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更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吗?

汪辉平 王增涛

一、引 言

在全国工商联公布的《2015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联想和华为位列前两名，但对比发现，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两者的业绩发生了惊天逆转。1992年，联想的销售额是华为的17倍。2014年，两者的销售规模已经基本接近，但华为的净利润是联想的5.42倍。与此同时，2014年华为的研发投入为405亿，研发支出占比为14.46%，而过去十年中，联想研发支出占比从未超过2%，累计研发投入也只与华为2014年的研发支出相持平。如果我们把两个企业中主要蕴含的企业家精神分别称之为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和管理型企业家精神，那么从两者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短期内，管理型企业家精神更有利于企业的快速成长，但在长期内，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的后劲更足，更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推广到整个宏观经济层面，这样的道理是否同样成立？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和管理型企业家精神在短期和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也存在类似的差别？当前的中国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当中，已经越来越感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而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正是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维持可持续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因此，识别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Schumpeter(1911)和 Knight(1921)等学者很早就提出了企业家精神的概念，但由于缺乏相应的研究手段，企业家精神一直未能进入经济增长理论的范畴。直到20世纪60年代，Arrow(1962)等学者将技术进步、知识溢出和人力资本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才使得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增长的研究中得以体现。之后，相继产生的企业家精神市场竞争理论、配置理论和知识溢出理论等(Baumol，1990；Acs等，2013；Fritsch和Storey，2014)，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主要观点如下。

(1)从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随着大量中小企业尤其是创新型企业进入市场，企业数量的增加逐渐分散了市场结构，加剧市场竞争程度，促使企业不得不通过创新提高生产率，进而在市场中取得优势地位，从而促进经济增长(Lee等，2004)。另一方面，通过竞争机制，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会实施扩张战略，不断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而相对缺乏创新精神的企业则会由于产品竞争力下降，市场份额逐渐萎缩或者退出市场。产品市场的激烈竞争和适度模仿会刺激经济增长(Aghion等，2012)。因此，从理论的角度来看，企业家精神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机制之一是新进入者和现有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

(2)从企业家精神配置的角度来看。Baumol(1990)认为，只有让企业家精神更多地配置到生产性创新活动中去，产生更多的创新型企业家，才能促进经济持续增长(Baumol等，2009)。Murphy等(1991)认为企业家精神的配置是最有天赋的人的职业选择，如果大量的社会资源被寻租部门所占有，那么具有天赋的人就会试图加入寻租部门，并可能从事寻租活动，从而导致从事生产性活动的企业家数量减少，阻碍经济增长。因此，影响企业家精神在生产性活动和非生产性活动中配置的关键因素是两种活动所提供的相对收益大小，只有建立激励创新的报酬结构，促使企业家从事生产性创新活动，才能打破经济低水平发展。

(3)从研发与知识外溢的角度来看。Audretsch(2001)提出了“企业家资本”的概念，主要是指社会资本中对创立和发展新企业有积极作用的制度、政策、法治环境、文化氛围等，并将其作为企业内生增长的动力，他认为企业家资本主要是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来促进经济增长。大学、科研院所通常具有大量的科技发明和创意，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无法将其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而企业家恰好起到了将技术转化为产品、实现技术价值的中介作用(Audretsch和 Belitskim，2013)。尤其是在地理空间相邻的区域，现有科研机构人员的社会网络会有助于促进他们与企业家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识别商业机会，促使知识和技术在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快速扩散(Audretsch，2014)。企业家可以运用现有的资本、技术进行创新活动，并吸引其他地区的人才、金融资本向该地区集聚，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Acs等，2013)。

总之，以创新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正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企业家通过整合土地、资本、技术等资源，发明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雇佣员工，吸纳就业，提高劳动者收入，丰富产品市场，带动产业聚集，提供税收等，促进经济繁荣(Baumgartner等，2013；Toma等，2014；Li等，2015)。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大多充分肯定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促进作用，强调了企业家精神通过竞争、知识溢出等市场机制带来的收益递增效应。但还存在不足:在实践生产中，并非所有的企业家精神都从事创新活动，而可能会更多地从事管理活动，那么创新和管理活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是否一致？在短期和长期内是否存在差别？现有研究很少对此进行过探讨。本文首先将企业家精神区分为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与管理型企业家精神，引入“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比率”这一变量，在内生增长模型和生产关系模型基础上，构建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模型，并利用2009—2015年全球46个主要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二、理论模型构建

我们首先假设在生产实践中，企业家将他的才能用于两个不同的方面:(1)管理和经营当前的企业，重点在于利用和整合现有的人力、资金、技术等资源来提高当前的产出、销售和利润，即为管理型企业家精神。(2)积累更多的资本从事创新活动，重点在于通过发现或吸收新技术、新发明，并将其转化为新的生产工艺和新产品，从而提升未来在市场中的竞争优势，尽管会以失去当前的产出和利润为代价，即为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企业家精神在管理活动和创新活动之间的分配比例，而这正是本模型涉及到的最为重要的内生变量——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比率。

考虑一个完全竞争性的市场，人口N是内生的，并且完全就业，依据Lucas(1988)与Song 等(2011)等学者的研究，具有Ramsey形式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常相对风险厌恶的效用函数为:

式中，C(t)是 t时刻消费者函数，ρ是折现因子，θ表示相对风险厌恶程度，且θ＞0，θ≠1。

假设每个企业家的才能，即企业家精神的大小为E(t)，企业家将企业家精神的σ(t)从事创新活动，而将剩下的1-σ(t)从事管理活动，那么从事生产的有效企业家精神为 E(t)[1-σ(t)]，假设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具体如下:

式中，A表示外生的技术变量，K(t)表示物质资本，弹性系数0＜α＜1。

假设企业家精神定义如下:

式中，F表示决定企业家精神的经济环境，如市场消费能力、税收、居民收入水平等方面(Bologna，2014)。I表示决定企业家精神的制度环境，如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法治水平、行政效率等(Zhou，2011；Bjuggren等，2013)。R表示决定企业家精神的科技创新环境(孙早和宋炜，2012)。σ(t)表示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比率，是决定企业家精神在管理活动和创新活动中分配比例的关键变量，且0＜σ(t)＜1，如果没有企业家精神从事创新活动，则σ(t)=0。

因此，可以建立效应最大化问题的汉密尔顿函数:

式中，λ1(t)和λ2(t)为汉密尔顿函数的拉格朗日乘子。

由于动态线性规划中最大值原理要求H可微，并且由于折现因子ρ的出现增加了导数的复杂性，所以定义一个新的不含折现因子的汉密尔顿函数，即现值汉密尔顿函数，其中“现值”反映了新汉密尔顿函数的“非折现”特征(蒋中一，1999)。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新的现值拉格朗日乘子m1(t)和m2(t)，且满足下式:

因此，现值汉密尔顿函数可以定义为Hc:

通过对公式(6)和(7)求导，得到:

在公式(8)中，存在两个控制变量，分别为C(t)和σ(t)，那么分别对其求解一阶条件得到:

再根据修正的最大值原理，可以得到最优化问题的一阶条件:

由公式(12)、(13)、(14)，经化简可得:

再由式(11)两边求导数，可得:

因为本文探讨的是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所以在经济达到稳态平衡位置时，产出、消费、物质资本、企业家资本的增长率满足如下条件:

由公式(15)、(16)、(17)、(18)可得:

将公式(18)、(19)代入公式(4)，得出:

从式(20)可以看出，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比率σ(t)是由θ、ρ、F、I、R等变量共同决定的。

从式(19)可以得出，要使经济增长率r＞0，必须满足FIR＞ρ，且此时σ(t)＞0。

对式(20)中的变量F、I、R分别求导，可以得到下式:

由此可见，优良的经济环境、制度环境、科技创新环境对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对式(3)两边同时求导，得到:

式(23)说明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比率与产出增长率成正比，但是与σ(t)大小无关。于是，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在短期内与产出水平负相关，长期与产出水平正相关。

假设2:管理型企业家精神在短期内与产出水平正相关，长期与产出水平负相关。

以上的分析表明，企业家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创新活动而非当前的生产，在短期内，可能会导致较低的经济产出水平，但从长远来看，会提高产出增长率，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三、研究设计

(一)实证模型

根据上文的分析和本文的研究目标，进一步构造计量模型来检验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管理型企业家精神对经济产出的影响，该模型中包含了σit、IEit、MEit、时间趋势T、交互项 T ∗σit、T∗IEit、T∗ M Eit等变量，具体如下:

在式中，σit=IEit/Eit，其中σit表示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比率，IEit表示创新型企业家精神，Eit表示总的企业家精神。ln R GDPit表示经济产出水平，Lit为人力资本投入，kit为物质资本投入，Govit为政府支出规模，Openit表示对外开放度，均为该模型的控制变量。在式(24)中，α2表示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比率在短期内对产出水平的影响，α3表示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比率在长期内对产出水平的影响。在式(25)中，MEit表示管理型企业家精神，由公式 MEit=Eit-IEit计算得到，β4和β5分别表示管理型企业家精神在短期和长期内对产出水平的影响，同时在模型中还加入了变量IEit和 T∗IEit，以控制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和指标说明

考虑到样本国家的代表性和数据的连续性，本文选取全球46个主要国家为研究对象，样本的时间跨度为2009—2015年，数据来源于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GEM)、世界银行 WDI数据库，经计算整理得到各指标值，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推算得到。此外，为去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对于模型中涉及到的相关价格变量，折算到2010年的不变价美元价格。

总的企业家精神(E)。GEM 根据企业家行为的不同，将企业家区分为三种:创建新企业的企业主、新的企业所有者、在位企业的所有者，企业家总数则为这三种不同类型企业家数量之和。因此，我们将总的企业家精神定义为企业家总数占全部劳动者的比率，数据来源于GEM。

创新型企业家精神(IE)。对于企业家创新行为，GEM 采用两种方式来进行评估:第一，对于当前客户而言，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否具有新颖性，即是否存在产品创新；第二，创新企业在提供新产品或服务时，是否面临来自其他厂商较低程度的市场竞争，即是否存在市场创新。创新型企业家就是具备产品创新或者市场创新的企业家。因此，我们将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定义为创新型企业家总数占全部劳动者的比率，数据来源于 GEM。Koellinger(2008)采用2002—2004年 GEM 数据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他区分了创新型企业家和模仿型企业家，并对影响企业家创新的因素进行了探讨。

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比率(σ)、管理型企业家精神(ME)。因为在本文中将企业家精神划分为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和管理型企业家精神，根据这两个指标的定义，具体数值分别由公式σ=I E/E 和ME=E-IE计算得到，其中IE为创新型企业家精神，E为总的企业家精神。

产出水平(lnR GDP):用各国人均实际 GDP的对数来表示。

人力资本(L)。人力资本投入是指生产活动中实际投入的人力资本量，一般通过提高人的智能和体能来实现，这种劳动力的提升最终反映在劳动产出上。由于世界各国劳动力质量存在显著差异，若简单地以人口投入数来衡量，可能会产生严重的误差。在现有研究中，通常采用识字率、高校在校大学生人数、受教育年限等作为替代指标。由于一个地区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人力资本就越丰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越显著(Doms等，2010)。因此，本文参考 Barro(2001)的做法，采用各国2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衡量指标。

物质资本(k=K/N)。物质资本的增加是经济增长的直接源泉，用人均资本存量的对数来表示。K为各国资本存量，N为就业人口。借鉴张军等(2004)的方法，采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资本存量，估算公式为 Kt=Kt-1(1-δt)+It，其中Kt为当期资本存量，It为当期投资，δt为固定资产折旧率。根据世界银行 WDI数据库，我们采用不变价计算的各国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来衡量当期投资It。对于基年的资本存量，借鉴 Hall和Jones(1999)的做法，用基年的固定资本形成额除以每年各国固定资本形成额的增长率(g)与折旧率(δ)之和，计算公式为 K基=I基/(g+δ)。同样，参考 Wang和 Yao(2003)等学者的做法，折旧率取值为5%。

其他控制变量。政府支出(Gov)，反映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通常政府支出的比重越大，对经济干预力度就越大，市场经济的自由度就越低，过度拥挤的政府支出将可能会削弱企业家的创新积极性，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杨子晖，2011)，故采用政府支出占 GDP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对外开放度(Open)，对外开放是促进各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用进出口总额占 GDP的比重来表示。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比率平均值为 0.2693，这表明，从全样本的层面来看，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只占总企业家精神的一小部分，管理型企业家精神才是占绝大部分，两者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从最大值、最小值和标准差之间的比较可以发现，不同国家之间的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也存在较大差距，不同类型的企业家精神数值在最高国家和最低国家中甚至相差十倍以上，这反映出地区之间企业家精神发展的极端不平衡。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全样本的OLS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对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在模型中，以经济产出水平为因变量，以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比率(σ)及其与时间趋势变量的交互项(T∗σ)为自变量，分别利用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模型对方程(24)进行估计，结果如表2中第(1)、(3)列所示。对FE和RE模型Hausman检验的P值为0，表明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在该模型中，我们所关心的变量σ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T∗σ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表明一个地区的创新型企业家精神越富集，在短期内可能会降低经济产出水平，但在长期内却有利于经济增长，这初步证实了假说1中的推论。从世界范围来看，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并未从其阴影中走出，在多个国家和领域存在新的危机和风险。因此，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最为重要的反思结果是将创新驱动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通过科技创新，可以提高劳动力、土地、能源、资本等要素资源的利用效率。尤其是美国的科技型企业在金融危机中毫发无损，并事后成功引领美国经济快速复苏，给世界各国的企业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世界经济仍旧低迷，投资、出口乏力和消费不振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只有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加强自主创新，才是维持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技术创新越来越成为企业发展的新引擎。但是企业创新是个长期的持续过程，一般都会经历模仿、借鉴和吸收的过程，创新能力并非一朝一夕就具备的，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因此，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只有经过长期的投资和积累，才会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和已有研究，人力资本投入、物质资本投入、政府对经济干预力度、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等变量可能会影响经济产出水平，同时也是决定企业家精神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因素(Chowdhury等，2015)，若遗漏这些变量也可能会导致结果不可靠。为了避免这一问题，在回归方程中进一步引入了上述可能会影响经济产出的控制变量: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政府支出规模、对外开放度等，估计结果见表2中第(2)、(4)列所示，从 R2值的变化来看，控制变量整体上对经济产出水平有一定的解释作用。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采用FE模型更为合适。在该模型中，σ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T∗σ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两者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进一步佐证了假设1中的推论。这同时也表明，该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是比较稳健的。结果还显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对外开放度对产出水平有预期的正面影响。政府支出规模对产出水平存在负面影响，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对资源的约束和控制，无法为企业提供正面激励，造成低效的资源配置和价格扭曲，这会损害经济增长。

其次，对管理型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在模型中，以经济产出水平为因变量，以管理型企业家精神(ME)及其与时间趋势的交互项(T∗ME)为自变量，并控制了创新型企业家精神(IE)及其与时间趋势交互项(T∗IE)的影响，分别利用 FE和 RE模型对方程(25)进行估计，结果如表2中第(5)、(7)列所示。Hausman检验的 P值为 0，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在该模型中，IE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负，T∗IE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进一步表明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在短期内与产出水平负相关，长期内与产出水平正相关。ME的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下显著为正，T∗ME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管理型企业家精神在短期内与产出水平正相关，而在长期内与产出水平负相关，这初步证实了假设2中的推论。主要原因可能是管理型企业家精神能在短期内通过配置更多的人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组建管理团队，扩大生产规模，不断复制已经成功的商业模式，从而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在产品短缺的经济环境中，企业不必考虑市场需求，只要产品生产出来就能销售出去，管理型企业家生逢其时，如鱼得水，能够将其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但是，当下的世界经济不再是产品短缺，而是供给过剩和结构不合理，在这种经济环境中，企业家很难从管理型向创新型转变，由于缺乏创新活动和新产品，难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表2中第(6)、(8)列的模型中，进一步引入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政府支出规模、对外开放度等控制变量。可以发现，我们所关注的IE、T∗IE、ME、T∗ME估计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未发生明显改变，进一步佐证了假设2中的推论。这同样表明，该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是比较稳健的。结果还显示，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对外开放度对产出水平有预期的正效应，政府支出规模对产出水平存在负效应。

表2 全样本的OLS回归结果

(二)系统GMM的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避免由于遗漏变量可能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在公式(24)的右侧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1期，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同时企业家精神可能是内生的，因为经济增长会为企业和企业家提供更多的创新机会，诱导企业家精神发展，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逆向因果关系，从而导致回归模型中可能产生内生性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进一步采用系统 GMM 方法进行参数估计，该方法在现有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Arellano 和 Bond，1991；Blundell和 Bond，1998；Bond，2002)。系统GMM的估计结果见表3中的第(1)、(2)列所示。两个模型的Hansen检验的P值均显著大于 0.1，反映 GMM 估计中工具变量设定的有效性。Arellano-Bond检验中AR(2)的P值也均大于0.1，表明二阶差分方程中的残差项不存在显著的自相关，估计结果有效。在两种模型的回归结果中，因变量滞后1期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上一期的经济产出对本期的经济产出具有正向影响，也说明经济增长具有持续性特征。与表2中的估计结果相比，σ和T∗σ估计系数的方向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且都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在短期内与产出水平正相关，长期内与产出水平负相关，这再次佐证了假设1中的推论。

同样，在公式(25)的右侧加入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1期，作为解释变量，构建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GMM方法的估计结果如表3中第(3)、(4)列所示。可以发现，两个模型的Hansen检验的P值均显著大于0.1，反映GMM估计中工具变量设定的有效性。Arellano-Bond检验中 AR(2)的 P值也均大于 0.1，表明二阶差分方程中的残差项不存在显著的自相关，估计结果有效。IE、T∗IE、ME、T∗ME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与表2中的估计结果相比，显著性明显提高，方向未发生根本性改变。这意味着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在短期内与产出水平负相关，长期内与产出水平正相关；而管理型企业家精神则与之相反，在短期内与产出水平正相关，长期内与产出水平负相关。这再次佐证了假设1和假设2中的推论。

表3 系统GMM回归结果

续表3

(三)分样本的GMM回归结果

由于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制度、教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决定企业家精神发展的因素也千差万别，各国企业家精神发展水平也不尽相同。因此，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也可能与各国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本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将研究对象进一步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个子样本，在此基础上采用系统 GMM 方法进行参数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在发达国家中，σ、T∗σ、IE、T ∗ IE与表3中全样本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而ME、T∗ME的估计结果发生较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估计系数不再显著。这意味着，与全样本估计结果相比，发达国家样本无论是在短期还是长期内，管理型企业家精神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不再明显，这可能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基本都属于创新型国家，已建立起完备的科技创新体系，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达到 70%以上，企业真正成为科技创新主体，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发展迅速，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举足轻重。相对而言，管理型企业家只是凭借整合资源扩大生产，难以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有效影响。在发展中国家，T∗σ、T∗IE、ME、T∗ME的估计系数与表3中全样本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σ、IE的估计系数已不再显著。这表明，与全样本和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赖于资源和要素驱动，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缺乏，管理型企业家精神占主导地位。

表4 分样本的回归结果

续表4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结论的可靠性，进一步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中将因变量人均 GDP由人均居民消费支出来代替，以反映各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水平，采用系统GMM 方法进行重新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同样可以发现，所有模型的 Hansen检验和 Arellano-Bond检验表明工具变量设定和估计结果均有效。系统 GMM 估计结果显示，在全样本、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中，σ、T∗σ、IE、T∗IE、ME、T∗ME等主要解释变量估计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与表3和表4中的结论基本一致，模型的稳健性较好。这也表明，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管理型企业家精神在短期和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表5 稳健性检验

续表5

五、结 论

本文将企业家精神进一步区分为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与管理型企业家精神，并引入“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比率”这一变量，在内生增长模型和生产关系模型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来探讨创新型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利用2009—2015年全球46个主要国家的数据对此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1)从全样本来看，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在短期内与产出水平负相关，在长期内与产出水平正相关；管理型企业家精神则与之相反，在短期内与产出水平正相关，但在长期内与产出水平负相关。这表明管理型企业家精神只能在短期内提升产出水平，而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力。(2)从分样本来看，主要差别在于:对于发达国家，管理型企业家精神在短期和长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不显著；对于发展中国家，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显著。可能的主要原因在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发达国家已逐步成为创新型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管理型企业家难以通过整合资源扩大生产的经营方式来促进经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和资源驱动，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发展严重不足，难以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长期以来依靠要素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方式将难以为继，尤其在面对资源和环境不可持续供给的瓶颈时，发展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将成为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的结论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支持，那么能否创造出有利于创新型企业家精神成长的制度和环境是维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此，应进一步优化中国创新环境，着力构建有利于创新型企业家精神发展的长效机制，坚持持之以恒的创新政策，健全政策实施的协调保障机制；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为企业引进科技人才和技术提供全方位的政策支持；进一步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交流与合作，鼓励中国企业引进、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共同促进创新型企业家精神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