年～2004年间该数值约为1.2%，约占经济增长率的14%。

20世纪90年代后技术进步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原因。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TFP的增长得益于技术效率的提高，以1991年为分界点之后的TFP提高的原因主要是技术进步。1992年～1997年，全国平均技术进步率高达7%左右。本时期，国家加速对外开放，逐渐从沿海地区推进到内陆，同时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了诸多优惠政策引进外商投资，使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均大幅提高，有利于全国各地积极引进新技术，并加以改进成为符合中国国情的创新技术，使全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较大的提升。同时，劳动力向东部沿海高生产力部门的流动，使资源得到了更为合理的配置，产生了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创新效果。此外，改革开放初期制定了许多促进科技创新的政策，但是政策的实施有一定的滞后性，且在社会中培育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氛围也需要时间。经过前期的酝酿，促进科技的措施在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展现效力。

21世纪后经济增长的要素驱动现象有恶化的倾向。2000年起，技术效率增长率持续为负。技术效率下降，表明社会对现有资源配置远离当前的技术前沿面。结合同时期技术增长持续为正的数据来看，该时期全国各地虽然均积极引进和发展新技术，但是，对现有技术的合理利用和配置都不足，存在着盲目引进技术、资本来进行生产的现象。2008年后，TFP增长率进入了下降通道，在2013年更是下跌了将近2%。原因可能是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政府出台的“四万亿”政策使一些生产效率低的“僵尸企业”不仅没有被淘汰，而且得到了持续的供血。经济体中存在大量容易获得流动资金，促使一些企业进行寻租活动，而非通过创新来获得利润。不过可喜的是，2014年起TFP增长率的数值有止跌回升的趋势，技术效率增长率、技术进步率均继续上升，说明国家“三去一降一补”和促进创新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产生了一定的成效。

一些学者认为，不必对TFP增长率下降过于恐慌。刘世锦等（2015）指出，当一国经济开始进入高收入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往往会放缓，同时其TFP增长率会处于相对缓慢但较为稳定的状态，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充分证明这一观点。但是，结合我国21世纪以来的投资、企业的表现，我国的TFP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盲目的要素和投资驱动所导致。

我国创新从引进式转变为以自主式为主。从TFP增長率及其分解的走势图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TFP增长率与技术进步率的趋势较为一致，技术进步率的下降引致TFP增速减慢。回顾本文对创新的定义，创新是指经济体系对要素的重新组合，成功的创新应为经济体带来技术进步的效应。对于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而言，其采用技术发达国家的创新成果，对现有要素进行重组，实现了技术进步，这种创新属于引进式创新。对于处于技术前沿的国家而言，由于没有可以引进和模仿的创新，其技术进步的实现只能通过自主研发，这种创新属于自主式创新。

从这个角度出发，就能认清中国技术进步率下降的原因。改革开放初至20世纪末时，我国经济能够通过引进式创新实现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创新相对难度较小，可以通过技术购买等方式，在已有技术基础上进一步研发成我国的创新，高铁属于其中較为典型的例子。但是，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以后，我国相当一部分技术已经处于世界前列，此时的创新主要是自主式创新，没有可以参照的技术和案例，研发成功所需的成本和时间较大，反映到数据上就是技术进步率降低。因此，从我国的技术进步率总体数据放缓这一事实，并不能得出我国创新能力和水平变弱的结论。相反，我们应该看到，现阶段我国创新主要从引进式创新，逐渐转变为自主式创新，并且要实现创新驱动，必须重视和加强自主式创新。

五、 结论

为了进一步了解目前创新与中经济增长的联系，本文利用DEA-Malmquist方法进行分析，总体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创新水平有了一定提高，并逐渐从引进式创新转变为自主式创新，但数据也表明，中国1998年～2015年期间经济增长主要是投资和要素驱动，并且有一定的恶化趋势，中国要成为创新驱动型国家仍有相当长一段距离。

因此，中国要实现2035年前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保持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必须加大政策力度，在全社会中大力激发创新的热情，要持续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广大群众参与到创新的过程当中，培育社会中的企业家精神；要加大研发力度，形成产学研一体的科技创新体系；要优化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降低大众创新面临的制度环境；要优化创新的“生态环境”，完善包括风险投资、孵化器、银行、律师服务、猎头、会计服务、咨询顾问等专业服务；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继续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在社会中营造创业创新文化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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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宪（1954-），男，汉族，江苏省射阳县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服务经济与贸易、宏观经济学；何雄就（1985-），男，汉族，广东省佛山市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创新与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