响堂山石窟文字楷化阶段形体混同现象研究

2018-09-20 02:02征,郑
语言研究 2018年3期
关键词:形体字形层级

刘 征,郑 振 峰



响堂山石窟文字楷化阶段形体混同现象研究

刘 征1,郑 振 峰2

(1. 河北经贸大学 文化与传播学院,石家庄 050061;2.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石家庄 050024)

文章以响堂山石窟北齐至隋唐时期的文字作为隶楷过渡阶段的代表来研究形体混同现象。从原形体与混同后形体的形义关系来看,以形体相近意义无关最多,形体上以简化而发生的为主;数量上体现出一定的普遍性、稳定性;另外混同关系具有复杂性;混同发生与形体层级、位置呈反相关;发生存在演进性以及造成文字系统简化,加强符号性。

响堂山石窟文字;楷化阶段;混同现象

响堂山石窟位于河北省邯郸市,是北齐皇室开凿的一组大型石窟,真实反映着隶楷过渡阶段的文字面貌,是北朝晚期到隋唐时期不可多得的文字材料。其中包含大量异写字、异构字等改变笔画或字形结构的省减写法,正如《六朝别字记新编》(马向欣1995)序言(同治)所说:“时值丧乱,文不画一,猥拙诡戾,缘此而兴”,那么为何北齐相较于其他时代给人文字尤其混乱的印象,本文试从形体混同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测查范围包括130块碑刻材料,3万8千多字形材料(80%为北齐文字),归纳出不重复单字1947个,将单字下异写字样进行拆分,总结出501个构件主形、1500多种写法,其中存在479个混同现象,包括6处整字、334处构件,139处构件内部的部分形体。

一 形体混同概况

混同是指相对共时的平面不同来源的形体写法相同的现象,按原形体与混同形体的形义关系可分为:

(一)形体相近且意义相关

(二)形体相近但意义无关

这部分占总现象的90%是探讨的重点,故按形成形体相近的原因再分别介绍:

(1)简化:混同后的形体较原形体笔画简单、书写便捷。

(2)繁化:增繁是正常的文字变化,“文字是语言的辅助工具,为便于识认,要求音义明确,又有增繁的趋势”(张涌泉2010:84)。以下是原形体笔画增加、延长使得形体复杂的情况:

(3)变异:原形体与所混形体本身就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写法发生变异而混同。

(4)融合:“黏合与分离,是就书写单位的交接变化而言的”(李运富2012:129),形体突破所属构件的束缚而相融合,形成的新形体继而与其他形体发生混同。

(5)离析:构件内部相分离,所分离出的形体与其他形体相混同。

(三)形体无关但意义相近

“岸”字构件“山”作“土”(2/5),山、土意义上有相关性,这种关系影响到了文字形体上。再如“澗”字构件“水”作“山”(1/1)也是由于山、水同类相关。“體”字构件“骨”作“身”(1/7),二者同为身体类,意义有一定联系。

(四)其他因素

图1 引起混同的各形义关系所占比重分析图

图2 混同发生的各项原因比重分析图

在混同前后的形义关系中以形体相近意义无关而发生的最多,形相近义相关、仅意义相近及一些特殊原因而发生的极少,可见意义上的相关性与混同的发生关系不大,形近才是主导因素。从混同发生的原因来看:形体来源多样但简化最多,其次是变异和繁化,融合与离析最少。

形体分析之外,还需量化考察混同形体的复现频率,且要根据可“类推性”(何山 2009)分类处理,因为有的混同可波及部首下全部单字或多个单字(其中发生混同的单字多于未发生的单字,简称“多发”,反之称“少发”),有的混同可涉及多个构件,这两种情况涉及范围广,应别于个别字发生而单独陈列。

混同形体发生情况统计表 表1

发生原因发生情况形相近义相关形相近义无关形无关义相近其他 简化繁化变异融合离析外层词语不明 部首下多字全部混同951 多发占主体112141 非占主体112 少发占主体2262 非占主体2814 参构多构件全部混同332 占主体11231 非占主体44 某字全部混同4518259124 占主体4401015611 非占主体1531511333214 仅一次7381819641110

479个混同现象占1500种构件变体的31.9%,且其中有115处发生于基础构件的主形中,可见发生数量庞大。由具体数据可见,涉及到部首及参构多构件的这些有很强扩散性的情况达98处,可见混同展现出一定的普遍性;其中全部混同、混同形体占主体在总现象中占到半数以上,二者涉及到部首及参构多构件情况达71处,可见混同现象又呈现了稳定性。

二 混同关系的复杂性

通过将不同混同现象相联系、比较归纳,在这些多对一的关系中还呈现着一些更为复杂的关系:

图3 混同关系的复杂性图示

(一)混同发生的双向性

这种关系反映了混同发生的交互性,下表以外的再如:宀冖、土士、木术、厂广、山止等共20组。

互相混同现象举例 表2

殳与攴又与攴衤与礻艹与 殳→攴發又→攴殿衤→礻初艹→藥 攴→殳數攴→又脩礻→衤礼→艹觀

(二)混同发生的多向性

(三)混同发生的间接性

这些现象加重了混同的随意性、复杂性,使得混同看似无迹可寻。由此我们认为有一个隐性的“相似范围”存在,在此形变区间里的变化可略带随意性而对使用影响不大,“渐渐地积非成是,取得合法地位”(王梦华 1992)得到“允许”约定俗成地记录语言。

三 混同发生与构件层级、位置的关系

构件“𡈼”、“壬”在“聽”、“望”、“任”中都是一级构件,为何混作“王”后可识别程度并不相同?“聽”字中构件“𡈼”只居于一角,最易识别;在“望”、“任”中虽同占字形的1/2,但“望”字另有两个变量控制;而“任”字只有一个,相较下识别最难。由此引发混同的发生与构件所处地位的思考:

(一)独体字的混同情况

(二)层级较低、所处空间狭小的形体混同情况

二三层新发生的混同现象有129处之多。通过对这些现象的调查,我们认为混同的发生与形体存在这样的关系:假设发生混同的形体为“形体1”,层级越低形体发生简化、被压缩的可能越大,越容易发生形变;又或者同一层级参构的其他构件越多,形体所处空间越小,而形体本身又越复杂,那么形变的随意性越大,二者成反相关的关系。“混同有损于文字准确记录语言的符号功能”(毛远明2012:131),但是字形内部形体对于字形识别的作用是不同的,“但使轮廓可寻,纵或点画增减,位置移易,亦不难推绎而识之”(《碑别字新编》启功序言,2016),正因为形体所处层级低、位置小,故其他因素越多、越复杂,该形体对整字的识别意义越小;再者剧烈形变的字形多较复杂,故涉及范围窄,很少成批出现。

形体1所处层级与字形识别的关系 表3

构形假设所处层级混同发生后整字的识别过程限制因素识别难易程度 独体字只能靠形体以外的其他因素(如:上下文等)0易混 第一层级依靠直接构件形体2+1较易混 第二层级依靠直接构件形体3,所参构的形体2+2较难混 第三层级依靠直接构件形体4,形体3,所参构的形体2+3更难混

四 混同发生的演进性

形体变化处在不断出现“很细微的差别,和改易的过程”(唐兰2005:93)中,混同是不同历时阶段都存在的现象。分别归纳隶变(以银雀山汉简为例)、楷化两个阶段的发生情况,可以将混同大致分作:

图4 银雀山、响堂山例部混同数量对比图

(一)造字时本就形近

(二)隶变时已发生

(三)隶楷阶段新发生

总的来看,混同现象在存有继承关系的296处形体(仅以银简为参照)中,造意本就相近的有25处,银简已发生的有106处,隶变后新发生的有165处。可见混同处于动态的渐进变化之中。

五 混同结果

混同后共归纳出166个形体指向,如“日”统摄15种“同形异质的构件”(王宁2015:103),再如“艹”(14种)、“田”(12种)、“口”(12种)等,他们不仅构字能力强,更造成了形体的简化。

(一)书写简化

最直观的是缩减了笔画数量,如下表的10个形体,混作“土”后笔画多被精简;其次是书写变得顺手、笔法简化,主要是曲笔作直笔、分笔相连。

形体混作“土”形例 表4

形体例字变作形态变化笔画变化形体例字变作形态变化笔画变化 士吉长短变化0丯害平直、简省-2 夭走平直、相连0大去平直、相连、简省-2 山岸义近0六陵平直、相连、简省-2 𡈼聽平直、简省-1之寺平直、相连、简省-2 犬喪平直、相连、简省-1毛屬平直、相连、简省-3

(二)数量减少

(1)构字能力强的形体取代弱的形体,示例可见下表。其他再如:“匸”作“匚”、“釆”作“米”、“𥝌”作“禾”等,这些消失的象形形体共计54个。这些形体往往参构字少、意义较罕见,被他形取代对交际影响很小。从而减少了构件总量,强化了文字的符号职能,有的甚至形成新的形义关系。

对象形形体的改造举例 表5

例字造意响文作混作形体例字造意响文作混作形体 牽引牛縻形冖麻大麻形木 牢圈形宀閉歫門物体形干 萬蝎足形艹宿席形百

响堂山石窟文字混同现象来源多样,呈现一定的普遍性、稳定性;混同关系复杂以及由于层级、位置的变化会加重混同的随意性;混同处于历时演进之中,最终导致了形体的简化。字形的发展在比较了形体简化利于交流的需求和字形意义丰富利于识别的要求后,对简化的需求更迫切。因而在文字发展中应顺应并引导着改造,使形体在混同时不断增强符号的本质属性,使系统在自我调节中趋于优化。

何山 2009 《试析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的系统性》,《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第3期。

李运富 2012 《汉字学新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向欣 1995 《六朝别字记新编》,书目文献出版社。

毛远明 2012 《汉魏六朝碑刻异体字研究》,商务印书馆。

齐元涛 2004 《隋唐五代碑志楷书中的形体混同现象》,《古汉语研究》第2期。

启功 1964 《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

秦公、刘大新 2016 《碑别字新编》,文物出版社。

唐兰 2005 《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凤阳 1992 《汉字学》,吉林文史出版社。

王梦华 1992 《汉字字形的混误与讹变》,《东北师大学报》第5期。

王宁 2015 《汉字构形学导论》,商务印书馆。

殷焕先 1981 《汉字三论》,齐鲁书社。

张涌泉 2010 《汉语俗字研究》,商务印书馆。

① 响堂山石窟形体取自:张林堂《响堂山石窟碑刻题记总录》,2005年。《总录》分两册,第一册(以“a”标注)选取北齐阶段材料共18篇,第二册选取北齐阶段(以“b”标注)7篇,隋唐阶段(以“s”、“t”分别表示隋、唐年代字形)76篇,在文字编制作时字形编码如:“a14·73”表示第一本第14篇(即《维摩诘经》)第73行,不再出现具体篇目名称,以使行文简明。

The Research of the Confusion of the Forms in Xiangtangshan(响堂山) Grottoes texts

LIU Zheng1and ZHENG Zhen-feng2

(1. School of Humanities,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 China; 2.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China)

We choose the characters from Xiangtangshan(响堂山) Grottoes texts to explore the confusion of the forms during the Li-Kai stage. The “shape similar, no relationship between meanings” occupies the primary of the form and meaning of the original and the confused form. From which,the “simple form” is the main reason. The confusion reflects certain universality and stability in quantity. We discuss the complexity of the relationship, the level and location of the forms, the evolution of occurrence, and the results.

Xiangtangshan(响堂山) Grottoes; Li-Kai Stage; The Confusion of the Forms

H123

A

1000-1263(2018)03-0078-07

河北省重点研究基地河北传世字书与出土文字研究中心2014 年规划项目“邯郸出土文字发掘整理”

刘征,女,1990 年生,河北邯郸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文字学研究;郑振峰,男,1965 年生,河北衡水 人,教授,主要从事文字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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