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生态散文的生活记忆与生命哲理

陈 想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两岸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福建 福州350007）

台湾地区的生态文学创作兴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为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韩韩、马以工、心岱、杨宪宏等率先发出了声音。不久，他们的生态报导文学就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反响（甚至影响了行政决策），推动了台湾的生态文明建设。在台湾生态文学的发展过程中，生态散文一直以其独特的魅力为作家和读者所钟爱。随后，刘克襄、洪素丽、徐仁修等人纷纷在生态散文创作上崭露头角。到了九十年代，生态散文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不仅体现在生态散文作品和读者数量的大幅度增加，而且体现在文坛上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生态散文作家，比如在九十年代就较有名气的刘克襄、洪素丽、徐仁修等，再如九十年代一发表作品就引人注目的廖鸿基、王家祥、陈玉峰、凌拂等。显而易见，生态散文作家数量的增加不仅意味着生态散文作品数量的增多、书写内容的丰富、表现形式的多样，而且意味着生态散文话语空间的拓展。尽管生态散文至今仍未引起人类的普遍重视，但它一直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台湾作家密切关注生态问题，笔耕不辍，创作出了大量的生态散文。通过细读，不难发现：这些不仅包含着作者的生态意识和环保思想，而且展现着作家对童年生活环境和美好记忆的追念，对“生与死”之类的生命哲理的思考。

一、生活记忆的追寻

生态散文与其它类型生态文学的最大的区别，应该是其对真实性的不懈追求。众所周知，小说常常通过各种艺术手法虚构故事和情节，进而通过虚构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隐秘地展现作者的思想情感；诗歌往往通过凝练的意象、跳跃的结构、鲜明的节奏、和谐的韵律等表达诗人的思想情感，也有很多虚构的成分；只有散文最接近生活真实——它并不刻意追求人物形象的复杂与独特、情节的曲折与离奇、意象的凝练与丰富，而是追求自然，直抒胸臆，娓娓道来，也正因此，绝大多数散文都表达了作者的真情实感。生态散文的真实性主要体现为：首先，作家接触的自然生态是真实的；其次，通过对个人生活记忆（生命体验）的追寻和民族生活记忆（文化习俗）的追思，作家直接书写其对自然的真实体悟与深层思考。

（一）个人生活记忆的追寻

生态散文作家在追寻个人生活记忆时，往往更偏重于童年时期的生活记忆。

不言而喻，童年时期，孩子们的知识和阅历相对较少，大千世界的万事万物在他们看来都带着神秘的色彩。这些神秘的色彩使好奇心强烈的他们乐于和自然接触，善于发现自然的奥秘，充分享受自然带给他们的乐趣。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阅历的增加，自然的神秘色彩在青年的心中渐渐消退，由此，他们对自然的热情随之慢慢减少，与自然的亲密程度随之不断减弱。虽然工作的压力和生活的重担让成年人没有时间和精力走进自然，但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自然总能带给孩子们许多美好的回忆。事实上，“Nature”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我们常说的“自然”，另一个是“本性”。孩子们天生就与自然是一体的，这是他们的天性使然。爱默生曾明确指出孩子与自然的关系：“这浩浩苍穹下的小小学童，明白了他与这博大的自然竟还是同根而生的。一个是叶，一个是花。他的每一条血脉里都涌动着他与自然的亲谊和感通。他与自然所同之根是什么呢？那不就是他灵魂的灵魂吗？”对于孩子们在自然中的亲切感，成年人一般来说是无法感受到的，因为他们较少关注自然本身，纵然关注了，大多也只是浮泛的“看见”。而在孩子们看来，大自然是非常神秘的，是变化莫测的，可以带给他们精神愉悦——这种愉悦可以从心底一直蔓延到全身。

对作家南方朔来说，与萤火虫共同玩耍的记忆承载了他孩提时代的欢乐时光。萤火虫是自然界奇特的精灵，它们往往生活于清新自然的环境中，每当夏季来临，在空旷无人的田野随处可见。在萤火虫纷飞的夜晚，热闹的孩子们仿佛来到了另一个美妙的世界。在许久未见到萤火虫的南方朔看来，成年后，他“会晤”的萤火虫“不仅是那闪烁着的点点星星，而且是一大片重新再来的童年！”南方朔在与萤火虫共舞的切身体验的基础之上，借助古典诗词的描写，委婉地表达了他对自然的热爱，同时也让读者更深刻地体悟到了萤火虫带给人类的特殊情感：萤火虫在漆黑的夜里为人打着小灯笼，不仅让人想到了大自然的毫无索取、无私奉献精神，对其生出一份发自内心的敬意，而且给人带来一种流萤沾衣、宽慰寂寥的会心，一种流萤起舞、星星点点的繁华之感。这是大自然带来的绝妙感受，虽然对每个个体而言不太一样，但万变不离其宗，就像萤火虫，带给南方朔的是童心与浪漫，带给我们的，大体也是如此。这样愉悦的生活是一去不复返的，唯有回忆一直留在脑海，让人永远怀念。

简媜也不例外，从小在宜兰长大的她对河流有一种亲密眷恋的情怀，特别是故乡的“童年河”——冬山河。这条河不仅养育了简媜，而且以其神秘的色彩、博大的胸怀带给她天真、愉快的童年生活。最让简媜怀念的，出乎我们的意料，竟是冬山河遭受风灾、产生水患、异常狂野时的生活。与成人的闻之色变不同，对她而言，那是充满神秘的“节庆”，因为孩子“当然不会估算灾害的严重性，不了解比穷更穷的那种穷是什么？孩童是唯一可以向天地借胆、向桀骜难驯的冬山河借胆的族群。”这样的豪情大概是孩子特有的，因为他们天不怕地不怕、无忧无虑、快乐自在。当然，大自然不仅无私地给孩子们带来了快乐，而且适时地启蒙了懵懂无知的孩童。当一望无际的平原笼罩在狂风骤雨中时，大自然就给孩子带来一种“孤寂之美”，让他们慢慢体会什么是“孤寂”，“孤寂”究竟“美”在哪里。这是书本、老师、学校所无法教授的，因为这样的感悟只有大自然才能给予。可以说，通过写作《河川证据》，通过对冬山河的书写，简媜不仅回忆了、找到了回不去的快乐的童年生活，而且得到了人生的启蒙和精神的历练——“从灾厄中学会勇气”，“靠这一身勇”，“找到不淹水的人生”。

总之，个人生活记忆中的“童年记忆”之所以重要，作家之所以要在生态散文写作中追寻童年的生活记忆，是因为它构成了作家生命体验和审美情感的基础，潜移默化影响着作家之后的生活，对作家的写作自然而然地产生着无法估量的影响。通过对个人生活记忆的书写，生态散文作家向我们展现了自然带给人的美好记忆与心灵感悟。但如今，电视、电影、电游、手游等娱乐方式不断推陈出新，不仅使成人常常忘了自然带来的愉悦与启迪，而且使孩子与自然越来越陌生。生态散文作家在作品中所描绘的童年生活将唤醒许多成年人尘封已久的童年记忆，进而促使其引导孩子乃至带领孩子重新走近自然、接触自然、认识自然，从自然中慢慢体悟人生的意义与生命的哲理。

（二）民族生活记忆的追思

从严格意义上说，台湾地区少数民族汉语文学的形成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宽松的社会环境、自觉的主体意识、多元的价值观等为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虽然台湾少数民族只有属于本民族的语言而没有文字，只能借助汉语进行书写，但是，很多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已经以第一人称的主体身份介入了台湾文坛，向主流社会展现着本族的历史、文化、心理、社会处境等。可以十分肯定地说，经过30余年的稳步发展，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已经成为台湾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台湾少数民族已不再是历史的缺席者。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虽然少数民族中的年轻一辈也积极地投身于现代化的都市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不断地发出声音，但是，台湾少数民族依旧面临着多种困境。

都市中的台湾少数民族不得不面对身份定位的难题，此外，长期伴随他们的还有因民族记忆和民族文化的淡忘而引发的种种忧虑。达悟族作家夏曼·蓝波安在16岁时就离开了家乡兰屿，长期在外求学工作；虽然历经多年的都市生活，但他并没有适应城市的高楼大厦、交通拥堵、环境污染和快节奏生活，在32岁时，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兰屿。事实上，这对他而言，既是回到原点，也是回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

“招鱼祭”是达悟族在飞鱼季招呼飞鱼的庆典，是达悟族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其主要内容是：集合族人，宣布鱼季中的禁忌之事和捕鱼规则，唱歌祝福好运，祈求自己在这一鱼季能平安无事；同时，人们还表达了自己可以参加子孙们类似庆典的愿望。飞鱼在达悟族人的心目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不仅是达悟族人重要的食物来源，而且是自然力量的象征。飞鱼会让蓝波安感到万分的舒畅，仿佛有股无法抗拒的、夹杂着海腥味的海风在强烈地吹拂着他、召唤着他。原因其实很简单，捕鱼是达悟男人的天职——“海洋作为达悟男人从事生产的场域，作为定义达悟男人之社会位阶的对象，长久以来，抓鱼于是成为达悟男人的天职”，也是蓝波安融入民族生活、找回自身价值、追寻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因此，蓝波安要用捕鱼来证明自己。但是，对十多年没有下海捕鱼的他来说，这是一项十分艰辛而且充满挑战的工作。当他身体力行、捕到许多飞鱼、凯旋归来时，不但异常激动而且感到自豪和骄傲，因为：在达悟族人的眼中，每一条飞鱼都有可以腾飞的翅膀，都是一位英雄；每个达悟族人都想成为英雄，但只有那些延续民族传统、传承民族文化、尊重飞鱼、搏击海洋的勇士才是真的英雄。

通过与飞鱼的较量，蓝波安找到了自身的定位；在专注聆听父亲的祈福时，他才真正体会到飞鱼文化的特质及其对达悟族人的重要性。飞鱼文化是一种反“贪”的文化，虽然这种文化有时对事件的解释并非完全客观，但它展现的是人们对人性、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这从老一辈族人对族民溺死在海里的原因的解释中便可略知一二。部落的族人一致认为：抓完飞鱼回家之后再次到海里潜水捕鱼，是“触犯了大海”，这是“心中存有‘贪’的欲望（禁止第二次潜水抓鱼）所致”。这种文化禁忌支配了达悟族人的海洋观。在传统部落中，这种禁忌对人类失当的行为显然有所遏制，但“这种信仰和这些禁忌的约束力在金钱至上的时代还能维持多久”是一个未知数。不过，信仰的力量终究是强大的，也是无法预测的。

台湾少数民族作家孙大川曾指出：“从某个角度说，我们对死者的‘认识’是‘倒叙’的。我们是在‘追忆’中逐渐‘发现’或‘领悟’死者生时言行的全幅意义。”对于逝去之人的理解是如此，对于民族文化内涵的理解亦是如此。虽然传统文化并未完全消失，但现实情况是，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青年走出部落，在都市里求学、工作、成家；随着时间的推移，遗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他们能记住的传统文化习俗只会越来越少，何况，这些人对本民族文化传统的了解本来就不是很多——往往是通过长辈们的言传身教逐渐领悟到一部分，就像孙大川，他对民族的了解就是通过母亲对自己身世和命运的零星的讲述而拼凑出来的，再如蓝波安，他也是通过聆听父亲、伯伯和叔叔以往出海捕鱼的经历，才深刻地体会到了海洋和飞鱼在达悟族文化中的重要性。

追寻民族文化、体验民族生活对夏曼·蓝波安来说，是一种自我身份的定位和对自我的肯定，而对排湾族的亚荣隆·撒可努来说，则是为了寻找民族的生存智慧与生命哲学。撒可努跟随身为猎人的父亲进入山林，巡视猎场，学会用心与大地交流，倾听父亲讲述老猎人与大自然相处的经验，感受父亲和本族先人的智慧。故事中，老猎人最终得到了水神的指引，开辟了水源，找出了拯救生命的水。但水神的指引显然是有“前提”的，如果老猎人不是将水源当作自己的朋友，与之平等对话，如何能得到水神的指引呢？水源下方的石板不仅是这一故事真实性的证明，而且是人与自然相互关心、和谐相处的证明。无疑，只有尊重自然、学会感恩、用心与自然交流，才能得到大自然善意的回应。

在排湾族的猎人文化中，自然与人们的关系就像父亲与孩子一样。人们只有带着一颗虔诚的心到大自然中，付出劳动，才能喝到“最甜、最有味道的水”——“唯有付出才能知道享用、受益的感觉”；“在便利商店卖水，那只能叫满足，永远得不到被自然、大地拥抱的那个亲情。”诚然，猎人们引水的杰作——“竹管用丫字形的树干撑着之后，延伸出来地是一个人身长，切半的桂竹，稍微拿掉中间的间隔，作为过滤细石和沉淀物的滤墙，最后水细细的落在水道的终点”，展现了他们的聪明与智慧，但真正体现其聪明智慧的是：他们一直认为，各种禁忌都是为了维持生态平衡、避免人性贪婪而设立的，只有尊重自然、爱护自然，才能让自然为人类造福；他们本可以捕捉更多的动物，挣更多的钱，但事实上，纵使被人认为循规蹈矩乃至愚蠢，他们也没有滥捕滥杀，而是严格地遵循自然的法则，“不越雷池一步”。所有这些，展现出的，显然不仅仅是他们对自然万物的尊重与敬畏，而且是他们的“大智若愚”。

对很多作家来说，“写作相当程度上是对遗忘的一种反抗”。生态散文作家通过写作来追忆个人生活记忆和民族生活记忆，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为了反抗遗忘。至于他们为何要反抗遗忘，原因大体有两个：其一，人是自然之人，遗忘特别是对民族生活记忆的遗忘，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忘本”的行为，而人最不应该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忘本，因此，需要通过回忆、讲述、写作等来反抗遗忘；其二，人是社会之人，每个人的记忆都承载着独一无二的生活经验与生命体验，丧失记忆就失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而每个民族的记忆都承载着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与生活哲学，如果民族内的多数人都丧失了记忆，这个民族可能就不复存在了。所以，我们必须通过回忆将被逐渐遗忘的时空重新连接起来，从中探寻和谐共生的生命哲理。

二、生命哲理的思考

从诞生的那一刻起，人类就与自然密不可分。为了生存，为了获取生活必需品，人类学会了各种技能。从茹毛饮血到刀耕火种到使用工具，甚至到今天的大面积机器生产、小面积工具生产，自然灾害从未销声匿迹——旱涝不均尚且时有发生，更不用说其他的自然灾害了。可以说，人们依然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在这漫长的历史中，人类从生产、生活等实践中总结出了一系列的经验，包括最基本的天气、时令、气候的规律，耕作、采收、贮存的经验，以及生活、做人、处事的准则等。此外，自然还常常引发人类对自身、对生命、对人生等进行不断的思考。

（一）人不是“自然的征服者”

几百年前，对于变幻莫测的大自然，人类尚未认识清楚，因而，对大自然的情感是十分复杂的——既有畏惧与不解，也有崇拜和尊重。当时的自然虽是人类生存资料的重要来源，但也存在着威胁人类生存的多重因素。今天，在物质生活较为丰富、自然资源面临枯竭与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突出、自然灾害频发等共同存在的阶段，人类对大自然的情感依然是复杂的，既希望物质生活更加丰富，也意识到了自然生态的异常脆弱，感受到了自然对人类的无情报复。

人类为了生存，拼尽全力获取生存资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人们将强大凶猛的动物当成天敌，将“温情就是懦弱就是包袱”的生存理念带入大自然，将自然资源当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惜一切代价，过度开采、使用甚至浪费、破坏自然资源，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变得十分紧张了，人的生存也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危险——来自大自然的报复。比如《鬼头刀》，在与鬼头刀的较量中，廖鸿基使出浑身解数，想把它拉至船尾，但它最终取得了胜利；可以说，鬼头刀那桀骜不驯的神采传达出的不仅是“你已经失去了这条鱼”，而且是你将失去整片海洋。表面看，作者写的是鱼；实际上，写的是自然。在人与鱼（自然）的拉锯战中，人的原始兽性、好战特性和求胜欲望被激发出来了，这使廖鸿基在梦境与现实之间不断徘徊。弗洛伊德认为：“梦，并不是无中生有的……相反，它们是绝对有意义的精神现象——欲望的表达。”廖鸿基在梦中与鬼头刀搏斗的场景充分地展现了他的求胜欲望，他渴望征服这种神秘而又凶猛的鱼类。但是，鱼真的可以被征服吗？鱼所象征的大海、鱼所代表的自然真的能被人类征服吗？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当看到公鬼头刀不再倨傲从容，而是陪着母鬼头刀一起摔滚时，廖鸿基才真正意识到：将岸上的战斗性带进大海是最大的错误。当人类伤害过它们之后，回应我们的只会是冷漠。海洋里智商较高的鱼类——海豚也一样，尽管人类非常友善地接触它们，但是，它们仍旧“始终保持警觉”，“不晓得是海豚的聪黠，还是渔人的悲哀”。显然，作者的言外之意是：这是人类的悲哀。

利奥波德说：我们要“像山那样来思考”。亚荣隆·撒可努的父亲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修一门功课——“猎人哲学”，“把动物当成人看待，把自己也想成是动物，你就会了解它们的习性，听得懂它们说的话”。试想，只有修完这门课，而且考核合格，我们才能对自然有更透彻的理解，才能领悟到：人类永远无法成为自然的征服者，不过，可以像山一样，像海一样，像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一样，成为自然的朋友。

（二）人是“迷途的羔羊”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能够接触、认识到的大自然也愈来愈广阔、越来越丰富。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不仅可以“上九天揽月”，还可以“下五洋捉鳖”。尽管人们对大自然的了解和掌握远远超出了前几个世纪的总和，但是，大自然仍是丰富多彩的、神秘莫测的、千变万化的、无法穷尽的。在陈冠学的笔下，台湾夏季最常见的西北雨（雷阵雨）似乎也充满着神魔鬼怪之力：一瞬间，天昏地暗，如同无数的恶魔妖怪张牙舞爪，震耳欲聋的雷声与闪电宛如泰山压顶，人类好像失魂落魄一样匍匐在地。这时候，“谁也不能逞英雄，因为此时在天地间除了它是英雄之外，不准有第二个英雄。此时它是无敌的大主宰，任何人都不能不慑服。”在自然的伟大力量面前，人类显得如此渺小。可以说，大自然的“英雄气概”不仅是电闪雷鸣的震撼和威慑力，而且是山顶日出时宇宙洪荒般的诡谲。云彩不断地飞奔、冲撞、纠缠，瞬息万变，太阳在光与色的交融中闪烁、晃动、翻腾，蹦跳而出。大自然“如如不动的永恒的东西，让人得到鼓舞与启示的东西，例如美或者气势，动与静的对立与和谐，生机与神灵”，在光影交错、风云变幻中透露出的哲理内涵深刻而又丰富，无论是瞬间与永恒、改变与不变，还是运动与静止、对立与和谐等，都给人以无限的启迪。人类也许永远都参不透自然的一切奥秘，因为自然有自身的规律和无可告人的秘密。

海洋是自然的一部分，虽然一望无际，但有自身的规律。海豚是海洋里的高智商动物，不同的品种往往有着不同的习性。当渔船靠近弗氏海豚时，它们则显得十分慌乱、急躁，像一群迷途的羔羊。与弗氏海豚惊慌、急躁的习性不同，花纹海豚则显得非常沉着、冷静。其实，人类的接近对很多生物来说都是一种侵扰，海豚当然也不例外。当弗氏海豚受到人类的惊扰时，花纹海豚就扮演着管理者的角色——控制弗氏海豚的活动范围，安抚它们的情绪，以此为生物圈的平衡作出应有的贡献。自然界各种各样的生物虽然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但都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在这样的关系里，船只显得特别多余”。在海洋中，对这样一群“迷途羔羊”来说，船显然是一个干扰者；而在整个生物圈里，人类也时常扮演着干扰者的角色，不断地介入自然，干扰自然生态的平衡。人类不了解海豚的眼神，更不了解海洋的奥秘——海上茫茫一片、幻象丛生，海下亦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人类贪得无厌的心永远不会满足，往往在金钱、利益、欲望面前迷失了自己；而海豚只要一片海水、一点食物、一份宁静，若与人类相比，几乎可以说是无欲无求。所以，与其说弗氏海豚是“迷途的羔羊”，不如说“在它们眼里，我们才是迷途的羔羊”。因为：只有它们，才真正地了解海洋，才不会迷失方向。

（三）生命的合理、轮回与不朽

自古以来，文人对生命生物顽强不屈、坚韧不拔的品质赞颂颇多，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耐寒唯有东篱菊，金粟初开晓更清”，等等。中国古人十分善于发现植物顽强的生命力，文人墨客们往往用自然生物的生理特质象征自我品格，用比喻、拟人、借代等修辞手法进行创作，将生物人格化，以物喻人，托物言志。现代生态散文同样毫不吝啬对自然生物的赞扬，但是，与古代文人的自我隐喻不同，生态散文书写者所称颂的是自然本身的生生不息。刘克襄在“拜访”老友——雀榕时，竟看到它旁边垂倒的“伙伴”的“身上”又有新的小雀榕从枯树里长出，它们已生根，且发出椭圆形的、浅黄色的嫩芽。显然，自然生物的顽强生命力已经超出了作者的想象。在刘克襄的笔下，枯木里抽出新芽“象征着新生命的孳生不息”，让人不禁想到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放眼自然界，诚如刘禹锡所说，新事物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总会代替旧事物（除非外力介入、人为压制），这是自然的法则，也是生命的哲理。

当然，对于雀榕的“生与死”，倘若从事物正反两面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角度来看，其一，生与死本就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相生相伴，无生无死、无死无生；其二，“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生是死的延续，死是生的开始。这其中，显然包含着中国古人的无穷智慧与深刻哲理。不仅生与死是相依相存的，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古往今来，人类对此有很多精辟的总结，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失败乃成功之母”，等等。所以说，凡事没有绝对的好与坏，究竟是好还是坏，要看人的眼光、态度与认识，这也进一步提醒我们要用辩证统一的眼光来看待事物。

黑格尔指出：“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世间万物的存在都是合理的，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和理由，而且，这种价值不是人为决定的，有的理由我们可能暂时还不清楚，但一定存在。因此，对宇宙之中的一切事物，我们都应在充分尊重的前提下，给予平等的对待。我们终有一天会老去，生命总有一天会消逝，但只要我们能放下一切成见，去体会生命更深层的意义，就能发现生命的奥秘。《大树之歌》中，雀榕确实是一颗普普通通的树，但又是一个伟大的生命，她的存在以及她虽死犹生、死而复生的存在，昭示着生命的尊严，展现了生命的力量。

总之，生态散文是作家们对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做出的积极回应。通过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对“生态整体观”的倡导，生态散文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类业已习惯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明取向，为构建和谐共生的理想社会和美好世界提供了文学维度和哲学层面的思考。同时，通过对个人生活的追忆、民族文化的追思和生命哲理的思考，生态散文书写者展现了自然存在的合理、人类的盲从和贪婪、生命的轮回与不朽，揭示了其对自然生命的深刻理解，表达了其对人类错误行为的严厉批判，展现了其对生命万物的哲学思考。

注释：

[1]与一般概念上的“生态散文”不同，文中的“生态散文”（与吴明益提出的“自然书写”的概念较为接近）须在一般概念上再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一，以人与自然的互动为主要写作内容；二，行文中揉合多学科知识。

[2][美]爱默生：《自然沉思录》，博凡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70页。

[3]南方朔：《今夜看萤去》，见王敏锋等编：《国中国文课本第四册》，台北：康轩文教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93页。

[4][5][6]简媜：《河川证据》，见金宏达编选：《象：海外散文名作》，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14页，第215页，第215页。

[7][11]孙大川：《纪念是另一种方式的相逢》，见陈万益编：《国民文选·散文卷3》，台北：玉山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7页，第149页。

[8][10]夏曼·蓝波安：《浪涛人生》，见陈万益编：《国民文选·散文卷3》，台北：玉山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226页，第230页。

[9]李瑛：《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37页。

[12]按照上下文的意思，应为“买水”，原文“卖水”疑似错讹。

[13][14]亚荣隆·撒可努：《水神的指引》，见黄志民主编：《国民中学国文第六册》，台南：南一书局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 15～16页，第 14页。

[15]格非：《小说是对遗忘的一种反抗》，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RS/837342.htm，2005年4月13日。

[16][17][19]廖鸿基：《讨海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页，第6页，第4页。

[18][奥]弗洛伊德：《梦的解析》，周艳红、胡惠君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65页。

[20][美]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侯文慧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24页。

[21]亚荣隆·撒可努：《飞鼠大学》，见孙大川编：《台湾原住民族汉语文学选集·散文卷（下）》，台北：玉山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149页。

[22]陈冠学：《大地的事》，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第25页。

[23]陈列：《玉山来去》，见张焮岚主编：《普通高级中学国文4》，台南：翰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28页。

[24][25]廖鸿基：《鲸生鲸世》，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0页，第61页。

[26][27][30]张颢瀚主编：《古诗词赋观止（上）》，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93页，第1626页，第762页。

[28]尹先敦编著：《菊花诗萃》，北京：华艺出版社，2002年，第17页。

[29]刘克襄：《山黄麻家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67页。

[31]方勇译注：《庄子》，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359 页。

[32][汉]河上公注，严遵指归，[三国]王弼注，刘思禾校点：《老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48页。

[33][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1页。